人體乃傳播最原初的源頭，人們會依據當代社會的主流身體規範規訓自己的身體，傳遞背後所代表的價值，也依此形塑自我認同。當前社會認定標準女體的要件中，我們往往都忽略了「沒有體毛」也是一項相當重要的條件。對女人來說，體毛的去留具有相當的政治性，並佔據做女人（being woman）過程的重要戰略位置。本研究探討女性在規訓身體時，其如何理解社會規範，並聚焦女性雷射除毛的動機、目的及經驗，又她們賦予它什麼意義。另外，也探詢女性身份認同與理解策略之間的關係。 / Human body is the most primal mean of communication, people discipline their body according to body norms of modern society. Body is used to be a message carrier, we change our appearances to express the valufe that we believe and shape our identification also. While we are familiar with the traits that constitute the "ideal female body" as defined by modern society, we often overlook the fact that "absence of body hair" is also an important trait as such. The women's decision of whether to keep or remove body hair has always ha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It i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female". This thesis focus on motive、 intention and experience of laser hair removal of Taiwan’s working girls. Explore how does the subject make sense about the norm of hair removal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minine identification and strategy of comprehension.

本研究的目的，係透過理論與實務的檢測，探討在種子人才培訓計劃中，內部行銷、組織認同與組織承諾的關係。在內部行銷、組織認同與組織承諾的變項中，哪些構面會影響三者關係的成立？組織認同與組織承諾在不同的個人背景下是否會有差異？台北與上海的種子人才培訓計劃成員，在性別、家鄉、年齡、級別、院所、幹部經驗是否會有差異？ 本研究係組織理論的量化分析，量化分析的資料係透過線上問卷與現場發送的方式而得。有鑑於種子人才培訓計劃係一橫跨兩岸的組織，本研究設計兩份問卷，以確保兩地的樣本有一定的數量。本研究使用的統計分析，包含：敘述性統計分析、信度分析、樣本代表性檢定、卡方檢定、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相關分析、迴歸分析。 本研究的結論如下：上海種子人才培訓計劃的成員，在內部行銷、組織認同、組織承諾的各個變項均較台北種子人才培訓計劃要來得高。內部行銷、組織認同與組織承諾的關係存在，且內部行銷會透過組織認同影響組織承諾。當組織的內部行銷機制完整度越高，成員對組織的認同感會提升，也會越容易對組織做出承諾。此外，當組織成員對組織的認同度越高時，越容易對組織做出承諾。 /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fi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internal marketing,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in “Seed Talent Program”. In those dimensions, what variables influence the connection? Are the different personal backgrounds influence the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The members in Shanghai and Taipei have difference in sex, hometown, age, level, institutes, guide experience or not? Our survey uses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e data was collected through online questionnaire and visit the place in Taipei. In view of the program have foundations in Taipei and Shanghai; we design two questionnaires to make sure get enough samples. The statistical methods used in the survey includ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liability analysis, representative rample analysis, t-test, one-way anova, correlation analysis, regression analysis. After testing 252 members in Shanghai and Taipei, we found that the members in Shanghai have higher scores in three dimensions than those in Taipei.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internal marketing, organiz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organization commitment exists. When the internal marketing mechanisms become well, the members have higher identification and easily to make promise in the organization. The relationship is controlled by the hometown variables.

這篇論文聚焦在考察戰國秦漢文本中的黃帝形象，而非其人之真實事蹟。從戰國到秦漢，黃帝具有多元的形象。作者試圖探詢的問題如下：戰國秦漢文本的黃帝形象為何？這些形象如何演變？演變發生的原因何在？期望這一研究能夠促使我們反思相關歷史的一個起點。 　　黃帝在血緣與文化方面的重要性，長時間以來都是中國民族主義史學中的重點。不過，並不是每一種黃帝形象都得到歷史學家同等的關注。純從現代人的角度進行研究，可能使研究者忽略，或扭曲另一個時代的人對黃帝形象的想像。本篇論文的目的即在全面探索黃帝在戰國秦漢政治、文化、民生、信仰中的多元角色及其受重視的程度。 　　戰國秦漢時期，人們對黃帝已經推崇備至。然而，當時人對黃帝形象的認識卻和今日有著微妙的差異。舉例來說，古人以黃帝為共祖的行為，除了表示血緣上的聯繫之外，也可能根基於當事人在所屬情境下，對歷史的解釋與認同感。作為聖王，黃帝受到學者讚揚與統治者效法；但是對於其人之成就與發明，仍然處於眾說紛紜的狀態。當時人的日常生活與信仰可能時常接觸黃帝之名，但其形象並不統一，有時甚至相互矛盾的。令人好奇的是，這些不一定都彼此吻合的形象，卻又不約而同地給予了黃帝正面的評價。 　　環繞黃帝形象的爭議並不罕見，尤其是在漢代。學者與朝廷對於整理與過濾相關史料的工作有過許多嘗試，《史記‧五帝本紀》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儘管當時學者可能有不同看法，由於能夠跨越大、小傳統之間的界線，多元形象對傳播黃帝故事或許是有利的。 / This thesis is a study of the images of Yellow Emperor in the texts from Warring States to Han, not his true deeds. The author tries to inquire following questions: what images of Yellow Emperor were depicted in texts of that period, how did those images change, and why did those changes happen. I hope that this study could eventually cause me reflex our understanding of relevant historical subjects. Since the turn of twentieth century, the positions of Yellow Emperor in the genealogy of kinship / culture have been one of the major concerns of Chinese national historians. However, not all kinds of images were concerned equivalently. Besides, those images of Yellow Emperor in ancient Chinese texts were sometimes neglected, or even distorted by modern historians according to their contemporary needs. Consequently, I try to rediscover the images of Yellow Emperor in the ancient Chinese texts as it were and try to explore their political, social, cultural, and religious implications in their own term. Though the images of Yellow Emperor had already enjoyed high profile from Warring states to Han dynasty, they were different from the modern popular knowledge and were shaped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texts. For example, the image as a common ancestor of ancient people is a fabrication / construction based upon the different needs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and family identity. The images as a sage king, though admired by ancient scholars, imitated by ancient rulers, never reached consensus. People in that era might highly appraise his images in daily and religious life, but those images were far from consistent. Interestingly, though inconsistent they were, they gave him positive evaluations. Disputes about images of Yellow Emperor were not rare, especially in Han Period. Scholars and royal court kept on trying to rearrange and filter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Yellow Emperor.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is the “Basic Annals of the Five Emperors (五帝本紀)” by Ssuma Chien (司馬遷). However, those versatile and vivid images could not be regulated, by royal court or by scholars, into a unified one, they were able to stride over the barrier between grand and little tradition, and help to spread those legends of Yellow Emperor.

本文旨在探討自民國成立以來至一九八八年，西藏民族自決問題的產生原因，發展以 及未來可能的變化。試圖解開中國與西藏雙方面對於西藏問題爭執的焦點，以促進此 一問題的明朗化。 首章為緒論，就本論文的研究目的，研究範圍以及研究方法，做一個整體的說明，並 對民族自決問題所涉及的相關概念先行界定。 第二章探討西藏民族自決問題產生的背景。以一九○四年英軍入侵拉薩做為中界點。 討論由於英國勢力介入西藏，造成此一地區固有政治形態瓦解的情形，以及中、英、 俄、藏在此一階段中的各項政治措施。 第三章探討民國成立以來以至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徹退來台期間，中國當局在西藏 問題上所做的宣示及努力，並以同時期西藏政治領袖對此一問題的相對性作法和意見 做為對比，以彰顯問題之核心。 第四章則討論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八年之間，西藏問題的變化，仍然採用中、藏對 比的方式討論之。並且加入國際關係以及國際法的影響，同時亦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態 度亦有所討論。 第五章結論部份，則以文化差異、民族認同，政治互動以及國際關係等四層因素，討 論此一問題的根本衝突以及未來可能解決之道。

在世界各多元族群國家紛紛產生族群間緊張情勢之際，台灣原住民於近六年來也以愈 來愈頻繁的社會運動，凸顯出與漢人間關係的變化，以及其對於自我族群的認同。 為降低族群間衝突，本文嘗試從基本國策、原住民與漢人間族群關係，以及原住民族 群認同等三個不同角度，檢視由蔡中涵立法委員研擬的「原住民基本權利法草案」， 並提出政策性建議。 全文共分六章，約七萬言。玆將各章重點摘述如下： 第一章首先說明研究問題的性質，接著再就本文中使用的重要概念一一族群、族群認 同及臺灣原住民基本政策，針對其理論意含，以及本文的研究需要，予以概念上的界 定。 第二章先檢討過去相關理論與研究，如同化理論、文化多元論、權力衝突理論、種族 偏見的相關研究，以及族群認同的相關研究等，根據這些研究成果，擬定本文的架構 ；並以架構為準，選定文獻探討法、問卷調查法及統計分析，作為本論文研究方法。 第三章探討與制訂民族政策有關的基本國策－－三民主義的民族政策主張，以及憲法 中的相關規定，都在討論的範圍之內。 第四章除就國外處理各式族群關係的政策類型進行探討外，並簡述原住民傳統社會文 化，進而分析原住民族群認同現況，以及原住民與漢人間的族群關係。 第五章以說明並檢討「原住民基本權利法草案」的內容為主。前二章探討的基本國策 、族群認同與族群關係因素，皆為衡量該草案適當性與可行性的標準。 第六章為結論，將簡述本文的研究發現，並試圖提出政策性建議。

本論文各章內容如下： 第一章：前言。敘述本論文寫作的動機，研究的架構與重點。 第二章：地理環境與歷史背景。分別敘述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地形、資源及新加坡之 由古代以迄近代自治獨立的歷史過程。 第三章：國家認同與政治權威的問題。計分兩節。第一節多元種族社會的國家認同。 分別探討多元種族社會之成立及其早期的發展；認同觀念的轉變；認同感的建立。第 二節政治權威的合法性。探討政治穩定的獲致；權威的本質；權威的承續。本章主要 偏重於政治文化層面之討論。 第四章：政治參與、行政能力及經濟發展的問題。本章則落實於制度與績效層面之探 討。亦分兩節。第一節行政能力政治參與。討論文官的動員；政府的地方基層組織， 諸如人民協會，公民諮詢委員會及居民委員會；行政角色與政治角色的不平衡。第二 節則就新加坡的經濟發展所造成的問題為探討。 第五章：穩定與變遷。乃本文之結論，除總結前述各章節，並提出對新加坡未來前途 之看法。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一)探討中年男人自我認同的生活目標數及整體生活目標指數與憂 鬱程度之關係。(二)探討中年男人的生活壓力、內外控與憂鬱程度之相關。(三)以逐 步多元迴歸分析法探討個人基本資料、自我認同的生活目標數、整體生活目標指數、 生活壓力、內外控等變項與憂鬱程度之關係，並闡明各獨變項在預測依變項時的相對 重要順序。(四)探討不同基本資料組的人年男人的憂鬱程度有無顯著差異存在。(五) 探討內外控變項是否會影響生活壓力及整體生活目標指數與憂鬱程度之關係。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研究對象為三十六歲至卜十五歲的中年男人共計四百二十四人 。研究工具除自編之「自我認同量表」及修訂之「生活事件量表」外，尚有「內外控 量表」及「情緒量表」。統計方法採用變異數分析、淨相關分析、共變數分析及逐步 多元迴歸分析。 本研究結果如下：(一)中年男人自我認同的生活目標數與整體生活目標指數對憂鬱程 度有交互作用存在，即中年男人自我認同的生活目標數的多少影響憂鬱程度的關係， 需視其整體生活目標指數的高低而定。自我認同的生活目標數多且整體生活目標指數 低的中年男人有最高的憂鬱程度。(二)在控制內外控與整體生活目標指數的情況下， 客觀生活壓力、主觀生活壓力（歡迎程度、影響生活的程度、影響長短程度、自己能 否控制的程度、預期自己能不能應付的程度）與憂鬱程度沒有顯著的相關。(三)在控 制生活壓力與整體生活目標指數的情況下內外控與憂鬱程度有顯著的相關。(四)內外 控變項並不影響生活壓力及整體生活目標指數與憂鬱程度的關係。(五)以逐步多元迴 歸分析結果發現整體生活目標指數是預測憂鬱程度的最重要變項。(六)不同居住狀況 組的中年男人的憂鬱程度有顯著差異存在。

此論文的目的在於探討八、九O年代台灣所發生的民族認同問題。由於民族認同所代表的是一個政治共同體歸屬的問題，在台灣特殊的歷史與內、外的政治結構之下，此一時期的民主化和全球化的發展，對台灣的民族認同問題帶來什麼樣的影響，這是本論文所關切的主要問題。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則是，媒介公共領域在這民族認同爭議的過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這個研究從八九年「亞銀年會」事件和九九年「兩國論」事件中新聞媒體的公共論述，來探討此一時期民族認同形構的變化，並從中了解民主化和全球化過程以什麼樣的方式影響著民族認同的論述，以及媒介公共領域的性質。 研究的結果顯示出，在這兩個事件中，媒介公共領域的國家與民族論述，最大的變化在於官方論述的轉變，媒介公共領域也出現了一些變化。兩個事件的爭議核心，都和官方試圖以新論述賦予政治共同體更明確的定位有關；而媒介的公共論述也顯示出，媒體公共領域是論述民族認同的重要場域，無論是在「亞銀年會」事件或是「兩國論」事件，有些媒體的公共論述形成與官方論述對抗的局面。由官方論述在這兩個事件中的變化，可以看到修憲等民主化對官方論述轉變的影響；民主化的另一個影響，則是媒介公共領域在民族主義立場的分歧化，這點在「亞銀年會」事件尚不明顯。全球化的影響在這兩個事件的比較中較不顯著，少數的論述中可以看到，國家和民族未來的想像與晚近兩岸經貿發展之間的關聯。 這兩個事件的比較顯示出，新聞媒體在其民族主義立場和作為政治共同體的公共領域之間，存在著一種緊張的關係。這顯現於兩類媒體的論述：一種是傾向於內部區分和排除的自我中心式的論述，另一種則是傾向於以他者的觀點來評估政治共同體的作為。這兩種觀點源於台灣特殊的內、外部的結構，但都不利於公民社群的團結。此論文最後以哈伯馬斯(J. Habermas, 1994: 134)的「共同視域」此一觀點，主張媒介公共領域的公眾溝通應根植於公民社群，並且以其歷史經驗對憲政原則的詮釋，做為公共溝通的「固定的參考點」，並在此基礎上尋求公民社群團結。 關鍵字： 民族認同、政治共同體、公共領域、共同視域、公民社群、團結。

本文嘗試藉由求力意志作為討論的核心，架構出尼采的思想體系，並藉由這個體系來理解，為何當代對於尼采的討論會呈現出兩個不同的面貌：企圖解構傳統形上學的尼采以及作為最後一位形上學者的尼采。並且以這兩種不同的尼采來看待主體和認同之間的問題，便會在該問題上呈現出兩個傾向。 第一種傾向，是較為進步的，而這主要來自於傅柯對於尼采系譜學的使用。這種使用方式同樣解構了傳統主體哲學對於人的預設，並且暴露出認同是被建構的，而非實存的這個事實。故認同是透過對差異者的排除，才能夠被凝聚起來，主體則是在認同的建構過程中一併被建構出來的。 第二種著重於「支配」的傾向，則來自於海德格對於尼采求力意志的詮釋。這種詮釋方式將求力意志視作為尼采形上學的核心，並將人類的意志帶到最高點，而超人就是意欲求力意志並投身於求力意志的最高主體。但這種新的主體建構卻會造成一種新的認同形式的出現，而使得對差異的排除和壓抑更為劇烈。

如何將網際網路與大陸市民社會的發展作一連繫，在過去已有許多人作過討論，本文試著由認識論的角度，就大陸市民社會理論做一審思。在立論上，本文需處理兩個轉折，首先，市民社會理論由來自西方文明，如何將其適用到中國社會，就得面臨第一個轉折；其次，網際網路是一個虛擬載體，如何與市民社會這一依託於現實社會的實體空間做連結，又需經過第二個轉折。 本文的處理方式，是首先檢視西方市民社會理論的發展歷程，抽繹其中的判別標準，再以此分析大陸市民社會的發展程度。為顧及理論與現實的配合，本文兼採歷史—結構研究途徑，使大陸市民社會理論在宏觀的歷史視野下，能經由國家與社會關係、公共領域、認同等三個切入點，完成第一個轉折。接著在以此三個切入點結合網際網路的特性，理解大陸市民社會理論與虛擬空間的適應性，並探究市民社會是否能在虛擬載體中尋得另一發展空間，以完成論文的第二個轉折。 網際網路雖然提供了大陸市民社會一自主、多元的場域，但網際網路的溝通邏輯卻非市民社會的層級結構所能涵蓋，即便因此擺脫了共黨權威的約束，也不能遽以認為大陸市民社會將獲得發展的契機，本文的重心雖放在大陸市民社會理論，但相信對西方市民社會理論也同樣具有啟發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