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漸行漸遠的兩岸關係，對岸近年推出一系列的惠台、交流政策，試圖強化兩岸民間互動，促進雙方和平統一。此類政策核心環節之一是兩岸青年交流，自2004年以降，邀訪活動即不斷擴大規模，參與頗為熱絡，但此類政策能否發揮所對岸期待的政治影響，目前未見系統的實證研究。有鑒於此，作者乃透過深度訪談，搭配以問卷分析，探討此類交流接觸經驗，能否轉變參與者的政治認知及政治認同。根據作者研究發現，參與此類活動後，台灣青年既有的刻板印象，產生相當顯著的變化，但若觸及深層的身份認同及統獨立場時，交流互動並無法發揮撼動的力量。

「音樂到底為我們記憶了什麼？音樂又如何的顯示認同的意義？」 是本篇重要探討以及論述的核心概念。 研究對象takoliyaw，即是花蓮縣玉里鎮高寮部落。論文的起點從一個阿美族的部落為主，探究部落裡的阿美族人音樂與認同之間的關係，並試著從takoliyaw’ay a pangcah（高寮的阿美族人）為主體，理解這群人如何歷經政權、宗教、環境的強勢與長期主導之下，仍持續扮演著記憶的核心與族群認同的一種標誌，族人也不斷能透過歌謠傳唱的方式來進行歷史的建構、維持其族群辨識範圍與邊界，其過程不斷影響內部整合與族群意識的凝聚。 而這個行動包括積極地重新恢復傳統上的部落祭典；以及確立人與人之間的網絡，透過生活中的各項聚會模式來進行；如此，takoliyaw’ay a pangcah（高寮的阿美族人）才能在生活當中的各項活動系統內擁有一體感與歸屬感，並宣稱自己與別的部落或族群所擁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與制度。筆者不斷在論文中論述的問題是，這群阿美族人從聚會活動中，如何地建構或重組過去的歷史，形塑集體記憶，同時在遺忘一些舊記憶之後也建立出新的記憶共同體。而這種「集體歷史記憶」（collective momory）與「結構性的健忘」（stuctural amnesia）的過程反映了族群的變遷狀態。循著這個概念，當研究高寮阿美族人共同創造歷史成了歷史記憶的一部分時，應付現實環境的變遷時，集體的創造或溯源共同記憶，經常也是形成認同的重要過程。 這是一個從音樂看見歷史；也是一個從音樂建構歷史的研究。從takoliyaw’ay a pangcah（高寮的阿美族人）音樂的傳唱、記載與行動記述了高寮的部落歷史、生活變遷、祭典的復振；進而看見自我認同及族群界線的討論。「作為認同建構的有效語言，音樂在此可視為一種過程。透過研究的各種現象例子，我們將觀察音樂如何積極地參與各種不同層次認同（如：性別的、民族的、社會的與政治的…）之建構。音樂與權力之間相關性的問題，經常與認同問題緊密地結合。這仍是相當吸引著我且相當有價值的一種面向與發展，啟發了我許多的反省與思考；將音樂看作一種社會活動的現象，甚至是一種手段與工具；藉由對音樂活動的考察，瞭解阿美族人如何透過音樂來達成不同層次的認同。 音樂除了可以記憶過去也可以反映持續發生變動的過程，同時也紀錄了自身認同持續的改變與適應。這樣的紀錄是當我們無法從文字的載述中尋求的時候，它早就已記取的部分，並作為族群認同重要的基礎與延續的依據。此外，在形塑、凝聚族群、部落集體的認同上，也是透過傳唱之中的內聚力得到了驗證。儘管是族人在社會上或是生活上的處境為何，是因為透過歌唱的場景將共同體的概念注入，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受到進一步的確認。在這樣的場景中，並不只是僅僅只是一種慰藉，而是每一個參與者用音樂的記憶來對自身文化的一種體認與追尋。 takuliyaw部落歷經時間、空間的改變，自教會進入、人口外流、漸漸又受到本土意識的重視、復振豐年祭等等。在這之間，音樂始終扮演著族人共生的關係，對於民族、社會、文化的認同也表現在音樂之中。成員間的凝聚力，是靠著日常生活的密集互動，更清楚的說，應是藉由音樂聚會的活動中從傳達共同的語言、文化，而建立出成員間的關係。使用這樣的傳唱機制，是一種具體在時間、空間轉換過程中，表現出族群內部主動性建構的主體意識。 因此，在形塑、凝聚族群、部落的集體認同上，族群文化的價值與規範是透過ilisin的展演而進行的，並且希望透過文化活動再度將部落的集體認同凝聚起來，於是在場內的所共有的規範制度，都可以說是一個在參與者與另一個參與者的彼此溝通、確認的場域，在每一段音樂的展演中就是一個連結的過程。同時，音樂當中所表現出的即是“部落一體”所代表的凝聚意含，因而年齡階級組織與老人權威在此成為族群認同的核心，族群文化的持續力。這樣認同所產生的共識，是一個共同營造的關係，而且是一種較能展現族人自主性的方式。從音樂活動中很容易讓參與者勾起許多共同的回憶、對於生命的相似感受，甚至激起集體性的認同，如同認同自己的部落、自己的族群、自身所處的位置、應該如何與他人之間形成共同的力量等等。這樣凝聚出來的集體認同，同時也是在一個與時俱進、不斷調整下所產生的，所以在場景裡的集體認同不僅是一種具有主動性的，在面對整個社會變遷的過程中，音樂傳唱中營造的集體認同更能夠成為族人面對社會的力量。 音樂始終扮演著一個重要的媒介，作為族群內部不斷自我認同自我累積的一種文化傳承，這樣的力量成為族人主動凝聚彼此的關鍵基礎，作為更為有力、準確的切入點與施力點。音樂與族群之間的感應與連結關係，是一種認同過程所形成的產物，而對於音樂中所隱藏的記憶、或者是意識，更是難以抹滅的，儘管社會變遷，在族人心中，這些音樂扣連著的，依然是當年的情景、情境與共同的期盼。音樂過程中所被訂定的規範來達到彼此間認同上的意義，我們可以說幾乎就是連結「過去」與「現在」可以將部落族人緊密結合的一種方式，並且產生共同的行動，建立一個共同理想的認同途徑。

本論文從現階段台灣本地的現象出發，爬梳「另類」（alternative）男性氣質的思考與脈絡，而大眾文化的論述又如何建構、行銷、挪用「型男」；進一步分析行動者本身透過跨文化消費與跨性別展演的實踐，重新理解當代的男生／身。 第一章即以台灣本地近年的男性雜誌、電視節目與服裝、化妝品的市場發展為始，勾勒出目前本地型男的發展樣態，接而回溯國外型男的發展歷史，討論國內型男現象如何「引入」國外的風潮。本研究以Paul du Gay與Stuart Hall（1997）所提出的「文化迴路」（the circuit of culture）的概念，作為本研究的思考脈絡依據與研究架構。 第二章的歷史背景陳述，爬梳了男性裝扮的歷史沿革，分別從大眾媒體與消費市場的角度來剖析該風潮的成長與發展，突顯了男性裝扮在歷史脈絡中的轉變，交雜實體的「物」與社會思潮的討論，搭建了本文於今討論的背景基礎。本章透過（數）個經典媒介文本作為對象，分析包括時尚雜誌、電視媒體、網路媒體、消費地景等，剖析媒介文本與消費地景的轉變對男性裝扮的建構與影響，以探討當代男性受媒介文本與消費地景影響後，透過消費與性別的展演作為實踐的方式之可能。 第三章為型男的跨文化消費探討，首先透過消費市場的現況搭建出台灣本地男性消費市場的面貌與幅度，繼而將探討行動者如何透過消費進行自我的風格建構，以及這些風格援引自哪些文化想像與風格類屬，進一步從中釐清消費物、消費文化與消費者之間的三重關係，並構築出台灣本地型男消費的力道與意涵。就個體的身份認同上，個體即在我群與差異化我群之間游移擺盪，正也對照於時尚本質的雙重曖昧性。同時，就跨文化層面來看，台灣本地的現象受到日本、歐洲、美國的文化影響，這三股力量的流動與相互作用，共構了本地行動者對於型男為何物的遙想。然而，本地的行動者也並非被動地接收各類資訊與文化傳播，反而主動地挪用、轉化、拼貼了異文化原始風格的意涵，重新塑造出新的形象，也產生新的意義。 第四章則是討論型男的性別展演，透過與理論的對話，以性別的跨界做為論述主軸，輔以型男自我闡釋的性傾向與性別認同，探勘型男在性別的認同上的突破與變異，勾勒出跨性別認同的光譜。本章以五位不同性取向的男性作為案例故事，從個案中看出「美」可作為男性氣質表現的選擇之一，陰柔的男性不必然是同志，異性戀男子也可以很Gay化；男同志可以與異性戀男子產生性別互動的關係，雙性戀的男性也可以在性傾向的光譜上遊走。因為對於身體的自覺與情慾的自主，才讓男性的性別想像有了更多的可能。 第五章則為結論部份，將對本研究的各面向作一總結，透過與行動者的訪談與二手資料分析，釐清行動者的意圖，沿著文化消費與性別認同兩主軸的概念進行討論，並指出研究過程中的限制與未來可能發展的方向。

在中國大陸的台商為免與家人長期分隔兩地，逐漸出現舉家遷移的情形，而被帶領到大陸生活的台商子女，在台商學校、港澳台班、國際學校與本地學校這些與當地接觸程度各有不同的學校環境中，有著迥異的族群接觸機會及經驗，對於這些孩子們的自我身份認同，會不會有影響？若有，則是什麼效果？ 本文認為，父母決定了其子女與當地深度接觸機會的多寡，若沒有與當地族群深度接觸的機會，由於他們對當地的印象僅來自表面的觀察，而產生或加深對當地的偏見，使其更為認同台灣；如果深度機會多但經驗不佳，亦會讓他們傾向認同台灣，但相較於前者仍有同時認同當地的可能；而深度接觸當地機會多且有正面經驗的孩子，將開始認同中國，但未必拋卻對台灣的認同，或可說其不再以國族、族群，而以生活品味、素質等標準作為我群與他群的分際。 / In case of family separation, some Taiwanese entrepreneurs have migrated to China so that their children would have various opportunities of intergroup contact and experience in diversity kinds of school. For instance, “Taiwan businessman’s schools”, “Classes for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International schools”, and “Local Schools”. Would these varied environments affect their identities? If the answer is “yes”, then what the effect is and how it works? This thesis indicates that, indeed, whether the children contact the locals deeper or not which is due to their parents’ decision. If the children lack for such chances to contact the locals, they would identify themselves as Taiwanese. Since the children’s local cognition has been only affected by superficial observation, it produces or strengthens their prejudice toward the locals. While the children are in a “Melting Pot” but not feel happy with their peers; hence, they tend to have Taiwanese identities and it is not impossible to have Chinese identities simultaneously in the future. As for the children who have local acquaintances certainly have Chinese identities more than those illustrated above. However, it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would definitely forsake their Taiwanese identities in stead of a new one. In fact, they may discard ethnic and use other standards as means of their identity options such as life styles and tastes.

國家主義從建立國家意識開始。但是移民國家在建立國家意識過程中常遇困難。國家意識的發展需要一個歷史背景和一個可以變成激動人心的國家努力的故事的文化獨立意識。有些移民國家缺少可以變成英雄傳說的歷史， 並且不知如何定義從他們的「母」國獨立出來的文化意識。他們經常在文化上感到次等。本研究探討這些因素如何在澳洲和台灣妨礙他們的國家意識的發展。 / Question: This thesis examines the question of why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Taiwan is weak. After an examination of the principal theories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formation, it posits the idea that recently settled nations have particular problems in constructing a sufficiently resonant historical narrative on which to build a national identity. Methodology: Taiwan’s weak national identity is established by the use of polling data. Australia is taken as an example of another country with weak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s demonstrated in the failure of the 1999 referendum on a republic. Traditional narratives of Australian contrariness toward its subordinate relationship with Britain are compared with modem historical analysis challenging such assumptions and the idea that conflict and movement toward separatism is inevitable. The weakness of Australia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s shown to be rooted in the lack of a narrative of development sufficiently rejectionist of Australia’s alternative identity as a British imperial possession. Taiwan’s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s then examined for evid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a narrative suitably rejectionist of Taiwan’s alternative identities as part of the Japanese empire and part of China. Conclusion: Taiwanese have failed to develop a narrative of nationhood. This has been due to assimilation pressure from non-Taiwanese governments, as well as cultural limitations inhibiting the spread of a nationalist ideology.

本研究利用生命故事中自傳式理解作為媒介，探討個體自我瞭解與心理適應的關係如何於生命故事中展現，由處理層面（認知努力、處理結果）、主題內容（救贖化歷程、汙染化歷程、生發主題、共群主題）切入，探索自傳式理解的不同面向與正/負向心理適應狀態間之關聯性；另一方面，追蹤參與者一年後的心理適應狀態，探討自傳式理解能否預測未來心理適應。本研究採用生命故事訪問法進行訪問，第一年收集48名大學生之生命故事與心理適應狀態量表（希望感/憂鬱）、第二年追蹤42名大學生之心理適應狀態，將訪問內容謄為逐字稿後，針對處理層面及主題內容進行內容分析的計分。研究結果顯示：（一）處理層面中之認知努力程度雖與第一年心理適應狀態無顯著相關或解釋力，但卻對第二年憂鬱程度有顯著解釋力，換言之當個體投入越多的心力在思考自我與過往事件的關聯，則其第二年憂鬱分數越低；處理結果與第一年心理適應有顯著相關，甚至對第一年希望感有顯著解釋力，但無法有效預測第二年希望感與憂鬱分數。（二）主題內容中救贖化/污染化歷程與第一年心理適應狀態皆有顯著相關，與過往研究結果相似，迴歸分析顯示污染化歷程對第一年憂鬱有顯著解釋力，但兩者亦無法顯著預測第二年心理適應狀態；生發、共群主題與第一年心理適應狀態無顯著相關，亦無法有效預測第二年心理適應分數。最後，針對研究結果進行討論並提出臨床上的運用、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之建議。 / In the present research, autobiographical reasoning (AR)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 between self-understanding and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This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process aspect (cognitive effort, process outcome), and the content aspect (redemption/contamination sequences, agency, communal) of A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 to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Also, participants’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hope, depression) was followed a year later to test whether AR could predict future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Life story interview was used to collect 48 college students’ stories in the first year (time 1), and 42 of them were followed in the second year (time 2).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relation between cognitive effort and T1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wasn’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However, cognitive effort could predict T2 depression. The more effort participants put on thinking connections between past events and the inner self, the less depression level they are in the next year. Process outcome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1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but it could not predict T2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2) Redemption/contamination sequence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1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Further, contamination sequences could predict T1 depression. But redemption and contamination sequences could not predict T2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On the other hand, agency and communal themes neither correlated with T1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nor predicted T2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Finally, implica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this study were discussed.

隨著政治在台灣不斷發展，兩者之間的關係也隨之而來 中華民國（ROC）軍事和社會。 民主化，民間社會的增長，經濟和社會自由化，以及更大 在性別和性取向方面的平等標誌著一個台灣社會 成為自由主義，大部分是在西方大部分地區發生的相同模式。如 社會變得更加開放和自由，一直有政府的傾向 政策制定者推動軍隊 - 一個重要的社會制度 - 在這個方向。 然而，問題出現，當西方例子遵循沒有適當 評估它們是否適合當地條件。一個例子是push 將中華民國軍轉變為全志願軍：這在西方工作，因為它 有機地發生，並基於之前進行的詳盡的社會學研究 實施。但對台灣來說是正確的嗎？ 為了評估西方例子的適用性，本研究使用其理論 構建後現代軍事模型，這是一個用於描述的理論構造 如何通過感知威脅的變化驅動軍民關係的變化。由開發 美國軍事社會學家查爾斯·莫斯科斯，約翰·艾倫·威廉姆斯和大衛·西格爾 PMMM描述了在美國軍隊和其他地方發生的變革 武裝部隊在世界上，並有助於理解軍民關係的狀態。這個 研究根據PMMM的11個維度來評估ROC軍隊 確定軍民關係的現狀，同時也提供評估 該模型適用於台灣的獨特背景。 本研究採用定量方法，使用對提供初級的中華民國公民的調查 數據，輔以文件證據，以確定民用軍事的現狀 關係使用PMMM的11維度作為框架。分析結果 表明，中華民國軍隊不適合PMMM的模式，但在某種程度上 雖然如此，卻揭示了台灣軍民關係的現狀。仔細看看這些 維度揭示了PMMM如何，而不是政策制定者的適當路線圖 但是它是了解中華民國軍民現狀的一個很好的工具 關係，還可以有助於形成更好的政策。 / As the polity continues to evolve in Taiwan, so too do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military and society. Democratization, the growth of civil society, economic and social liberalization, and greater equality in terms of gender and sexual orientation have marked a Taiwan society that is becoming liberal, largely in the same pattern that has taken place in much of the West. As society becomes more open and free, there has been a tendency for government and policymakers to push the military—an important social institution—in that direction as well. The problem arises, however, when Western examples are followed without a proper assessment of whether they are appropriate for local conditions. An example is the push to transition the ROC military to an All-Volunteer Force: this worked in the West because it happened organically and based on exhaustive sociological research conducted prior to implementation. But is it the right thing for Taiwan? In order to assess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Western example, this research uses as its theoretical construct the Postmodern Military Model, which is a theoretical construct used to describe how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transform driven by changes in perceived threat. As developed by US military sociologists Charles C. Moskos, John Allen Williams, and David R. Segal, the PMMM describes the transformations that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US military and other armed forces in the world, and aids in understanding the state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This research assesses the ROC military according to the 11 dimensions of the PMMM to determine the current state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while also providing an assessment of the model’s applicability to the unique context of Taiwan. This study employs quantitative methods, using a survey of ROC citizens providing primary data, supplemented by documentary evidence, to determine the current state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using as a framework the 11 dimensions of the PMMM. Analysis of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ROC military does not neatly fit the pattern of the PMMM, but in a way that nonetheless sheds light on the state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Taiwan. A closer look at these dimensions reveals how the PMMM, while not an appropriate roadmap for policymakers, is nevertheless an excellent tool for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ROC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can yet 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better policy.

本研究旨在瞭解生涯發展對學術類及職業類高三青少年自我認同狀態的影響，並根據文獻延伸探討性別、家庭社經地位、學業類型、學業成就、社團涉入程度及打工經驗與青少年整體生涯成熟度的關係。以新北市高三學生為研究對象，採隨機抽樣與自填問卷方式進行資料蒐集，共回收801份有效問卷(學術類：401份；職業類：400份)。接著透過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相關係數分析進行統計檢定，再由多元迴歸分析解釋生涯發展之認知、態度與能力三構面對兩類青少年四種認同狀態的影響。本研究之主要發現如下： 一、兩類青少年的發展軌跡不同：學術類高三生的生涯發展情形較佳；職業類高三生的各認同狀態程度較高。 二、生涯發展的認知與能力構面皆明顯有助於兩類青少年的認同發展趨向達成狀態。 三、生涯發展的認知、態度、能力構面皆不影響學術類高三生的認同尋求狀態；但認知構面會影響職業類高三生的認同尋求狀態。 四、生涯發展的態度構面是唯一會影響學術類高三生認同早閉狀態的生涯發展構面；對職業類高三生而言，認知、態度、能力構面皆會影響其認同早閉狀態。 五、生涯發展的認知構面會影響學術類高三生的認同混淆狀態；生涯發展的能力構面會影響職業類高三生的認同混淆狀態。 六、「性別」會影響兩類青少年的認同達成狀態及職業類高三生的認同混淆狀態；「學業成就」會影響兩類青少年的認同混淆狀態；「社團涉入程度」及「打工經驗」會影響職業類高三生的認同混淆狀態。 七、青少年的整體生涯成熟度受「家庭社經地位」、「學業類型」、「學業成就」及「社團涉入程度」的影響；不受「性別」及「打工經驗」的影響。 據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一、青少年工作者可多重視青少年在生涯發展的認知、態度、能力構面的表現，於服務中融入生涯議題的探討，並從生涯發展的認知及能力構面著手，提升其認同達成狀態。 二、協助傾向於認同早閉的青少年反思生涯的重要決定是如何形成的，使其有機會成為自己認同且喜歡的樣子。 三、留意認同發展上的性別差異，以及不佳的學業成就對認同混淆狀態的影響，並為其創造有利參與社團及安全打工的環境。 四、加強學術類高三生的生涯發展認知程度；培養職業類高三生生涯計畫的能力。

娛樂性媒介收視在過去往往被視為是「非政治」的。所幸，晚近文化研究成果已成功揭示閱聽人接收大眾文化文本的過程本質上也具政治性─閱聽人可能巔覆、抵抗正文意識型態，從而產生庶民的政治化意識。然而前述論點仍有潛在危險，因為一旦娛樂性的媒介收視非得涉及嚴肅的「政治性批判」才具備政治上的「合法性」，娛樂收視中的其它部份將再度受到貶抑。循此，研究者期待透過紀登斯的「生活政治」觀點為閱聽人研究中的政治問題賦予新的詮釋與可能。 本研究一方面回顧紀登斯的「自我認同」及「生活政治」論述，二方面蒐集了閱聽人觀影後的自我書寫資料並對其創用者進行深入訪談，以回應研究者的核心提問。結果顯示閱聽人接收媒介通俗文本時，同時在「看著他人的故事想著自己的心事」。過程裡，收視者的自我反思將帶動著自我認同的發展，從而和生活政治的推展產生聯繫。研究者希望透過本研究擴充當代閱聽人研究的提問角度，並和紀登斯的生活政治概念進行理論及經驗上的對話。 / Entertaining media reception has long been regarded as “irrelevant to politics.” However, a body of literature of Culture Study found that “reading-the-popular-text” is political in itself, since readers might subvert or resist the ideology embedded in the popular texts, hence, empowering them the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Yet, the above argument is incomplete: once entertaining media reception relate to policy only through the “politically critical reading”, the rest reading types of the audiences will be debased logically. Thus, this thesis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Life Politics”, raised up by Anthony Giddens, to inject new possibilities into the reception-study tradition. This thesis reviews Giddens’ theory on the one hand, collects the empirical data through audiences’ post-text on Blogs after receiving the popular text and self-narration in interviews on the other, to answer research questions. The result shows that audiences are inclined to reflex themselves while receiving the popular text. The whole process lead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elf-Identity which has a deep linkage to the modern course of Life Politics. The analysis and theories mentioned above will broaden our understanding of audiences’ reception as well as enlarge the usability of Giddens’ political thought.

為暸解北台灣地區高中生之自我中心表現與性別、父母管教方式、自我認同間的關係，乃以台北市及新北市共5所高中、高職學校之學生466人為研究對象，再採用個人基本資料問卷、「青少年自我中心量表」、「父母管教方式量表」、「自我認同量表」等研究工具，獲取所需資料，再以描述統計、獨立樣本t檢定、雙因子變異數分析、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結果發現： 一、高中生的自我中心傾向、假想觀眾特徵及個人神話特徵皆略高於中等。 二、高中生知覺父親所採用的管教方式以「專制權威」型為最多，其次則為「寬鬆 放任」型，而最少採用的管教方式為「忽視冷漠」型。 三、高中生知覺母親所採用的管教方式以「寬鬆放任」型為最多，其次則為「專制權威」型，而最少採用的管教方式為「忽視冷漠」型。 四、高中生的自我認同傾向以「認同遲滯」型為最多，其次則為「認同混淆」型，而最少傾向於「認同預定」型。 五、不同性別高中生的「整體自我中心」及「假想觀眾」特徵無顯著差異存在。但「個人神話」特徵有顯著差異存在，男高中生比女高中生會有較多的「個人神話」特徵表現。 六、男高中生知覺父母採用最多的管教方式類型為「專制權威」，而女高中生則為「寬鬆放任」。 七、女高中生傾向「認同遲滯」型的多於男高中生；男高中生傾向「認同有成」型、「認同混淆」型及「認同預定」型的多於女高中生 八、性別與父母管教方式並不會交互影響高中生的「整體自我中心」表現、「假想觀眾」特徵及「個人神話」特徵。 九、父母採用不同之管教方式，整體高中生的「假想觀眾」特徵及「個人神話」特徵有顯著差異存在： 1. 父親或母親採用「開明權威」及「專制權威」的管教方式，比採用「寬鬆放任」的管教方式，高中生會越常顯露出「假想觀眾」特徵。 2. 父親採用「忽視冷漠」的管教方式，比採用「寬鬆放任」的管教方式，高中生會越常顯露出「假想觀眾」特徵。 3. 父親或母親採用「寬鬆放任」的管教方式，比採用「開明權威」及「專制權威」的管教方式，高中生會越常顯露出「個人神話」特徵。 4. 父親採用「寬鬆放任」的管教方式，比採用「忽視冷漠」的管教方式，高中生會越常顯露出「個人神話」特徵。 十、 性別與自我認同並不會交互影響高中生的「整體自我中心」表現、「假想觀眾」特徵及「個人神話」特徵。 十一、自我認同類型不同之高中生的「整體自我中心」表現、「假想觀眾」特徵及「個人神話」特徵有顯著差異存在： 1.自我認同類型傾向「認同有成」型及「認同遲滯」型的高中生，比「認同混淆」型者，較常顯現出自我中心的表現。 2.自我認同類型傾向「認同遲滯」型的高中生，比「認同混淆」型及「認同有成」型者，較常顯現出「假想觀眾」的特徵。 3.自我認同類型傾向「認同有成」型的高中生，比「認同遲滯」型及「認同混淆」型者，較常顯現出「個人神話」的特徵。 十二、整體高中生的「認同有成」、「認同遲滯」之自我認同傾向及父親採用「寬鬆放任」的管教方式等變項，為預測高中生「整體自我中心」表現、「假想觀眾」特徵及「個人神話」特徵的重要變項，預測力分別為12.7%、14.3%及14.7%。 本研究根據上述研究結果加以討論,並提出數點建議，以供後續相關實務工作及研究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