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以往研究指出有許多變項會影響關係滿意度，但似乎忽視了「比較」此一變項也在改變關係滿意度中佔有一席之地（VanYperen & Buunk, 1994）。本研究從Buunk與Ybema（1997）的認同-對比模式，針對台灣一般大眾的親密關係進行社會比較研究，試圖瞭解「社會比較方向」是否會對正向情緒、負向情緒及關係滿意度產生影響，及其影響程度是否會受到「認同比較對象程度」與「社會比較傾向」的調節。本研究的主要設計為2（社會比較傾向：高、低）× 2（比較方向：向上、向下）× 2（對比較對象認同程度：高、低）的受試者間獨立設計，其中社會比較傾向用以愛荷華-荷蘭比較傾向量表（INCOM）施測；比較情境則由實驗者操弄，讓受試者閱讀不同比較對象之親密關係的編構故事版本；認同則遵循Buunk的派典加以測量。研究對象是在本研究進行時有交往對象者，第一階段受試者中男性267人、女性673人，第二階段受試者中男性36人、女性119人。調查所得資料分別以描述性統計、t檢定、MANOVA、ANOVA及階層迴歸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認同於向上比較對象的受試者，比起低（不）認同者，產生較高的正向情緒，較低的負向情緒，而認同於向下比較對象者比起不認同者，產生較多負向情緒，亦即發生了情緒的類化效果；低認同者，不管是向上或向下比較，在正向情緒上，沒有產生差別反應，但是在負面情緒上，則產生了情緒的對比效應，向上比較時，其負面情緒高於向下比較時，唯滿意度變化上無顯著影響。高社會比較傾向者的負向情緒於比較後顯著高於低社會比較傾向者，高社會比較傾向者的滿意度下降也顯著多於低社會比較傾向者，意即高社會比較傾向者較易受到社會比較的影響，特別是負向的社會比較效果。最後，研究者針對上述結果進行討論，並對本研究的限制與對未來研究的建議提出說明。

近年來，台灣社會當中掀起了一股「台客文化」熱潮，不但有越來越多人以「台客」自稱，亦有「台客」為名的書籍出版、以「台客」為名的活動舉辦，形成了一股文化「台」風，本文探究「台客文化」之社會想像的形成及其文化意義。 「台客」這個詞彙最早起自於50年代，外省人嘲笑講國語不標準的本省人是「台客」，近年來則又在青少年次文化場域中興起，指著穿著打扮很俗氣、不入流的人，多半帶有鄙視的意味。不過，2005年八月，歌手伍佰、陳昇等人舉辦「台客搖滾」演唱會，翻轉「台客」一詞原來的負面意涵，將「台客」視為一種「驕傲的認同」，聲言「在台灣，人人都是台客」、「台客就是台灣的文化」，帶動了社會中「以台客為榮」的「新台客」論述，以「台灣特色」形成「台客文化」的想像軸心，使得檳榔西施、歌手伍佰的搖滾樂、傳統的布袋戲……等均接合進入「台客文化」的想像中，形成了一股「台客文藝復興運動」。不同於當前「台客」的研究多半將「台客」的意義固定、本質化的處理，在觀察的取徑上，本文採用拉克勞與慕芙(Laclau&Mouffe)霸權／論述理論中的「空符徵」(empty signifier)概念作為切入此一現象的理論與方法，考察「台客」一詞意義流變的論述軌跡，如何從一個狹義的風格指稱，逐漸擴大成了一個促動關於「我們台灣」之文化共同體的想像的符號。 本文以為，使得「台客」擴大成為代表「我們台灣」的空符徵之所以可能，乃在於「新台客」論述將「台客」建構為一種得以與美、日、韓與之抗衡、代表我們台灣特色的文化想像，吸納了台灣社會流行文化語境當中長期以來始終處於哈韓、哈日、哈美而獨缺哈台的文化認同焦慮情緒以及隨之期望「哈台」的文化民族主義文化主體慾望，成為文化全球化衝擊之下，一種「本土化」力量的抗衡與反撲。另一方面，本文也發現，在「人人都是台客」、「台客就是台灣文化」這樣文化共同體的光明號召論述下，看似「眾聲喧嘩」的「台客文化」想像之中，仍有一個「主音」是被明顯合唱的——那麼便是將在過去國民黨語言政策下所壓制的遭到禁制的台語歌、布袋戲、歌仔戲，在這一波「新台客」論述中以「台客」之名重新被歡呼，一方面是針對「舊台客」論述當中的語言歧視問題藉著「新台客」的意義重整進行象徵鬥爭，另一方面亦顯露了「台客文化」的形構力量，除了相對於「全球化」的「本土化」意識之外，亦顯露了與「中國」相對的「本土化」力量，在兩種「本土化」的交錯張力之中，開啟了通俗文化場域當中「台灣性」(Taiwaness)的想像起點。

鍾芭‧拉希莉(Jhumpa Lahiri)的小說《同名之人》(The Namesake, 2003)被視為近年來探討移民問題深刻的作品之一，書中描述移民家庭的新舊拉扯與兩代之間的文化難題。在此跨世代與跨文化背景下，拉希莉以文化翻譯者的角度述說移民過程中的困境、糾葛。 本論文將透過對於當代翻譯理論的引用，探討拉希莉如何運用翻譯策略書寫《同名之人》並論述拉希莉如何以翻譯為主要概念開展書中角色的離散經驗與身份認同。 第一章略述《同名之人》的梗概、介紹其相關評論與說明本論文理論架構。第二章藉由對當代翻譯理論的發展回顧建立對翻譯的重新認知；同時，也將詳述拉希莉與其作品以及翻譯的密切性。第三章檢視離散理念，進而分析離散主體在居間性(in-betweenness)中的文化翻譯。第四章透過對身份認同的探究，釐清翻譯對於離散主體身份建構的不可或缺性。第五章重新討論翻譯與起源(the origin)的問題，並點出翻「異」的價值性所在。 / Jhumpa Lahiri’s The Namesake (2003) has been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brilliant literary works that deals with immigration in recent years. In the novel, Lahiri takes the readers into a full picture of an immigration family, unfolding the hardships of preserving traditions in a new world and the conflicts of seeking roots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Writing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ross-generations and that of cross-cultures, Lahiri plays the role of a cultural translator, who detailedly narrates the predicament in the process of migration. The present thesis would like to adopt translation theories to examine how Lahiri writes The Namesake through translation. In addition, the present thesis also aims to shed light on the concept of diaspora as well as the notion of identity by taking translation into consideration. Chapter One begin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Namesake and the methodology used in the present thesis. Chapter Two focuses on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on building the interrelationship among Lahiri, Lahiri’s literary works and translation. Chapter Three concentrates on the study of diaspora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practiced in in-betweenness. Chapter Four pays attention to the concept of identity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translation. Chapter Five reconsiders the question of origin in translation and validates the value of “translating hybridity”.

2011年修正公布行政院組織法草案，明定於行政院下新增衛生福利部，經過兩年組織規劃後，於2013年衛生署正式合併部分內政部與教育部單位，升格並改名為衛生福利部。對於此一新組織來說，內部涵蓋了來自不同背景之三大單位，在整併成新組織的過程中，不免須面臨劇烈的組織變革行動，身在其中的組織成員不僅自身需調適來到新組織的心態與工作模式，更肩負組織變革行動的規劃與執行，可謂是整個組織變革的重要關鍵。 因此，本研究以中華民國衛生福利部為主體，就衛生福利部所進行的一系列變革行動進行深入探討，並從認同觀點切入，透過訪談方式了解衛生福利部在組織變革的過程中，是否有哪些行動影響成員對新組織的行為與決策表現，而成員面臨組織變革時，此新組織的條件以及經歷組織變革所得的感受，是否有增加或減低成員對新組織的認同度，這個認同度的幅度，是否有會影響其在組織變革中的行為，進而造成變革的成功或失敗。 本研究從五芒星理論與變革程序理論出發，分析變革過程中的行動，對於成員對組織認同度的影響，並找出變革中對認同程度負向影響的因子，提出行動建議。本研究以單一個案深入探討之方式進行研究，個案主體所進行的組織變革亦仍在進行，因此透過此研究除期望能向衛生福利部提出更具體之變革決策建議，亦希望能做為其他有意要進行大規模變革的組織，在變革行動上之參考。

本研究旨在瞭解新住民家庭青少年台灣族群認同、母親原生國族群認同與自尊在不同人口背景變項上的差異，並探討三者間的關係。 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法，以新北市板橋區、新莊區、三重區為範圍，共抽取八所公立國中之全數新住民家庭青少年為研究對象，最後獲得496名有效樣本。研究者以「台灣族群認同量表」、「母親原生國族群認同量表」、「自尊量表」等為研究工具，經資料分析後本研究之結果如下： 一、新住民家庭青少年對於台灣的族群認同與母親原生國的族群認同感，以及在自尊的表現上皆達到中上程度。 二、新住民家庭青少年對台灣的族群認同顯著高於對母親原生國家的族群認同。 三、新住民家庭青少年的台灣族群認同與人口變項有密切關係： （一）「是否與母親同住」會影響整體的台灣族群認同感、台灣族群歸屬感與台灣族群態度。未與母親同住者的整體台灣族群認同感、台灣族群歸屬感與台灣族群態度顯著高於有與母親同住者。 （二）「母親教育程度」、「父母親總收入」會影響台灣族群知覺。母親教育程度高中以上者的台灣族群知覺程度顯著高於母親教育程度國中以下者；父母親總收入高於四萬元者，其台灣族群知覺程度顯著高於父母親總收入四萬元以下者。 （三）「父親教育程度」會影響台灣族群歸屬感。父親教育程度高中以上者對台灣的族群歸屬感顯著高於父親教育程度國中以下者。 四、新住民家庭青少年的母親原生國族群認同與人口變項有密切關係： （一）「年級」會影響整體母親原生國族群認同、族群歸屬感、族群態度與族群投入。就讀於七年級與八年級者在整體母親原生國族群認同、族群歸屬感、族群態度與族群投入的程度皆顯著高於就讀九年級者。 （二）「是否與母親同住」會影響整體母親原生國族群認同、族群知覺、族群態度以及族群投入。有與母親同住者，其整體母親原生國族群認同、族群知覺、族群態度以及族群投入的程度皆顯著高於未與母親同住者。 （三）「父、母親教育程度」皆會影響對母親原生國的族群知覺。父、母親教育程度為高中以上者，其母親原生國族群知覺的表現顯著高於教育程度國中以下者。 （四）「自覺家庭經濟條件」會影響母親原生國的族群投入。自認為家中經濟條件與其他家庭差不多者在母親原生國的族群投入上顯著高於自覺家中經濟低於其他家庭者。 五、新住民家庭青少年的自尊與人口變項有密切關係：「是否與母親同住」、「父母親總收入」，以及「自覺家庭經濟條件」會影響自尊。有與母親同住者、父母親總收入高於四萬元者、自覺家庭經濟優於其他家庭以及自覺與其他家庭差不多者，其自尊會比未與母親同住、父母親總收入四萬元以下者、自覺家中經濟劣於其他家庭的新住民家庭青少年顯著更高。 六、新住民家庭青少年之「台灣族群認同」、「母親原生國族群認同」、以及「台灣與母親原生國族群認同間的落差」皆與自尊達到顯著相關。 七、新住民家庭青少年「自覺家庭經濟條件」、「台灣族群認同」、「母親原生國族群認同」對自尊具有解釋力。 　　最後，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結果，提出對教育策略、政策規劃、實務工作者以及未來相關研究之具體建議。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relationships among ethnic identity and self-esteem of the adolescents from new immigrant families in Taiwan. Three questionnaires -“Ethnic Identity toward Taiwan Scale”, “Ethnic Identity toward Nation of Immigrant Mother Scale”, and “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 were applied for data collection. There were 496 subjects selected from 8 junior high school in Banqiao, Xinzhuang, Sanchong District in New Taipei City.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 1. For the adolescents from new immigrant families, the ethnic identity toward Taiwan and their immigrant mother’s nation and the self-esteem were all above the average. 2. For the adolescents from new immigrant families, the ethnic identity toward Taiwan were higher than ethnic identity toward their immigrant mother’s nation. 3. There were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nic identity toward Taiwan and demographic variables in the adolescents from new immigrant families as follow: (1) “Residence with immigrant mother” had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ethnic identity toward Taiwan, ethnic sense of belonging toward Taiwan, and ethnic attitude toward Taiwan. (2) “Educational level of immigrant mother” and “Total income of parents” had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ethnic awareness of Taiwan. (3) “Educational level of father” had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ethnic sense of belonging toward Taiwan. 4. There were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nic identity toward nation of immigrant mother and demographic variables in the adolescents from new immigrant families as follow: (1) “Grade of adolescents” had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ethnic identity toward nation of immigrant mother, ethnic sense of belonging toward nation of immigrant mother, ethnic attitude toward nation of immigrant mother, and ethnic involvement of nation of immigrant mother. (2) “Residence with immigrant mother” had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ethnic identity toward nation of immigrant mother, ethnic awareness of nation of immigrant mother, ethnic attitude toward nation of immigrant mother, and ethnic involvement of nation of immigrant mother. (3) “Educational level of father and immigrant mother” had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ethnic awareness of nation of immigrant mother. (4) “Economical condition of family” had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ethnic involvement of nation of immigrant mother. 5. There were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steem and demographic variables in the adolescents from new immigrant families. “Residence with immigrant mother”, “Total income of parents”, and “Economical condition of family” had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self-esteem. 6. There wer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ethnic identity toward Taiwan”, “ethnic identity toward nation of immigrant mother”, and “difference of ethnic identity toward Taiwan and nation of immigrant mother” and their self-esteem. 7. “Economical condition of family”, “ethnic identity toward Taiwan”, and “ethnic identity toward nation of immigrant mother” were element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self-esteem. According to above findings, I offered some suggestions to education, policy, and social work administration and other researchers in the nearly future.

「眷村」是國家政府為其興建或者配置的村落，也是台灣社會中相當特殊的一個社群，這種非宗親、非血緣的聚落，因陋就簡的密集房舍和自絕於大環境的封閉社區形態，眷村及眷村人民的生活方式已成為台灣歷史及台灣多元文化的一部份，但隨著眷村改建後，眷村文化逐漸流逝，使筆者思考到要加緊腳步保存這段台灣特殊歷史背景下的外省眷村文化。 為了探究此眷村文化的演變，本文研究從眷村緣起、形成背景至改建，探討眷村形成至改建的歷史，本文的切入角度即是從訪問原先居住在陸光二村的第一代與第二代眷民間，第一代對中國大陸的記憶、遷徙來台的過程、從軍作戰的經驗、退休後的生活；第二代對原鄉的想像、在眷村的台灣生活經驗。以及在兩代之間對地方、政黨與族群的認同感，訪問第一代及第二代，看其不同世代間的差異，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對居住臺灣眷村文化認同的差異。筆者選定陸光二村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原因為：一、陸光二村的1007戶為龜山區以及整個桃園市中戶數最多的眷村，若研究可為桃園的眷村文化多一貢獻及參考。二、筆者於蒐集資料過程中發現目前尚未有太多相關資料以眷村文化研究此眷村。三、眷村內大多數第一代眷民對眷村帶有向心力及歸屬感，但由於歲月流逝，新生的第二代已不如上一代安於眷村，轉而紛紛離開到外面求發展，其中在台灣的生活經驗以及認同的轉變值得去關注及思考。四、也將點出那些隨國軍來台的軍人，其多娶台灣的閩南、客家、原住民為妻，這與自大陳島上撤退攜家帶眷的軍民，在對下一代子女的原鄉文化傳承上會有哪些不同。 陸光二村位於龜山區，於民國53年7月1日完工，民國54年啟用遷入，容納1007戶，為桃園地區規模最大之眷村。陸光二村內的眷舍，甲型、乙型、丙型、丁型，四種皆有。陸光二村內有的相關公共機能設施，有活動中心、合作社、自治會、籃球場、水井、托兒所、市場、醫務所等，較其他眷村完備。民國85年2月立法通過「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新制），改建後的「陸光新城」，民國95年5月驗收完畢後，讓桃園市15個眷村住戶遷入，安置後為全桃園市最大的軍宅。行政區為龜山區陸光里，目前是陸光里的里辦公室、陸光社區發展協會、各區的管理委員會三方共同推動相關的公眾事務，改建後成為一個生活機能完整的社區。 對第一代的外省人而言，他們是來自中國大陸，臺灣的確不是他們的家鄉，只是因政治環境變遷而被迫遷移至此，因此雖在台灣生活人生大半歲月，但在身分認同上是趨向於中國人的，因此筆者稱呼他們為「遷徙的第一代」。第二代從出生、求學、工作再到婚姻，看到的是他們在這塊土地上的生命歷史，從而建立對台灣這塊土地的認同，認為自己的家鄉就是台灣，相對於第一代，第二代的生命故事扎根於台灣，因此筆者稱呼他們為「定居的第二代」。 不同世代的認同變化，從地方感認同的形成，到政治意向與認同，以及國族的認同，在不同的時空環境背景下，第一代與第二代間是常常因為國家社會局勢的改變而有所變動的。

商品上隨處可見形形色色的的知名動畫電影角色肖像在上面。動畫電影原本所要吸引的消費族群是以孩童為主，然而，仍有許多青少年族群以及成年人會購買動畫角色的周邊商品。本研究試著以成人消費者的角度，探討不同類型之動畫電影角色吸引消費者的原因所在，以及購買動畫電影角色授權商品的消費者又具備何種特性？ 本文研究架構包含喜愛度、熟悉度、相似度等與動畫電影角色吸引力有關之變數，以及個性一致性、認同效果、參考群體等與購買動機有關之變數。本研究將利用問卷調查與統計分析探討消費者對動畫電影角色的品牌態度、產品態度與產品購買意願之關係。 研究結果顯示：消費者對於角色喜愛度與相似度較高會產生較佳的角色品牌態度。而消費者對動畫電影角色的品牌態度，會透過影響產品態度進而影響產品的購買意願。影響產品購買意願的另一因素為消費者對於授權產品的認同效果。另外，本研究發現，消費者對產品態度與購買意願，會受到非人類與虛構人類的角色類別差異的影響。

經濟投票研究逐漸重視內因問題，國外的研究對於資料上和方法上均展開革新。相較之下，台灣的經濟投票研究受限於資料和方法，一直無法對認知性與資料性的內因問題進行有效的處理。資料的侷限不是一時能獲得改善的。但方法的反思和修正，正是研究者與方法對話讓方法實用的開始（黃紀 2000b）。處理經濟投票的二個內因問題，本文引用Menard（2010, 145-168）所提出的PALR方法。它保留路徑分析的優點，並讓類別變數能夠在路徑分析方法中被估計；同時結合Heckman因果效應模型的概念，亦能處理資料性的內因問題。 2012年總統選舉「九二共識」和「台灣共識」的交鋒，最後是由主打透過「九二共識」提振台灣經濟的執政黨獲勝。面對前一個任期表現差強人意的執政黨，選民沒有對它進行處罰，反倒再給它執政的機會。這樣的選舉結果讓人聯想是否還有其他因素影響經濟評估。透過PALR希望能一窺2012年總統選舉的全貌。 研究發現，2012年總統選舉存在社會前瞻經濟投票，卻不存在社會回溯經濟投票。政黨認同對社會回溯型經濟評估有直接影響，對社會前瞻型經濟評估則是有間接影響；而且對投票選擇的影響不只存在直接影響力，透過候選人形象評估和社會前瞻型經濟評估，政黨認同對於投票選擇也有相當的間接影響力。這表示選民不僅是有立場地對執政黨2008年到2012年的表現進行評估；對台灣未來的展望同樣存在政黨認同的影響。選民不僅有立場地評估代表二個「共識」的候選人，也有立場地看待台灣未來可能的發展。

組織認同衝突嚴重影響著組織的生存。可惜的是，過去研究多著重於探討組織認同衝突所帶來的影響與嚴重性，但卻較少提及衝突雙方該如何解決此問題。在本論文中，我觀察一個被購併進集團的公司，如何運用網絡策略去培養更多與集團內其他成員相容的價值，同時保存與發展了獨特的價值，進而幫助個案公司跳脫認同衝突的困境並成功整合進集團。為了呼應個案研究之發現，我以一個集團企業做為研究情境，搜集資料並進行實證研究，我發現當一家公司同時具備高整合與高差異化的組織認同時，可得到較多與集團內其他成員合作的機會。此外，在集團網絡中佔據邊陲掮客網絡位置的成員，較有可能培養出高整合與高差異化之組織認同，進而得到較多的合作。本論文亦於結尾提供研究意涵與未來研究方向。 / Identity conflicts can seriously endanger an organization’s survival. Extant studies emphasize the consequences of identity conflicts but not how conflicting parties extricate themselves from this trap. I investigate how an acquired firm uses network strategies to develop more integrating values and distinctive values, resolve identity conflicts, and successfully integrate into the group. To echo these qualitative findings, in my empirical study in the setting of a business group, I found that firms with high identity integration and high identity differentiation have more chances to cooperate with other group members. In addition, peripheral brokers are more likely to achieve high identity integration and high identity differentiation, and further have more cooperation. Implic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also provided.

「生活雜貨」常被指陳為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用品，但它的意涵逐漸深化，揭 示了它所具有的無形的意義，以及這些意義與消費者的關係。「生活雜貨」也涉及了消費者整體的居家生活方式與美感呈現，其使消費者得以形塑或維持自我認同。因而本研究認為「生活雜貨」的消費具有符號消費與體驗消費的特性，不但反映消費者的生活美學，也影響消費者的自我認同。因此，本研究主要在探究「生活雜貨」符號消費與體驗消費的形貌與特性，並透過「生活雜貨」的消費經驗，試圖探析消費者的生活美學與自我認同。 根據以上前提，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分為以下四點：（一）消費者喜愛「生活 雜貨」的原因為何？對他們來說，「生活雜貨」的魅力與價值何在？具有什麼樣的文化或符號意義？（二）在「生活雜貨」的整個消費過程中，消費者擁有何種體驗？過程中所呈現的美感具有何種特性？（三）喜愛「生活雜貨」的消費者擁有何種生活美學與態度？（四）透過「生活雜貨」的消費與體驗，消費者維持與建構出什麼樣的自我？「生活雜貨」在消費者的自我認同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本研究使用深度訪談法，並將受訪者鎖定在「生活雜貨」消費群體之最大宗 －「台北都會地區單身女性」。透過11 位受訪者的訪談資料，本研究發現在「生活雜貨」符號消費下，受訪者追求的是關於理想的生活，包含「條理生活的構成」、「風格生活的組合」、「情感生活的建立」與「美感生活的體驗」四種消費形貌，反映的是「生活雜貨」不但讓受訪者料理生活大小事，更提供多種選擇與搭配，為空間增添生活的味道，甚至幫助受訪者去想像、體驗另一種理想的生活形貌。 再者，「生活雜貨」消費過程也是一種美感體驗，體現出一種隨性、放鬆的消費過程。此外，本研究發現最能創造豐富體驗與感受的是「小店」，其不但能提供受訪者預期外的驚喜，也具有個別特色、故事，與展店或創作的理念。而在「生活雜貨」消費所反映的生活美學上，其所引發的美感特性包含了簡單、自然、混搭、氣氛、獨特、意義與人情等七個要素，並也同時座落於受訪者 居家空間的想像與嚮往，亦反映了受訪者對於自我的認同，包含「自在的我，自由的生活」與「豐富的我，豐盛的生活」這兩個認同構面，即是愛好簡單、自然，並熱愛品味生活、體會生活細節的人格特質。 因此，透過「生活雜貨」，受訪者得以對自己生存的空間與環境進行源源不 絕的營造行為，進而追求心目中理想的生活型態。「生活」因而是一種動態經 營，而非靜態的存在。透過「生活雜貨」符號性與體驗性的意義，「美感生活」成為受訪者消費主體之所在，甚至會透過生活美學來建立一個美感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