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法学) / 甲第23655号 / 法博第275号 / 新制||法||174(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法政理論専攻 / (主査)教授 笠井 正俊, 教授 山本 克己, 教授 山田 文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aw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我國依現行法律之規定，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之審判，分由不同性質之法院審理，係採二元訴訟制度。此制度固然有助於審判專業化，提升法院權利保護之效率與品質。惟於事件審判權歸屬難以判斷時，可能發生之審判權錯誤、爭議及衝突，對於人民訴訟權之保障影響甚大，為程序制度設計者（立法者）、運作者（法院）及使用者（當事人）須審慎面對之問題。 近年來，此等問題雖已成為學說實務討論之時興議題，惟有關學理研究仍未臻成熟，相關修法建議亦失於粗糙。有鑑於此，本文嘗試自法、德等法制先進國家獲取知識與靈感，據以為檢視及改進我國相關法制之準據。除具體論證現行法本身、實務運作以及相關改革方案之缺失與不足外，本文亦另闢蹊徑，分別從解釋論及立法論提出改進建議。 依我國現行法相關規定，審判權錯誤之法律效果為裁定駁回。此等駁回規範未考量當事人選擇審判法院可能遭遇之特別困難，將此判斷困難之不利益全數轉嫁由尋求權利保護之人民負擔，已不符合憲法有效權利保護請求權及公正程序請求權之要求，並已牴觸比例原則。近年來，受到德國法之啟發，學說及若干大法官意見書，接連呼籲藉由「合憲性解釋」等法律解釋方法，排除審判權駁回規範之適用，改採審判權移送。此等呼籲，本文認為於方法論及論理方式，皆有可議之處。在方法論上，本文主張採「合憲性法之續造」或「超越法律之法之續造」。至於論理方式，則在大法官歷來有關憲法訴訟權內涵所為解釋之基礎上，擷取德國審判實務之經驗，依循方法論上有依據之方式，論證得出類推適用「管轄權錯誤移送規範」於審判權錯誤情形，及目的性限縮「審判權駁回規範」，為憲法有效權利保護請求權及公正程序請求權之要求。不過，相較於合憲性法之續造，修法明文採納審判權移送，仍是比較理想之方式。 關於審判權爭議，我國現行法基本上採取慎重、緩慢之「判決－上訴程序」，將審判權爭議事項與本案問題一併處理，而未就審判權爭議之確定程序為特別規劃。法院於審判權限之有無辨別不當，為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事由，審判權歸屬爭議，唯有待本案程序確定終結，始告確定。故而，凡尚未確定之本案裁判，均存有遭上級審以欠缺審判權為由予以廢棄之風險。以德國立法例為藍本之司法院相關提案，雖是確立「儘速確定審判權歸屬」之立法原則，惟仔細觀察當可發現，相關草案並未一併引進德國法有關審判權爭議之特別審級救濟程序，或變更我國既有之審判權爭議確定程序。依本文推測，此應係出於規劃者對德國相關法制之誤解。對此疏漏，雖有論者嘗試提出解釋論之補救建議，惟鑑於現行法律關於審級救濟制度之明確規定，此項基於誤解而生之疏漏，似已非學理所能彌補。法律之結構性缺陷，有待立法之導正，始能釜底抽薪，真正解決問題。故而，本文建議應於立法層次，就審判權爭議規劃特別之審級救濟程序，以符合儘速確定審判權歸屬之立法原則。 至於審判權衝突，絕大部分問題非出於法律本身，而是出於向來大法官及學說誤解與濫用統一解釋制度，承認行政機關（甚至監察院）得藉由聲請統一解釋禁止普通法院裁判公法上爭議事件，創設行政機關得爭執普通法院受理訴訟權限之「積極衝突程序」。釋字第128號解釋及釋字第466解釋，為其事例。至若釋字第115號解釋，實為行政院為推翻最高法院判決所提之「非常態」統一解釋聲請案。本號解釋原因案件真正之問題點，在於普通法院應否受行政機關形成處分之拘束，而與審判權衝突，甚或審判權歸屬無關。此等程序均違反憲法明定之憲法審判權與一般審判權分工原則，以及權力區分與制衡之國家根本體制。消除此等背離法治國原則之程序，只需大法官變更見解，依法不受理此類案件即可，無關法律之修正。 對於真正之審判權衝突，現行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7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行政訴訟法第178條及民事訴訟法第182條之1第1項本文，已有妥適之解決途徑。目前殘留而有待修法解決者，主要是大法官解決審判權衝突可能曠日廢時之問題。固然，對此問題，目前已有民事訴訟法第182條之1第1項但書之規定以資因應。惟此一規定僅適用於繫屬於普通法院之案件，行政訴訟法則無類似規定。又縱使案件繫屬於普通法院，當事人如未能達成合意，解釋延宕之風險依舊存在。故而，此一規定僅能局部避免聲請大法官解釋費時之問題。此外，由於無任何配套規定，此一規定反而有引起其他難解問題之風險。為妥善解決大法官統一解釋可能費時之問題，保障人民之適時權利保護請求權，本文建議仿效法國立法例，立法限定大法官對審判權衝突之統一解釋聲請案，須於適當期間內作成解釋。 最後，攸關審判權衝突制度成效之統一解釋效力問題，為本文所關注之焦點。依向來通說，統一解釋應與法規違憲審查一般，不得觸及法院裁判之效力，審判權衝突須於統一解釋後經再審程序始能獲得終局解決。如此迂迴之審判權衝突解決途徑，往往迫使當事人放棄尋求司法救濟。本文自釋字第540號解釋獲得靈感，從憲法第78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7條第1項等規定出發，佐以近來大法官相關之不受理決議案及相關外國法制，重新詮釋統一解釋制度，確立統一解釋之目的與構造，進而提出「統一解釋審查標的及效力二元論」。根據此一理論，大法官統一解釋之審查標的，可分為一般抽象之命令及個別具體之裁判。大法官統一解釋之際，除闡釋法律或命令（審查基準）之意旨外，對審查標的是否牴觸審查基準，不僅有審查權，並有拒斥權。依其審查結果，如認為作為審查標的之命令牴觸法律或上位階之命令時，得宣告該命令為無效；如認為作為審查標的之裁判違背法律時，得宣告該裁判為無效。前者（命令）之違法及無效宣告，具有一般、對世效力，後者（裁判）之違法及無效宣告，僅具個案效力。在審判權衝突之統一解釋案件中，大法官於釐清引起衝突之審判權分派法律所指之審判法院後，應宣告引起歧異案件中，審判權認定有誤之確定終局裁判為無效。依此脈絡，審判權衝突即可因統一解釋之作成，直接獲得終局解決，而無須於解釋後再經再審程序。因此，釋字第540號解釋之理由書，宣告普通法院對受理事件權限認定有誤之裁定「不生拘束力」，應可解為違法裁定經無效宣告（廢棄）之結果。對此，司法院之相關提案理由，亦已正確指出。

行政機關因撤銷違法授益之行政處分，導致原來依據該違法授益行政處分而受有的利益形成無法律上原因之財產損益，即公法上不當得利之情形。又法律為了平衡利益，制定一利益衡平制度，賦予利益受有損害之一方請求權，稱為公法上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又稱公法上之返還義務；權利受有損害之一方，得向受益之他方行使返還請求權，而他方具有返還義務。 實務上常見案例如核課稅額有誤、行政機關誤發給與或薪資核給錯誤等情形，態樣多元不一，且因行政機關須遵循依法行政原則及法治國原則，須依法進行追繳，以符法治，導致實務上常見諸多爭議案件。 至於該違法授益行政處分得否撤銷？授益行政處分撤銷並涉及除斥期間等因素；以及撤銷後失其效力之日期是否溯及既往？抑或撤銷機關得另訂失效日期？而撤銷授益行政處分後形成公法上不當得利所生之請求權，其公法上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效力、時效、範圍為何？學說及實務上亦有爭議，請求權人若為行政機關且他方若為人民者，人民是否得主張信賴保護之適用，其亦影響執行機關之行政作為，本文將研議近年實務與學說相關法律問題並嘗試予以釐清。

企業往往會利用財務活動之變更，或是權衡性會計項目之操縱，來達到美化帳面盈餘之目的。而「銀行業」更因其產業特殊性，一直以來這種盈餘管理之幅度均高於其他產業；但是除了產業別之差異會影響盈餘管理程度之外，時間演進所造成的產業環境改變，以及個別企業體「公司治理」優劣程度，亦有可能造成經營階層進行盈餘操縱之動機的強弱差異。 本研究建立銀行業四大財務決策：放款、票券買賣、壞帳費用提列以及股利發放之聯立方程式，並使用台灣地區36家上市櫃商業銀行的財務報表資料，實證分析上述財務行為間的互動關係。本文首先利用時間面之切割，分析1991-1996、1997-2001年間銀行業盈餘管理程度之差異；其後更利用La Porta et. al.,（1999）所提出的股權偏離概念作為衡量銀行管理當局的道德風險指標，依此檢測「盈餘管理」程度是否因為道德風險的提升而隨之增加。實證結果顯示在1991-1996年間，非操弄性（原始）盈餘越高的銀行，反而會再增加票券買賣利益與降低壞帳費用提列，進一步提高營業利益；然而，原始盈餘為負的銀行，損益平滑化的現象顯著。在加入道德風險指標後，可以發現利用票券買賣進行盈餘管理，是銀行界普遍的狀況，而盈餘管理的程度會隨著道德風險的增加而提升，但是原始盈餘為負的銀行則較不傾向利用票券的買賣進行盈餘管理。在壞帳費用提列方面，可以發現銀行普遍利用壞帳費用的提列來進行損益平滑化的動作，但是道德風險之差異卻對原始盈餘為負的銀行之影響較為明顯。

In response to the changing financial environment both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the government endeavored to pass the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Act, which is intended to provide an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financial integration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al-Agent theory, agency problems tend to take place when misalignment occurs between an ultimate owner’s cash flow rights and voting power. It is of interest whether the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structure actually increases or decreases such misalignment. The shareholdings of the Hong family of SinoPac Holdings is the subject of this research, and the essence of the research is to examine the Hong family’s shareholding and their actual control based on the one-share-one-vote principle before and after the holding company structure. The findings conclude that the misalignment between the Hong family’s ownership and control in fact increases under the holding company structure, which is generally viewed as a negative sign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Notwithstanding, the Hong family has adopted some measures to strengthen corporate governance despite the widening misalignment.

我國自2002年解除外資資格及投資額度之限制後，除少數特殊產業外，外資可以持有國內企業百分之百股權，而原本即活躍在亞洲各地之資金，開始「錢」進臺灣。此波沛然莫之能禦之錢潮，其氣勢可從以下之數字得知，根據花旗集團之研究報告顯示，至2006年10月止，國外直接投資匯入我國之金額累計達112億美元，約新台幣3600億元左右，比2005年的16.25億美元超出近6倍，這也是我國近二十年來的最高紀錄。 隨著外資投資我國資本市場的比重日益增加，近年來由於我國股價被低估及利率偏低等因素影響下，我國市場對外資(含私募基金)具有相當大之吸引力，故併購國內上市櫃公司之案例日趨增多，其中尤以私募基金凱雷集團於2006年11月宣佈擬收購國內最大封裝測試上市公司日月光，並準備於併購後自台灣證券交易所下市乙案曝光後，引發社會各界許多層面的討論。雖該案最終以破局收場，惟其典型之經營階層收購特質，對國內併購法制之適用，存在ㄧ定程度之衝擊，而其中，又以少數股東之權益得否受到公平合理之對待，為討論中的核心課題。 其實私募基金結合標的公司管理團隊進行管理階層收購在美國並非新聞，惟因美國上市公司之董事會，管理團隊佔董事席位比率低於四分之ㄧ，換言之，於管理階層收購程序中，標的公司有將近四分之三之外部董事或獨立董事，於併購決策與價格上為全體股東做出最有利之判斷。惟當管理階層收購到了國內，於上市公司之管理階層通常是大股東，掌握董事會之控制權下，標的公司少數股東之權益是否還得受到合理之保障？國內現行併購法規，從企業併購法、公司法乃至於臺灣證券交易所之上市規則，是否足以規範此種新型態之併購模式？如於現行公開收購制度下，少數股東於管理經營階層併購（MBO）程序中是否真能實質享有控制權溢酬？又現行公開收購關於資訊揭露之規範，是否足以規範管理經營階層併購（MBO）及融資併購（LBO）等態樣？少數股東應如何救濟？而於併購程序違反忠實義務之董事又應負何責任？現行上市公司之退場機制有無再行檢討之空間等問題，對少數股東權益之影響甚鉅，為深入探討此些疑問，乃筆者撰擬本篇論文之背景及目的。

本論文主要在探索間接請求語的回應策略，針對以英語為外語的台灣高中生做討論。共有120位受試者，分為3組，即以英語為母語的(Native American)高中生，以中文為母語的（Native Chinese）高中生，及以英語為外語的(Learn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高中生。每組均有40位受試者，且男女數目相同。主要的實驗工具是「完成對話問卷」(DCT)，設計上有12個真實生活的情境，並以請求語的種類(傳統間接請求、非傳統間接請求)作為變因。所有回應策略被分成四類。策略(一)僅有是否、(S1 yes/ no alone)、策略(二)是否加上資訊或動作(S2 yes/ no plus information or action)、策略(三)資訊或動作(S3 information or action)及策略(四)其他(S4 others)。本研究量化方面以卡方檢定來辨別三組間是否有顯著差異，並輔以質性研究作為進一步的分析以求更全盤瞭解各策略的使用。 結果發現，普遍來說，台灣高中生在語用能力上仍顯不足。第二點、三組受試者在回應間接請求語上有不同的表現。以英文為母語的受試者偏好使用策略(二)是否加上資訊或動作(S2 yes/ no plus information or action)，而以英語為外語的高中生和以中文為母語的高中生卻都較偏愛使用策略(三)資訊或動作(S3 information or action)。第三點、以英文為外語的高中生在英語的使用上雖然有受到外語文化的影響，但其母語(即中文)對於其第二語言的使用影響更深遠。此外，三組受試者對於不同形式(CID, NCID)的間接請求語，在回應上採用不同的策略。再者，本研究顯示社會文化在請求語及其回應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某個文化中被接受的語言使用可能在另一個文化中是不恰當的。最後，根據本文的探討，提出一些在英語學習與教學及日後研究的應用與建議。 /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and discuss the strategy use of EFL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wan when they respond to indirect requests. One hundred and twenty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They were divided into 3 groups--- native Americans (NA), native Chinese (NC), and EFL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ere were 40 participants in each group, and the number of males and females were the same. The main instrument in this study was 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 (DCT), designed with 12 real life situations. One variable in the DCT was the different types of indirect requests--- Conventional Indirect (CID) and Non-conventional Indirect (NCID). The participants’ responses were divided into four exclusive categories, namely, S1 (yes/ no alone), S2 (yes/ no plus information or action), S3 (information or action) and S4 (others). To provide the quantitative results, Chi-square was employed to test the presence of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xisting across the three groups. In addition, qualitat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employment of each strategy. The result showed that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wan generally had deficient pragmatic competence. Second, the three participant groups performed differently when responding to indirect requests. It was found that the NA group tended to select Yes/ no plus information or action (S2) whereas the NC and EFL groups preferred to employ Information or action (S3). Thir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EFL group heavily followed their L1’s cultural norms, although some of their behavior was influenced by the culture of their target language. In addition, participants among three groups tended to use different respondent strategies when encountering different indirect requests, namely, CID and NCID. Furthermore, this study also found that cultural norm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responses to requests.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norms should never be neglected because an acceptable behavior in one culture may be very inappropriate in another. At last,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this study hoped to give some sugges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English learning and teaching as well as the future research.

本論文論述公正程序請求權在民事證據法上各主要議題之作用，重點論之如下： 「公正程序請求權理念之建立」，係為探討公正程序請求權之內涵與意義，以鋪陳應用該概念於與民事證據法關係密切之證據調查、事實認定過程之基礎。藉由歐洲人權法院相關判決，以印證歐盟司法機關對公正程序請求權在基本人權脈絡下之意涵及其在實際個案之解釋適用。另亦探討法律安定性與公正程序請求權之關係。因以公正程序請求權為前導法理所指向之程序內涵之一為實質公平正義的追求。建基於此目標，為使程序法注入新理論概念而與憲法層次之價值觀相連接，因此在立法論指向積極擴大「不確定法律概念」的立法應用，使司法裁量(Ermesson)於民事證據法的解釋、適用判斷空間於焉擴張，若對不確定法律概念的規範特質、規範目的不予釐清，而汎用於事實認定與證據調查程序中，同時司法裁量的運作空間在解釋論上，其寬窄勢必增加法官就其裁量判斷對當事人發生「突襲性裁判」之機會。以此對照同為法治國原則所衍生之法律安定性、法律明確性原則等之內在限制要求，不確定法律概念之指涉範圍則與之形成對立緊張關係。不確定法律概念是否應予限定，又如何與審判實務相銜接，其如何在「法官恣意禁止原則」下踐行，實值評估。值注意者為德國法學者關於法治國原則之正當程序及不確定法律概念之討論，其解釋論取向實值深思。 關於舉證責任之分配，我國新修正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本條規定為德、日所無，而係我國所獨創。針對此舉證責任所設之通則規定，於審判實務上以公正程序保障之觀點以言，是否能臻至法律明確性之要求，而具體落實為操作性規則(Operations Regeln)，實不無疑義。如何於訴訟階段運用該條規定以合理分配敗訴之風險，以及建立一明確而穩固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乃直接衝擊當事人訴訟勝敗，在「原則-例外」脈絡下，如何保障當事人公正程序請求權，防免法律突襲，實有賴舉證責任分配一般原則之確立。另蒐集美國判決以觀察common law之舉証責任分配其原則是否以衡平原則為依據。此外，闡明權行使在實質上賦予法官介入個案調整紛爭當事人訴訟程序相對地位之職權。惟由於程序安定性之要求既在保護人民對於訴訟程序之信賴，如何保護實體權利、實現正義，均應依正當程序解決兩造糾紛始有可能為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等所信服，則闡明權如何平衡兼顧兩造利益，以維法官之中立；對以法尋求說做為程序目的論者而言，又如何平衡兼顧實體利益與程序利益，實值探討。而藉由對於闡明權行使之分析，以理解其為何引起法律適用的困難，以致於在司法審查密度、心證公開的決定上會成為一個有意義的問題。為促進訴訟，更進一步是否應將事案解明義務一般化?又如何於訴訟階段以一般化事案解明義務為基礎，使當事人盡力於證據之提出及其可期待性? 於充分賦予當事人公正程序保障之前提下，如何使當事人之證據提出責任具體化，為所關心之課題。 舉證責任減輕之體系定位之釐清將有助於解析整個事實認定之過程，在「原則-例外」基本原理的體系脈絡下，為達公正程序請求權所保障之實質公平，構成舉證責任減輕之事件類型，正當性及所採取之種類方式，其法理基礎均為關切之重點。現代科技文明，非但對自然生活環境帶來一定衝擊，更直接影響現代型紛爭、訴訟之蓬勃發展。文獻上對以公害、醫療、交通、產品責任等現代型訴訟為例，已累積相當成果。對受害人因欠缺得與財團企業、專門職業從業者相抗衡之專業知識與經濟實力，若需就其行為與「損害」間之因果關係負擔客觀舉証責任，實近於緣木求魚。則於訴訟法上應如何透過舉證責任減輕以減輕訴訟中弱勢原告之証明負擔，調整雙方不對等之訴訟地位以落實訴訟法上之「武器平等原則」，及損害賠償數額確定之舉證責減輕，究是否等同於衡平裁判之問題，實極有討論價值。另論述美國學者John Rawls提出之正義論做為平等原則在證據法操作性規則之可能性，及德國學者Prütting對勞動法證明責任之見解，對於經濟上弱勢地位之勞工與資本家間勞資爭議事件之探討深具啟發性。 「證據蒐集與事實認定之公正程序保障」，探討關於證據資料蒐集及各種證據方法之提出，在證據調查程序上各有何特性，又應如何保障公正程序之審理過程。訴訟對立之兩造，其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之消長在事實認定、證據價值判斷上決定勝敗，依此觀點下兩造之利害關係成為零合賽局，而非相互協助合作。證據蒐集方法中文書提出義務、協力義務等主張亦處於類似之狀況，則其以公正程序觀點檢視其範圍、正當性與界限，實有必要。 違法取得證據資料之證據能力部份，討論因科技發展帶動新穎證據方法之出現，使證據資料之取得來源益趨多元，如何決定新穎科學證據所應採之正當調查程序，對於我國社會徵信公司、討債公司林立之現況，自有其實證研究價值。就民事程序中負舉證責任人或第三人之違法取得證據，例如以電話竊聽，私下錄音或其他文件之竊取、未經同意之照片拍攝錄影、潛入工廠生產線以取得證據資料證明製程專利侵權等，產生追求真實之訴訟目的觀與程序或實體法規範衝突之情形，尚且擴及憲法之價值確立與衝突之問題。依正當程序及其他憲法原則之審判應如何合宜審度裁酌方得認定證據資料之證據能力，又如何忠實反映該新種證據方法所表彰之證據價值等，甚值注目。申言之，取得證據資料與其他基本權，如隱私權、人性尊嚴、人格權、財產權、自由權等價值之相互間對抗與衡量。 對於證據蒐集，一般認為，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在證據蒐集程序上相異處之一在於摸索證明之原則准否。而評估我國是否容許類似英美法系之事證開示制度(Discovery or Disclosure)，學者間爭議頗多。而在德國，學說及實務上有以辯論主義作為承認摸索證明禁止原則之理論依據者，而通說亦向來將摸索證明之許可性討論置於適用辯論主義之程序中為之。以程序制度之原則一貫性而言，是否應原則禁止，例外准許。而可能例外准許類型之範圍及考量因素為何，其程序態樣，及其法理基礎為觀察重點。摸索證明是否應與准許，對訴訟對立之兩造，影響至巨，而有與公正程序所要求之當事人具體化義務，證據聲明明確性等標準相衝突之虞。證據評價為另一論述重點，所蒐集之證據在自由心証下如何為證據評價本文襲承證據法學說對證明度等基礎概念之討論，說明關於何種證據方法、證據資料得成為法院事實認定之素材，即具證據能力及經嚴格證明，而對於解明事實而言又有多大助益（亦即證據價值）證據相關性(或關連性)問題與證明預斷之禁止原則等，凡此種種議題因均與法院認定事實之過程息息相關，誠有檢討實益與必要。 擬制自認與失權制度之公正程序保障部份，鑑於訴訟制度為一集團現象，司法資源有限，課紛爭當事人以訴訟促進義務，以達防止訴訟延滯、簡化爭點、審理集中化之目標，並賦予違反此義務者以失權之法律效果，對程序利益保護雖為一有效手段；然因其剝奪當事人進行攻擊防禦之機會，認定事實之基礎並非在於當事人積極而經自由意志判斷之訴訟行為，則在如何之法理支持下，乃能正當化此強制處分對擬制自認、遲延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之失權與其他程序上異議(責問)失權等所造成當事人程序及實體權利不利益之科處，實值深究。在審判實務上，對於擬制自認之運用，解釋適用之疑難。例如，對於所謂「不爭執」之定義、及擬制自認之效力等基本問題之疑義、沉默的證據力等為其著例。在證據調查或準備程序之爭點整理階段，公正程序權利如何保障以無悖於法治國之憲法原則，為著力關切點。

我國政府採購法第85條第3項規定，針對招標申訴審議判斷指明機關違反法令時，廠商得請求償付其準備投標、異議，申訴之必要費用，該請求權係根據「政府採購協定」所定。但由於政府採購法及相關法規均未規定該條項所定之請求權之法律定性為何，以及何謂必要費用等，而本法主管機關亦不做解釋，加上備標費用證明不易，使法院見解只能趨於保守，並產生許多爭議。 目前國內探討本條項規定之文獻數量極少，相關判決亦不多，因此筆者認為，除了從我國學說及實務見解出發之外，本條項既根據政府採購協定而訂定，則其他協定締約國法院對相似案例之見解，應亦可供我國法院參考。因此本文選擇同為政府採購協定締約國，且政府採購金額於世界名列前茅的美國、歐盟，以及英國作為選擇比較研究之對象，並採取實務判決見解分析、文獻研究，以及比較研究之研究方法。 第一章為序論，說明本研究之動機、目的、範圍以及方法。第二、三、四、五章則分別討論我國、美國、歐盟，以及英國之公共採購相關法規，並分析各國司法實務審理參與政府採購之廠商主張採購機關違反採購法規致其未得標，而請求投標、備標及申訴異議等費用，甚至請求其他賠償時，所可能肯認之請求權基礎、應否賠償之判斷標準、應得賠償之範圍，以及得賠償金額之審酌標準，並於各章提出各國較具代表性之具體案例，以了解各判斷標準之實際操作。第六章則參酌各國實務見解及判決，與我國採購法相關法條及實務見解加以分析比較，以提出筆者認為值得參考的審查標準，並提出修法建議，以為本文結論。 筆者於研究後認為，在程序部份，應放寬政府採購法第75條可提起異議申訴之當事人適格認定，並將同法第85條第1項明定為：「審議判斷或法院確定判決指明原採購行為違反法令者，招標機關應另為適法之處置。」而使第3項所稱之「第一項情形」包含司法判決確定時。關於實體部份，筆者認為政府採購法第85條第3項所規定之請求權似乎可定義為行政法上債務關係之締約過失賠償請求權，而建議將此條項修改為：「第一項情形，廠商得向招標機關請求賠償其準備投標、異議及申訴所支出之合理費用。」以釐清此請求權應屬廣義之國家對人民之賠償，並將賠償範圍由「必要」改為「合理」，以免實務見解過度限縮。此外，筆者並認為，此請求權為違反已經存在之債務關係義務而生之責任，與國家賠償法之賠償係不法行為所生之侵權賠償責任性質應屬不同而可能併存。因此，廠商若因機關違法而受有其他損害，並符合國家賠償法所定之要件，似乎亦可循國家賠償法請求賠償。 /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85.3 of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ct of Taiwan, an unsuccessful tenderer of public procurement is entitled to recover the “necessary” costs he has incurred in his bid/proposal preparation and protest/complaint process if he has challenged the procuring agency’s relevant decision in time and the decision has been declared to be in breach of statutes and regulations by the review authority, the Public Construction Commission. This article is legislate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laid down by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 that stipulates challenge procedures reviewing procuring agency’s decision shall provide compensation for the loss or damage suffered by the complaining tenderer.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disputes concerning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basis of action stipulated in this article and the exact extent of the compensable costs since they have never been defined clearly by any statute or explained by the authority. Along with the difficulties in proving the relevancy and “necessity” of the expenses and costs, these disputes have driven the Administrative Court to take a very restrictive view in deciding the recoverable costs which in many cases may not be appropriate remedies for the complaining tenderers. With very limited literature focusing on the disputes arising from this article and a very small number of judgments of such cases in Taiwan, I attempt to explore the opinions expressed not only by Taiwan’s court and scholars but also by the courts of the other countries that are also parties to the GPA and have similar articles in their statutory law in order to offer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at will help resolving the differences concern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is article. Besides Taiwan, I have chosen to examine the judicial review of such cases in the USA, the UK and the EU since their public procurement budgets are on the top list of the world and they are all members of the GPA. The first chapter states the purpose, the extent and the method of this study. The second, third, fourth and fifth chapters respectively discuss the main public procurement regulations and analyze the judicial review standards concerning the basis of actions, the possible remedies and the extent of damages allowed in Taiwan, the USA, the EU and the UK (including the judicial system of England, Wales and the North Ireland and the judicial system of Scotland). In the final chapter, I try to offer a comparative view and to suggest possible changes to the relevant statues and review standards in Taiwan. After completing the research, I suggest that a prospected bidder should also be recognized as an interested party that has standing in making claims against procuring authority for damages in order to ensure judicial review of important procuring decisions. Besides, Article 85.1 of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ct of Taiwan should be revised as “where a review decision or an unappealable court judgment specifies that the procuring entity is in breach of Acts and Regulations, the procuring entity shall proceed with a lawful alternative,” so that the protesting bidder will have the right for damages endowed by Article 85.3 of the same act if the procuring decision in question has been declared in breach of law only by the court but not by the Public Construction Commission. The right for compensation of tender preparation and protest costs stipulated by article 85.3 of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ct should be defined as a right arising from the procuring authority’s liability based on culpa in contrahendo in administrative law. Therefore, this article should be revised as “where the circumstance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 occurs, the supplier may request the procuring entity to reimburse the reasonable expenses incurred by the supplier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ender and the filing of protest and complaint.” Besides, just as the liability based on culpa in contrahendo is different from the liability arising from tort and the former does not substitute for the later, an unsuccessful tenderer’s claim for compensation based on Article 85.3 of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ct should not exclude his right in making other claims for other loss or damage according to the State Compensation Law.

我國過去以出口為導向的經貿政策，帶動了持續穩定的經濟成長並累積鉅額的外匯存底。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的日益蓬勃，國內的投資環境面臨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廠商為求企業之經營成長及競爭優勢，無不致力於降低生產成本，擴大市場規模，因此形成一股前往海外投資的熱潮。本文主要目的是利用「或有請求權法-購入選擇權(CallOption)」訂價理論分析國內出口廠商面對各項投資環境之不確定性因素衝擊時，如何決定「對外投資之最適時機」。因此，本文模型具有下列幾特點：（一）以個別廠商之觀點，探討對外投資之最適時機。（二）探討投資國及地主國生產成本相對變動時，對外投資最適時機之影響。（三）探討投資國及地主國外匯匯率變動時，對外投資最適時機之影響。（四）探討投資地主國享有對外優惠關稅待遇時，對本國廠商對外投資最適時機之影響。（五）探討廠商之研究發展成果與對外投資最適時機之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