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主要在討論，先決之爭點與「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瞭解書（DSU）」第六條二項（成立小組請求）間之互動。 首先，作者區別成立小組請求兩大要件，分別為：敘明系爭措施及提供法律根據已釐清系爭案件。 其次，在此架構下，本文進而從近來所發生之四十七個爭端解決案件中，分析上訴機構對兩要件之認定標準的發展。本文發現，爭端解決小組及上訴機構透過放寬先決爭點認定標準之結果，會降低成立小組請求之明確性。同時，本文也蒐集相關實證統計資料，藉以呈現先決爭點如何影響DSU之功能。經由歸納後，本文認為，當前先決之爭點的負面影響大於正面影響。 再者，儘管先決爭點有上述問題，作者一方面仍肯定先決之爭點的正面功能，並認同爭端解決實務放寬認定標準之趨勢；另方面，則嘗試提出若干工具以避免上述負面影響大過正面影響。 最後則提出第六條第二項之修法建議。 關鍵字：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瞭解書（DSU）第六條二項、成立小組請求、先決之爭點 / This thesis focused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reliminary issues and Article 6.2(panel request) of 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DSU). First, the author distinguished the two main requirements of panel request: identify the specific measures at issue, and provide a brief summary of the legal basis of the complaint sufficient to present the problem clearly. Secondly, with the two requirements as framework, the author started to scrutinize how preliminary issues affected recent 47 dispute settlement cases and analyze its implication. Then, it was observed that the Dispute Settlement Panel and the Appellate Body were broadening their review standards as to preliminary issues, which would then lead to reduce the precision of panel request. Meanwhile, this thesis collected relevant statistic data to show how the preliminary issues affected the current DSU function. Then, it was observed that the preliminary issues, so far, had strong negative effects and few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Moreover, the author, on the one hand, recognized the function of preliminary issues and viewed current dispute settlement practice as good trend with some deficit; and, on the other hand, tried to propose some useful tools to prevent the negative effect to overcome positive effects. And eventually, proposed revision of Article 6.2 of DSU. Key words: Article 6.2 of 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DSU), panel request, preliminary issues

本文寫作之目的，在於探討我國刑法第313條之妨害信用罪。本罪釋義上之重點在於如何定義「信用」，以及如何界定名譽和信用兩者之關係。個人如受名譽及信用之惡劣社會評價，甚難立足於社會，因人是群體的動物，人於社會上生活，便是帶著一個「符號」，與他人進行資訊的傳遞。而美國社會學界所提出之象徵互動論，便可用以解釋個人與群體間之互動關係。 追溯我國妨害信用罪之立法歷程，在1907年大清刑律草案內，妨害信用罪規定在第三十一章第三百四十一條，其立法理由指出：「夫信用之性質，不外名譽之一種。」這裡似乎認為信用乃屬名譽之一環，卻無詳細論證兩者間之關係。 又，我國繼受德國法制，分析與我國立法結構相近之德國妨害信用罪，於1909後，便移除信用損害與名譽侵害之關聯性，其後就名譽與信用兩者間之關係，亦多有探討。現今德國刑法上所要保護的名譽，是一種「尊重請求權」（der daraus folgende Anachtungsanspruch）；而信用是一種信任，為債權人對債務人就履行財產法上義務的能力與意願之可信賴性。因此德國通說認為，妨害信用罪是一種對整體財產有所侵害的抽象危險犯，保護法益為財產法益，並提出「無詆辱性言論」予以佐證。 然而，我國刑法對名譽之保護，在2000年出現重大轉折。釋字第509號的出現，使得美國誹謗法對名譽保護的法學概念，開始影響我國法制。美國法概念的引入，將有助於釐清我國就「名譽」及「信用」在刑法上保護的相關爭議，藉以更清楚分析兩者間之關係。 相較之下，美國法並未明確區分兩者之概念，均納入誹謗法之規範範疇。美國法對商譽的保護，一為誹謗訴訟，一為商品貶低訴訟；前者為推定損害，後者須負舉證責任證明受有特殊損害。本文亦將就德國法與美國法之差異進行比較，並將其見解引入我國實務判決，指出其法律邏輯謬誤之處，希冀為我國實務判決提供更細膩之論證過程。 再者，就信用之保護，我國公平交易法亦有相關規範。其立法規範，多參考德國之不正當競爭防制法以及美國之不公平交易行為規範。本文亦有分析其與我國公平交易法之異同，作為我國法制之借鏡。

民96年5月民法親屬編修法前，我國強制認領制度存有不少爭議與缺失，其乃立於生父之立場，儘量設置多重限制，以阻止非婚生子女取得婚生子女之地位。不過，經過民國96年5月民法親屬編之修法，強制認領制度在我國立法沿革上產生重大變革，不僅刪除有關強制認領請求權行使條件及行使期間之限制，更刪除向來遭受詬病之不貞抗辯規定，同時承認死後認領制度，對於非婚生子女權益之維護，與真實主義之追求，均可獲得保障。不過，就死後認領效力之部分，因受限於民法第1069條但書之規定，被認領人對於已死亡生父之遺產無法享有繼承權，故就結論而言，死後認領對非婚生子女實質意義不大，使得此次修法之規範目的無法達成。因此本文建議，可將同條但書之「第三人」透過目的性限縮之方式排除生父之其他繼承人在外，同時立法論上參照日本民法之規定，設計遺產分割後僅能請求支付相當於應繼分之價額之制度，以權衡遺產分割之安定性與被認領人之利益。 鑑於DNA鑑定技術在現今已成為親子關係解明之最佳利器，於認領訴訟上即應積極運用，課予當事人或第三協力義務，以協助發現真實，達成實體法上之規範目的。例如，在當事人就親子關係之存在已為一定程度之釋明後，DNA鑑定即得作為法院優先調查之證據；在現行法下，為發揮勘驗命令之效用，於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法院所為之檢查命令時，宜於訴訟上依證明妨礙之規定對其為不利之判斷，以達到制裁之效果；甚至在立法論上，基於發現血統真實、保障子女之血統認識權，無論係對訴訟當事人或訴外關係人，皆可考慮採取直接強制之手段以迫其履行協力義務。惟，在積極運用血緣鑑定技術之同時，為兼顧保障檢查義務人之人權，對於使用之時機與手段亦須慎重。例如：原告起訴時須先提出一定之客觀事實而足以懷疑某人為生父，以防止證據無端摸索；義務人有健康受損等正當理由時，得拒絕接受檢查；如立法論上承認對當事人或關係人得採取直接強制之手段，則應注意「直接強制之最後手段性」等。如此一來，方能在兼顧發現真實與保障人權之前提下，達成實體法上之規範目的。 最後，強制認領之變革亦可能對人工生殖政策產生衝擊。亦即，基於民國96年5月民法親屬編修法已承認死後認領，透過類推適用之方式，子女婚生性之問題應可獲得解決，且進而可發生親屬間扶養或代位繼承之效力，因而本文認為，倘若相關制度上之設計能給予該子女一個符合正常人格發展之環境，則在可以符合子女利益之原則下，將來人工生殖法未必無開放死後人工生殖之空間。至於如有法規範外之死後人工生殖子女之出生，在亡父生前同意之前提下，應准許其類推適用民法第1067條規定請求死後認領，以保護留後子女之利益。

關於違法確認訴訟，我國行政訴訟法規定於第六條第一項後段，德國行政法院法則規定於第一一三條第一項第四句。惟二者間無論係體系架構，抑或是條文規定內容，均有著特徵上之重大差異性。因此，雖我國行政訴訟制度基本上係繼受自德國法，但基於前述之根本差異，對於違法確認訴訟，自法律性質之爭議，乃至於可得適用之案件類型，以及應如何適用，究竟屬於直接適用或類推適用（甚至是雙重類推適用），應使用訴訟變更抑或訴訟轉換，均應有獨立於德國之本土化思考與討論。而關於本訴訟之實體判決要件，在國內學說中亦較少受到關注，且對於本訴訟法律性質之定性，無論係在德國或我國之學說與實務中，亦仍處於欠缺定論之窘境。則因本訴訟法律性質定性之爭論，更進一步地肇致其實體判決要件之不穩定性，尤其是在直接獨立提起違法確認訴訟之案件類型中，是否應先踐行訴願程序，以及是否受有起訴期間之限制，爭議最大。因此，本文欲嘗試掌握我國與德國間關於違法確認訴訟於規範上之根本性差異，逐一釐清本訴訟之法律性質、案件類型、適用方式以及其實體判決要件與有理由性要件。又德國之「（統一）行政訴訟法草案」（EVwPO）第六十七條第一項，在體系架構與內容上，即已近似於我國現行行政訴訟法第六條第一項後段。因此，德國學說以及實務關於本訴訟之發展，亦為我國確認違法訴訟本土化過程中，值得參考之重要依據。 德國學說上之所以對於違法確認訴訟之法律性質產生疑慮，乃肇因於行政法院法將本訴訟規定於第一一三條第一項之中。該條項乃關於撤銷判決之內容與方式之規定，且亦明文限於用以「接續」已不合法之撤銷訴訟。但我國行政訴訟法第六條第一項後段之規定，卻正好迴避了上述爭議之發生。且本文認為，雖違法確認訴訟之訴之聲明與訴訟標的，與撤銷訴訟或課與義務訴訟間具有重疊與包含關係，但仍不可僅單純地以此作為訴訟類型歸類之唯一依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第六條第一項後段之規定，無論自體系架構或條文內容觀察，均應認為屬於「特別形式之確認訴訟」，而為一獨立之訴訟類型。無論就「基本訴訟類型」抑或「法定訴訟類型」而言，均應可得出上述結論。 再者，就違法確認訴訟所得涵蓋之案件類型，應自德國基本法第十九條第四項之權利保護確保原則，以及我國憲法第十六條之訴訟權保障之目的性觀點出發，兩國間對於「完整且有效權利救濟」之要求應屬相同，則關於違法確認訴訟之應用可能性，亦應相去不遠。尤其是行政處分或人民之申請是否了結以及何時了結，對於原告而言，往往取決於偶然。此種偶然因素，實不應成為「訴訟可能性」之決定性關鍵。惟縱使可得適用之案件類型相同，但基於二者體系架構與規範內容間之差異性，其適用方式亦可能有所不同。例如直接獨立提起違法確認訴訟之案件類型，在德國法上必須透過類推適用之方式為之，但在我國卻屬於直接適用之範疇。又在接續已不合法或無理由之撤銷訴訟或課與義務訴訟之續行確認訴訟之案件類型中，在德國法上，原告得透過行政法院法第一七三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二六四條第二、三款，以「訴訟轉換」之方式，必然合法地變更或縮減其聲明，而使初始訴訟轉變成為續行確認訴訟。並藉由此種「非訴之變更」之訴訟轉換，迴避行政法院法第九十一條以及第一四二條第一項前段之限制。但在我國行政訴訟法與民事訴訟法中，因欠缺如同德國民事訴訟法第二六四條「非訴之變更」之明文，且聲明之縮減在我國訴訟法制中，亦屬於變更類型之一，致使續行確認訴訟之案件類型，似乎難以脫免於「變更」二字的枷鎖，而仍受行政訴訟法第二三八條第二項之羈絆。由以上說明可知，德國法上之訴訟轉換，在我國訴訟法制上如何運用，亦屬需要解決之課題。 在本訴訟之實體判決要件部分，爭議最大者，當係是否須經「續行確認訴願」或「違法確認訴願」？是否受有起訴期間之限制？期間多長、何時起算？本文認為，縱使德國行政法院法以及我國訴願法、行政訴訟法並未對此有明文規定，但學說上所討論「類推適用」之可能性，是否確有其必要，本文亦抱持懷疑的態度。而在確認利益部分，學說上一般均承認「預防重覆危險」、「恢復名譽」以及「國家賠償之準備」三種類型，惟在此之外「典型之隨即迅速了結之行政處分」以及「強烈之基本權干預」，本文認為並不得作為證立違法確認訴訟確認利益之唯一依據，至多僅屬於一種輔助標準或佐證而已。至於原告以「國家賠償之準備」為由，向行政法院請求確認行政處分或拒絕、不作為之違法性，德國學說與實務大多認為，僅有在接續初始訴訟之續行確認訴訟之案件類型中，基於「訴訟成果維持」之觀點，而承認其確認利益之存在。若為直接獨立提起違法確認訴訟之案件類型時，則應否認確認利益之存在，而由負責審理國家賠償之普通法院自行判斷處分之違法性。本文基本上贊同上述結論，且認為如此區分並未違背「第一次權利保護優先原則」之精神。 我國司法院提出之行政訴訟法修正草案，其中第六條第一後段修正為：「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第一九六條則增列第二項之規定：「撤銷訴訟進行中，原處分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或已消滅者，高等行政法院於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時，得依其聲請，確認行政處分為違法。」本文認為，第六條第一項後段之修正，至多僅為行政處分「了結」之定義性、概念性說明，並不影響違法確認訴訟之解釋與適用。至於第一九六條第二項之增訂，本文則認為第六條第一項雖屬於一種法定訴訟類型之規定，但接續初始訴訟之續行確認訴訟，亦應屬於可涵蓋之案件類型。況且，本文認為草案第一九六條第二項，未必能作為「訴訟轉換」之依據。因此，對於該條項之增訂，似仍有再商榷之餘地。德國聯邦眾議院曾一讀通過之「（統一）行政訴訟法草案」，將違法確認訴訟規定於草案第六十七條第一項，在體系架構上乃與一般確認訴訟並列，在規定內容上亦與我國現行行政訴訟法第六條第一項後段相近似。則我國司法院行政訴訟法修正草案是否真有必要模仿德國現行行政法院法第一一三條第一項第四句之規定，而於第一九六條增列第二項，更顯疑問。

摘 要 資訊時代下，要求國家對於人民提供資訊，係為行政程序要求公開透明化之國家重要任務。近年來，我國法制發展，主要著重在要求政府對不特定多數人公開資訊之相關法制建構。相較於此，課予行政機關於行政程序對特定人民提供資訊，無論是行政機關為單方面的資訊提供，或進一步以對話的方式提供意見的諮詢，為我國法制規範上未予關注之處。現代社會變遷下，行政任務內容朝向複雜及專業化發展，國家扮演的角色亦隨之重新定位，除了在消極方面，要求國家不得過度干預人民權利的行使外；在積極的面向上，國家負有提供人民生存照顧服務的義務。具體落實在一般行政程序當中，由於行政任務的變遷以及法規的繁雜，常使人民難於釐清之間的權益關係，除此之外，在社會行政程序中，程序相對人大多具有在資訊取得較為弱勢之特徵，為了有效落實並達成個別社會給付之目的，需透過行政機關在社會給付行政程序中，提供人民相關協助。 要求國家於行政程序中提供人民相關資訊，涉及正當行政程序在憲法上的定位。釋憲實務對於正當法律程序之發展，及對該概念所為的闡釋，說明程序在憲法上亦受到檢視。除了透過憲法明文規定之權利推導出程序的要求外，特別是在行政領域中，行政程序基本權的肯認，所能發揮人民權利保障的功能，係為近年來實務及學理上，就該權利主張之具體依據及內涵，於法制發展上關注的重心。而要求國家對個別人民提供資訊，足以作為行政程序基本權的具體內涵之一。 在法律的層次方面，基於公益的考量，課予行政機關於行政程序中踐履相關的義務，必須進一步探求系爭法規之規範意旨，透過保護規範理論的操作，探究人民是否具備主觀公權利。我國行政程序法中，並未就行政機關對人民之諮詢及提供資訊義務作一般性規定，然而，在個別社會相關專業法規當中，則存在許多課予行政機關負有諮詢及提供資訊之具體規範。對此，德國法上考量在一般行政程序中，相較於在社會行政程序中的不同需求，將行政機關之諮詢及提供資訊的內容作不同規範，甚至及於行政程序尚未開啟前之程序階段作討論。在我國未就社會給付行政程序另行規範一部專業法規的前提下，在社會給付行政程序中，說明行政機關對個別人民負擔諮詢及提供資訊義務之正當性，分別從行政程序法之一般性規定，及個別社會專業法規之規範作探討。 行政機關違反行政程序行為的法律效果，除了影響系爭行政決定作成的效力外，在國家責任制度方面，透過地位回復請求權之制度建構，俾使人民得請求回復到，如同行政機關已為正確資訊提供之程序地位，進而得為權利之行使及選擇。地位回復請求權對於人民權利保障所能發揮的功能，殊值作為未來我國相關法制度發展的思考面向。 關鍵詞：正當法律程序、正當行政程序、程序基本權、協助義務、良好行政、 諮詢、提供資訊、社會法地位回復請求權、社會行政程序、信賴保護。 / Abstract Under the information age, requiring the State to provide information to the people, is the important tasks for the procedural requirements of transparency.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legal system, mainly focused on asking the Government for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to public. Compared to this, whether to ask administrative agency to provide information, further to provide advice on ways of dialogue to the specific people were not of the legal norms of the attention. Changes in modern society, the administration task definition faces complex and the specialized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the State is to reposition, except the negative side, requires that the State shall not interfere unduly with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on the positive side, the State have obligations to provide the life of care. Realization in general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due to the changes of the administrative tasks, as well as the complexity of regulations, often makes people difficult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ghts and obligations. In the social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most people are more disadvantaged on the information obtained.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and achieve social benefits purposes, asked the administrative agency to provide people to assist in the social welfare procedure. Require the State in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to provide relevant information to the people, is related to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in the positioning of the Constitution. Due process of law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Judicial Yuan, to illustrate the procedure has also been reviewed in the Constitution. Except through the right of the Constitution provides to derive the requirements specification process, there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the procedural constitutional rights. Especially in administrative area, administrative practice and doctrinal in recent years, are committed to advocating the basis and content of the rights. Require the State to provide information to specific people, enough to serve as one of the content of the procedural constitutional rights. At the level of the legal aspects, based on public interest considerations, obligations of administrative agency in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must further explore whether people have the right of the legal norm.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of Taiwan, does not provide for the oblig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agency to consult and provide information to specific people. However, among the social regulations, provides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agency must provide consultation and information. In this regard, Germany considered the law of general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compared to the different needs in the field of social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provides consulting and providing information in different content, even before the stage has not yet been opened. In the case of social welfare are not standardized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and regulations. The legitimacy of the administrative agency in social welfare procedures to provide advice and information to the people of the obligations, can be discussed separately from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social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If the administrative agency violated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in addition to affecting the validity of administrative decisions made. In the regime of State responsibility, through on the right to recover the procedure status, so that people will ask to return to, as administrative agency to provide correct information, for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s and choices, a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legal system. Key Words：due process of law, due process of administration, the procedural constitutional rights, obligation to assist, Good Administration, consultation, information, the right to recover the procedure status, social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bona fide.

租稅行政是一種侵益行政，核課處分更具有大量行政處分之特性，而人民對於租稅法律並不熟稔，因此，核課處分必須有一套完善的行政救濟，以盡保障人民權益之最大可能。 　　我國在2001年開始實施的行政程序法中，參考了德國聯邦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49條及第51條等規定，植入了行政程序重開的制度。但是在該法實施後，各行政機關對於該項制度應如何運用並無定見，甚有誤引誤用者。本論文就此一課題，嘗試從德國行政程序重開制度由來、理念，分析我國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之定位，並以侵益之核課處分為客體，整理我國相關判決及釋令，就核課處分重開程序之現行法制加以檢討，期能繪製出稅捐稽徵所涉行政程序重開之草圖。 / The tax administration disposition is one kind of rendered en masse and burden administration dispositions. People are not familiar to the law of the tax, so nuclear lesson is that it must have one perfect administration remedy system even more than to punish, in order to ensure people rights and benefits most heavily and possibly to ensure. 　　The legislators enacting the recommenc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in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that Taiwan began to implement in 2001 had consulted the article 48, 49, and 51 of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of Germany. However, many administrative authorities were wrongly guided or persons misapply after this law was implemented.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realize the origin and idea of the German recommenced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nd analyse the recommence tax administrative disposition procedure of Taiwan . This thesis will also examine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 of recommence the tax administrative dispositions by the relevant judgments and orders of Taiwan. Finally it is probable to draw out a better system of the recommence tax administrative disposition.

本文研究重點係母子公司合併時子公司少數股東權益保障的爭議問題，並嘗試從美國法之觀點檢討我國母子公司合併案例與相關之規範設計。 從美國德拉瓦州法院對於母子公司合併規範模式之演變，應可察覺一國法制總體面因素的變化，以及合併基礎法制變遷，對於母子公司合併規範設計之影響。總體面因素諸如當代公共政策的游移、投資人與市場周邊機制之成熟度、公司內部治理機制的健全、社會思潮的偏向等；合併基礎法制幾個重大變遷，包括可決合併門檻多數決原則之確立、簡易以及制式現金逐出合併之陸續完成立法等，在在都影響了法院對於母子公司合併之規範態度。法院的態度變化，也顯現在子公司少數股東所擁有之兩項救濟，亦即股份收買請求權以及違反受任人義務訴訟救濟，在近一世紀以來，其起初係平行發展、繼而相互競爭至目前走向調和之變遷過程。而在過程中，違反受任人義務的內涵與課責標準一直持續變化，連帶地也影響股份收買請求權理論基礎的汰換、調整與新生。 德拉瓦州法院對於母子公司合併的處理方式，是區分簡易合併與制式合併而適用不同的規範模式。制式合併係適用「財產法則」概念下之常規交易審查模式，違反常規交易標準即屬違反受任人義務；簡易合併則因為協商成本太高，所以適用「補償法則」，以股份收買請求權為唯一救濟。此項規範模式，很顯然地是一種妥協之處理方式。尤其股份收買請求權之相關配套設計，包括評價得否採計合併綜效、救濟成本之負擔方式以及程序障礙設計猶存諸多問題，採取「補償法則」背後的考量因素或許正是為便利母公司執行合併。 從美國德拉瓦州公司法母子公司合併規範設計之歷史演變，比較我國目前現階段的母子公司合併規範之設計，大體說來，由於我國公司法與企業併購法之規範設計不利於子公司與母公司進行協商、再加上董事以及控制股東（亦即母公司）對於子公司之股東並無直接負受任人義務，在子公司股東無法對於不公平的合併對價，直接請求董事或母公司負擔損害賠償責任的情況下，將很難期待子公司的董事會盡力為子公司少數股東，向母公司爭取公平的合併對價。 換言之，由於我國受任人義務體系之不完備，少數股東縱然認為合併對價涉及不公情事，似乎也祇能依照民法侵權行為之規定，向董事或母公司請求損害賠償。按照民法第一八四條之規定，其舉證責任門檻事實上即相當於美國法對於簡易合併場合之規範。亦即是說，我國法似乎並無特別針對母子公司合併此項具有利益衝突之重大交易，提出任何有別於常規交易之差異規範，此即導致子公司少數股東僅能按照一般侵權行為之規範，請求母公司或董事負擔損害賠償責任，這對於少數股東而言，自是甚為不利。 短期而言，從經濟政策上係鼓勵合併，抑或從我國公司內部治理機制以及市場機制尚未健全發展至足以提供子公司相當之協商力量以與母公司抗衡的角度，我國似乎都無法在仿效美國於制式合併場合，建立偏向「財產法則」概念下之「近似常規交易協商模式」。因此，現階段或應思考從改善我國股份收買請求權設計開始著手。對此，ALI Principles與RMBCA有關股份收買請求權設計之立法例，我國應擇其優而加以援用。 長期而言，按照我國現階段的規範趨勢，似乎係在仿效美國法制，逐漸朝向市場導向之公司治理機制（market-oriented styl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因此持續開拓我國資本市場的深度與廣度，以及建立適合於我國公司生態的公司內部治理機制，都將是繼續努力的目標。倘若未來我國市場之周邊機制與公司內部治理機制皆能發揮適當的治理功能，前述偏重於「補償法則」概念下規範模式之股份收買請求權設計，即有必要加以調整，以避免美國現階段在現金逐出合併場合所發生之「規範重疊」（regulation overlap）問題。

我國學者關於民法上抗辯權之著述，偏重於個別類型中重點問題的探討；本論文則係從總論的角度檢視抗辯權制度的共通問題。由於在抗辯權理論下，係以其法律效力—「排除請求權之實現性」，與強調效力的發生以抗辯權人之主張為必要—「主張之必要性」，作為該制度之兩大特徵；而質疑抗辯權制度之獨立性與正當性的學說，亦以撼動此兩大支柱為要務。是故，本論文即以抗辯權之「法律效力」及「主張之必要性」為兩大主軸，對民法上各個抗辯權進行分析整理，首先澄清何謂「排除請求權之實現性」，此等抗辯權效力所造成之法律狀態，與請求權消滅乃至於權利本身之消滅有何不同，是否仍不變動原有的法律關係，因而與形成權有別；其次探求強調「主張之必要性」的理由何在、能否貫徹，各該抗辯權以此特徵在訴訟法上與權利障礙抗辯及權利消滅抗辯區隔，是否均切合制度設計的意旨，並檢討目前學說實務對於訴訟上抗辯權主張之處理方式，是否能落實立法原意，或者有背道而馳的疑慮。 抗辯權制度起源於羅馬法時代程式訴訟中的exceptio，本屬訴訟法領域之概念，發展至今日卻成為實體法上權利，惟仍不脫濃厚的訴訟法色彩。因此，在抗辯權制度之研究上，諸多重要問題若未能兼顧實體法及訴訟法層面從事討論，往往失之偏廢而欠缺全面性的考量。有鑑於此，本論文整合了實體法及訴訟法之觀點，對於涉及此二領域交錯之問題，重新予以檢討，尤其，時值近期我國與德國民事訴訟法就相關規定均有重大修正之際，關於抗辯權之闡明與當事人及法院應盡之訴訟促進義務，更是著力的重心之一。 第一章緒論，提出研究動機及所欲探討的問題，並說明研究主軸、研究方法及論文架構。第二章介紹抗辯權制度之發展及其基本理論。第三章民法上個別抗辯權之學說與實務分析，針對第二章所列舉出之民法上抗辯權，以「法律效力」及「主張之必要性」為兩大主軸，個別討論其對請求權實現性之影響，以及抗辯權效力之發生，是否均以抗辯權人之主張為必要。第四章抗辯權之效力及其實現，首先整合第三章之內容，重新組織抗辯權之效力，以呈現「排除請求權之實現性」的具體內容；其次討論兩大爭議問題：已行使之抗辯權之「拋棄」，以及抗辯權排除債務人給付遲延責任之效力；最後檢討抗辯權與形成權之界線，思考抗辯權在實體法上之定位，是否能與形成權截然劃分。第五章抗辯權在訴訟上之處理，首先討論抗辯權之行使是否限於訴訟上主張，始生效力，被告在訴訟外主張抗辯權者，法院得否斟酌；又，訴訟上如何認定被告有無抗辯權之主張；其次討論法院就抗辯權之闡明權與闡明義務，指出向來通說實務關於得否闡明抗辯權之標準的問題所在，並呼應新法精神予以再檢討；最後，當事人及法院之訴訟促進義務亦屬不可忽略之一環，認為被告應於適當時期為抗辯權之主張，並在賦予當事人充分程序保障、防止發生突襲的前提下，透過爭點整理程序解決拋棄或撤回抗辯權主張之問題，同時確立兩造應受拘束之規範；而在法院善用現行民事訴訟法進行計畫性審理、集中審理下，採用一造辯論判決是否會不當剝奪被告主張抗辯權之機會的疑慮，應能降到最低。第六章結論，分為「從法制史中獲得之啟示」、「關於現行法制下之解釋及適用」、「關於立法論上之建議」三部分，總結本論文對抗辯權之過去、現在、未來的看法。

關於展延後所增加之費用是否得以索賠，亦影響業主成本支出與承包商利潤，於是關於工期之「時間」與「金錢」兩者，成為工程契約雙方最關心的議題。故從遲延索賠之目的，即可分成工期索賠與費用索賠兩方面探討之。 工期之定義從指涉範圍之廣狹可分為三種層次，本文討論主要之範圍係指狹義的工程期限，即業主與個別承包商於營建工程契約中所約定承包商完成工程所需之時間，日曆天為國際工程慣例選用之工期計算方式。工期之始點，應以契約約定之開工(Commencement of Contract Time)日起算，而完工(Contract Completion)則為工期之終點，如何界定完工對於整體施工契約之重要性，在於判斷承包商是否遵守履約期限。事實上分析是工程是否遲延？可歸責於當事人哪一方？國內外工程實務界之看法，皆認為工程遲延係以用盡浮時而影響「要徑」為要件，故產生以要徑為基礎以判斷工程遲延之方法，此亦突顯要徑法所欲表彰之基本功能。本文認為承包商須先以網狀圖證明「主要徑」之工作受外來因素(即不可歸責於承攬人)之施工障礙影響，則定作人才應展延工期，亦才有後續展延期間增加費用索賠之問題。 阻擾(Disruption)事件之產生，承包商有時同樣會遭受延後整體工程進度而可能逾期完工，或支出比預定計畫更多額外費用，以趕上原本進度之損害。阻擾之定義，依據英國SCL議定書第1.19.1條規定，為對於承包商正常工作之打擾、阻礙及干擾，導致較低之工率。如阻擾為業主所引起，可能會給予承包商依據契約或依據違約條款請求賠償之權利。但應特別區分者，乃阻擾與遲延仍為不同概念，遲延為延後完工，而阻擾則著重於生產力下降( Productivity Loss)及對於進度之打擾、阻礙、干擾，因此發生阻擾事件，僅「可能」發生逾期完工但並非絕對延後工期。故阻擾損害方面，與遲延損害相同，承包商必須證明阻擾可歸責於業主，且因業主阻擾承包商施工，導致其工率降低受有損害，但阻擾不限於要徑工作之干擾，縱使對非要徑工作之干擾亦得請求賠償損害，所以無須審視是否具備逾期完工之事實。因此當僅有阻擾事件發生卻未影響完工日時，承包商不會主張工作工期展延，但必定向業主請求可歸責於業主之阻擾造成工作效率降低( Reduced Efficiency of Workforce)之損失。 於遲延事件中，僅有不可歸責並可補償承攬人之遲延(Excusable and Compensable Delays)，承包商一方面得請求展延工期，一方面得請求補償展延期間增加之費用。費用方面，因非可歸責於承包商之事由導致工程遲延，而業主指示承包商投入更多資源以提早完工，則屬於英美工程界所謂Acceleration(以下簡稱加速施工)之情況，此時業主亦應負擔補償承包商因加速施工產生之費用。於聯邦工程採購實務中，大部份涉及擬制加速施工之案例，皆為發生不可歸責且可補償承攬人遲延之情形，例如：實際為不可歸責於承攬人之遲延，定作人誤以為係可歸責於承攬人，而促使承攬人趕工以符合原定契約完工期限等情況。依據可歸責於哪一方之遲延來處理加速施工問題時，應掌握不可歸責於承攬人遲延之加速施工，原則上皆應支付額外費用，反之，若定作人就不可歸責於承攬人之遲延，已經准許展延足夠之工期，則不須支付加速施工之費用。至於得以展延多少時間，應以遲延分析技術判斷之，例如英國SCL議定書中介紹四種屬完工後處理展延工期問題之遲延分析技術，包括以下：1.The as-planned versus as-built method比較原規畫時程與竣工時程遲延分析法；2.The impacted as-planned method(What if analysis)原規劃時程影響後分析技術 ；3.The collapsed as-built method(But for as built analysis)重疊竣工時程分析技術； 4.The Protocol’s own TIA method(Retrospective TIA)英國SCL議定書之回復式時間影響分析法。 遲延事件造成工期展延，而工期展延通常亦產生額外之增加費用(Increased Cost)。惟業主准許展延工期之主張，不必然表示承包商即得請求展延期間相關費用。若遲延可歸責於承包商，則承包商顯然必須自行承擔遲延之相關費用；若為可歸責於業主之遲延事件，相關之補償即包含承包商於展延期間所動用與時間相關之資源(Time-related Resources)。惟工程實務上承包商於證明工期展延期間所增加之費用及所受損害時，常因為工期時間過久、各種紀錄成本與保管費用等錯綜複雜因素，對於損害數額無法達到嚴格證明之舉證程度，能夠確實提出每筆支出費用單據之紀錄者較少見，特別是當承包商請求「一式計價」之項目時更遭遇此種難題。如果無法證明費用的支出，則整個索賠都付諸流水，在很多案例中，承包商雖然成功證明遲延為可補償的，卻因提出不適當證明使最後獲得之補償較索賠預期額度減少許多，例如：實務對於工率降低(Efficiency Loss)損害之計算與證明，目前仍無統一見解，因工率難以數量化，縱使承包商以其工地記錄資料提出某工率降低係數，工程師亦針對監控報表提出另一個係數，而兩者皆無法說明哪一個數據之可信度較高，且縱使雙方合意以某一工率降低系數為標準，則雙方對於哪一部份為可歸責於己之責任劃分意見也不同，此亦牽涉舉證責任問題。 傳統訴訟需耗費大量金錢時間，或有部分以新興之非對抗式「替代性紛爭解決機制」(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以下簡稱ADR)，例如仲裁 (Arbitration)， 調解(Mediation)，調停(Conciliation)， 調仲 (Med-Arb).，迷你審 (Mini Trial)等，以輔助傳統紛爭解決手段之不足。現行工程契約中，雙方通常事先約定將來發生工程爭議之解決方法，例如前開仲裁、調解等；而公共工程案件，若機關與廠商因履約爭議未能達成協議者，依據政府採購法第85條之1規定，亦強制不接受調解建議或方案之機關，若日後廠商提付仲裁，其不得拒絕之方式，來促成先行階段 ，即「調解」階段中調解成立之機會，加速爭議之解決。但在一些案例中，仲裁、調解等機制卻依然產生如同傳統訴訟般費用過高、時間較長之相同問題。於雙方無法協商而須透過第三人介入，卻在希望更節省糾紛處理時間，及更貼近雙方各退一步以共同努力解決難題之協商精神之要求下，使另一爭端處理模式：「爭議處理委員會」(Dispute Board)之角色日漸重要。

我國家事事件法於2012年6月1日施行，新法基於家事事件妥適、迅速解決，與統合處理並促進程序經濟，以平衡家事事件當事人間實體利益與程序利益等目的，將向來適用關於家事事件所適用之法律，包括民事訴訟法、非訟事件法等法律，統合於一部法典，並將家事事件依各該事件之訟爭性強弱程度、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程序標的所享有之處分權限範圍、需求法院職權裁量以迅速裁判程度之不同等要素區分為甲、乙、丙、丁、戊及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6項之其他應由家事法院處理之事件等六種事件類型，惟該事件類型區分之方式並無法妥適說明其與家事事件法、民事訴訟法等程序法間適用之關係，且亦無法適切回應各該家事事件所依據之民法親屬編及繼承編中，關於立法者已就實體法規範所設立之價值判斷。 　　本文自訴訟程序及非訟程序、訴訟事件及非訟事件間之異同及區別論，認為事件分類與各該事件應如何適用程序法理係屬二事，尤於家事事件所牽涉者係實體法與程序法、財產法與身分法交錯適用之領域，基於家事事件之特殊性與複雜性，更應有依各該不同事件類型而有適用不同程序法理之可能，始足以回應關於實體法上之價值判斷，故應放棄向來訴訟與非訟事件之區分概念，而應依各該家事事件之本質（實體法價值）量身打造其所應適用之程序法理（程序法規範）。藉由探討向來架構程序法理之重要原則，如處分權主義與職權主義、辯論主義與職權探知主義、嚴格證明與自由證明、直接審理與間接審理及公開審理與不公開審理等，此類程序原則如何在各該家事事件中妥適適用，且基於實體法觀察之立場，各該程序原則亦應有其適用之界限，而與向來以財產紛爭為對象所建構之民事訴訟程序法理應有所不同。 　　因現行家事事件法分類結果，將使實體法與程序法規範間有所扞格，且導致程序法理適用上之疑義，是以本文以為於家事事件應類型化程序法理適用，依各該家事事件之種類，先回歸各該事件實體法規範之體系與價值為何，再思考程序法理上應如何設計，始足以妥適回應各該家事事件之實體法上價值判斷。而基於類型化程序法理適用肯定論之前提下，本文以為，關於家事事件應如何適用程序法理，應各別自各該家事事件之實體法依據尋求其解釋適用之依據，亦即，基於家事事件之特殊性，各該事件程序應適用之程序法理尚未能均一而論，而自各該事件所適用之原則，大別可區分為應適用訴訟法理事件、應原則適用訴訟法理輔以非訟法理事件、應原則適用非訟法理輔以訴訟法理事件及應適用非訟法理事件等類型，而本文於第五章中亦就各家事事件應如何適用程序法理，亦按照各該事件類型名稱加以分類，並分別詳論各該家事事件應如何適用處分權主義或職權主義、辯論主義或職權探知主義、嚴格證明或自由證明、直接審理或間接審理及是否採取公開審理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