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變動保險乃是針對出口廠商在浮動匯率制度下經營國際貿易時，因匯率變動之不 確定性風險，致發生盈虧之現象，而加以保障的輸出保險業務。本論文主要即在介紹 這項保險業務在國外操作之情況，並對國內若實施匯率變動保險時，可能涉及到的各 項有關問題，作進一步之研討。 第一章：說明本研究之動機、限制和方法。 第二章：略述匯率變動風險和匯率變動保險之意義與關係。計分三節。 第三章：描述日本、西德、法國、印度、比利時、荷蘭等六個國家對匯率變動保險之 作法。計分七節。 第四章：探究整廠輸出與匯率變動保險之關係。計分二節。 第五章：為五研究之結論與建議，並包括匯率變動保險可在國內推行的原因與結果。

研究目的為瞭解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對地價變動之影響，將調查結果加以分析，以印 證一般分區管制對地價變動影響之理論，同時以台北縣之個案研究，推論台灣地區實 施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管制對地價之影響，兼就地價變動情形檢討非都市土地使用編 定管制之問題，最後嘗試提出問題之對策。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第二章 台北縣實施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之背景 第一節 台北縣之發展概況 第二節 台北縣非都市土地使用之問題 第三節 台北縣非都市土地使用問題產生之原因 第四節 土地使用管制之意義、性質與方法 第五節 台北縣非都市土地實施區域計劃以前的管制情形 第六節 台北縣非都市土地依照區域計劃實施管制之方法 第七節 台北縣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編定管制概況 第三章 台北縣實施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地價變動的實證分析 第一節 地價變動因素之分析 第二節 台北縣非都市土地規定地價之方法與概況 第三節 台北縣非都市土地實施編定管制前地價變動情形 第四節 台北縣非都市土地實施編定管制後地價變動情形 第五節 地價變動之分析比較 第四章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對地價變動之影響 第一節 土地之使用、收益規劃使用對地價變動之影響 第二節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管制對地價之影響程度 第五章 結 論 第一節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管制造成土地之損益應採行適當之對策 第二節 計劃與管制應產生誘導土地發展指引土地利用之功能 第三節 建 議

第一章說明本論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方法及論文結構。第二 章說明管理資訊品質標準、決策種類及營運管理決策之特性。第三章說明歷史成本觀 念之理論基礎，及其與營運決策用成本資訊之關係。第四章說明淨變現價值與其他資 產交換產出價值觀念之理論特性，及淨變現價值在營運決策上之應用。第五章說明變 動成本與其他資產交換投入價值觀念（不包括歷史成本）之理論特性，及變動成本在 短期訂價決策上之應用。第六章為本論文之結論及所提出之若干建議。

本論文旨在討論正值隨幾變數動差及其有關的問題。計分六章，每章三至五節，約三 萬字。第一章為緒論。主要在說明研究動機、目的、方法、及範圍。第二章則說明動 差的構成及其特性，且了解群體動差與樣本動差彼此的關係，進而研究在抽樣調查中 的應用。第三章以討論母函數為主，並不接受母函數只有一類的說法，亦即把母函數 分成兩大類：算術型與調和型的母函數，進而闡釋後者在統計學中可能發展的趨向及 其重要性。另外，結於新母函數的可能產生也作了剖切的說明。第四章說明母函數與 動差的關係，並說明了用母函數求各種正負動差的各種可能方法。第五章則說明群體 動差的不等式關係，多變值群體動差的不等式關係及相對動差的分布問題。第六章為 結論對於整個內容作一整個連繫。

近年由於物價變動激烈，致使資產歷史成本未能允當表達實際價值，影響所及，傳統 會計所得呈現虛盈實虧。若未有一套具備理論基礎，且屬客觀可行的資產重估價辦法 ，恐傷害企業資本之維持，乃試撰此文。大要如下： 前言：敘述研究動機及目的，研究方法及限制。 第一章：價格變動對傳統會計的衝擊。第一節：價格變動的特質與所得型態。第二節 ：課稅所得型態對經濟影響。第三節：改進傳統會計的各種理論與作法。第四節：本 章彙述。 第二章：物價水準會計。第一節：物價水準會計的介紹。第二節：按物價水準重編報 告的模式。第三節：物價水準重編報告的評估。第四節：本章彙述。 第三章：現值會計。第一節：現值會計制度之依據。第二節：現值會計重編報告的模 式。第三節：現值會計的評估。第四節：本章彙述。 第四章：我國營利事業資產重估價的介紹。第一節：資產重估價範圍。第二節：辦理 資產重估價方法與程序。第三節：資產重估價有關課稅問題。第四節：資產重估價會 計處理。 第五章：我國營利事業資產重估價的評議與構想。第一節：現行重估價制度與重估範 圍之評議。第二節：重估物價指數之抉擇與重估價值計算之探討。第三節：重估價後 課稅所得之分析。第四節：其他重估實務疑難問題之探討。 第六章：彙總與建議。

控股公司為公司型態之一種，於實務上有眾多運用方法，或可能為租稅規劃之原因，或可能為建立國際企業集團所需等等，本文在決定討論方向時則試著從企業集團發展過程中之需求切入，以理解控股公司在集團企業中扮演的角色。因而認為控股公司於企業集團中有其特殊之功能，立於集團企業頂端，負責整個集團營運方向之決定，一般可以將其意義理解為「以控制他公司為目的而成立之公司，其任務主要為股份之持有與管理指揮」。而當公司規模持續擴大，漸漸形成企業集團之時，如欲靠單一企業體運籌整個企業集團，容易形成組織肥大化，減損經營效率，如此便有賴於企業體中成立控股公司，增進經營效率。 而在此時企業欲創設控股公司時，通常企業體已累積了相當之經營規模，故在創設方法上因而與單純基於租稅規劃、具有「空殼公司」性質之控股公司不同，相較之下顯得複雜，牽涉之利害關係人亦較廣泛，具體之創設手段上則涉及三角合併、公司分割、股份轉換等種種企業併購方法。加以近年來，隨著金融機構合併法、金融控股公司法、企業併購法之制定，以及公司法之修正，公司可供利用之併購手段更為增加，企業間的併購環境因而較為健全多元，為創設控股公司提供了有利之法律環境。本文因而認為有必要就現行法制上，可資用以創設控股公司之方式加以整理，並進而檢討相關可能發生之爭議。 首先討論創設控股公司之方法。一般而言創設控股公司之模式可分成「既存公司轉化型」與「控股公司新設型」兩種典型，前者是指企業體中選擇某既存公司轉型為控股公司，專事企業集團營運方向之決定，具體事業之經營則移交給旗下子公司負責之模式，而後者則係指在原有企業集團上新設立控股公司之模式。在具體創設控股公司上，歸納現行法制上之規定，則有三角合併、公司分割、脫殼法、第三人股份現物出資、公開收購以及股份轉換等方法。 其中以三角合併成功創設控股公司之關鍵，在於允許以他公司股份作為合併之對價，此點在我國企業併購法第四條第三款合併定義中，將合併之對價包括「存續或新設公司之股份、或其他公司之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後，在我國法之下已獲得可行性之基礎，但在程序上卻可能顯得繁瑣。而以第三人股份現物出資創設控股公司，雖然依公司法第二百七十二條及第一百三十一條之規定，允許以公司所需財產為出資，以及經濟部六六○一一○商○○六號函之解釋，將股份包括在公司所需之財產中，使得第三人股份現物出資在現行法之下同樣獲得正當性之基礎，但因為無法強迫每個股東均進行出資，在創設百分之百控股公司架構上顯得較為不利，而此缺點也同樣見於以公開收購創設控股公司之方式上，因為無法期待被收購公司股東全數應賣，所以公開收購創設控股公司成功與否，亦有其無法事先評估之風險，此外，公開收購所需資金之壓力，也是此方式之困難點之一。 公司分割及脫殼法在法律構造上是相類似的創設方法，其差別在於公司分割無庸如脫殼法般就每筆財產權作成獨立之物權移轉行為，程序上較為便利，故在公司分割法制確立之後，以脫殼法創設控股公司之空間可能受到限縮，但脫殼法因為性質上僅屬於資產交易契約，且無如公司分割般連帶責任之設計，故在保留既存公司盈餘上較公司分割處於有利之地位。最後則為股份轉換方式，股份轉換由於僅需透過股東會之決議，即可使當事公司股份百分之百進行轉換，因而建立控股關係，為十分便利可行之制度，對此我國先於金融控股公司法第二十六條中引進以股份轉換創設金融控股公司之方式，隨後在企業併購法第二十九條亦規定了股份轉換制度，使得一般公司也可利用股份轉換來創設控股公司。 在創設控股公司之過程中，由於公司經過繁複歸併整合之過程，其組織可能已經發生了重大之變動。而在公司周遭之利害關係人，例如股東、債權人等之權益如何加以確保？應為重要之課題。特別是債權人，原則上債權人相對於股東而言屬於公司之外部人，在公司進行重大決策時沒有透過股東會意見之表達而參與公司政策形成之權利，在公司進行組織變動過程中應有特別加以保護之必要。 對此，本文從上述創設控股公司方法中，觀察各個當事公司所發生的組織變動，選定對於債權人保護有意義之種類，分成「發生物的組織變動者」及「發生人的組織變動者」兩種，分別進行債權人保護之討論。其中「發生物的組織變動者」包括脫殼法之原公司、公司分割中之被分割公司、三角合併中之被併購公司等；而「發生人的組織變動者」包括股份轉換之當事公司雙方、第三人股份現物出資之接受出資公司等等。另外公開收購中之收購公司如以股份作為收購對價時，則發生人的組織變動，以現金作為收購對價時，則發生物的組織變動。 基於上述分類，首先在人的組織動部分，本文以股份轉換作為討論之出發點，由於現行法下於股份轉換並未設有債權人保護程序，一般亦以為股份轉換過程中當事公司僅發生股東結構之變動，對於公司資產並無影響，故無須進行保護債權人之程序。惟若考量到股東組成亦可能為債權人決定貸放資金與公司之因素，在公司股東結構乃至於經營階層發生變動時，債權人當初對於公司之信賴可能已有更動，則將發生人的組織變動時保護債權人需求完全抹煞是有疑問的。且在股份轉換中，如子公司發行有可轉換公司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之場合，此等公司債權人可能為日後公司之股東，若同樣抹煞了其參與公司組織變動之機會，影響所及，將來此等債權人陸續進行轉換或認股時，企業已建立的百分之百控股關係將受到影響。另外，在其他發生人的組織變動模式的場合，本文亦分別就當中涉及到之債權人保護問題，加以討論。 在物的組織變動方面，由於公司資產構成公司債權人唯一之擔保，故在公司發生物的組織變動時，當為債權人需要加以保護之典型情況，本文因此以較為詳盡的角度來探討當中所涉及之債權人保護問題。而由於公司法及企業併購法中對於公司進行合併分割時，對於債權人應進行之保護程序已有明文規定，故本文乃先從相關規範之解釋論開始，檢討現行公司法及企業併購法所架構出來之債權人保護程序，期更能瞭解債權人在公司組織變動中所可享有之權利，以及公司因進行組織變動程序對於債權人所需負擔之義務，並兼論及簡易併購程序中債權人保護之問題，此部分構成了本文第五章最主要之部分。在瞭解了債權人保護程序之面貌後，本文再從創設控股公司之方式切入，基於「在經濟上有同一效果者，在法律上亦應有同一規制」之理解，檢討脫殼法中欠缺債權人保護程序之問題。同時也討論了其他創設控股公司方式中，物的組織變動債權人保護之問題。 從創設控股公司之方式到其過程中債權人之保護，不難發現我國在近年一連串公司法制之變動中，著重於提供企業健全充分的併購環境，期盼能促進經營之效率化。但應加以留意者，健全之企業併購環境中，不單是併購手段之多元，對於相關利害關係人之保護，毋寧也是整個企業併購法律環境之一環，並且可以成為檢驗制度公平性之標準。我們追求於企業規模擴大成長的同時，對於利害關係人之保障其實也不能偏廢，而一旦肯定法律之精神在於公平時，便更不能否定這點。從創設控股公司過程中債權人保護之討論，可以讓我們體認到，追求理想的企業併購法律環境，仍是現在進行式！

由近期的研究中發現變動所有參數的管制圖在偵測小幅度偏移時的速度比起傳統的舒華特管制圖來的快，許多文獻也討論到利用調適性管制技術同時監控製程的平均數和變異數。而在這份研究中，為了改善現有管制圖的偵測效率，依序提出了U-V管制圖以及Max-M管制圖來偵測單一製程與兩相依製程的平均數和變異數。採用AATS及ANOS來衡量管制圖的偵測績效，並利用馬可夫鏈推導計算得之。透過兩階段的範例來介紹所提出的管制圖的應用方法並將VP U-V管制圖、VP Max-M管制圖與FP Z(X-bar)-Z(Sx^2)管制圖加以比較。從所研究的數值分析中發現VP Max-M管制圖比另兩種管制圖的表現來的好，再加上只需要單一管制圖在使用上對工程師來說也較為簡便，因此建議Max-M管制圖値得在實務上被使用。 / Rec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variable parameters (VP) charts detect small process shifts faster than the traditional Shewhart charts. There have been many papers discussed adaptive control schemes to monitor process mean and variance simultaneously. In the study,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performance of the existing control charts, the U-V control charts and Max-M control charts are respectively proposed to monitor the process mean and variance for a single process and two dependent process step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oposed control charts is measured by using adjusted average time to signal (AATS) and average number of observations to signal (ANOS). The calculation of AATS and ANOS is derived by Markov chain approach.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oposed control charts is illustrated by a numerical example for two dependent process step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VP U-V control charts, VP Max-M control charts and FP Z(X-bar)-Z(Sx^2) control charts is compared. From the results of data analyses, it shows that the VP Max-M control charts have better performance than VP U-V control charts and FP Z(X-bar)-Z(Sx^2) control charts. Furthermore, using a single chart to monitor a process is easier than using two charts for engineers. Hence, Max-M control charts are recommended in real industrial process.

民國八十七年亞洲金融危機引發本土性金融風暴後，集團企業交叉持股在掌握經營權、炒作股價及企業間利益輸送所造成之負面經濟影響，再次成為議題的焦點。在台灣證券管理交易法規中，企業交叉持股行為僅能由母公司代子公司公告窺知一二。國內文獻中對於交叉持股之探討亦偏重法律制度及盈餘管理層面，對於透過交叉持股之資金操縱行為則較少著墨。 有鑒於交叉持股「能載舟亦能覆舟」之經濟重要性，及現行公告實務未能窺知交叉持股行為全貌，本研究嘗試以投資餘額變動頻率異常作為潛在的交叉持股行為代理變數，將民國八十三年至八十八年第三季之台灣上市公司按投資餘額變動之頻繁程度區分為高變動群與低變動群樣本，進行其財務性操縱行為的探討。本研究主要的實證議題有二：（1）投資餘額變動較頻繁之公司其盈餘管理行為是否異於投資餘額變動較不頻繁之公司？及（2）投資餘額變動較頻繁之公司其資金操縱行為是否異於投資餘額變動較不頻繁之公司？ 實證結果顯示，在盈餘管理行為上，高投資變動公司有顯著利用裁決性應計項目操縱盈餘的現象，且此現象在曾發生財務危機的高投資變動公司更為顯著。高投資變動公司在多頭市場時，投資收益顯著較低投資變動公司為大；空頭市場時，兩者在真實盈餘操縱變數上並無顯著差異。在資金操縱方面，高投資變動公司質押成數變動率顯著大於低投資變動公司，且曾發生財務危機的高投資變動公司變動程度更為明顯。此外，高投資變動公司債務活動在多頭時期較低投資變動公司活絡，顯示債務活動活躍是高投資變動公司重要特性之一。基於現行法規實務與資料來源的限制不易直接偵測具經濟實質之負面交叉持股行為，本研究之綜合實證發現高投資變動公司與真實負面交叉持股行為有相當程度的關聯性，是故投資餘額變動頻率異常似乎是研究負面交叉持股公司極為重要的參考指標之一。

本文除第一章緒論及末章結論外，全文共分四章。第二章為產業結構變動之文獻回顧，針對產業結構變動之相關理論與實證文獻做整理分析，再導入產業政策之理論，最後指出本文之最適研究之基礎；第三章為台灣產業結構變動之時序性分析，將民國四十二年來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的進口替代期、出口擴張期、第二階段的進口替代與出口擴張期及產業轉型暨升級期，分別討論各階段之產業結構變動；第四章為國內外環境變遷對台灣產業結構變動之影響，主要探討國內產業變化、兩岸經貿交流問題及投資、與國際區域經濟整合趨勢對台灣產業結構及產業環境的影響；第五章為台灣產業政策對產業結構變動之影響，利用實證分析結果來探討產業政策對結構變動之影響，再與產業政策最成功的日本做比較，視我國產業政策之優劣成敗，以期能展望未來的產業政策最適方向。

全球化使得軟體開發活動轉移至新興或開發中國家，快速變動的商業環境則趨使軟體開發朝向敏捷開發演進，然而軟體境外開發產生工作分離現象，負面影響軟體開發績效，此外敏捷開發法與境外開發環境存在衝突，本研究將軟體開發方法視為一連續漸變的光譜，包含規劃導向、風險導向及敏捷開發等三階段，探討在境外開發的環境下，哪一類型的開發方法能夠擁有較好的績效表現，並能減緩工作分離的負面影響，其中軟體開發方法光譜與績效表現呈現曲線關係，工作分離負面影響敏捷開發端之績效表現，需求變動則負面影響規劃導向端績效表現，結論將從工作分離與需求變動程度觀點，分別探討不同情況下所應採取的專案執行方式。 / Affected by globalization, software development activities have transferred to developing country. On the other hand, driven by turbulent business environments, software development methods have become more flexible like agile method. However, work dispersion derived from offshore software development has negative impact on performance. Besides, offshore environments have conflict with agile method in some aspect. There is a need to know the fit of between development methods and offshore modes. This research view development methods as a continuous spectrum, consisting of plan-driven, risk-driven and agile methods, and will probe which part of the spectrum perform better in offshore context and can alleviate the negative work dispersion effect on performance. The result shows that software development spectrum and offshore software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have curvilinear relationship. Work dispersion has negative impact on agile method, while requirements change has negative impact on plan-driven part. We’ll conclude from work dispersion and requirements change perspective, discussing how should practitioners conduct offshore project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respective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