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產品開發階段中, 決策者經常面臨的問題: 如何在幾個設計母群體中, 選擇最佳之 設計, 而評估設計之優劣常用“可靠度”( 或平均壽命 )作為衡量標準。 本文考慮k(k≧ 2)個Increasing Failure Rate(IFR)的母群體, 其分配為F(x;θ ), 其中θ 是尺度參數(Scale Parameter)。 我們常見之IFR 分配有Gamma、Exponenti -al、Weibull等等。而對上述K 個母群體, 我們感興趣的是挑選具有最大尺度參數母 群體。假設θ '……'θ 為(θ '……'θ )經過排序后之有序參數, 我們定 義最佳母群體為具有θ 之母群體。 由於完整資料不易取得( 成本高且實驗時間頗長),因此, 我們經常采用二種截略資料 來縮短時間, 分別是型Ⅰ截略抽樣計劃(type-Ⅰcensoring plan) 及型Ⅱ截略抽樣計 劃(type-Ⅱ censoring plan)。而上述兩種抽樣方法中, 對決策者而言, 究竟以那一 種方法較適合采用? 也就是說, 在決策者給定的要求水準, 那一種方法比較節省時間 ? 一般而言, 正確選擇之機率(Probability of correct selection)是評估挑選法則效 率之常用方法, 本論文在決策者事先給定正確機率P 及錯誤機率α 下, 分別探討Ty -peⅠ,TypeⅡ所需之截略時間、樣本數、截略數, 并比較TypeⅠ,TypeⅡ 所需之截略 時間、樣本數、截略數, 并比較TypeⅠ之截略時間與TypeⅡ之期望截略時間。以期能 提供決策者在實驗當中, 選擇一個較適當的實驗方法。

本文可分為文獻探討及台灣實證分析兩大部份。文獻探討包括第二、三章；台灣實證 分析為第四章。第二章討論影響外債需求因素，第三章分為二小節即外債償還困難的 原因和償還能力的評估。外債償還困難從需求面的因素推衍而來。第二節償還能力的 評估分為二小部份來討論，第一討論經濟指標，這些指標是用來顯示一個償還困難的 狀況，與我們討論外債償還困難的因素有關。另一部份為評估的方法。介紹各種從不 同角度來評估的方法，並探討其優缺點。第四章則為台灣的外債需求及風險實證分析 。全文共分五章，除前述之外，第一章為緒論。分為三小節，第一節為研究問題與目 的，第二節為研究方法，第三節為本文結構。最後一章為結論。

全文主要以新疆資源之豐富為出發點，估算其儲存量，檢討過去開發之偏差，設計未 來可行之開發途徑，並配合實業建設作正確之開發選擇。 第一章緒論，以環境中資源可能配合存在之地理特性及本文命題意義與範圍及開發條 件等作為論文之說明。 第二章估算全疆各種工業資源存量與前途。 第三章檢討自秦漢至今之資源開發史。 第四章配合開發條件之設立及各種工業資源之獨特性與需求性而設計工業資源開發之 取向。 第五章以實業建設之配合為工業資源開發之最終手段，並綜合分析工業資源開發整體 ，以作為結論。

會計在開發中國家所扮演之角色，向來未受應有之重視與肯定，本論文及擬針對此作 一番翔實之探討。 本論文約計七章，共五－十萬字。第一章緒論：介紹研究動機、目的、方法及論文架 構。第二章、開發中國家會計發展概論：首先研討會計在開發中國家所居地位繼而介 紹會計發展及會計在開發中國家之特徵。第三章、各國會計發展概況引述：分別介紹 美歐已開發國家，亞太地區、非洲中東地區及拉丁美洲地區等未開發國家會計發展概 況。第四章、深入探討開發中國家會計發展障礙：從文化、經濟、政治、法律、教育 各方面著手、第五章、研究提昇開發中國家會發展之途逕，擬自法律、教育、國際和 諧會計各方面從事研究。第六章、則針對台灣作實證研究，第七章、結論與建議。

基於工業是促使總體經濟快速發展的主力，年來政府以致力協助已有工業提高生產力 ，加強經營管理，改進產品品質，並積極發展策略性工業，以帶動整個工業走向技術 密集的領域，交通銀行則改制以來，不斷拓展政府規定業務，發展開發銀行功能，配 合國家經濟建設的要求，擔負起協助政府發展工的使命。是故在深切體認及了解專業 開發銀行之主要計劃型融資業務對於加速經濟開發及工業升級之重要性，特撰本文， 以探討其特質功能及影響。全文共一冊，計分六章，二十六節，摘要如下： 第一章：緒論 第二章：專業開發銀行概論 第三章：我國專業開發銀行計劃型融資業務（一） 第四章：我國專業開發銀行計劃型融資業務（二） 第五章：我國專業開發銀行計劃型融資檢討及展望 第六章：結論與建議

本論文的主要論點是日本對中共的雙邊政府開發援助（ODA），從對外政策觀點和經濟外交的觀點進行分析。即日本如何實施對中共雙邊ODA，包括其理念、制度、政策過程、行動者等。由於既存的日本對中共經濟援助的研究大都偏向於整理統計資料、推論式的分析。因此筆者嘗試修正既存的理論模式，進行日本對中共雙邊ODA的分析。 透過這篇論文的研究，筆者嚐試探討以下三個問題：第一，修正既有的對外政策決定理論模式，分析日本對中共ODA政策的妥當性、適當性和比較三個ODA類型(日圓貸款、無償資金援助、技術援助)。第二，參與ODA決策過程的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扮演的角色。第三，從經濟外交的角度來看，日本對中共ODA是否達成哪些政治、外交目標？ 本論文的理論架構：首先探討經濟外交的相關理論的研究後，描述艾立森的三個模式加上認知模式以外，整理其他學者對艾立森模式的評估。再者，考慮到日美兩國制度上的差異，例如提到日本的内閣制度、官僚機構的特性以及經濟行動者的角色，因此必須對艾立森模式加以修正。之後，借用艾立森模式的日本修正版進行日本對中共日圓貸款、無償資金援助、技術援助的個案分析。主要分析焦點是分析日本國內各行動者的角色，並研判各理論模式的適當性、妥當性。同時從經濟外交角度探討日本對中共ODA的成敗。 筆者在論文中的發現，第一，因日圓貸款、無償資金援助、技術援助的形態不同，因而各個理論模式(修正理性抉擇模式、修正組織過程模式、修正政府政治模式、認知模式、經濟行動者、非正式行動者的角色)的適用妥當性也有所不同。其中，修正組織過程模式皆可以適用三個援助形態，修正政府政治模式在緊急時、極重要的政策決定時能夠適用，而修正理性抉擇模式幾乎不能適用。 第二，日本透過對中共雙邊ODA達成哪些政策目標？發現加強友好關係、促進兩國的互相依賴關係等的軟性目標比較容易達成，反之改變中共的軍擴路線、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路線、促進民主化等比較硬性目標無法達成。

過去許多研究日本經濟援助，將重點放在日本援助體制──四省廳制 ，甚至直接分析通產省（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TI）及外務省在對外援助方面的不同立場， 亦即研究主題是傾向於外交政策形成的層面進行分析。但事實上若單從政策面分析可能無法瞭解整個援助的全貌，有見樹不見林之憾。因此，本論文希望藉由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建立分析架構，而進一步分析日本經濟援助的演變。 第二章先由新現實主義為首建立基本的分析架構。根據華爾茲（Kenneth N. Waltz）的論點，一國的外交政策是受國際結構的因素所影響。而國際結構是由國家間不同的能力分配所促成，不同的國際結構及該國在國際體系中所處的地位，共同決定該國的對外行為。 以此作為論述的基礎檢視日本在戰後的對外關係是否受到當時美蘇結構性對抗所影響，尤其日本在援外政策的執行上是否亦是受到美國的影響。 換言之，即外壓因素在日本對中共的政策開發援助中所扮演的角色如何？ 國與國的互動受到國際結構的影響，不容易合作。新現實主義如何解釋現階段中各國間的合作現象呢？而國際社會的本質若依新現實主義者所述為一具有衝突的本質，但論述過程中似乎也不排斥國與國間合作的可能。因此，新現實主義是否有其適當的論點能說明合作之所以可能發生的原因呢？另外新現實主義認為在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中，囚犯們因為外在環境的限制自然而然會選擇背叛，尤其是加上安全困境的推波助瀾，更使得遊戲者不信任彼此。 因此，藉由合作之建立，增加彼此的信任方是遊戲規則中的大贏家。而如何防止背叛的發生等問題，依新現實主義的思維仍無法提供一完善的解決。 冷戰結束後，是否有其他因素影響日本對中共的援助政策？日本的經濟援助政策是否有所轉變？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架構是否能對此轉變作一合理的解釋？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國家在安全議題的合作受到國際體系影響的層面較大，在經濟議題的合作則是受到國內政治層面影響的程度較大。此是否可以解釋中日雙方儘管在安全議題雙方有所衝突，但郤在經濟議題方面多所合作的原因。新自由制度主義提及的國際建制可以減少，甚至避免背叛的發生。 而中日雙方是否藉由援助而建立在經濟議題方面合作的機制。本論文希望藉由新現實主義及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架構說明日本在1979年後，對中共的政府開發援助計劃的變與不變。 第三章則是論述日本與中共間正式開始援助關係的時空背景因素，並且檢視新現實主義的論點是否能夠說明雙方間援助關係。尤其是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日本政府的處理方式是否透露著雙方間經濟合作前景的不樂觀？亦或是雙方援助關係不受到天安門事件而能持續維繫？ 第四章則是論述冷戰後，國際環境結構的調整及日本國內因素是否影響日本對外援助理念的轉換？而以1992ODA援助四大綱作為討論的基礎。並且說明中共核武試驗違背日本ODA援助理念後，日本政府的相關作法為何？日本國內對中ODA是否應該持續已出現不同的意見，是否會影響中日雙方的援助關係？而未來雙方間的ODA援助關係是否應有所調整或轉型？ 第五章為結論，將本論文中所探討的問題作綜合整理，以新現實理論與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論點說明1979年中日開始ODA援助關係後的演變，並且試圖預測未來兩國間ODA援助關係可能的走向。

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科技日新月異要求企業必須擁有能技術創新的能力，以加快成果轉化，縮短生產週期。而國家科學研究主要來自於大學，正因如此的情況，使的企業與大學之間的互動合作關係越來越重要。 也是大學不再只是培養人才的地方，科技的研發與創新也越來越被凸顯，所以。大學能否把科學技術與生產實踐結合起來，能否把提高技術水平與創造經濟效益結合起來，是衡量一所大學辦的如何的重要指標之一。 大學除了保持基礎研究的基本水準之外，還需要考量優先及實用的領域研究，以配合國家競爭力發展，及新科技的迅速發展。需要考量如何將研究成果轉化為新技術將大學所研究成果，及時的化為實用性的產品與技術。大學若能和產業互惠互利，使得教學、科研、生產三者相互協調發展。提高知識訊息的開創、轉化、傳播和應用，將能帶動科技和經濟的迅速發展。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主要在瞭解：1、中國大陸在產學合作進行過程中，政策的影響為何？政策應如何施行（輔助）何種措施，以提升產學合作互動？2、中國大陸大學的科技開發部，在產學合作的推動上，主要的功用與功能為何？又該輔助何種措施提高教授與企業的交流互動？3、中國大陸大學在產學合作中，智慧財產權與成果是如何規定與分配？4、資產經營管理公司（內含校辦企業、科技園）與中國大陸的大學之間關係為何？又是如何互動的？ 本研究研究方法採用個案研究法與質性化研究法，實際深度訪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等三所大學，透過訪談大學在產學合作執行的人員、學校的研發處，配合相關次級資料蒐集與整理。瞭解實際運作過程中，並獲得以下結論： 一、 中國大陸政策的頒佈與資金補助，對於產學合作的影響效果顯著，每年的國家的重大計劃研究方向對於學校研究亦有影響。大學產學合作除了受中央政府政策影響之外，各地區的省市政府補助與政策也有很大的影響力。 二、 中國大陸大學在老師績效評量上，以論文創新與論文數量為主要評判標準，目前對於產學合作成效只保持支持態度，但未加入績效考核之中。大學對於校內教師的就成果與技術發展，直接影響產學合作推動力，因為瞭解校內教師的成果與技術，在企業推廣中是很重要的關鍵。 三、 中國大陸大學制訂各校科技政策，以中央發佈的國家科技政策及省市政府制訂的科技政策為指標與引導，進而達到相同依歸的目的。大學的產學合作的成效，也會受到大學本身的背景影響，因為校內的學院種類會影響與企業相關的程度。 四、 中國大陸大學的科技開發部，主要是幫教師建立與企業間的溝通橋樑，替教授找產業化的出入、替企業解決技術上的問題。並且參與簽訂合同、申請國家與地方政府基金等項目。 五、 產學合作中，成果分配的多寡與智慧財產權的分配會直接影響產學合作的效益，老師參與動機受成果分配影響，所以中國大陸大學一般都會給予老師很大的使用權利金空間，提高老師參與產學合作動機。智慧財產權的分配，會攸關學校與企業互動的動機，為使學校能有效使用研究技術，凡是屬於學校職務發明，智慧財產權皆歸屬學校。 六、 校辦企業改制後由資產經營管理公司負責管理，而大學不再直接管理校辦企業，也不為企業的直接股東，但大學為資產經營管理公司的最大的股東，而資產經營管理公司為校辦企業的股東，以這樣的管理方式免除大學承擔企業風險，且資產經營管理公司中的高層大多由大學派人擔任。

台灣於1950 年代即開始發展自行車產業，1970 年代挾帶著製造成本優勢以及不斷提升製造技術下，締造了「自行車王國」之美譽，到了1980 年代許多自行車業者紛紛西進和南進，以追求降低生產成本，然而十幾年後自行車產業終於開始反思如何提升整體產業的價值，降低生產成本的思維模式不再是企業唯一的策略選擇；自行車產業的發展可以作為台灣傳統產業發展與轉型的一個寫照與借鏡。自行車產業運用台灣過去累績的競爭優勢，開始追求微笑曲線兩端更大的價值，這種新策略思考模式與產業合縱連橫之運作模式所帶來的成果，實值得台灣各產業借鏡。 當全球市場由於產品生命週期愈來愈短，新產品不斷快速推出之際，台灣產業的研發策略若持續採取漸進式改良之方式，未來將不足以因應後進者快速的追趕，必須要具有「原創性」的產品，才能確保競爭優勢與獲利空間。台灣企業的科技創新活動必須朝向前瞻、深度的創新與研發，在研發或市場行銷面提升附加價值，並縝密思考智慧財產佈局策略，才能為企業創造更高的附加價值。台灣企業欲從代工走向自有智慧財產，企業必須能掌握國際技術發展的走向，並訂定涵蓋公司專利佈局和產品組合的策略。換言之，企業應考量全球化營銷策略，規劃一套具全球競爭優勢之技術/產品和智慧財產組合。全球化的智慧財產規劃佈局，與企業的新產品/技術發展策略緊密相扣，如此始能發揮智慧財產之最大效能，提升企業的創新價值並且獲得保護。在知識經濟時代，智慧資產已成為主要競爭優勢更是競爭的武器，企業如何產生、利用與維護智慧財產權以創造附加價值，將成為致勝的關鍵。 本研究逐一分析產業結構、企業價值鏈、產品結構與技術結構，分析對照企業的全球智慧資源配置、佈局的情況。智慧財產權的經營效率，若能從產業的技術結構和產品組合來提升，才可能擺脫為專利而專利之窘境。清晰的智慧資源規劃地圖，在策略的意涵上，是要讓企業經營者看清楚未來的產業競爭趨勢，據此主導企業未來的資源佈局，篤實的制定經營策略，而不至於迷失淹沒於雜沓紛亂的資訊洪流之中。企業在面臨全球化激烈競爭環境下，新產品開發活動要能與智慧財產佈局策略相配合，才可能技術自主和市場自主，發揮智慧財產權的縱效。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方式深入瞭解巨大機械如何經營全球自行車市場，從全球價值鏈、產業結構與企業價值鏈的角度，縱向與橫向觀察研究。巨大如何在全球價值鏈取得關鍵戰略位置，台灣整體產業結構調整與其競爭力的關係為何？橫向再觀察巨大的新產品開發策略、技術研發策略與專利策略，分析巨大如何邁向精品化之路。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問題如下： (一) 探討跨國企業之全球經營策略。 (二) 新產品開發活動與智慧財產管理。 (三) 探討組織核心能力與智慧財產管理之關係。 (四) 探討跨國企業經營策略、新產品開發活動與組織核心能力之關係。 / Every enterpriser is confronted with severer challenges in the global market nowadays, such as shorter life cycle of products and higher competitions. They have to consistently launch new products and shorten lead time against fast followers. Cost-down can hardly be the solution for industry management. This thesis aims to propose a better industrial strateg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for Taiwan enterprisers,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Giant Bicycles. The thesis will begin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industry structure, industrial chain, production and technology structure of Giant Bicycle, to further examine its management in the global market. The study will review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industrial restructing and industry competitiveness in the case of Giant Bicycle. Moreover, it will as well analyze Giant’s success of industry upgrade, through its innovative R&D policy and IP strategy.

本研究旨在探討自有品牌廠商、設計代工廠商，以及國內設計公司等三種不同營運模式之工業設計部門的運作方式、發展方向與彼此之間的合作關係。由於我國資訊硬體產業從1980年代末期加入美國電腦產業的分工體系，爲美國大廠IBM、HP、DELL等國際品牌大廠進行代工，台灣廠商便成為國際分工中的重要的角色，近年來更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為了因應全球化競爭也呼應施振榮先生提出之「微笑曲線」，強調研發與行銷兩端高附加價值活動，許多原本從事代工製造的廠商也紛紛轉型開始經營自有品牌，對於工業設計與產品創新的重視大為提高，因此本研究選擇資訊硬體產業為主要研究標的產業。 本研究透過深入訪談後，整理出不同營運模式下之新產品開發流程，並分析各家廠商之工業設計部門在此流程中所扮演之角色與整體定位，最後提出六大命題與相關結論。本研究認為。第一、不論是何種營運模式之工業設計，都必須提昇其市場研究能力，方能設計出更符合使用者需求之產品；第二、對於新產品上市後的狀況，廠商應投入更多的資源持續追蹤，以作為未來下一代新產品的市場資訊；第三、產品開發專案不是接續式之流程，許多階段之工作會有互相重疊之現象產生，因此混合式專案團隊之運作方式將有助於不同功能人員之溝通，並提高開發效率。第四、目前設計產業的競爭激烈，國內市場逐漸飽和，政府單位應提供廠商更多的協助，透過研討會、展覽等方式，拓展國內設計公司的國際視野，爭取國際策略聯盟的機會，以強化國內設計產業之競爭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