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０年代台灣在經歷過美麗島事件，及鄉土文藝思潮的洗禮之後，整個社會雖然仍處在威權體制，但壓抑已久的本土社會批判力正若野火燎原，尋找著各種縫隙顛覆僵化體制，嘲諷守舊價值觀，迸發勃勃的生命力。在解嚴前後的這段時期，正值各種文化思潮及新舊意識形態不斷的交鋒辯證，台灣的文化場域糾葛著複雜的家國認同，以及族群、階級、性別的種種差異，還有現代化生活□離鄉背景的疏離感，對商品消費的空洞感，交織在八０年代的文化情境中。其中台灣新電影的崛起與女性書寫是相當重要的兩個現象，而多部「文學電影」的拍攝表徵著文學與電影的結盟，宣告著「小說的影像化」在此時期亦是一個顯著的文化現象。 筆者希冀能跳脫單一經典作品的詮釋，及作家定位的研究，遂擴大研究範疇並以文本為主，作跨藝術，跨文類及多重符號系統的互文研究，試圖尋繹出當代文化的另一種視角。筆者在搜羅八０年代小說文本時，發覺文學文本生產呈現商品化、消費化的傾向，當時正值台灣新電影的崛起及女性作家以豐碩的創作量，積極攻佔文學市場及文學獎的時刻，台灣新電影的勃興與女作家的文壇發聲可謂八０年代兩個重要的文化場景，在商品市場的機制運作下，女作家的作品時時被改編成電影，躍上大螢幕粉墨登場，轉化成聲色俱佳的文化產品，電影文本與文學文本之間頻繁地互動與對話，形成複雜的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現象。女作家、女演員與男性導演以虛構的小說╱電影文本作為演練場域，透過敘事改編、影像形塑、聲音的表述，再現女性經驗及父權文化，所呈顯的性別表演與台灣歷史脈絡及文化象徵系統互相呼應，展現當時藝文工作者對於社會議題的關懷，對歷史文化的反思，以及對儒家傳統的挑戰。 透過對這個「女性文本╱電影改編」文化現象的整理、爬梳及反省，希望能回應當代喧嘩的視覺文化工業與寂寞的文學產業，在後現代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界線日趨模糊時，文學這個古老的產業還能以什麼形式介入當代論述？對於身處於電子資訊、數位傳播的新世代而言，多媒體與敘事文類的結合，可以讓文學這個說書人展演出什麼新的美學形式？如果能將八十年代活絡的「文學電影」現象作系統的研究與整理，一方面釐清這個文化現象在台灣文化場域當中的定位及回響，並解析文學與電影之間互相交集，互相詮釋轉化的美學形式，作為當代文學與其他文化產業交流互動的考察。另一方面也作為一個重要的切入點，反思當前的影視產業與文學產業的連結，是否可能為傳統╱前衛，人文學科╱理工科技，及全球化╱在地化創造出對話的空間？透過小說文本與影像文本的互文參照，可以探究影視語言在挪用與借用文學素材時，如何受到後現代主義與後殖民思潮的重新詮釋，成為解構威權政治的論述利器，繼而被視為台灣文化本土化與主體建構的典範文本。再進一步探問的是：現代化的影像媒介與台灣文學的相遇□，各種強勢的西方影像美學、技藝、論述如何被台灣創作者所吸納、移植與轉化，進而使台灣能展開對自己歷史身世、主體建構及文化認同的反思，產生出本土化的文化產品。 筆者所欲探究的課題在於：台灣在八０年代有許多得到文學獎的女性小說被改編成為電影，其中尤以新電影的導演拍攝較多，女性小說改編過程以女性角色為主，鋪敘女性意識、女性關懷，以及女性在社會上的現實處境，筆者認為可以劃歸為「女性電影」的類型作探討。若從建構論的角度而言，男性導演也能拍攝出女性電影，我們也能在男性導演的鏡頭□讀出「女性書寫」。筆者想藉由八０年代女性小說文本╱電影文本之間的互動，探索當女性小說文本介入電影之後，以往女性在電影的象徵系統□，被意識型態建構為刻板形象與符碼，即好萊塢影片類似的敘事模式與觀看機制，此強化父權社會性別符碼及對女性的貶抑，是否被一步步瓦解？與這瓦解相對的，是否有一種全新的敘事模式及敘事動力進入電影文化產業？女性在八０年代的主體再現中是否從單純被看地位中轉換出來，從純客體，承擔價值的身份轉換成具有主體威勢與創造意義的身份？她們是否不再被男性作為視點交換的客體，同時開始解構某種傳統的交換方式。在以女性為主角的影片中，女性的主體性在敘事形態及符碼意義之中不斷型塑而成的，男性的主體地位，及主動的觀看者地位是否逐漸喪失？筆者希冀藉由八０年代女性小說文本的爬梳，及電影影像再現的運作過程，作為理解八０年代文藝現象的一個切面。 本論文所研究的對象是一群在八０年代崛起的女性作家，這群後起之秀在數年間囊括了各大重要的文學獎，並積極攻佔各大報副刊版面，被學界指為「閨秀文學現象」，她們敘事技巧圓熟，以敏銳筆觸，捕捉細膩寫實細節，在出版市場上各展風華，作品經常引起社會大眾注目，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她們深受讀者欣賞，又得到評論者的討論，可謂在文人圈內報酬相當優渥的寵兒。此批活躍的女作家跳脫社會角色的扮演，道德倫理的定位，以情欲書寫為策略，召喚陰性書寫與母親聲音（the voice of mother），撩撥人世的愛慾情仇，以女性身體的繁複感官重構女性主體，以女性生命歷程女兒、妻子、母親拆解男性所建構的大敘事及父系霸權論述。 這群女作家與台灣新電影導演一同成長於台灣四０、五０年代，這批新電影導演積極改編女作家的作品，在影像上呈現生動而豐富的女性面貌，展露女性的主體性與強韌，以期再現台灣斯鄉斯土的成長歷程，也藉由女性生命史轉喻鄉土情感與家國認同。八０年代文學與電影新生世代的邂逅結緣，重新翻寫重構台灣本土的影像，及台灣人的身份認同，相較於八０年代之前中國符碼時時現身於文本影像之中，新電影可謂台灣影像主體性建構的起始。八０年代台灣新電影及文學電影的出現及建構，逐漸發展出「電影作為一種藝術」（film as an art）的論述，這除了電影本身的美學技巧之外，尚需要閱讀社群（影評人）及支援媒體參與論述，這個閱讀社群（影評人）以焦雄屏為主形成一個「班底」，強調知識份子的理念及專業的電影批評術語形構成「藝術電影精英社群」，以有別於傳統八卦印象式的電影評論方式，此社群對新電影的論述文章多半集結在《台灣新電影》一書。 在八０年代電影與文學結合成一個高尚藝術，迎合中產階級崇尚品味的心態，並形成改編文學的電影風潮，因此，我們想要探問這種文藝現象的實踐過程是如何？又牽涉到那些因素與環節之運作？知識份子、電影工作者、影評人、與作家及學院內外的閱讀社群、批評者之間互動關係為何？在文化場域中各佔據什麼位置？女作家及新電影導演、影評人的文化資本及象徵資本，以及所謂的habitus如何催生、影響文學與電影的互動？這些皆是文藝社會學所關注的課題，社會學理論對本研究的啟發性主要在於：在探討女作家文本或電影文本時，不應忽視文藝場域和habitus的影響性，文藝活動和文藝實踐必須針對深層的結構性因素加以反思。作家除了從事文學活動之外，尚有其他的社會身份存在，並涉身於各種場域之中。文學場域和其他場域之間所具有的共構性不應忽視，其他藝術領域及政經變化對文壇的影響應納入研究的視野之中。 本論文研究對象主要以八０年代女性作家：朱天文、李昂、蕭颯、蕭麗紅的小說文本改編成電影為主，探析深具女性意識的小說文本，在男性導演的凝視與詮釋之下，其女性議題及女性書寫特質，是更為彰顯、飽滿，或者是被消弱、削滅。男性導演的詮釋又與台灣社會文化產生何種互文現象？再者，本論文考察台灣電影╱文學互文現象、女性小說文本改編成電影之後如何處理女性形象、女性身體等等議題。在研究的時間點主要以八０年代為主，並回溯七０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影響所及在八０年代有鄉土小說改編風潮，以及新電影追求自我文化主體性與藝術性的努力。希冀透過文學與電影互文改編的考察，能更進一步理解八０年代的文藝現象，以及電影與文學互相闡發，互相豐富彼此的美學特質。

除了赴大陸市場投資的台商之外，有為數眾多、在世界各地打拼的台商，在努力經營企業的同時，這些台商也都有各自的資金需求。除了在投資當地市場發行股票、上市籌資外，這些台商也可以選擇到其他的證券市場上市，如紐約、東京、香港、新加坡…等地。台商在選擇上市市場時，除了要考量市場流通性、交易量、上市制度、國際知名度、手續簡便性、匯率干預、年費、集資能力高低、該公司在當地的知名度、市場的開放性…等諸多問題外，地點與文化也是一個相當關鍵性的問題，以台商來說，能夠選擇一個以華人企業為主要市場的股市掛牌，也是一種相當有利的考慮重點。 因此，對於擁有強大資金需求的台商們，究竟如何選擇一個最有利的市場作為上市的地點，絕對是一個策略性的重點。本研究將彙整台商可能會考慮上市的各主要市場—台灣、大陸、東京、香港、新加坡等地的上市規定與條件，分析其優劣適宜之處，並於本研究最後剖析各種環境前提與假設，希冀在台商分析過自身企業的需求與條件後，可以作為一參考之用途。 本研究的主題是『台商選擇證券市場之研究分析』，並且希望成一深具實務用途參考的論文，是故在確立研究主題之後，進行建立相關討論議題，務使討論議題切合目前台商的需求，不致有所偏廢。然後依循研究主題先進行文獻探討的步驟，蒐集相關文獻深入分析比較，再取其重點之處，成為本研究的基礎。 本研究共分五章，第一章是緒論，說明研究的背景、動機與研究方法的簡介第二章是文獻探討，敘述關於海外上市的相關理論與前人曾做過的研究論文。第三章則分析各地上市情況優劣，蒐集東京、香港、新加坡、台灣、上海等地的證券市場情報。第四章則分析所蒐集到的資訊，進而整理歸納出一套有系統的各地市場比較模式，並以一實際公司上市運作之個案作分析研究，分析該公司的內部條件、外在環境、上市策略考量重點，再依據各主要證券市場的優劣利弊，完整呈現個案公司選擇上市地點的決策重點與進行流程，供本論文研究成果驗證之用。第五章是結論與建議。

如何吸引台商回台上市，讓台商根留台灣，是目前政府最關切的議題之一。目前與台商根留台灣機制中最具體的措施就是，根據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所訂定之「企業營運總部租稅獎勵實施辦法」。另外，台商全球佈局已成為趨勢，如果能以營運總部的租稅誘因吸引台商在台灣成立營運總部並以投資控股公司形式上市，將會因為合併報表的使用而使資訊更透明化，有利投資者保護及證券主管機關的監管。但就目前營運總部及投資控股公司的相關規定，要吸引台商回台設立營運總部並以投資控股公司上市仍有些障礙。本文主要在探討營運總部及投資控股公司申請上市的相關法規，並以Prosonic集團為例，探討該集團如何規劃以投資控股公司回台上市及其他相關問題。 □ 經由個案分析及法規探討，本文認為，營運總部的門檻過高、投資控股公司註冊地的限制、在台灣募得資金不得投資中國大陸、企業投資中國大陸的上限、申請上市的時間過長等問題，都是營運總部及投資控股公司相關法規中必須剷除的障礙。另外，鑑於企業國際佈局的趨勢，我國應該如同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強制要求所有申請上市的公司必須採行投資控股公司的組織型態。最後，為了方便台商的租稅規劃，我國應該開放投資控股公司可採用連結稅制。

台灣進入歷史時代，自荷、西統治起算，歷經明鄭、清代、日本統治、戰後的中華民國，迄今約有四百年的歷史，因政權的更迭與先後移民的融合，使得「台灣人」的定義成為一個相當複雜的課題，研究台灣人的性格自然更易產生分歧。首先、需探討何謂「台灣人」？本文則從跨時空的角度，分別以1. 地理空間的移居、 2.心理的認同歸屬， 3.他者的相對稱呼， 4. 法律身分的意義等四個視角進行深入剖析，發現欲解決定義台灣人的困難性，唯有承認台灣是一移民社會，承認「台灣人」是不同時期不同來源的移民所共同累積的總名，方能合理看待與解釋台灣人性格的共性與殊性。 其次、如何研究「台灣人的性格」？本文所指的「性格」是「一個社群中多數人的心理和行為」，學界常以「眾趨性格」或「國民性」稱之。而「台灣人的性格」牽涉到台灣歷代社會變遷對島上住民的影響，因此本文採用歷史社會學 (Historical Sociology) 的歷史文獻比較途徑 (Historical comparative approach)，並配合文獻分析法，將不同時空文本對於台灣人性格的描述抽繹歸納，再進一步析論政治、經濟，與文化等不同來源對性格形成之可能影響。 根據本文從不同時空與視角的歷史文獻中，整理發現台灣人性格存在若干的共性與殊性，其可再歸類如以下四項： 1. 移民原鄉的複製：即好鬥、逐利(功利)、迷信的特質。 2. 不同族群的特殊性格，分別提及南島語族、閩南、粵東客家、以及島嶼制約的不同特質。 3. 族群交融下的共通性格：打拼、務實、急功近利；俗尚拼貼；唯新是鶩不易持久，大眾有一窩蜂盲從的特質。 4. 特殊政經環境下的扭曲：因過往歷史中的被出賣經驗、戰後國際政治操作的挫敗感，以及島內不同族群成長記憶的隔閡，造成台灣民眾產生某種價值認同的錯亂，容易出現如欠缺自信、不安、悲情意識等消極情緒的集體性格，。 關於各時代「台灣人」的組成，文獻中或多或少有”偏指特定對象的性格與行為特徵”的情形，統整歸納時無可避免會有”族群區隔”與”時間割裂”的窘境。一般研究以關鍵事件將時間劃分為若干個歷史階段，但事實上時間本是持續流動的自然狀態，先後融入台灣島嶼的不同族裔累積的台灣人性格是有機的生命延展，本文僅能針對文獻描述較顯露的特徵予以歸納，並總結研究過程發現的問題與建議。

知識就是力量，是戰場上打敗敵人的力量，也是商場上擊退競爭對手的力量。由於資訊產業發展重心逐漸由資訊硬體市場轉為資訊服務市場，為了維持台灣在全球資訊市場的領先地位，發展國內資訊服務產業成為刻不容緩的議題，另外，資訊服務業乃是高度知識密集的產業，故本研究擬探討國內資訊服務業知識管理之先進廠商－台灣HP與台灣IBM－如何運用知識管理創造競爭力，內容包括：如何使用科技工具促進知識管理、如何藉由人事制度改善知識管理、如何利用組織結構促進知識管理…等主題，提供給國內其他資訊服務廠商觀摩參考，期能促進國內資訊服務業的發展以及知識管理實務的推展。 本研究針對台灣HP與台灣IBM之「業務/技術支援單位」、「人事制度」與「專業服務單位」，在「知識移轉與流通」、「知識轉換」、「知識創造」、「知識蓄積與擴散」、「知識管理的組織」等知識管理議題中，分別選定其中數項主題進行深入探討，而研究方法則以「個案研究法」為主，藉由實地訪談各單位相關人員，深入瞭解該部門知識管理作法。之後，除了介紹台灣HP與台灣IBM現行知識管理實務，並加以相互比較之外，本研究也將個案知識管理實務與相關知識管理理論進行對照驗證，並檢討個案現行作法之利弊得失。最後，根據文獻理論與訪問結果，本研究也於文末提出整合性的結論與心得，盼能作為實務界人士與後續研究者探討相關議題時之參考。 本研究主要結論如後： 1. 在「知識的移轉與流通」方面，關於知識流通的來源，企業應將顧客視為重要的知識流通來源，而關於種子部隊的移轉使命，企業應挑選具備相關技能專長之成員，輪流擔任種子部隊，並評估其受訓成效以及授課成效，同時給予適當獎勵，以促進組織新知識之移轉。 2. 在「知識的轉換」方面，促進主管傳授技能經驗給下屬的方法包括「領導成效的評估」以及「工作記錄」（將下屬之技能發展軌跡記載於主管之工作記錄當中），而促進成員之間彼此傳授技能經驗的方法則包括「評估各成員『團隊合作』的績效」、「公共評議制」、「利益不重疊」、「評估整體績效」等。 3. 在「知識的創造」方面，促進組織知識創造的作法包括「給予員工充分的自主權」、「培養多種才能的員工」、「與外在環境保持聯繫」、「減少組織的垂直疆界與水平疆界」等。 4. 在「知識的蓄積與擴散」方面，促進知識蓄積與擴散的作法包括「萃取個人經驗並儲存之」（要求各成員重點記錄工作內容並將之存檔）、「知識擴散」（邀請績優人員在會議中分享經驗，或擔任內部講師，或領導專案團隊）、「工作編制與工作設計」（藉工作編制與工作設計提高各成員工作內容之間的互賴性）等，而創造知識分享的文化之作法則包括「主管必須以身作則」、「績效評估」、「鼓勵分享」、「審慎甄選新人」等。 第壹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4 第貳章、 文獻探討 5 第一節、 知識的定義 5 第二節、 知識的特質 6 第三節、 知識與資訊 7 第四節、 知識的內涵與分類 8 第五節、 知識管理的議題 20 第參章、 研究方法 58 第一節、 研究取向 58 第二節、 研究議題 58 第三節、 研究對象 59 第四節、 研究內容 60 第五節、 研究架構 63 第六節、 研究方法 65 第七節、 研究限制 66 第肆章、 個案介紹－台灣HP 67 第一節、 HP簡介 67 第二節、 台灣HP簡介 73 第三節、 業務單位的知識管理議題 78 第四節、 技術支援單位的知識管理議題 92 第五節、 人事制度與知識管理 112 第六節、 知識管理組織－HPC 132 第七節、 其他知識管理議題 146 第伍章、 個案介紹－台灣IBM 153 第一節、 IBM簡介 153 第二節、 台灣IBM簡介 158 第三節、 業務單位的知識管理議題 161 第四節、 技術支援單位的知識管理議題 171 第五節、 人事制度與知識管理 185 第六節、 知識管理組織－Y2K綜合策進處 196 第七節、 其他知識管理議題 203 第陸章、 個案分析 215 第一節、 個案對照 215 第二節、 理論與實務的比較 226 第柒章、 結論與建議 230 第一節、 結論 230 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245 第三節、 結語 246 參考文獻 247

近兩、三年來，地下電台以打破媒體壟斷的鮮明定位，以及全民參與的口號，快速打出知名度，並給予瓦解中的廣電體制重重的一鎚。為何一個可以說是處於劣勢的小電台，能夠在短短的時間內席捲台灣，並促使政府正視民眾需求，加速媒體改革，其背後成因著實耐人尋味。處於這個媒體面臨解構的年代，民間與政府都在尋求新的定位，探視地下電台的抗爭、政府開放頻道的政策及輿論的諸多反應，其中隱含著許多值得深思的問題，站在客觀觀察的立場，試著呈現這個有趣又深具啟蒙意義的媒體現象，探討其背後成因與問題，並提出建議，正是本文的研究動機。 　　本研究為發掘性研究，採取文獻探討、深度訪談及節目表分析等研究方法，以便針對地下電台進行深入的剖析與討論，同時並對民意調查的次級資料做進一步分析，以瞭解地下電台的聽眾群。所依據的理論基礎包括電波公有、稀有頻道、言論自由、近用權及多元化等五種。綜合而言，地下電台的成因來自三方面：廣電生態的不平衡、政治環境的漸趨成熟以及整體社會文化環境的配合。根據本研究的分析發現，這一波地下電台大多集中在83年3月至9月間出現，其成立的動機主要有三：突破媒體壟斷、追求言論自由以及出於對弱勢族群的關懷或為宣揚自己的理念等；而通常設立一家小功率電台約需花費150萬至200萬。 　　地下電台的出現固然混亂了電波的使用、引發多起的群眾運動及社會些許的動璗，但不可否認的，它也喚醒政府及民間重新正視一些存在多時的問題。面臨廣電媒體的重組，地下電台在歷經抗爭後，應開始正視自己的存在價值，認真考慮申請合法的可行性，並試著走出地下的圍籬，開拓更多元的發展空間；而政府在處理地下電台的問題時，亦應一改威權時代的作風，以民主、公開、公平的態度，從根本著手，深入瞭解頻道分配、電台換照及地下電台違法法源等種種問題，真正做到主權在民、資源共享，地下電台才有可能化暗為明，也才不會又有地下電視等未可知的非法媒體出現。

2000年3月18日，台灣人民用選票共同創造了中華民國史上首度的政黨輪替，終結了兩岸「國共內鬥」之格局。民進黨長期以來的台獨主張是否落實為政策作為，成了國內外各界對民進黨新政府關注的焦點。 從民進黨創黨脈絡、在野闡述及執政實踐來觀察，其「台灣主權論」乃是一脈相承、與時俱進，其最主要的內涵就是維持「台灣與中國是兩個主體」的一個狀態，但是其包裝及闡釋的手法則隨著時空環境演變與政治態勢變化而有所調整。尤其是對「中華民國體制」之態度，從不承認、排斥、接受、承認，甚而內化揉合為「中華民國是台灣、台灣是中華民國」的過程演變，就是民進黨在確保台灣主體的基礎上，一種「審時度勢、借力使力」的作法。 本文認為，在野時期民進黨對於「台灣主權論」主張論述有著「台灣住民自決」、「台灣獨立建國」、「台灣主權獨立」與「台灣（中華民國）主權獨立」之論述焦點，而在執政時期民進黨「台灣主權論」主張論述則有「穩定和平現狀」、「探詢發展新機」、「彰顯台灣主體」、「建構國家內涵」與「實踐兩岸和平」之論述焦點。 台灣政黨間最大差異表現於其對台灣的「國家定位」與「主權論述」主張之不同，而前後執政的國民黨、民進黨對此之主張正分列於光譜兩端。為探究民進黨執政與國民黨執政對台灣主權論之異同，本文從「對台灣的定位」、「對中華民國的定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定位」及「終局選擇」等四個面向檢視。 如果「保台灣」是民進黨在握有執政機會時對台灣主權論的終極價值，那麼民進黨在做與不做是如何衡量，在兌現理想與兼顧現實間是如何取捨，本文則從「政黨理念」、「執政機會」、「執政責任」、「國家前途」等四項變數進行分析。 本文對執政時期民進黨的「台灣主權論」研究，提出下列看法： 一、民進黨在野至執政時期「台灣主權論」演變特徵：「一個不變、兩個堅持、三個轉向」。 二、執政時期民進黨與國民黨「台灣主權論」的差異：「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之別，「選項之一」與「唯一選項」之別。 三、執政時期民進黨「台灣主權論」闡述與作為之平衡：法理闡述—籌碼運用，政策作為—紮根台灣。

無 / 無

新台語歌運動是台灣90年代的重要音樂風潮。它擺脫了過去台語歌曲宿命論般的悲情，結合了西方的音樂質素和社會底層與傳統質素的關懷，在這片土地上，開出了新的花朵，開啟了新的可能性。 但它同時也媒合當下本土意識的認同，甚至於最後被僵固的政治想像給綁架、給收編，成為了複製過去結構的單語本土霸權，並間接導致了自身的結束。 本論文強調，不能將新台語歌運動過度的浪漫化，只重視它美好的過往而忽略掉不好的那一面；亦不能因噎廢食，戴著有色眼鏡去回顧、去注視，而遺漏掉新台語歌運動在台灣社會所開展的可能性及遺緒。這是本論文的基本態度。

本論文共分成五章，各章重點如下：第一章「緒論」中，主要是討論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概念界定、論文架構、以及研究範圍及限制。其中，除了對於「主體」、「意識」、「台灣主體意識」等概念先作一番詳細界定外，也將「台灣主意識」分為政治、民族、文化三個面向，並依此二餾面向的認同進行討論。第二章「台灣意識之歷史回顧」，依照台灣政治地位的轉變，依序分成史前時期、荷據時期、鄭氏王朝時期、滿清時期、日據時期，討論台灣島上的住民的台灣意識發展情形。研究中發現，首度出現台灣主體意識的是在鄭氏王朝時期的鄭經身上，他想以「東寧」（台灣）作為延續明朝王國、漢族主義、華夏文化的正統所在地，以有別於大清帝國、滿族主義、夷狄文化；也開始將儒家文化開始輸入台灣。滿清時期，則是大量輸入儒家文化，使台灣社會逐漸與中國大陸趨同，稱為「內地化」；另方面，則因為移民的定居、世代的繁衍，也逐漸形成「土著化」現象。馬關割台後出現的「台灣民主國」，則是一個欲藉列強之力使台灣重回中國的外交設計，本身並不具備台灣主體意識。日據時期，在「共產國際」指導下成立的台灣共產黨，在其政治綱領中，明白揭示以「台灣共和國」與「台灣民族」來推翻日本殖民政權；此乃台灣主體意識第二度出現。第三章「戰後影響台灣意識發展的內、外在因素」，則是將戰後台灣意識的發展，放在一個台灣、國際關係與兩岸關係的三角互動環境中來觀察。在外在因素方面，則分成二二八事件、國民黨的「中國意識」統治與灌輸、政治反對運動與社會運動的勃興四方面來討論。第四章「台灣主體意識發展與對兩岸關係的影響」中，第一節討論戰後海外與島內的台灣主體理論發展與建構情形。在海外台灣主體理論建構方面，主要可分成「民族論」與「國家論」二種典範。而島內方面，則是在「高雄事件」之後的八○年代，才有政治界、學術界、文化界共同匯聚成一股台灣主體建構運動。八○年代末，李登輝繼任總統，也於九○年代開始大力推動國民黨的「本土化」以及「實用主義的台灣主體意識」建構運動。第二節則由九一年制訂「國統綱領」與終止「動員戡亂時期a臨時條款」之後的各種政治現象與民意調查資料，歸納出「封閉性敘事系統」與「進化式敘事系統」，並將此視方台灣主體意識對兩岸關係的主要。第五章「結論」中，分成研究發現與檢討與建議二部分。在研究發現中，筆者分成五點進行說明：戰後台灣主體意識是一種「建構」運動、台灣政治反對運動是一種自由主義精神的展現、台灣民族主體性在建構一個「台灣想向共同體」、‘悒x灣歷史建構中得出台灣「海洋文化」的特質、以及台北主體意識對兩岸關係的影響主要在於「封閉式敘事系統」與「進化式敘事系統」的形成。在檢討與建議中，筆者提出日本的影響、媒體的角色等，作為給未來研究者的建議；並且提出勿凸顯出族群問題、改進二個敘事系統的缺失，作為提供執政者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