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期待著假期時旅遊，旅遊的可貴就在於它使人離開舊居地，離開熟悉的日常生活，到了陌生的他處體驗非自己一般的生活。為了保留這難得的經驗，紀念品便成為出遊的證據。買紀念品等於是購買一個可以投射回憶的物品，或著用物品本身來替代自己的足跡。旅遊的經驗被人們以為只能靠相片記憶，卻忽略了手上拿回來的紀念品也是建構整個旅遊的一部份。商業化的紀念品因大眾旅遊的膚淺而被貶低，講求文化旅遊的原住民地區抗拒消費文化的侵蝕，力求有本族特色的商品作為某種原真性，卻不知兩者都同樣具有代表性。商業化模糊的是紀念品的出身，卻不會模糊了紀念品與本地特色的指涉，它仍是環繞在觀光地區的特色裡。紀念品可以被操作的空間遠比只是一個商品還要闊，這樣的特色很適合於推展異族旅遊之中，可惜的是，原民觀光並無視紀念品的功能。本論文從蘭嶼出發，利用它孤島封閉的特性，探討紀念品和原住民觀光地區的關係，並從中找尋紀念品能如何為觀光地區加強當地文化宣傳，以及增強當地文化傳承的方式。

原住民部落重建是一個漫長的調適、妥協與合作的過程，除了外在政治社會經濟環境的侷限外，原住民本身的知識與能力不足、部落不夠團結、部落組織動員不佳、政策制訂者及執行者對原住民部落環境及文化脈絡的不熟悉、其與部落的溝通不良、外來團隊過於強勢的主導等都是部落重建所面臨的層層阻礙與困難。九二一震災的發生，造成部落原有之社會聯繫與互動模式的毀壞與解組，因而也導致部落內部關係及與外部群體關係型態的變遷。潭南在經歷了與外來團隊間參雜合作、競爭、衝突的災後重建歷程之後，部落本身也應該有所自覺與行動，並非一味地依賴政府單位及外來團隊，在經歷過許多挫敗與成功後，能自己尋找出適合部落重建與發展的方向與途徑。筆者便以「合作、競爭與衝突：潭南的災後重建與社會關係」為論文主題，進行相關之研究與分析。第一章是本論文之相關研究回顧，依據所收集之文獻資料並針對本論文研究之主題，筆者擬分為本論文主要探討之合作、競爭與衝突三種社會關係的相關研究與理論、災害相關研究、災後社區重建與原住民災區重建、原住民部落發展與社區總體營造、布農族社會文化相關研究等五方面來進行討論。第二章則是研究地點－潭南村的各種基礎資料與重建過程的敘述。 第三、四章分別論述潭南村在重建過程中內部社會關係與群體互動，及各外來重建團隊在重建過程中的實際運作，及與潭南當地居民的互動關係。第五章則立基於前二章的論述基礎，將潭南災後重建過程中所展現之社會關係概略性地區分為「合作」、「競爭」與「衝突」三個主要型態，以進行更深入、更全面性之分析與探討，以期能對潭南村在災後重建過程中複雜之關係行為及現象提出適當的詮釋與析論。 筆者經由本論文的研究與分析，及2年多來在潭南進行實際參與觀察之經驗，在此特針對潭南部落未來的重建與發展，提出以下三點建議：一、人類學觀點涉入的必要性；二、部落草根性組織與中介、整合機制的建立與發展；三、其他災區原住民部落重建的經驗學習與分享。此三點建議不僅只適用於潭南部落，更可將之擴大並應用至所有的災區原住民部落，希望能提供部落/行動者在行動時可依循的一個理念與原則。

在清朝前期的康雍乾三朝中，清朝皇帝曾經復興入關前的滿洲傳統文化。在本文中將這些措施整體稱之為滿洲文化復興運動（Manchu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movement）。大致上來說可以分為三個方面：1. 提倡國語振興騎射；2. 整理滿洲歷史與傳統；3. 維持八旗制度運作。康雍乾三朝所推行一系列的復興滿洲文化的措施，表現了清朝皇帝對於滿洲文化的重視。學界過去對於此一現象的詮釋，認為清朝皇帝的作法是擔心滿洲人被漢人所同化而失去統治的特權。然而更基本的問題是：為何政經特權的維持，需要透過文化的復興運動來達成？國語騎射、滿洲源流與八旗制度等代表滿洲文化的符號，對於清朝皇帝具有什麼樣的意義？而本文試圖從清朝入關前與入關後的滿漢關係，以及相關的滿洲身分與文化變遷過程來討論前述的問題。 首先，清朝以少數民族的征服王朝之姿，建立了廣土眾民的多民族帝國。為了爭取漢人以及滿洲人支持清朝的統治，清朝皇帝一方面透過宣示滿漢一體，尊崇儒家思想與傳統中國的官僚制度來建立其統治漢人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出於對漢人反滿意識的防備，又必須崇滿抑漢，以維持本民族的優勢地位。因此，如何在首崇滿洲的原則下，又不至於激起漢人對清朝統治的反感，是清朝皇帝在統治上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然而，推行崇滿抑漢政策的前提在於區分滿漢。在清朝發展的歷史中，滿漢接觸的經驗形塑了滿洲與漢人的文化意義。而清朝皇帝對於滿漢的區分也受到這種文化意義的影響。而這種文化意義也隨著歷史事件的介入而有所改變。 在滿漢接觸的歷史中，滿漢之分主要是建立在身分與文化上的差異。入關前的滿洲文化對於清朝皇帝而言，是征服民族優勢的象徵。清朝皇帝透過復興滿語、騎射與八旗制度等滿洲文化符號，以及排斥漢習的做法，來重申（或重塑）滿洲性（Manchuness），藉此重新鞏固滿漢對立的二元意義結構，以及相應的滿洲統治地位。 滿洲文化復興運動的推行，必須透過在傳統中國文化與當時清朝的政治制度中所賦予皇帝的至高獨裁權力，才有可能達成。但由於官僚體制與基層旗人的不配合，而使得當時此一運動的成效不彰。在這個歷史事件中，可以看到在少數民族統治多數民族時，如何透過文化與身分的界定來團結本民族，並維護自身的統治與優勢地位。因此，此一事件同時具有身分、文化與統治上的意義。而歷史人類學與族群理論兩者之間，在這個課題上也出現了對話的空間。

牛街是北京市內一條古老的街道，位於現今北京市宣武區西南隅，呈南北走向，北起廣安門大街，南至南橫西街，此街一帶為北京市最大的回族聚居區，以牛街為中心，在其東西兩側，有大大小小幾十條胡同，居住著數以萬計的回族居民。牛街回族聚居區由於歷史悠久，不僅在國內聞名遐邇，在國外伊斯蘭世界裡更是耳熟能詳的回族聚居區代表。 牛街有著近千年的歷史底蘊，蘊含了世居都市回族的文化內涵，然而北京市政府為了適應北京國際大都市建設的需要，對於位居中心城區的宣武區，於一九九七年開始推行了大規模的危改計劃，此一都市更新計畫，影響牛街回族社區的發展極大，改變了回族聚居的生活型態，將世代居住在此的牛街回族，透過政策的執行，轉變為散雜居的形式，回族住在已經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牛街社區裡，還能繼續保持與傳承屬於自己的民族傳統與宗教文化嗎？ 這個問題不僅是牛街的個案而已，當今中國各地大都市的回族聚居區，都同樣面臨這樣的狀況，要怎樣在國家體制與社會變遷的影響之下，而不被都市的生活習慣與價值觀所左右，迷失了自己的民族身分，而持續保持回族的民族文化並加以傳承，這都是居住在城市中的世居回族們，要加以深思的問題與考驗。 筆者先從歷史背景的描述，先理解牛街回族社區的形成，以及掌教制度的崩解和寺坊制度的瓦解過程，再簡介北京市宣武區政府的危改計畫內容後，最後從經濟生活與族群關係的角度，橫向地來探討北京牛街回族經歷城市更新計畫與社區轉型的變遷因素，如何改變與適應這不同於以往的生活型態，希望藉此個案的研究，提供台灣學界對於中國都市回族研究的窗口。

本創作分為兩條主軸，一條為攝影作品集取向的攝影製作，另一條為研究結果取向的創作論述與田野研究。兩者在內容呈現上互為輔佐，在方法上互相補充。筆者通過在雲南L市的紀實攝影與相關闡釋，為閱聽人提供一副較為真實的精神病患的生存圖景。 在X精神病院中的醫護人員與病人之間的確存在著巨大的權力落差，其中權力的運作方式基本符合Foucault的描述：與空間緊密的結合。病區中的規章制度與大大小小的日常活動依依顯示出醫護人員對病人的控制。醫生在診斷與治療的過程中並未完全依循西方醫學，而是加入了地方知識。病人也在個體層面上有著微小的反抗，雖然有效，但也未破壞醫院秩序的正常運轉。 而在LJ村拍攝的民族誌影片中，顯示出了村中年輕人與老一輩在地方文化傳承上的斷裂。相較於民俗治療儀式，他們更願意相信西方醫療體系，更加傾向於去現代醫院中進行診斷與治療。 / This paper is mainly based on two guidelines: the photography creation aiming at photo collection, and the discussion and field research for research achievements. Theses two guidelines work as supplement for each other. Through the record by photography and related discussion in L City, Yunnan, I hope that the real current situation for mental patients could be showed to readers. Indeed, there is a great “power gap” between the staff and patients in psychiatric hospital, in which the way the staff use their power almost complies with Foucault’s description: “Space, Knowledge and Power”. All the rules and daily activities in the area indicate the control of the staff to patients in different degree. The doctors don’t completely rely on western medical for healing, instead they add traditional knowledge, for which patients sometimes make small fight for. Although these small fights are effective, they don’t make effect on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hospital. In terms of the ethnography film recorded in L Village, it indicates a disruption between the young and the old on the inheritance for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young generation is more likely to choose modern hospital for disease, rather than relying on traditional method.

本論文所要探討的是原住民泰雅女性在一個北部原住民山地鄉，以觀光為主體產業下的生存處境．所有的民族誌內容皆是根據本人自1994年7月至1996年3月份為止的田野資料.這個特殊的族群觀光脈絡裡,泰雅女性從男常逸,女常勞的性別分工中走出,不再織布,操作農事,轉而投入觀光及其相關行業.成為族群觀光工業裡族群特質的代表形象,成為主要的行動者.他們多從事紀念品販賣,陪照,理票員與跳舞的工作.衍生的社會事實是異國婚姻與族外通婚,以及婚姻狀態的高變異度.而這些女性的生存策略與主體感知即是本論文所欲探討的重點.這個探討將以生命史民族誌來呈現,同時基於女性研究的方法論演變,再現文化實體的方法論考量以及所記錄分析的社會事實之特殊性，將以自我指涉的反省式人類學和脈絡觀為考察的策略． / The present theiss is aimed to discuss that under the specific political economical contexts the female atayal negociated between individaul-agent and cultueral norm and social catogory.Their in-dividaul conception return to renrgociate with their actions ,eventually reproduces the cultural value and social behaviours.The focuswould be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l decision-making.And the conclusionis abuot the manipulation of national apparatus to indigious women'ssurviving conditions.

這是本第一人稱敘事的論文，研究者帶著「青少年哲學教學如何可能？如何進行？如何在行動中形構課程？」的研究意圖投身另類教育現場－北市自主學習實驗計畫－由實習教師、兼任教師、專職教師暨導師，歷時凡五年，往來於教學與研究的雙重場域。教育現場提供「微觀」取向的見解與經驗；而教育理論、哲學等理論框架的研究者背景對教學信念與舉措起著指導作用，同時因「敘說」的學習及實驗計畫提供的滋養，提昇教師專業並轉化研究歷程，自我也有所蛻變。 　　是以進入論文書寫階段便超越原先研究目的，更且涵蓋：課堂如何成為參與者的心智、情意活動的平台？學習者如何超越、跨出課堂？課堂以外的諸般條件此間如何作用？面對師生關係的覺察與種種行動體驗，如何形構由教師發聲的哲學？以上種種且於反思回觀後企圖做「可普遍化」的談論，並公開教師知識，以為意者參照。 　　研究進路為質性研究方法中的生命傳記敘說取向，文本採集使用Fritz Schütze開展的敘述訪談法，訪談就讀實驗計畫期間參與研究者開設之哲學課與寫作課的兩個案例(其中一人現就讀外轉公立高中，另一仍就讀實驗計畫)，並且同時訪談其家長(本研究皆為母親)敘說文本，作為家庭生活與學校生活的參照。資料分析以Rainer Kokemohr的參照推論分析為主軸，輔以 F.Schütze、Moustakas並借用Bruner和Lévi-Strauss的見解。同時研究者的相關研究紀錄與學生作品亦是重要資料。由學生文本、家長文本與教師紀錄、蒐集的現場資料，構成了詮釋現象和形構理論的三角。 　　研究結果發現敘說可作為課堂「橫向聯繫」的滋養與方法，有助於知識、技能的學習、更且聯繫學習社群的各個參與者；而對參與者的想像因敘說生命故事與家族治療的影響，將個體的「我」看作帶著家庭、文化充滿故事的生命體，而這生命有著「父-母-子」的三角結構。本研究發生的場域－青少年哲學人文的課堂－藉「外化」的作用，透過創作達致思辨，在Logos和Mnemosyne(=memory)兩面向上相輔相成，而敘說可作為創作的幫助，並且也是促成外化作用生發的一種方式。研究建議，青少年哲學、寫作等課堂可觀照討論內容與課題(theme)、進行方式和探究團體的形成。 　　在互為閱聽的學校課堂中，生命得而賦權，並增加「邂逅」的機會，從而得獲教育，生命因之蛻變。教師便是形構邂逅場域的人，預設邂逅可能條件的關鍵；他的權威用以增進聯結，並在倫理上應自我取消，而形構邂逅場域的重要能力之一，便是造型力。 　　邂逅場域的形成，正可作為學校存在的特徵、價值和經營方向，而另類教育、另類學校的存在，正是提供不同邂逅的可能條件。正如身為教師的研究者得而開展迥異於體制教育的青少年哲學與寫作課程，適可作為教育典範的競逐參照，另類教育承諾了不同的教育希望，而研究者對自身生命史與論文寫作時的教師角色和研究者角色的選擇與反思，亦可作為進行教師行動研究的參考。

本論文之研究動機原在對川西山區人群變遷的歷程作一通盤的考察；繼而欲以川隴交界地區的白馬人為重心，以歷史、地域與文化三面向為觀察途徑。在第一章緒論裡，曾介紹相關學科的演進以建構歷史民族誌撰述的框架，同時就川西山區歷史民族誌的研究歷程、白馬人系屬問題之提出與相關研究概況作回顧。 第二章與第三章所記述的是歷史記憶與文獻解讀的層面，前一章著眼於川西山區全景在魏晉時期以前曾經出現的人群活動、神話傳說及其歷史記載，並試圖在不同的地理分區歸納出個別人群之間的文化類型；其後一章則集中考究活動於川隴之間的古代氐人及其遺裔的歷史，間或以當時華夏人群西部邊緣的消長為時空背景，對照出其人群歷史興衰的過程。 第四章以川隴山區的地理環境為主軸，分別討論今日白馬聚落與古代氐人部落的向外活動軌跡，由對外通道的變遷亦可了解其歷史重心的轉移過程；第五章則以白馬聚落的文化內涵與社會變遷為研究對象，得知古代的氐人與今日的白馬人之間不僅文化風貌極為接近而有前後相承的類緣關係，在地緣上可比對出古代氐羌系人群的文化分布範圍。第六章則以「在變與常之間的山區人群歷史與文化」為全文結論，希冀作為進一步研究其他山區人群歷史民族誌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