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自有文明以來，各種大大小小爭端與衝突就不斷的發生，而戰爭一直是人類揮之不去的陰影。戰爭對於人類社會具有巨大的破壞力，雖然隨著科技文明的進步，現代人對於戰爭的恐懼感是有增無減，為了降低戰爭的發生與帶來的災害，人類一直在尋求避免戰爭與和平解決爭端的方法。 軍事互信機制的主要目的，就在於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措施來澄清軍事活動的意圖，消除造成各國間緊張情勢的根源，減少突發攻擊的機會和軍事衝突的風險，從而加強各國的信心和安全。特別是對那些彼此存有疑慮的潛在性敵對國家，「信心建立措施」更具消除疑慮的效用，這是一種預防意外戰爭發生的機制，亦是現今聯盟與聯盟之間、聯盟與國之間以及國與國之間，普遍用來降低軍事意外衝突的一種機制。 2008年台灣政黨二次輪替前，國內學者所提出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概念，其討論議題仍停留在一般原則性探討的階段，我們檢視歐洲安全互信機制「維也納文件」的內容，均以「國防」、「軍事」安全做為條約內容的主軸，而國內一般學術界則大部分以在政治層面的探討為居多，有關軍事安全方面的論述則較少著墨，僅在民國九一年、九三年及九七年版「國防報告書」略見原則性的論述，目前宜就國防與軍事安全的觀點，提出一些相關具體的內容做為兩岸進行「軍事互信機制」協商談判的基礎，以建立政府未來與對岸談判的利基。 本文係針對台灣二次政黨輪替後，兩岸關係發展備受矚目，在政治條件各方面趨於成熟後，國防暨軍事部門依據政府最新大陸政策指導，開始與中共建立磋商互信機制，如何在「確保安全」、「維持對等」、「創造優勢」的原則下，針對一些攸關國防與軍事層面較為具體、實際層面的議題予以探討，期能奠定國軍「勝兵先勝」的安全基礎。

中共自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由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在外交路線上改變了對國際形勢的判斷，也為中共的全國工作重點轉移到了經濟建設。冷戰後中共除了繼續執行獨立自主的對外關係，也重新調整外交政策，在繼續加強與開發中國家合作的前提之下，發展與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同時為確保國內經濟持續發展，中共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尤其是周邊國家。基於這樣的外交方針，冷戰後中共進行一系列與周邊國家降低軍事衝突及穩定區域安全的措施。其中東北亞諸國，不論是地緣或是歷史情結上與中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不論是日本或是朝鮮半島上分裂的南、北韓，均與中共有不同程度的潛在衝突，影響中共追求穩定國際環境的需求。而美國在重新調整其全球戰略之後，將關注焦點從歐洲轉移到亞洲，加上駐有大量軍力於南韓及日本，讓整個東北亞地區情勢益形複雜。信心建立措施是近年來國際間用來降低國家間或是區域間潛在衝突的工具，如何運用信心建立措施來降低東北亞區域國家間的軍事衝突，確保東北亞區域和平，以利中共全力發展經濟，是本論文探討重心。 / After 1978,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RC）has began to change its foreign policy and tried to play a friendly role to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order to create a stable and peac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Northeast Asia is one of turbulent regions. This region also includes Japan and North Korea and South Korea. Nations here have different level of potential conflicts against the PRC. U.S. also involves in this area. Since 1975 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CBMs) already provide many solution for Europe countries in solving their conflict. So the CBMs may help provide the same solutions for the Northeast Asia region also. This thesis tries to explain how Japan, North, South Korea as well as the U.S. in their manipnlating the CBMs vis-a-vis PRC, and, finally, how the CBMs would de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potential conflict in this region.

一、研究的動機在藉信心暨安全措施的精神與思維，引用國際間「信心建立措施」的成功案例與運作經驗，以探討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建構之可行性。以達研提現階段兩岸建構「軍事互信機制」最可行之方案，供決策單位研參之目的。 二、「軍事互信機制」屬於「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CBM）運作的一環。「信心建立措施」已跳脫純軍事領域，但其核心議題仍然以軍事互信為主要架構。「軍事互信機制」的規劃擬定，牽涉國家長期整體戰略利益考量；此外，隨著全球化時代之來臨，國家安全議題也早已脫離單純軍事的範疇。 三、「信心建立措施」並無強制約束力，僅是一種屬於意向性質之鬆散規範，基礎係建立在雙方自我的約束與配合，端視當事國之誠意。且信心建立的過程與程度，與安全認知以及資訊的透明化有重要的關聯。 四、中共的「軍事互信機制」是國家發展的階段性策略，策略目標是為形塑國際和平環境與維持經濟發展動能，確保中共順利崛起成為大國。 五、「軍事互信機制」是指國與國間所建立的避免軍事誤判及衝突的預防機制。台灣方面亦是抱持此一觀點，希望藉由兩岸「軍事互信機制」之建構，達到預防戰爭、維護台海安全之目的。中共方面則將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視為其達成兩岸統一的手段。 六、兩岸要在雙方「主權」歧見上獲得根本的解決的前提下，方有順利實施的可能。惟有在政治上對於兩岸現狀的定位得到一致之共識，兩岸才有洽談「軍事互信機制」的空間。 關鍵詞：信心建立措施、軍事互信機制、兩岸關係。

「信心建立措施」(CBMs)屬於單純的政治命題？或是一個文化與政治的關聯命題？若將其用於解決兩岸問題上，可能就不是單純的政治命題。因為，兩岸從1949年起雖處於敵對狀態，但並沒有因敵對而影響民間經濟活動的交流發展，而且這種政治冷、經濟熱的特殊現象，還是沒有使得中共方面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選項。但是，自1958年「八二三金門砲戰」後雙方又沒再發生過軍事衝突，同時也默守互不逾越「海峽中線」的規範，這種不同於西方軍事互信的概念似乎又存在於兩岸之間。因此，有人認為是美國與兩岸間構成的和平穩定架構發揮功效，或因經濟因素的介入使然，唯少有從「文化」這個面相來研究解讀的。事實上，英國哲人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曾說：「中國的軍人是一個有理性的人。」可謂道出華人文化的特質。由於，兩岸文化系出同源，所以在相同文化邏輯涵泳出的國民性格，不僅有著共通的語言、思想觀念和行為模式，而且是一個極為重視人情、面子和關係的生活世界，與奠基於民主法治的西方社會大異其趣。 由於，CBMs畢竟係西方文明的產物，雖有完善堅實的理論基礎及實踐經驗，但逕自套用或作為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理論，不僅不能解決問題，也因為缺乏對文化差異的理解，從迄今懸而未決的結果足以證明西方理論未必全然適用。因此，興起於1980年代末的建構主義，因蘇聯解體後，東歐與南歐共產國家產生的「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問題的研究，促使建構主義逐漸成為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重要理論之一。而且，著名的建構主義論者溫特（Alexander Wendt）認為：當具有共用觀念的集體認同建立後，國家可以超越自助特性，相互間構築起高度信任，彼此以和平途徑解決衝突，而不是訴諸武力，從而實現洛克(John Locke)文化向康德(Immanuel Kant)文化的轉變。由於，華人文化本就具有建構主義的精神，運用於具有共通文化背景的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建構，理應是合理的選項與嘗試。

一、兩岸對建立軍事互信機制，避免兩岸軍事衝突雖有爭論，卻也希望彼此間能夠找出一條可行之路。雖然「軍事互信機制」在歐洲已經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論及發展模式，但是其經驗未必就能適用於複雜多變的兩岸關係。 二、軍事互信機制在亞洲之發展案例中，可以發現失敗原因有因雙方缺乏政治意願執行、互信基礎脆弱、核武競賽、歷史淵源與大國的戰略布局等。 三、中共提出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始於2004年的「五一七聲明」，「胡四點」、「連胡公報」，將軍事互信機制優先順序調整；兩岸關係改善後，「胡六點」亦希望穩定台海局勢，「減輕軍事安全顧慮」，顯示胡擔心無法掌握的意外隨時會發生，這些徵候似可連結到中共迅速通過反分裂法的制定，名義上針對台灣的各項台獨作為，實質上卻將解放軍出兵的舉動用法律來約制。 四、實在廣義的層面上，兩岸對於軍事互信均抱持正面的態度，雖說在時間點、優先順序、實質交流內容等面向或有不同意見，惟大體言之兩岸之間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環境其實已經成熟。 五、本文研究發現中共的「軍事互信機制」是階段性策略、兩岸發展「軍事互信機制」的本質與目的與歐陸不同、兩岸發展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內涵迥異、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建立環境已趨成熟、國防安全上的軍事衝突隱憂仍然存在、軍購仍為我建構軍事互信機制重要籌碼。 六、兩岸應在九二共識下探討軍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建構框架，我應建置對中國大陸談判軍事互信機制之跨部會專責機構，以整合政府政策與資源。並應充分運用民間智庫研究能量，聚焦軍事互信機制議題與審慎培育與納管規劃及談判人才，另需積極爭取軍售，以增強軍事互信機制談判實力，最後應加速投入海西特區發展建構非軍事化區域之價值。

以往諸多研究兩岸軍事互信機制（Military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MCBMs），始終糾結於兩岸主權之議題，於是陷入兩岸各自堅持「一中原則」或「九二共識」及「維持現狀」的「非此即彼」胡同中，甚而忽略此問題的癥結是兩岸共同的安全問題。因為兩岸「我執」的關係，於是化約成國家主權而不見，或犧牲全球或次國家社會及群體個人的共同安全利益，故本文主張超越國家主權的思維，以兩岸共同安全為前提，透由第三選擇之安全治理的格局，融入第三者美國或區域國家來共同推動兩岸軍事互信機制，方能突破僵局，共創兩岸安全、穩定與和平。 / Many studies in the past cross-strait Military Confience-Building Measures, always entangled in the issue of cross-strait sovereignty, then caught the two sides adhere to their "one China principle" or the "1992 consensus" and "status quo" in "either-or" alley, and even ignore this the crux of the problem is on both sides of common security problems. Because cross-strait "ego" relationship, so for about a country's sovereignty and not see, or at the expense of common security interests of the global or national community and groups of individuals, therefore we advocate supranational sovereignty of thinking, cross-strait common security as a precondition, through the pattern third choice of security governance, into the United States or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n to jointly promote cross-strait Military Confience-Building Measures to break the deadlock and create a cross-strait security, stability and peace.

戰爭不會無故發生，和平也不會從天而降。沒有辛勤的灌溉，哪有豐盛的果實！你要坐困愁城，還是破繭而出？這正是近幾年兩岸關係發展過程的最佳註腳。2008年以前兩岸相互敵視，臺海上空始終籠罩著戰爭的陰影，2008年以後則在馬英九就任總統起，對中國大陸採取務實、彈性又具謀略的作為，終使兩岸撥雲見日逐漸看到和平的曙光。但也由於某部分因素，看似光明的前景卻又沉浸在茫茫白霧之中。 「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CBMs）是國家間用來降低緊張局勢，並避免戰爭衝突危險的工具；CBMs並不是直接用於解決已發生的衝突或對立，而是建立一套架構用來避免或降低，由於不確定和誤解所產生的衝突或對立。而「軍事互信機制」即是整個「信心建立措施」最重要的核心，因為其他型式的信心建立措施固然可以降低雙方敵意，卻不具化解危機與防止戰爭的功能。「軍事互信機制」可視為軍備管制的一種型式，藉著刻意設計的、明確的合作方式，使得參與各方的軍事意圖變得明確清晰，降低軍事行動的潛在性威脅以及對發動奇襲或使用武力威懾形成制約。 兩岸間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複雜程度，在國際間可說是前所未見，因為影響的因素多元且難解。它包含有國內的因素如安全威脅的認知、嚴重的政治分歧、領導人的風格特質等；也有中共的關係如長期威脅、政治企圖、終極目標的不同；更有國際間的角力，以美、日為其代表，美國尤居最重要的關鍵。也因此，造成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多重困境，如共通性的問題、美國的因素，加上筆者獨特認為難以理解之恐懼的謬誤（先政治後軍事、共識問題、美國軍售、信心危機、軍力比較等）。以至於開創兩岸新局，成就歷史大業的契機，正慢慢的流失。 對於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不論學、政界各方均有相當的論點，也由於立場與角色的不同而隨之變化。經筆者的整理與研究，在目前的環境下其進程仍宜以穩步為基礎但可多變的方式進行，區分近、中、遠三個階段實施。初期嚴格以純軍事議題為主，後續則依進展的程度與當時的環境，適時加入非傳統軍事的因素；同時以積極不致爭議如授權智庫、培育談判人才等的作為充實之。總之，兩岸信心建立措施的推動是受到許多主、客觀因素的限制，臺海兩岸若欲獲得維持一個長久的和平與穩定之環境，避免不必要的軍事衝突，亦唯有戮力於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的規劃與運作方可見效。兩岸關係能否更進一步的改善，「軍事互信機制」的建立具絕對的關鍵指標，更是政治協商前的最後一哩路。

一、非軍事區的概念屬軍事互信機制的一環，而軍事互信機制的緣起主要在「信心建立措施」，「信心建立措施」的實踐係在 1975年8月1日「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簽訂了「赫爾辛基會議最終協議書」，規範了歐洲安全、經濟科學技術和環境領域、人道及其他領域的合作、召開後續會議等結論，其中有關「建立信心措施暨特定層面安全與裁軍文件」主要規定為防範因軍事資訊缺乏而引發的誤解與判斷，造成武裝衝突的危險，各締約國應循外交管道告知對方，並主動邀請對方觀察其軍事行動與演習；信心建立措施實施至今己有近30年的時間，從歐洲、東協及兩韓實踐經驗，來探討末來台海兩岸軍事互信機制之建構。 二、非軍事區通常是靠近停戰線的緩衝區，一般所謂的「非軍事化」是指一國不能在其領土的特定部份駐軍或是維持軍事設施，從軍事戰略的觀點來看，「非軍事區」的設置目的，主要是避免或降低武裝衝突再度爆發的可能性，所以所有的軍事力量、供應和裝備，除非另有規定，否則都應撤出「非軍事區」。 非軍事區的設立最早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後，凡爾賽和約在法德邊境上的萊茵蘭地區設立的軍事緩衝區；第二次世界後爆發朝鮮半島的戰爭，戰後雙方簽署停戰協定，劃定了臨時軍事分界線，並從分界線上各後退2公里，形成了一個寬4公里的非軍事地帶作為緩衝區；伊拉克與科威特的「非軍事區」係1990年發生了波灣戰爭，戰後聯合國在伊、科邊界設立15公里寛的非軍事區；上海五國的「非軍事區」1996年4月25日，中、俄、哈、吉、塔五國元首在上海簽署了五國「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及「關於在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協定」。主要內容除了規範五國的軍事互信機制項目，其中甚至規定軍隊並從邊界各自退後100公里設立為非軍事區。 非軍事區設立的案例其中德國萊茵蘭及伊科邊境設立的非軍事區，均因強權的野心，引發了軍事衝突而中止，朝鮮半島的非軍事區雖然維持兩韓的和平，但北韓利用地道及利用特種部隊對南韓實施攻擊或對在非軍事區間相互開火的事件層出不窮，在南韓實施陽光政策後才使兩韓的軍事衝突減少；故非軍事區的設立，僅能減少兩個敵對團體的軍事摩擦，並不能帶來永久的和平。 三、兩岸歷經了軍事衝突對峙、互不往來及和平交流、協商等時期，近期政府高層頻頻抛出善意，總統陳水扁先生提出「兩岸和平穩定互動架構」的具體構想及主動邀請中共指派代表一起磋商兩岸推動協商的方式，以探討「非軍事區」之劃定，惟都未獲得中共善意的回應，中共對兩岸軍事互信機看法如下：認為歐洲的軍事互信機制有歷史的條件與限制，兩岸並不存在有這些條件、而中共對兩岸協商的主要對像是美國，而非台灣、台灣所規劃的軍事互信機制有為「兩國論」及「台獨」輔路之嫌、現行「國防白皮書公布」及「海上人道救援」則係國際慣例，而非兩岸協商的結果、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必先協商「結束敵對狀態」而非協商互信機制、我方提出軍事互信機制是根本亳無誠意的，主要是凝聚民意及做給美國看、對「三通」認定為屬一國水域內的交通，兩岸關係仍然屬一國內部事務，與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無關、中共積極與其鄰國建立互信機制，獨排兩岸安全議題，企圖使台灣在東南亞地區「邊緣化」，使我在國際上孤立無援，最後不得不屈服其所訂的條件下。 四、兩岸地區要劃設非軍事區，在現行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尚未能達成共識前，僅能以我單邊劃定一非軍事區，以作為雙方的軍事緩衝區，大概可區分台灣海峽地區，可作為非軍事區三項，以台灣海峽、海峽中線以西地區至大陸沿海及以金、馬等外島為劃設地區，經綜合以政治、經濟、軍事、心理分析，以金馬等外島劃定為非軍事區較具體可行。 五、兩岸缺乏政治共識致使軍事互信難落實，中共以冷處理信心建立機制，雖然台灣視信心建立機制的問題迫在眉睫，台灣針對避免兩岸軍事衝突所提出「劃定軍事緩衝區」、「建立海峽行為準則」和共同宣示「放棄發展大規模毀滅武器」等議題，為建構兩岸和平關係的具體善意，但是以兩岸目前的互動幾乎停擺，故兩岸建立互信機制亦非常不樂觀，一般均認為短時間內條件與環境不可能成熟，由於中共的排拒，兩岸之間很難仿照歐洲經驗，建立談判互信機制；台海目前確實有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可避免最近日趨頻繁的軍事行動如共軍船艦直接南北穿越台海、繞行台灣東部海域，甚至戰機飛越台海壓迫中線，很容易雙方誤判而發生誤擊事件，造成台海戰爭的爆發。台灣若要建立所謂的「軍事緩衝區」，我方也必須提出善意，現況最佳的方案只有從金馬撤軍，將金馬劃設為非軍事區，換取中共的善意，重啟兩岸互信機制。

2002年7月31日，中共在「東協區域論壇」外長會議中，提出了「中方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全面有系統地闡述了中共在新世紀下的安全觀念和政策主張，中共自1996年就提出應共同培育一種新型的安全觀念，中共領導人更多次在國際場合呼籲建立新安全觀，強調以對話協商增進了解和信任，通過協調合作促進和平與安全。 近年來，中共積極參與雙邊國際協定、多邊國際組織，強調「和平發展」重於一切，其中「東協區域論壇」與「上海合作組織」更被中共視為是新安全觀的具體成功實踐。新安全觀顯然已經成為中共順應經濟全球化與倡導世界多極化的主要工具，勢將成為中共對外政策的主調。因此，本文除探究中共新安全觀的背景與理念，更透過中共安全觀的改變、國際建制的參與，以掌握中共可能採行的國家安全政策與所面臨的挑戰。最終，並省思「新安全觀」為兩岸關係帶來的啟示。

「上海合作組織」是第一個以中國城市為名的永久性政府間組織，以中文及俄文為正式語言，成員國包括中國、俄羅斯及地處中亞的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而「上海合作組織」的前身是建立於1996年的「上海五國」機制，2001年中，烏茲別克加入「上海五國」機制，同年6月15日，六國元首共同發表「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宣佈在「上海五國」機制基礎上成立「上海合作組織」，當時中共藉著這個機制與俄羅斯及中亞四國開始展開邊境地區信任和裁軍的談判，而這也是「上海合作組織」軍事合作的開端。 本論文以「上海合作組織」軍事合作為研究主題，首先主要探討的目的為從「上海五國」到「上海合作組織」，其軍事合作形成的背景有那些主要因素、其演進的歷程及其內容，其次「上海合作組織」軍事合作的主要內容有那些，接著探討「上海合作組織」軍事合作發展至今，不論外部或內部有那些限制因素影響軍事合作，最後逐一分析「上海合作組織」的軍事合作對全球、區域及台海兩岸的安全情勢未來的發展。 研究發現隨著「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中共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逐漸加大，中共在中亞日益提昇的力量也形成對俄羅斯的另一種挑戰。2007年6月27日「上海合作組織」六個成員國簽署「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關於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的協定」，使聯合軍演朝向定期化、常態化與制度的趨勢發展，而「上海合作組織」軍事合作發展至今，雖然有許多內外的限制因素，但是其範圍及影響層面卻日漸擴大，對全球、亞太地區或台海兩岸的安全情勢都產生重大的影響，不論兩岸和平談判如何發展，我們都要密切注意「上海合作組織」軍事合作對我軍事、外交等層面所造成的威脅。 /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is the first permanent inter-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amed by one of the Chinese cities. Its official language is Chinese and Russian, and its members include China, Russian Federation, Republic of Kazakhstan, Republic of Kyrgyzstan, Republic of Tajikistan and Republic of Uzbekistan. "Shanghai Five" mechanism, established in 1996, was the forerunner of SCO. In 2001, Republic of Uzbekistan joined the "Shanghai Five" mechanism, and in the same year of June 15, the leaders of the six countries announced a joint statement－"the founding declaration of SCO", which declared SCO wa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he "Shanghai Five" mechanism . By using this mechanism, China started the negotiation, which is about a mutual trust of boarding area and disarmament issues with Russia and four center Asia countries, and this mechanism started the military cooperation in SCO. This thesis mainly focuses on the military cooperation of SCO. First, it will be discussed that the purpose of the organization from the "Shanghai Five" to SCO, including what are the primary factors of forming the military cooperation and its courses of evolution and contents. Second, we talk about what are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military cooperation, and the SCO’s external or internal limitation which may influence the military cooperation. Finally, we analyze its future development of security situation in global, regional, and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areas step by step. The research discovered, with the foundation of SCO, that the China’s influence in center Asia is increasing, which will form another challenge to Russia. On June 27, 2007, the six members of SCO signed “an agreement of holding joint military maneuvers among SCO members” to have them held periodically, normally, and systematically. From now, although there are a lot of limitations, the influence of the military cooperation is increasing and it has played a key role in global, Asia Pacific and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areas. No matter how the peace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areas will go, we must keep a close eye on the fact that the military cooperation could cause Taiwan’s military and diplomacy to be under thre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