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sel II預備於2006年施行.屆時各金融機構均須依其規定計提各項風險性資本.目前台灣的金融機構逾期放款仍多,借款人接受信用評等的殊渺.再者台灣的金融機構所承作的中小企業貸款件數眾多.短期內欲對眾多借款戶施以信用評等殊為不易,因此Basel II 施行之後台灣金融業之貸款,勢必受到壓抑,此乃因(一)銀行無法提列太多的資本(二)台灣的中小企業財報真實性欠佳以及中小企業得自有資本不足,屆時,若銀行的受信無法推展,則企業的投資周轉受到壓抑,將危及到經濟發展.而貸款證券化恰可解決銀行貸款業務的瓶頸.CLO可創造銀行投資者及企業界各取所需有益國家經濟發展.

本研究主要樣本為台灣地區85年至91年上市櫃公司發行現金增資之案件。先探討台灣現金增資案其承銷方式選擇的影響因素，以及根據實證模型推測衡量非最適承銷方式選擇之殘差值。再探討台灣現金增資案之折價影響因素，找出何種特性的發行公司及增資案條件將影響折價幅度。實證結果為： 現金增資發行公司之法人持股比例顯著的影響承銷方式的選擇，當公司法人持股比例越高（低），在發行現金增資時，公司越會採用公開申購（詢價圈購）的承銷方式。 現金增資前市價異常報酬率、同時期的IPO折價幅度以及公司是否為電子業皆顯著的支持符合假說，分述如下： （1） 公司股票在現金增資定價日前市價異常報酬率越高（低），其折價幅度將會較大（小），支持Gerard and Nanda（1993）所提出的假說，也就是所謂的以急遽跌落的價格來訂定現增價格，將會低估真實的折價程度，使我們觀察到的折價幅度將會變小。 （2） 同時期IPO的折價幅度越大（小），其辦理現金增資之折價幅度將越大（小），顯示現金增資折價幅度會被同時影響IPO與現金增資折價幅度的影響因素所影響。 （3） 當現金增資發行公司為（非）電子業時，其現金增資折價幅度較大（小）。意即電子公司之景氣循環大，造成不確定性較高，且一般投資大眾對於電子產品其生產過程背景較不易了解，造成投資時的風險較大，所以電子業在發行現金增資時，會有較大的折價幅度。 實證結果得出，非最適承銷方式選擇之殘差值、公司規模、以及股票波動性皆顯著的不支持理論假說。顯示台灣在本段樣本期間之市場實際狀況不支持理論假說。分述如下： （1） 理論上，公司發行現金增資時，非最適承銷方式選擇之殘差值的程度越大（小），其折價幅度將越大（小），然而實證結果卻相反，不支持此一假設。 （2） 公司規模時常用以代表公司的資訊不對稱程度以及不確定性程度，公司規模越大，代表資訊不對稱程度較低，不確定性較小，因此，理論上公司規模越大（小），現金增資折價幅度將會越小（大）。然而實證結果卻不支持此一理論。 （3） 現金增資前的公司股票波動性代表公司價值的不確定性，波動程度越大，不確定性程度越高，因此，理論上現金增資前的公司股票波動性越大（小），現金增資折價幅度將會越大（小）。然而實證結果亦不支持此一理論。

證券交易法屬財經法律之一環，財經法律為因應瞬息萬變之商業化社會，於規範架構與條文設計上皆較傳統之民、刑法更具彈性。而為維持證券市場之秩序，證券交易法亦對特定事項訂有違反時之刑事處罰規定。此時，財經法律特有之彈性勢必得面臨罪刑法定原則之檢驗。 我國關於公開說明書不實與財報不實之刑事責任規定，在罪刑法定原則之檢視下，目前仍有許多缺失。 首先，在二者出現內容不實而論及刑事責任時，皆可能因尚涉及證券詐欺，而出現證券交易法第171條與第174條之競合。而因二者之刑度不同，適用法條之標準為何即為現行法下之難題。此外，若單就公開說明書不實或財報不實之規範觀之，其本身亦皆存有許多疑義。 就公開說明書而言，除「募集、發行」有價證券之公開說明書外，其餘公開說明書若有不實，似皆無相應之刑事責任。而其與財報不實規定之分界、適用證券詐欺之時機及與週邊規定之辨明等，皆有待進一步之釐清。 就財報不實而言，除規範之行為主體、行為客體及行為態樣皆有不明確之疑慮外，規範上的疊床架屋亦增加法條適用上之難度。 本文試圖在了解美國與英國之相關制度後，找出我國法制設計上之問題點，並觀察我國目前司法實務見解在針對此些問題點時，是否有滿足證券交易法及刑法之期待。最後，嘗試提出保有彈性又不違背刑法原則之修法建議與方向。

本研究主要探討上市公司股權結構對其公開舉債與銀行借款餘額之影響。其著眼點乃在於過去關於公司公開舉債與銀行借款決策的相關研究，大多以資訊不對稱的觀點來分析上市公司如何決定其舉債來源，鮮少針對內部人對控制權的考量對公司舉債決策的影響。因此，本研究除了考量影響舉債決策的資訊不對稱成本與發行成本外，並將不同的股權結構變數納入模型中，嘗試分析不同的股權結構變數與公司舉債決策間是否具關聯性。 本研究採用四個股權結構變數：董監持股比率、內部人持股比率、非關係企業法人持股比率以及家族因素，分別驗證其對公司直接與間接舉債決策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 1.董監事持股比率、內部人持股比率與銀行借款比率成負向關係，與公開舉債比率成正向關係。內部人為了維持其控制權的優勢，避免將公司內部資訊透露給外部人，在選擇其舉債來源時，會傾向於採取監督機制相對較弱的公開舉債方式，而避免向銀行借款，藉此降低銀行的監督制衡力量。 2.考量內部人與董監事持股後，家族公司與否對公司舉債方式的選擇沒有影響力。顯示內部人持股與董監事持股已能完整表達股權結構對公司舉債決策的影響，家族公司對控制權維持的態度與其他公司無異。 3.非關係企業法人持股率與銀行借款比率成負向關係，與公開舉債比率成不顯著的負向關係。由於機構投資人的專業知識較一般散戶投資人高，對於公司的監督機制也較強，因此，機構投資人持股比率高的公司，其經營者基於維持控制權的考量，會傾向減少銀行借款，以避免另一股監督力量介入公司經營。 4.其他控制變數： （1）代表成長機會的營收成長率、與銀行借款比率成正向關係，顯示因資訊不對稱所產生的負債代理成本愈高的公司，傾向於向銀行借款以降低其成本。 （2）固定資產比率與銀行借款比率成正相關，與公開舉債比率成負相關。由於固定資產比率可代表資產清算價值，以及公司產生資產替代的代理變數，實證結果顯示清算效率的考量大於資產替代可能性的考量。 （3）資產規模與公開舉債比率成正相關。發行成本具有規模經濟的特性，故規模愈大的公司愈會傾向於公開舉債。

新上市股的長期績效優於市場,但相較於五年未發行新股的對照公司則較差,而在市場空頭時期上市的股票績效卻相對較佳.和未發行新股的對照公司相較,股票的年報酬率變化呈現碗狀的趨勢,在上市後的營運績效有下滑的現象,隱含投資人有過度樂觀的情形.新股發行效果存在,即新上市股在上市五年內對預期報酬率都有負的影響.此效果和規模效果,市價淨值效果同時存在而無法取

本研究旨在探討我國新上市承銷制度中公開揭露體系之最適管制體系，所使用之理論架構與方法為代理理論。為充份瞭解本研究所提出的問題，本研究首先深入探討我國現行的承銷制度，並依據相關研究理論與結果探究我國目前的承銷問題，其間對於公開揭露體系應有資訊內容之探討，係以理性預期均衡理論為依據。本研究以為無論係現制下的承銷制度或擬議中之競價拍賣制，其主要問題在於公開揭露體系的格式與內容不妥善。其次，我國股市中財務資訊（包括所有公開揭露資訊）的使用效率亦不高。在如許環境下，不知情投資者往往需要支付可觀的市場逆選擇機會成本。 　　本研究假設承銷商為代理人，發行公司為主理人，亟按雙方於通過上市審查後利害衝突之代理關係，分析我國新上市承銷制度中公開揭露體系之最適管制體系。首先以代理理論求得承銷獎酬契約之柏拉圖最適解，並以此結果為基礎，探討因道德危險所產生的次佳解，亦即，在代理人有道德危險的可能性下，最適承銷獎酬契約之特徵方程式。最後則利用充份統計量的概念證明，在次佳解下，代理契約若能增加額外資訊，可降低道德危險的機會成本。也就是在主理人或代理人一方之預期效用維持不變的情況下，相對的另一方其預期效用不會因而變差（會變好）。據此，在代理契約中增加額外資訊，對契約的結果係有價值的。本研究以為，承銷代理契約的設計亦應包括有價值額外資訊之設計，是項有價值額外資訊，本研究定義為承銷商制定承銷價的基礎與所使用之資訊。 　　是以，承銷商制定承銷價的基礎與所使用之資訊應公開披露於公開說明書，是種資訊因直接與投資者之利益相關，所以投資者較有動機使用是種資訊以從事新上市股票申購的決策並據以為上市後買賣決策之基礎。因此，是種資訊不但與股價決策攸關，且可增加新上市股票市場中之資訊使用效率。

本研究以羅吉斯迴歸模型探討影響上市櫃公司選擇籌資之因素，籌資工具包括股權與債務，並進一步探討若籌資工具為普通股，影響私募普通股或現金增資之因素。 實證結果發現，公司選擇以私募或公開發行管道籌措資金的決策，主要和下列因素有關：(1) 資訊不對稱程度愈高之公司，愈傾向以私募籌資；(2) 風險愈高之公司，愈傾向以私募籌資；(3) 信用品質愈差之公司，愈傾向以私募籌資；(4) 成長性愈強之公司，愈不傾向以私募籌資；(5) 股票市場情況愈好，公司愈不傾向以私募籌資。 公司選擇以私募普通股或現金增資籌措資金的決策，主要和下列因素有關：(1) 資訊不對稱程度愈高之公司，愈傾向以私募普通股籌資；(2) 風險愈高之公司，愈傾向以私募普通股籌資；(3) 股票市場情況愈好，公司愈不傾向以私募籌資。 / This research uses Logistic Model to investigate some specific factors which may influence firms’ choices between issuing securities in private market (private placement) and in public market (public offering). As for the funding mechanism, both equity securities and debt securities are included. Then the range of funding mechanism is narrowed to common stock and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possibl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firms’ choices between issuing private equity and seasoned equity offering follows. The empirical results on the choices between issuing in private market or public market indicate the following: (1) Firms with higher information asymmetry tend to raise fund by private placement rather than by public offering. (2) Firms with higher operating risk tend to raise fund by private placement rather than by public offering. (3) Firms with worse credit quality tend to raise fund by private placement rather than by public offering. (4) Firms with stronger growth potential tend to raise fund by public offering rather than by private placement. (5) Whe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tock market is better, firms tend to raise fund by public offering rather than by private placement. The empirical results on the choices between issuing private equity or seasoned equity offerings indicate the following: (1) Firms with higher information asymmetry tend to raise fund by private equity rather than by seasoned equity offering. (2) Firms with higher operating risk tend to raise fund by private equity rather than by seasoned equity offering. (3) Whe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tock market is better, firms tend to raise fund by seasoned equity offering rather than by private equity.

保險為具有持續性及高度社會性之經濟制度，且與國家經濟有密切關係，台灣壽險業近年來快速成長，社會大眾的資金也大舉流入保險公司，因而保險公司的經營穩定度不但影響消費大眾的權益，也影響台灣經濟的穩定性。 本研究以HHM實證模型，將這一些不容易讓人看得懂的財務數據，轉換為一種容易瞭解的經營穩定度評等，利用台灣壽險業89年至98年的財務業務資料，主要以89年至98年期間進行logistic迴歸分析，並再細分為89年至93年及94年至98年等2個子期間進行實證，發現影響台灣壽險業經營穩定度的一致性主要因素為公司規模、投資績效、營業淨利、保險槓桿等四個變數，而且都是正向影響。另89年至98年之10年期間logistic迴歸分析結果較2個子期間更為顯著，代表10年較長觀察期間所得到的結果，優於5年觀察期間的結果，且過去會顯著影響壽險公司經營穩定度的變數，在未來未必仍持續有顯著影響。 根據本文實證發現，建議主管機關未來於修正「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時，能於財務業務指標中納入投資績效、營業淨利、保險槓桿等3項財務性指標，並考慮要求壽險業將辦理財務再保險的相關資訊及對財務報表的影響予以公開揭露，以利消費大眾瞭解壽險公司真實的財務狀況。 / Taiwan’s life insurance industry has experienced a rapid growth and numerous premiums flowed into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during recent years. Therefore, the operating stability of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affects not only the interests of policyholders but also the economic stability of Taiwan.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financial reports to general public, this study adopts HHM model to transfer financial data of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to a rating regarding operating stability. The empirical financial data of Taiwan’s life insurance industry are mainly from 2000 to 2009 and we arrange a whole period as well as two sub-periods for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e find that, the factors that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affect Taiwan life insurers’ operating stability are firm size, investment performance, operating margin and insurance leverage. With respect to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e also find that, the results of a whole period are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ose of two sub-periods. According to our empirical findings and toward a fully disclose to general public, we suggest that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bring investment performance, operating margin and insurance leverage into financial ratios, and ask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disclose their transaction information and financial impact of any financial reinsurance by amending the “Regulations Governing Public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by Life Insurance Enterprises”.

公開收購為爭取公司經營權最直接的方式，透過直接向目標公司股東提出要約收購股份，既無須取得其董事會與股東會的同意，且可縮短併購的時程，在企業併購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早期各國對於公開收購並未予以規範，實務上公開收購人通常不公開相關資訊，甚至設計各種不公平的收購技巧，迫使目標公司之股東盲目且倉促地作成決定，嚴重影響股東之權益。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國紛紛立法予以規範。 於國外併購實務上發展之兩階段收購中，公開收購人先以公開收購的方式取得目標公司的控制權，再於第二階段對目標公司進行現金逐出合併，將其餘股東逐出公司。股東面對第一階段的公開收購要約，如認為收購價格不公平，本應拒絕收購要約。但考量如其未應賣股份，且公開收購最後又成功，公開收購人通常會以低於收購價格之現金對價對於目標公司進行合併。因此，即使認為收購價格不公平，仍會選擇應賣其股份，而被迫接受收購要約。此種現象即國外學者所稱的股東壓迫現象。公開收購交易中的股東壓迫現象，扭曲了目標公司股東的決定，影響公司資產透過公司控制權交易作較有效率配置之目的，而減損了社會整體的經濟效益。 企業併購中兩階段收購方式的頻繁出現，對於目標公司及其股東造成相當大的威脅。我國證券交易法對於公開收購雖然已有規範，但面對證券市場上之公開收購案件，能否確實保障目標公司股東之權益，有必要加以控討。本文擬就我國公開收購規範及國外立法予以討論，以瞭解我國公開收購交易中股東壓迫之問題，以供參考。 關鍵字：公開收購、股東壓迫、部分收購、兩階段收購

面談為業界最常使用的員工甄選方式之一，而面談的形勢又以一對一面談及多對一面談，亦即小組面談最為常見，然同樣作為業界常用之面談形式，過去已有許多相關研究針對一對一面談進行討論，但小組面談的實證研究卻仍相對缺乏。事實上，小組面談經常被推薦作為甄選員工的方式，其效度亦在1990年代初期獲得學者驗證，故研究者認為，可進一步探討小組面談情境中，影響面談評分之因素。 本研究之目的有三：第一，探討小組面談情境中，個別面試官與應徵者之性別相似性，在其個人給予面談評分時所扮演的角色；第二，探討面談流程對性別相似性與面談評分之關係的調節效果；第三，探討面試官間性別相似性，對面試官與應徵者性別相似性與面談評分之關係的調節效果。因此，本研究所欲探討之問題為：小組面談中，面試官與應徵者性別相似性對面談評分之影響為何？當加入「分數公開」與「小組討論」之面談流程及「面試官間性別相似性」，將如何干擾或調節前述因性別相似性對面談評分所造成之影響？ 本研究採用準實驗法，為2（面試官與應徵者性別相似與否）× 2（分數公開與否）× 2（小組討論與否）實驗設計，邀請三所大學商學院或管理學院之在職專班或經營管理專班之學生共120人擔任受試者，即為面試官的角色。而後以T檢定進行操弄檢定，以卡方檢定及單因子變異數進行隨機分派檢測，至於假說檢定之分析方法則為迴歸分析。 研究結果指出，面試官應徵者間性別相似吸引效果未獲支持，面試官對於同性別之應徵者的評分，將視情境而定：若於小組面談中加入分數公開流程，將影響性別相似性對面談評分的效果，但小組討論流程卻未如預期產生調節作用；另外，本研究亦發現面試官間性別相似性之調節效果達顯著，當面試官間為不同性別時，則面試官應徵者間的性別相似吸引效果存在，而當面試官之間性別相同時，將使得主效果受到減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