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交流開放20多年以來，經貿交流的進展最快速且最為明顯，台商赴大陸投資，不僅帶動大陸的經濟現代化發展，也拓展了台灣產業的全球化佈局。雖兩岸經貿交流頻繁，但因兩岸關係特殊且分屬不同的政治實體，雙方為避免重複課稅，各自單邊採用「抵免法」，但實務上因無稅務合作與交流，仍無法有效解決重複課稅問題。根據陸委會估計，大陸台商目前約有80萬到100萬人，由於兩岸稅收訊息無法有效交流，我國政府無法確實掌握台商在大陸實際所得及納稅情形，致無法給予稅收抵免優惠，亦無法有效防止不肖廠商逃漏稅；同理，大陸方面亦然。兩岸專家學者及大陸台商認為要解決逃漏稅及雙重課稅的問題，應在彼此承認的情況下簽訂兩岸租稅協議。 早在1990年代開始，兩岸就有稅收合作的理論探討，但由於兩岸稅制的差異和政治因素影響，一直沒有形成具體措施。自2008年政黨輪替後，兩岸關係出現歷史新契機，雙方恢復了制度化協商管道，兩岸已歷經六次會談，共計簽署十五項協議及一個共識，為兩岸關係進一步發展奠定重要基礎，也創造互惠雙贏的成果。整體而言，這些協議執行成果已逐漸顯現，兩岸民眾也享受到兩岸交流所帶來的便利與福祉。有鑑於現今經濟全球化及區域一體化的趨勢下，兩岸立足當前，著眼未來，在推展經貿關係正常化的同時，努力建構兩岸稅收合作的制度性安排將有利於兩岸經濟持續正常發展。原本預期在2009年第四次「江陳會」簽署的兩岸租稅協議，由於雙方在課稅權的認定等觀點不同，加上台商反彈聲浪變大，雙方在最後一刻決定暫不簽署。 本文嘗試從租稅理論及相關文獻探討，評估兩岸租稅協議簽署之必要性。再透過檢視國際通用之租稅協定範本，比較各個租稅協定範本的優缺點，以作為簽署時之參考依據。藉由深度訪談法，蒐集台商等訪談者對該議題之觀察評析，藉以釐清兩岸簽署租稅協議之利弊得失，並透過跨國比較觀點，找出可供政府簽署兩岸租稅協議時之參考。

後冷戰時期，面對國際政經局勢改變，美國整體對外經濟戰略主要為改變過去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強化美國政府角色，並盼其他重要國際組織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利用推行經貿外交，建構無障礙國際貿易。 而冷戰結束後，美國柯林頓、小布希總統面對「東亞區域經濟整合」因素，有不同經濟戰略，本論文分析兩政府之區域戰略─APEC及雙邊戰略─FTA異同。柯林頓政府視區域APEC戰略為途徑來進行多邊貿易系統工具，針對東亞與ASEAN國家的區域主義盛行現象，利用軸心與輪輻式(hub and spoke)拆解來進行拆解；而小布希政府對東亞地區主要的經濟戰略與柯林頓政府仍舊相同，係以APEC及ARF作為美國在東亞地區之兩大主軸。惟因受911攻擊事件影響，整體經濟戰略朝反恐進行，但在洽簽雙邊FTA之成就上卻相當卓越。 在面對中國崛起之東亞經濟戰略部分，柯林頓總統對中國戰略應用上主要是採取「擴大交往」，而非「圍堵孤立」。而小布希總統任內對於中國政策則細分為911前及911後。在911前對中國主要戰略是「既制衡又交往」，也是所謂的「圍和(Congagement)策略」，但主要以圍堵為主之強硬政策；在911事件發生後，對中國戰略調整為「經濟上交往，安全上圍堵」，並以交往為主之柔性政策。

自1990年代以後，受到歐盟（European Union, EU）以及北美自由貿易區（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 NAFTA）進程的刺激以及WTO多邊貿易自由化進程受阻的影響，全球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愈見明朗。但是東亞國家的速度是相對較為緩慢的。在2002年以前，亞洲的主要貿易國家包括中國、日本、韓國及台灣等均未與任何國家或地區簽署FTA。 受到國際間其他地區區域經濟整合速度加速的刺激下，亞洲國家開始正視RTA的重要性。尤其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東亞各國更深切體會到在東亞區域內建立一套經濟合作協調機制的必要性。而自2000年中國提出「中國—東協FTA」的倡議後，更直接刺激了同屬東北亞區域的日韓，展開更為積極的FTA戰略，同時中日韓共同締結FTA的可行性評估，也由中日韓三國的官方智庫進行當中。 由於台灣對外貿易中，有相當大的比重係直接與中日韓三國來往。據統計，2005台灣對中日韓三國的貿易額達1,726.26億美元，占我整體貿易總額的比重高達至46.5﹪；因此萬一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形成，則台灣對外經貿所受之衝擊恐怕遠比現行國際間任何一個RTA來得嚴重，因此我們的確有必要對CJKFTA的進程有更深的關注及掌握，並及早採取因應對策。 本論文主旨在探討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形成的可行性，並探討萬一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形成後對台灣經濟的可能影響。首先將簡要回顧區域經濟整合的相關經濟評估，包括區域經濟整合對於成員國以及非成員國的福利影響研究，以及檢驗RTA/FTA與多邊經貿體制的關係等。藉由此等領域的探討，將有助於我們瞭解此波經濟整合趨勢對國際經貿活動的可能影響。 其次將分析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發展趨勢，尤其是東亞區域經濟整合的源起及發展；中國、日本及韓國有關FTA的策略觀點，以掌握亞洲鄰近國家經濟結盟之動態情勢，俾提供我國政府在釐訂FTA策略時之參考。 經濟整合雖然是國家間經貿關係的結盟，但是RTA的形成絕對不是單純經濟因素可以解釋。因此本文亦將分別自經濟及非經濟的角度來討論中國、日本及韓國之間的政經關係，以舖陳出中日韓貿易區的可行性分析。 最後本論文也將就台灣與中日韓三國間貿易依存度的關係，來分析一旦中日韓自由貿易區成立對台灣之可能影響，並就我國應如何因應區域經濟結盟等節提出策略建議。 綜合而言，本論文的研究發現，雖然中日韓間存在著相當緊密的經貿互賴關係，但是中日韓合組自由貿易區的可行性，在短期內似乎仍有相當的阻礙，其中有經濟上因素的干擾，例如敏感部門的開放問題；經濟結構差異性是否會造成更嚴峻的貿易失衡問題，也是三國政府所憂慮者；而中日韓三國就洽簽FTA的對象國的優先順序不盡一致，也為此一自由貿易區的形成增加變數。 除了經濟因素以外，政治、外交等非經濟因素更是制約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形成的最重要關鍵。諸如三國政府間的互信不足、中日競逐東亞自由貿易區的主導權問題、以及美國的態度也將影響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進程 台灣由於國際因素的干擾，在此波區域經濟整合的潮流中，面臨著被邊緣化的危機，而中日韓占我對外貿易的比重幾達五成，中國更是我對外投資最大的地區，因此台灣若被排除於這些自由貿易協定之外，對台灣經濟的影響極大。針對此點，本論文亦嚐試提出因應策略，包括持續提升台灣產業的競爭力；積極地參與，進而爭取與主要貿易夥伴洽簽FTA，其中爭取與美國洽簽FTA，並藉以鼓勵東南亞國家（如新加坡）或日本願意和台灣洽簽FTA，更應是工作重點；此外，亦可採部門別的方式，就若干較具共同利益的領域，以化整為零的方式，尋求建立雙邊合作機制的可能性；而利用既有的區域合作組織，並在WTO架構下，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亦可減輕FTA或其他型式區域貿易協定所造成對非會員的歧視效果。 然而，最重要的關鍵，仍在於兩岸的政經情勢。台灣如欲順利與重要經貿夥伴洽簽FTA或是建立部門別的經濟合作機制，均需要有一個和緩的兩岸關係，只有排除了中國的惡意干擾，台灣的FTA之路才會更為順暢。

歐元之誕生帶給歷經亞洲金融風暴後亟思區域金融穩定以及擺脫美元依賴之東亞各國思考是否有建制共同貨幣之契機。然而歐洲共同貨幣雖帶給歐元區國家十年之光景，但其背後卻隱藏著某些制度面之問題，這些問題在二○○八年之全球金融海嘯催化下一一浮現，導致後續歐元區問題國家陷入主權債信危機之泥淖當中，市場上一度懷疑歐元區是否將因此而崩盤。而本文透過貨幣聯盟之理論基礎－最適通貨區域理論之建構、歐洲貨幣整合之歷史脈絡與歐元相關規範之實際運作情形以及歐債危機事件來試圖釐清歐元在制度方面所存在之缺失。 本文發現歐元區各國經濟體質、發展差異甚大，卻刻使用同一種貨幣，顯然與最適通貨區域理論有所悖離；然推究其原因，應是歐元創立所代表之「政治意涵」凌駕於「經濟意涵」之上，缺乏穩固之經濟整合基礎卻加速推進貨幣整合進程可謂當時決策者們在歷史機緣下不得不為之豪賭，且德法兩國不遵守「穩定暨成長公約」，卻得以政治手段免去相關罰則，造成之財政紀律廢弛更是雪上加霜；而從歐債危機事件中也看出歐元區缺乏金融緊急救援機制，以及應可省思將早期預警功能與退場機制結合並確實執行，以達勸戒及嚇阻之效。 在亞洲共同貨幣之建制方面，應可借鏡歐元區至今為止之起伏歷程以及參考本文所點出之若干要點，作為初步的規劃方向；另外在日圓國際化受挫、人民幣崛起背景下，日本、中國兩大區域強權雖對於區域貨幣整合策略有所分歧，但於撼動「東亞美元本位體系」上應可達成共識。是以日本或可朝此方向爭取中國在建制亞洲通貨單位上的支持。然而由於亞洲政經情勢過於複雜使得透過亞洲貨幣整合以通往「亞元」之漫漫長路上仍有眾多阻礙，此也在在考驗著各國決策者之政治決心以及手腕智慧。

如果把臺灣比喻為一個人體，村落、鄉、鎮、都市等區域為其細胞，若要翔實呈現臺灣的整個歷史開發過程，則地方區域研究是不可或缺的。而目前對大甲地區的研究，已有地理、地質、考古、建築及宗教學等成果呈現，惟以歷史學的角度或方法所從事的研究，雖有部份專書或專文，仍缺少在一個完整時空的脈絡下，針對大甲地區的發展與街市的形成做一個整體性的討論與分析。因此，筆者認為若能結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並從歷史研究的角度出發，將更有助於瞭解本地區的開發過程與特色。

在二○○一年的「九一一」恐怖攻擊之中，美國的雙子星大樓垮了。一時間，帶給美國人民極大的震撼。而這樣的一個事件，再度將東西方文明的衝突帶到一個顛峰。早在一九九三年，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教授就曾在「外交事務季刊」（Foreing Affairs）中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了未來的衝突源，將會是來自於不同的文明之間，其中所指的便是基督教與回教之間的衝突。 在這樣的論調之下，類似「九一一」這樣的攻擊事件，似乎會一再的重演。基督教與回教之間的戰火也將越演越烈。美國在「九一一」之後，便將其國防重心放在全球反恐之上。幾乎所有與恐怖主義有關聯的，都被美國列為首要目標。美國也藉著這個機會大肆地在海外從事軍事活動。 在美國大張旗鼓的同時，東南亞地區，成了美國在中東地區以外，第二個反恐重點地區。東南亞之所以會是美國的第二線，原因在於回教在東南亞地區的勢力十分龐大。在東南亞地區當中的印尼，可說是全世界最大的回教國家，他有兩億一千兩百萬的人口，其中回教人口達一億七千萬 。自「九一一事件」以來，印尼也接連著發生了多起爆炸案。 菲律賓南部地區也為回教激進組織所苦。自一九七○年代始，回教分離分子就誓言要建立一個獨立的莫洛國家（Moro Bangsa）。 而在菲律賓南部的回教分離主義團體中，共計有莫洛民族解放陣線（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MNLF）、莫洛伊斯蘭解放陣線（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 MILF）及阿布薩耶夫組織（Abu Sayyaf Group, ASG），在這三個組織之中僅有阿布薩耶夫組織被美國列為恐怖組織。 因此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在「九一一」事件發生後，於汶萊舉行第七次東協高峰會時便聲明堅決對抗恐怖主義，並於二○○一年反恐聯合行動聲明（2001 ASEAN Declaration on Joint Action to Counter Terrorism）中對於反恐戰爭提出九點方案 ，在這九點方案之中，一開始就提到要加強並檢視東協會員國的反恐機制。這樣的一點建議對於東協來說是第一次就反恐這個議題來做一個內部的檢討，這是在過去所沒有的。且在此聲明之中也強調要加強多邊與雙邊的合作，除了東協內部會員國的合作之外，更注重的是東協組織及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間的合作。

地方政府主要財政收入，有地方稅課收入與來自於上級政府之補助金收入。而近年來，適逢景氣不佳、經濟衰退等原因，致使地方政府稅課收入日益減少，已無法支應地方政府日益膨脹的公共支出。此時，源於上級政府之補助金收入，即成為各地方政府不可或缺之首要財源。以民國89-98年為例，多數地方政府皆高度仰賴上級政府補助金，部分縣市的補助金收入占歲入結構比重甚至已逾50%。 促進城鄉及區域均衡發展，是政府長期以來的重要施政目標之一。補助金制度於立法之初，亦被賦予「平衡地方財政差異」、「縮小城鄉差距及區域發展」等目標。尤當地方財政困難情況加劇之時，補助金收入對於地方政府便愈顯重要，亦凸顯補助金收入扮演著影響地方建設與發展的重要角色。緣此，補助金制度與城鄉及區域發展之間的關係，便值得深入探討。 本研究首先透過民國79年至98年的政府統計資料，分析地方財政現況及補助金制度與地方財政自主之關聯性。研究發現地方政府因財政收支劃分法之稅制設計，高度仰賴上級政府補助金致地方財政自主能力十分低落。復再以全台23個縣市為樣本，將城鄉發展與區域發展之空間範圍分析，分為七個生活圈與四大區域進行探討。並透過因子分析法萃取「都市化因子」、「產業經濟因子」及「設施因子」作為城鄉及區域發展之代表性因子，藉此深入探討台灣地區城鄉及區域發展之現況。研究發現，台灣地區之城鄉及區域發展存有一定程度之差異。 最後，本研究透過關聯分析，探討城鄉及區域發展與補助金收入之關聯性。研究結果發現，補助金收入與都市化因子呈現中度正相關、與產業經濟因子呈現高度正相關，並與設施因子呈現低度相關性。顯示上級政府撥付予地方之補助金收入，對於台灣地區城鄉及區域發展之效益呈現在產業經濟因子與都市化因子兩方面，此亦與台灣地區長期以來，因上級政府偏重於經濟發展與致力於對都市地區之建設發展，所造成城鄉及區域發展失衡的現象是相呼應的。而未來政府相關權責單位於興革促進城鄉及區域發展相關政策時，應同時考量補助金制度之運用與分配，以使補助金得以發揮其應有之功能。

人口老化是中國當前面臨的最重要社會問題之一。它從何而來，又準備向哪裡去？ 本研究梳理了中國人口老化的歷史過程，以厘清當前老化問題的形成的根源。通過人口普查資料描述中國人口老化的程度與速度，揭示中國省際間老化的巨大差異。 配合形式人口分析，對人口老化的動力進行分解，探索出生率和死亡率是如何作用於人口年齡結構的，發現在當前的人口狀態下，出生率比死亡率對人口的老化的抑制作用更明顯，但長期來看，死亡率對老化的抑制作用將更有意義。 臺灣的人口老化較中國大陸而言起步更早，是中國大陸人口老化可能的發展方向。使用臺灣人口資料進行形式人口分析並與中國大陸進行比較，尋找兩岸人口老化之間的異同。 在數理人口分析的基礎上，檢討當前中國大陸的人口政策。結論是，現行政策過分強調出生率，而忽略了死亡率對於人口老化的抑制作用。未來處理人口老化最佳的方法是重新定義老人的概念以及充分調動被隱藏的老年勞動力。

論文題目定為「戈巴契夫亞太外交政策研究」，著重研究蘇聯領袖戈巴契夫自一九八 五年三月上台以來所制定的亞太外交政策。由於戈巴契夫自上任出起，即大力提倡「 新思維」(New Thinking)，在國內標榜「重建」(Perestroika) 與開放(Glasnost)， 大幅改革蘇聯政、經、社會結構，在國際上則大事更張蘇聯過去的黷武作風及強權姿 態，不僅多次倡導裁武（核武及傳統武力），也戮力提倡國際與區域和平，並身體力 行，結果竟獲得一九九○年諾貝爾和平獎榮譽。戈巴契夫的「新思維」在歐洲導致東 歐歷史上全盤民主大變革，然而，在詭譎多變的亞太地區政治環境中，是否也能掀起 類似的大變動，誠為專家學者所矚目，而這也正是本論文研究的主要動機與重點。另 外，本論文也將探討蘇聯外交政策的持續及轉變，以及蘇聯新亞太外交政策之背景與 內涵。最後，論文將探討亞太諸國對戈巴契夫亞太外交政策的回應，並展望戈巴契夫 亞太外交政策的前景。 論文將包括六部份：第一章，導論；第二章，蘇聯亞太外交政策之回顧；第三章，戈 巴契夫外交新思維之探討；第四章，戈巴契夫亞太外交政策之內涵；第五章，戈巴契 夫亞太外交政策之評估；第六章，結論。

于西太平洋的東北亞是亞太地區經濟的心臟與政治的主要舞臺，原因在于其包括美國 的最大經濟利益－日本，與亞洲的火藥庫－朝鮮半島。 戰后，國際關系是以美蘇關系的變化為主軸，東北亞亦然。東北亞區域安全，不但依 賴美國的安全承諾，而且其完全是相互依存，即日本的安全來自于朝鮮半島的穩定。 一九六九年以前，東北亞太地區的國際關系是美蘇對峙型態，之后中共崛起為本區的 國際關系帶來變化；區域安全不是只受蘇聯的安全威脅與美國亞洲政策之影響，中共 勢力的加入，使東北亞地區成為三足鼎立局面。另外，隨著日本區域強權地位的日漸 穩固，使本區國際關系的發展趨勢必是朝向四角關系，尤其是在朝鮮半島上。 八○年代中期后，美蘇對峙關系的松弛，東北亞緊張的國際關系亦隨緩和，不但中蘇 共走向和解，北韓亦不得不隨之調整其政策；美、日開始與北韓作試探性接觸而南韓 與蘇聯、中共接觸比以往頻繁，日蘇關系、中日關系亦獲改善，這不得不歸動于美蘇 八○年代和解所帶來的新氣象。本文研究的動機即欲對八○年代美蘇和解氣氛下的東 北亞區域安全作分析、探討。 第一章為導論。 第二章為對美蘇關系的本質作一分析并對八○年代美蘇和解作一介紹。 第三章則探討東北亞區域安全的變數，其中包括美國的亞洲政策，蘇聯的亞安體系， 中共力量的崛起。 第四章則是對東北亞現況作探討，東北亞區域包括日本與朝鮮半島，朝鮮半島由于地 理位置特殊，存在著美、蘇、中共、日本四國的利益，對此復雜情形，本章中會加以 分析。而日本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已儼然成為國際上的次解超強與東北亞地區的區域 強權。因此，在本章中也對其未來的角色作一探討。 第五章為結論。對以后東北亞國際關系作一預測，更進而探討東北亞國未來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