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試圖以政策分析的方法來探討中共在內蒙古推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背景 、過程與執行的結果，以期獲知中共統治內蒙古的事實，藉以提供光復大陸後蒙疆建 設參考。 全文計約九萬餘言，共分五章十五節。 第一章，說明研究動機、目的、方法、範圍及限制，並對本文之研究架構做一介紹， 同時，略述內蒙古的概況。 第二章，探討中共在內蒙古推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背景、原因，及中共政權成 立前對少數民族政策的演變過程，並述及中共將「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列入議程，使 其合法化的經過。 第三章，分析中共規劃「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依據，並將民族區域自治法規的制定 過程、內容做一分析、比較。 第四章，探討中共在內蒙古執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機構，及相關法令上的配合 ，並對執行中的演變作一說明及分析。 第五章，係就中共在內蒙古推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之成效、影響作一綜合性的討 論，並提出三民主義民族自治之方向與前途，為光復大陸後蒙疆之重建尋出一條正確 的方向。

台商製造業在中國大陸的投資區位選擇行為，依個體選擇理論來說，是受到廠商本身的特性與區域條件兩者的影響，本研究的重點放在區位條件的影響上。但由於台商也是中國大陸FDI的一環，因此在參考過去其他地區的FDI區位選擇實證後，本研究將針對台商研究中較為欠缺的區位選擇行為，架構出台商投資中國大陸的個體選擇模型，並以更細化的產業別分類探討各區域條件的影響效果。最後再透過訪談的過程，針對實證的結果加以再驗證，得到完整以區位條件為觀點所架構出的台商製造業區位選擇模式。 由本研究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發現，台商還是延續了過去在台灣的生產模式，凸顯了台商對於中國大陸的投資重視聚集的特性。但在勞力因素、商業服務的集中度、國家高新政策上，則因產業別的不同而產生出較大的歧異。訪談的結果也顯示出勞力條件的影響將會在未來日漸弱化，這種趨勢是和生產要素的移動性息息相關。但台商在中國大陸的投資已注意到市場潛力的需求，也成為近來台商投資中國大陸區位選擇時的重要轉變。另一方面，在基礎建設的投資與國家產業政策的投入對各產業別的影響上，顯示不見得政府的投資與廠商的投入有絕對的正向關係，這可能和投資的效率性有關，必須更進一步探討；但就整體台商而言，則驗證了人為扶植的產業政策的確可以為地方帶來廠商的聚集，且訪談結果更認為產品性質的差異，會影響到廠商在區位選擇時，考量基礎運輸設施種類的需求，這一部份也因為投審會資料的限制而無法得到量化模型證實。而稅的負擔經過模型校估後得到顯著的負相關，在訪談的結果中，發現跟台商在會計上的習慣可能也有關。台商通常會以作帳的方式產生負債經營的狀況以隱藏實際獲利情形，使實際的所得稅負擔遠低於應負擔金額。 總之，本研究雖然是以各省市所能提供的區域條件來看待台商的區位選擇。但如勞力等生產要素在在流動性逐漸增強的趨勢下，的確可能削弱了地區條件的優勢，可是由政策與聚集所創造出來的地域條件，卻是不容易被替代的。本研究的結果證實的這樣的觀點，至少在目前台商投資大陸的情形中，還是深受這種創造出來的地域條件所影響，一旦聚集形成，就傾向於自我延續下去，強化了由地域觀點的角度來看廠商區位選擇的理由。但政策的介入卻要注意效率性的問題，這也是未來的研究可以發展的方向。

在全球WLAN產業發展迅速的現在，如何能將PWLAN服務快速地商業化，是目前推展WLAN產業最重要的一項課題。目前PWLAN產業尚未建立明確的產業規則，其價值鏈與價值活動都仍在渾沌未明、不斷變動的狀態中，PWLAN業者同時從事多個相關的價值活動的情況相當常見，整體產業動態非常模糊。 在2003年時，已有超過全球80％比例的WLAN硬體設備是在台灣製造的，但是在PWLAN產業的發展推廣方面，卻是起步較晚的。本論文即是希望能夠研究討論國內外PWLAN產業的發展態勢，藉由研究國外公司的發展經驗與競合狀況，再整合國內外學者專家的意見與研究報告，提出PWLAN產業的整體性分析研究與建議，提供台灣PWLAN產業中各從事不同價值活動單元企業的一個營運參考與發展依據。 在最後結論與建議的部分，簡單整理如下： 1.PWLAN產業之發展必須從提升需求與強化供給兩方面做起； 2.而PWLAN業者面臨強大的競爭壓力，在經營上必須步步為營； 3.需注意無線網路為人詬病的安全性問題； 4.注意產業主導權的爭奪； 5.政府角色對台灣PWLAN產業發展的影響力不容小覷； 6.需建立漫遊機制； 7.可能會出現業者間的併購行為； 8.雙網整合的趨勢明顯。

東協(ASEAN)自1967年成立以來，即有其獨特的安全觀。根據東協曼谷宣言，東協成立的主要目的在於「促進區域安全與穩定」，並透過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與科技等各個層面的合作，達成未來形成共同體意識，而非透過組成軍事聯盟、以武力來解決彼此爭端。隨著「911事件」及「巴里島爆炸案」後，美國超強地位進一步向前推展，視東南亞為其全球反恐的第二戰場， 2001年東協與中共達成於10年內籌設雙邊「東協－中共自由貿易區」之協議，將成為涵蓋20億人口，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其影響極為深遠。本文主旨在探討東協具備成為亞太政治大國的必要條件，善用集體安全合作機制，提高身價，主導議事，及積極從事經濟與安全區域整合，目前為何沒有達到維持東南亞區域安全之目的。 本論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為緒論，揭示本文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範圍與限制、文獻探討及論文架構等。第二章為「東南亞概述」，從東南亞地緣政治及政經情勢變遷，經由區域主義的形成，探討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成立與發展。第三章「東南亞區域安全」，探討東協如何藉由新自由主義之互賴理論推展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合作，並揭櫫「綜合性安全」的觀念，使成員國之間擺脫安全困境加強各項安全合作，如何利用東協區域論壇 (ARF)為核心和載台，展開與外部大國之間的多邊安全對話，逐漸擺脫其邊陲的地位，進而維護東南亞區域的和平與穩定。第四章「影響東南亞區域安全潛在的衝突熱點」，針對朝鮮半島、臺海兩岸及南中國海等問題，探討東協所主導東協區域論壇在亞太安全熱點的行為角色。第五章「未來的展望」，探討東南亞國家經由經濟區域整合，預定2020年前完成安全、經濟及社會文化的「東南亞共同體」的願景。第六章為結論。 近年來東協在區域整合的進展上頗有成果，2001年在汶萊的東協高峰會中，東南亞國家領袖與中共總理朱鎔基同意在2010年成立一個世界最大的「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2002年在柬埔寨首都金邊的東協高峰會中，討論加強東南亞地區經濟合作以及加快東協形成共同體的問題。而東協高峰會議後所舉行的東協十加三高峰會議中，東協和中共在柬埔寨簽署一項關於中國南海有爭議地區內避免衝突的劃時代協議「南中國海各方行為宣言」。會議中另一個重要的決議是，中國與東盟國家簽訂了「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定」，正式啟動了「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進程。在2003年10月份召開的巴里島高峰會，東協領導人共同簽署「巴里島協定Ⅱ」，追求政治、經濟、安全及社會文化整體化的「東南亞共同體」，東協為東南亞地區及整個東亞地區的經濟政治整合畫出美麗的藍圖。

1991年蘇聯解體後，其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包括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烏茲別克等中亞5國亦分別宣告獨立，並立即獲得國際社會廣泛的承認。尤其憑藉著地緣戰略與豐富能源的兩大優勢，更使中亞地區成為國際強權與周邊次強權權力競逐的焦點。與此同時，中亞區域在冷戰時期，其安全維繫於蘇聯黨國體制與紅軍安全保障；然而，蘇聯解體後，非但既存的安全機制消失，造成中亞區域陷入安全意義上的「權力真空」，而且，還面臨著諸多「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因素的威脅。因此，對於中亞5個新興國家而言，其面臨的「安全威脅」，以及「回應對策」，即成為本論文研究的核心。 　　本論文採取層次分析，參據華爾茲的「行為體三概念」（個人、國家、戰爭）。從國家、區域與國際三個層次切入分析探討相關議題。首先，國家層次：探討權力結構（諸如：地理戰略、人口條件、自然資源、軍事能力、政治體制、經濟發展、社會結構，以客觀分析5國的基本綜合國力）、武器擴散、跨國犯罪、毒品經濟等議題。其次，區域層次：探討民族宗教結構、民族分離主義、宗教極端主義、國際恐怖主義、水資源運用、區域衝突、疆界糾紛等議題。第三，國際層次：探討國家利益、國家戰略、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國際衝突、國際合作等議題。 　　中亞的國家安全戰略目標旨在確保國家領土完整、主權獨立，以及生存與發展，而其內涵，則可從外交（含政治）、經濟、軍事及社會等四項策略，加以檢視與分析。具體而言，中亞國家由於綜合國力虛弱，實難以憑藉本身力量達成國家安全戰略目標；因此，中亞諸國係以外交戰略為核心，以「平衡大國」與「全面外交」為手段，積極與美國、俄羅斯、中國三大強權發展經貿與軍事合作關係，並以經貿合作為主軸，全面與其他國家交往。雖然，中亞國家對應安全威脅的策略，整體呈現一定實效，但亦存在諸多弱點；尤其，各國領導階層以鞏固與延續現實政權為決策的核心思維，實為中亞區域安全策略形成的關鍵。 /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1991, its dependent states such as Kazkstan, Kygyzstan, Tajikistan, Turkmenistan and Uzbekistan declared for independence respectively, which soon won support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th the advantages of geo-strategic importance and abundant resources, Central Asia region became the arena between superpowers.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security of Central Asia region was closely tied to the Soviet Union’s party-state system and its red army. Following the collapse of Soviet Union, security mechanism disintegrated and resulted in “power vacuum” in this region. Besides, there are “traditional security”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behind. Thus, security threats and response strategies of the five newly established countries mentioned above are the nucleus of research of this thesis. 　　This thesis adopts the methodology of levels analysis, with reference to “the concept of actor (nation, region and war)” argued by Kenneth N. Waltz and studies the related issues from three different levels---nation, region and international. First, in terms of national level, the author analyzes state powers of the five countries from the structure of authority (such as geo-strategy, population, natural resources, military capabilities, political system,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ucture of society), proliferation of weaponry, transnational crimes, drug economy etc. Second, in regional level, the discussion focuses on the structure of religions, secessionism, religious extremism,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 regional conflicts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Third,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level, the main points are national benefits, national strategy, geo-politics, geo-economy,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Central Asian states aims at ensuring the integrity of territory, the independence of sovereignty, the right of existence and continuing developments. The connotations of those issues can be reviewed and analyzed in the aspects of diplomacy, economy, military and society. Generally speaking, for the deficiency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it is very hard for Central Asian states to achieve the goals of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n their own. Consequently, these countries resort to “balance of power” and “full engagement diplomacy” and aggressively develop economic and military cooperation with the U.S., Russia, and PRC. In the meantime, they try to enhance relationships of other countries with emphasis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Although the policy works as a whole, there are still vulnerable points. In particular, the formation of the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y in Central Asia hinges upon the ultimate pursuit of the consolid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realistic regimes by the leaderships of various countries.

從整體國家權力機關體系而言，民族自治地方人大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大陸憲法賦予它地方國家權力機關的地位和崇高的職權。其中，省級人大在整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組織體系中，處於聯繫中央和地方，在工作分配上具有承上啟下的關鍵。相對的，隨著地方人大權力的強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弱化中央政府控制地方的能力。因此，探討中國大陸民族自治地方人大立法權的行使，不僅有助於瞭解其政權穩固的因素，且有助於保障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機關充分行使自治權，確立和發展平等互助、團結合作、共同繁榮的民族關係。故在此等基礎上，本論文主要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權行使為討論對象，冀能透過科學的剖析，來闡述中國大陸民族自治地方人大立法權的理論與實踐。 新疆自古以來即是多民族和多種宗教並存的地方，目前境內有53個民族人士分佈，其中有13個世居民族，漢族以外的少數民族人口高達59.4%(2000年)，是中國大陸唯一的三級自治地方(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和民族鄉完備的區域。不僅依法享有一般省、直轄市的地方立法權，還有權根據當地實際和民族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在貫徹國家法律時可以制定某些變通辦法或補充規定，其立法權限與一般省、直轄市相對要大一些，但是又必須接受嚴格的立法監督，即必須履行報批程序。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第一部地方法規，是在1979年11月由自治區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關於邊境管理區安全保衛工作通告」。迄2006年1月止，共制定330個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單行條例和變通與補充規定，這些法規涉及到自治區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衛生、民政、宗教、環境與資源保護等各個方面。對於自治區的穩定有一定的作用存在。 雖然，中國大陸當局一再強調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大及其常委會在地方立法中，已充分表現加強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統一的原則。但從其所制定的法律內容上看，現有的民族法律、法規大都比較偏重原則、抽象，調整的手段和方法比較單一，多為指導性的規範，懲罰性的內容薄弱。從數量和結構上看，缺乏系統性，許多實踐急需的法律、法規及其配套法規、規章還沒有制定出來。從保障機制上看，缺乏一個強而有力的監督保障機制，實際執行起來難以達到法律、法規所規定的預期效果。事實上在中共現有體制下，唯有加強人民代表大會民主化與法制化，才是改善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真正有效途徑。 關鍵字：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立法，民族區域自治

受刑人假釋出獄，係從機構內（監獄）矯正移轉至機構外（社區）矯正，其關係著矯政體系「危險的轉移」，更關係著社會「治安的良窳」。雖然人道主義、行刑社會化與受刑人基本人權之保障是現代法治國家所共識，亦為執行刑罰的指導原則。但是，和諧社會的穩定，必須兼顧犯罪人、被害人及社會三方面利益的維護。當社區矯正制度之法制與社會客觀環境無法完全契合，勢必衝擊社會和諧。因此，面對急遽變化的社會環境，社區矯正工作應講求其務實可行，而不是倡導犯罪人人道主義或完整復健的高調。社區矯正制度為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關鍵，面對急遽變化的社會，兩岸皆應檢討現行社區矯正相關法規制度，以建構本土化的社區矯正制度。 臺灣地區假釋中付保護管束之社區矯正制度已行之有年，法律制度雖具基礎，但因在法律適用之爭議中，人權論者間有力主保障犯罪人人權，而輕忽社會安全。而政府有關部門或有忙於政治盤算、各自為政，而因應無力，加以少數基層執法人員怠於執行（處分）公務之態度，社會公安怎能令人滿意。因而培養執法人員之專業知識、敬業精神及樂業態度，強化對假釋受刑人之風險管理與危機管理，修法簡化假釋程序並完善法律，以建構完整之司法權與假釋制度，係維護社會治安之重要關鍵。 大陸地區，深知和諧的社會，有賴法律制度的支撐與執政者的態度，假釋之社區矯正制度即為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大陸地區目前猶無社區矯正專法，社區矯正制度起步較晚，有關社區矯正工作，主要依據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發布之「關於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其通知係屬規章性質，雖為權宜措施與政策之宣示，但其為求事權統一，中央令示統合相關部門，全力推動社區矯正工作。目前各試點地區仍在摸索中前進，且限於經濟發展與教育文化較高之東部、中部及西部等地區，而城市及農村之客觀環境、條件不同，對大陸地區整體而言，在深化試點、總結經驗的同時，社區矯正制度的落實，除制定「社區矯正法」，以作為執行社區矯正工作之依據外，仍有待執政當局持續努力與時間的檢驗。 關鍵詞：假釋、保護管束、保安處分、社區矯正、施行區域 / How well the parole returns to his/her community relates to both the danger transiting from prison to community and the public security. The humanitarianism, socializing penalty and guarantee of the inmates’ basic human rights are recognized by the modern society, and also guiding principle for executing penalty. However, a stable and harmonious society, must take care of maintaining benefits of the criminals, the victims and the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A community correctional system unable to match the social environment will definitely affect the social harmony. Therefore, facing rapid changing social environment,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al system has to be as practical as it is focusing on criminal humanity and the complete recovery. The community correctional system is the key issue for social stability, facing the rapid changing society, both China and Taiwan should review their regulations carefully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localizing community correctional system. In Taiwan, 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al system for adult probation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decades, with legal system. However, discussion still arises on how human rights of prisoners are guaranteed without ignoring social security. People are not so satisfied with the public security partly caused by the government’s hesitation to respond or ineffective bureaucracy or some basic personnel performing their jobs with a unprofessional manner. Thus, the key to maintain public security is assisting the personnel to enhance specialized knowledge, respect for and willing to work, strengthening risk management and crisis management regarding the parolee, and simplifying procedures and constructing a integrated parole system. China fully realizes the harmonious society depending on the legal system and Authorities’ manners. 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al system for adult probation is the cornerstone for a harmonious and stable society. Unlike Taiwan, China still has no special regulations on community correctional system. The main basis is "A notice for developing the experimental site regarding community correction ", jointly issu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and Ministry of Justice. This notice serves as an expedient strategy, but also as a national order for unification and cooperation from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At present these experimental sites, mostly restricted in the economically, educationally and culturally developed areas, are still moving forward. Even though differences exist between city and the suburb, speaking of China as a whole, the authorities have to compile and utilize the experiences of the experimental sites, so that “the law for 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al system for adult probation” will be established and carried out with continual examination. Key：Parole、protection controls、measures of safety、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s、implementing area

自從1979年中國大陸開放改革以來，中國大陸吸引外商投資實際金額便不斷成長，從1997年到2006年，中國大陸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實際累計金額高達882.038億美元，儼然成為開發中國家吸引外資最大國。 事實上，許多文獻探討影響中國大陸外資的因素，不外乎經濟及政治方面的影響，但鮮少提及政治方面的影響，因此本文特別將中國大陸各省政治權力影響外資的情況提出討論，作為往後探討中國大陸外資的補充文章。 /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opening policies in 1979, China has increasingly utilized overseas funds actively to accelerate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promotion.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Open Door” policy in 1979 to 2006, China has received $882.038 billion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deed, China is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of FDI. As a matter of fact, numerou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asons will attract FDI. This paper uses political power as a new variable that no one has considered it as a political factor of determining FDI before. Panel data analysis is adopted because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e determinants of FDI distribution across provinces and over time. Therefore, this paper adopts panel data analysis. According to regression model, political power actually affects FDI positively but the effect of influence is decreasing in course of time. However, this paper speciall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power on FDI that no one has discussed before so this paper can be regarded as a complementary paper in studying FDI.

貨幣是金融機制的基礎。金融風暴的發生，既反應貨幣制度本身的侷限，亦暗示著貨幣制度未來可能的演變方向。本論文著眼以美元本位制作為當今世界金融體系基礎的情況下，審視全球金融海嘯所暴露出美元本位制的侷限，接著分析並推測世界貨幣體制未來的可能發展方向。 故本論文先就美元本位制之形成進行歷史回顧，接著就全球金融海嘯與美元本位制間的連繫進行分析，歸納出美元本位制與全球經濟秩序之間的關係，以推演出世界貨幣體制與全球金融盛衰之間的關係。 本論文結論認為，全球金融海嘯是全球經濟失衡失控的結果，而全球經濟失衡是美元本位制先天的制度侷限，在長期不斷製造通貨膨脹下的呈現。美元本位制因全球經濟需要而成立，美元本位制為全球經濟發展作出貢獻，也讓全球經濟付出慘痛的代價。 世界貨幣體制的選擇，係世界經濟版圖的變化與經濟霸權爭奪結果的體現。在新的世界霸權出現之前，長期世界貨幣體制將逐漸轉變為以美元、歐元、人民幣（或亞元）三區域貨幣鼎足而立之體系。 基於集體人性弱點，掌握世界貨幣發行權後的權力傲慢與對全球金融體制依賴的集體怠惰，將使類似“馬多夫式”騙局崩潰般的金融失序危機，在歷史的進程中不斷的再次重演。

面對全球化時代國際政治、經濟及社會的解構與重組，巴西對於國際事務的參與也日益積極。巴西是拉丁美洲的第一大國，幅員遼闊，自然資源與礦藏豐富，重工業發達。近年來，更伴隨著生質能源之研發與生產，以及大量石油礦藏被發現等優勢，備受全球注目。巴西正逐漸擺脫過去被視為邊陲國家的命運，在國內政治、經濟及社會改革初具成效之際，以豐富的天然資源為籌碼，藉憑著靈活的外交策略，追求成為區域強權國家和尋求合理的國際地位。 本論文係透過各類文獻的蒐集，藉由全球化、區域主義、多邊主義及外交政策分析等多元概念途徑，作為分析巴西在全球化時代、近二十年來之外交政策作為。在時間上，範圍集中在後冷戰時期迄今的全球化時代；在空間上，範圍包括巴西外交上的主要場域，如與美國及歐盟等主要北方國家之關係、與開發中國家的南南合作關係，以及巴西所積極參與的聯合國事務等。 巴西自1985年沙奈總統任內轉為民主政體，並以全球化為發展主軸；高羅總統時代簽署亞松森協定，以成立南方共同市場；卡多索總統時代開始自我認知為「中等國家」，尊重國際體系及加強主導區域合作並呼籲改革聯合國安理會，以便躋身其中；魯拉總統則總其成，積極尋求國際上的「大國地位」。具體而言，從全球化的面向觀察，巴西的外交戰略作為包括：與第一世界國家建立緊密的對話及合作機制；掌握能源短缺係為全球經濟的重要變數，善用其在生質能源發展上的優勢；成立南方共同市場，成為區域領袖；以及掌握全球跨區域競合之新趨勢，與印度、南非建立IBSA論壇，與俄羅斯、印度及中國建立「金磚四國」合作關係。巴西解構了傳統地理上的南方國家概念，而將開發中國家重新定義為南方國家，並積極進行串連合作，其中又以G-20開發中國家集團為代表；此集團的成立，對巴西而言，是一次重新詮釋其在「強國」和「弱國」之間作為「不可缺少的中間人」角色的機會。 在多邊主義方面，聯合國一直都是國際間多邊關係發展的重要場域，巴西運用其在拉美區域和新興國家中的領導者地位，積極串連多邊合作關係，藉以支持其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值得注意的是，巴西在運用多邊主義的外交戰略上，相當彈性靈活和深謀遠慮，尤其是以參與各類高峰會及聯合國維和任務，藉以提升其在聯合國的角色地位，以及在國際社會中扮演建構多邊平衡的重要角色。 正如Christopher Hill的論點，在全球化時代中，巴西採取權力追求導向的外交政策，且著重於國家能力與其相對權力的展現；亦即，藉由國家能力的有效提升，進一步尋求其在國際政治中的權力擴充。持平而論，時至今日，巴西的外交努力有進展、亦有挫折和挑戰，但無論如何，巴西善用自身在特定領域上的優勢，發揮本身在區域的影響力，成為區域領袖國家，使國家自主性大幅獲得提升等成效，在理論層次上可印證理性選擇是國家發展外交的要素，在實務層次亦可作為新興國家在外交策略上的參考與反思。 關鍵詞：巴西、全球化、區域主義、多邊主義、外交政策分析、南南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