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理學院大學數學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在7級分以上的女大學生49名作為研究對象，操弄兩種刻板印象：『女性的數學較差』與『理學院的學生數學能力較好』，結合『刻板印象威脅』與『刻板印象提升』的概念，探討一個同時具有正負向刻板印象的當事人，當被激發不同所屬團體認同（性別/科目），對於受試者工作表現、工作選擇與自我能力評估的影響，並驗證考試焦慮與工作記憶容量作為刻板印象效果的中介變項之可能性。 本研究為單因子設計，獨變項『不同認同團體激發』有三組：性別認同組、理學院認同組、控制組。依變項則有8項指標：工作記憶容量測驗分數、數學測驗分數、考試焦慮量表分數、考試焦慮生理測量、數學測驗選擇難度、數學測驗難度評估、自我評估數學能力、刻板印象相信程度。 研究結果發現，當受試者被激發理學院認同時，他們的確會受到刻板印象提升效果的影響，造成工作記憶容量上升，但當受試者被激發性別認同時，他們在工作記憶容量測驗上的表現和控制組的受試者並沒有差異，亦即，刻板印象威脅效果沒有顯現。而接受到不同認同團體激發的受試者，儘管在自陳式考試焦慮量表上並沒有顯現出差異，然而在脈搏測量上則顯現出組間差異。 另外，在『測驗難度選擇』方面，本研究發現理學院認同組的受試者較其他組受試者會選擇較困難的作業。然而，在『數學能力測驗難度評估』、『對自己能力的評估』、『刻板印象的相信程度』這三方面，不同組的受試者則沒有顯現出差異。而本研究所提出的刻板印象效果之中介機制，並未在本實驗中得到支持。最後，研究者除了對上述結果進行討論之外，亦提出本研究的限制以及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刻板印象威脅效果是指當個人在面臨與其能力有關的負向刻板印象時，會有測驗表現不佳的現象，由於國內尚未有刻板印象威脅的相關研究出現，過去相關的刻板印象威脅研究對自我設限策略也少有探究，對於使用自我設限策略後是否讓自己表現不佳的風險更高亦少探討。因此，本研究除了探究個人在威脅情境中的「測驗表現」外，他（她）在情境中的「自我設限策略」之因應行為、及其自我設限策略的使用對測驗表現的影響亦是本研究關注的議題。 本研究為3(刻板印象威脅：威脅組女性、無威脅組女性、威脅組男性)×4(自我設限線索：宣稱組、行為組、宣稱行為組、以及不告知組)的實驗設計。其中，在刻板印象威脅部分，威脅組受試被告知「男性在此測驗中的表現比較好」，無威脅組受試被告知「男、女性的數學表現無差異」。在設限線索部分，宣稱組受試被告知「宣稱性自我設限對測驗表現有負向影響」，行為組受試被告知「行為性自我設限線索對測驗表現有負向影響」，宣稱行為組受試被告知「宣稱性與行為性自我設限皆對測驗表現有負向影響」。主要依變項有三：數學測驗分數、練習題的答題數目（行為性自我設限之指標）、宣稱性自我設限問卷分數（宣稱性自我設限之指標）。研究對象採用國立政治大學的大學女生158名與男生75名。 研究結果發現，不論設限線索的有效與否，處於威脅情境中的女性受試幾乎都比較傾向使用「宣稱性自我設限策略」以進行因應，其測驗表現也較差。另外，在威脅情境中，自尊越低的女性受試越傾向使用「宣稱性自我設限策略」。但不同「刻板印象威脅」組別的受試在測驗表現上無差異，亦即刻板印象威脅效果的現象並未在本研究獲得驗證，而各組在「行為性自我設限」的使用上亦無顯著差異。最後，研究者針對上述結果進行討論，並對本研究的限制與對未來研究的建議提出說明。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與女性領導者有關的刻板印象與偏見是否會產生刻板印象威脅效果而影響女性的領導表現，以及是否可以消除或減少它對於個人表現的影響。本研究也探討「對特定領域的認同」及「對所屬團體的認同」在女性領導能力的範疇中，是否會使得刻板印象威脅對於個人表現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效果。另外，本研究為了要更加確認威脅感的產生，故增加行為觀察的方式來測量焦慮的產生，以彌補自陳焦慮方法的不足。 本研究以60位國立政治大學女學生為研究對象，隨機分派至「激發刻板印象威脅」、「不激發刻板印象威脅」、及「減除刻板印象威脅」等三個情境。每位女性受試者另搭配一男一女成為一小組，每組由此位女性受試者擔任領導者，帶領小組討論並解決一新車分配問題。女性受試者的領導表現由自己、小組中的二位成員、以及不知道本研究目的與假設的評估者來予以衡量。另外，本研究除了由受試者及小組成員以情境焦慮量表來評估受試者的焦慮程度之外，也請不知道本研究目的與假設的評估者，以情境焦慮量表來評估受試者的焦慮程度，並觀察其焦慮行為，評量受試者在活動過程中顯出不舒服或不自然的程度及頻率。 研究結果顯示，「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與「不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的受試者在大部分領導表現變項上均無顯著差異；「激發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的受試者在部分領導表現變項上的平均得分顯著低於「減除刻板印象威脅」情境中的受試者。在本研究中，性別認同程度及領域認同程度並不會影響刻板印象威脅與領導表現之間的關係。此外，三個實驗情境中受試者的情境焦慮程度及非語言焦慮並沒有顯著差異。 本文也針對研究結果進行整體性的討論，並提出可能的研究限制，及對於後續研究的建議。

一、研究目的 台灣的經濟發展已是各國矚目的對象。龐大的出口金額中，大部份來 自勞力密集的產業。隨著生活水準提高，企業已不再享有這項勞工成本優勢。再者， 美國政府近年來不斷對台灣施加壓力，要求台幣升值，開放國內市場，降低各項進口 障礙，在內外的壓力下，製造業者乃紛紛計劃轉向投資服務業。一國經濟的根本在於 製造業，如何維押製造業的發展，實為目前的努力重點。本研究選擇化工、電子、機 械三種產業，以廠商的觀點，比較中、美、日、德、韓五國的競爭能力，結果可供業 者提升優勢的參考。 二、參考文獻 本文介紹十一篇國內外有關不同來源地產品印 象的文獻，並選擇其中兩篇較具代表性的著作，做為本研究的主要參考架構。此外， 還包括報導國內經濟狀況的期刊，以及工業行銷與印象理論的學術著作，計十八篇。 三、研究方法 研究母體為化工、電子、機械三種產業，樣本為資本額一千萬元以 上的廠商，以隨機方式抽取之。印象變數的衡量採用語意差別法，每個變數分成七個 級距，資料分析法為統計方法之平均數與平均數之多重檢定。 四、研究內容 包括 供應商的品質、價格、商業關係、交貨水準、服務水準、技術水準、顧客導向等構面 。 五、研究結果 化工、電子、機械三種產業間的整體印象雖有差異，但不是相當 顯著；中、美、日、德、韓五國間的差異卻十分顯著。中、韓兩國與德、日兩國差距 甚大，台灣則略比韓國優越，美國介於中韓與德日之間。

隨著兩岸的經貿關係日漸密切，兩岸的互動也愈來愈頻繁，雖然海峽兩岸共享傳統中華文化，但經過五十年的分治，文化上必然產生了不同的變化。在兩岸互動的同時，這些文化上的差異，便可能會對互動的人及組織造成衝擊甚至誤解。因此，若能對兩岸文化有更深一層的瞭解，勢必能夠提供更廣泛的視野、良好的溝通基礎以及行銷上的助益。廣告是傳播媒體中重要的一環，具有文化的承載性，更能與文化互動進而塑造文化，其中電視廣告因為具有兼具聲音及影像的特性，對文化有更深入的影響。而女性商品及女性消費力均是不可忽視的經濟力量，故廣告中的性別議題更是不容忽視，廣告中的性別刻板印象，持續的對社會大眾產生影響，也有探索的必要。 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是進行海峽兩岸電視廣告中性別角色意涵之異同比較，並探討此差異的意義，希望能一方面提供廣告主制訂行銷策略之參考，減低因文化衝擊造成的誤解，二方面瞭解兩岸兩性在性別刻板印象上的現況。本研究以內容分析法分析台灣及大陸的電視廣告中的性別角色，由三位過錄員（包含研究者）進行內容分析。分析主體為台灣及大陸黃金時段電視各338、314支廣告，扣除無人、無明顯主角及信度使用之廣告，計有效廣告台灣223支、大陸173支，有效過錄廣告中的人次各386、311人次。 本研究結果發現：1.以Bem的性別角色量表的架構為分析類目，兩岸電視廣告中，男性角色的男性化特質皆顯著高於女性，女性角色的女性化特質亦皆顯著高於男性，包括具有親切、對他人需要敏感、具同情心等等特質；兩岸差異部分，大陸的男性化特質高於台灣，女性化特質亦高於台灣。2.以兩性在廣告中的活動場景及旁白聲音為分析類目，發現兩岸女性出現場景絕大多數為家庭中，男性出現於職場場景比例遠高於女性。純為家庭主婦之比例雖較以往研究減少，但新出現的現象則是具有職業婦女形象的女性在家仍負擔家務重擔，男性多扮演職場上強者角色、職位高、工作繁重。旁白聲音部分，大陸男性配音約為女性的兩倍，台灣則略少於兩倍，即使男女皆有配音，多半仍為男性作為訊息的解說者，女性則為訊息之接受者。3.以研究者自行編制之性別角色量表為分析類目發現，權力角色方面，女性較為依賴、男性則多是指揮別人；情慾角色方面，女性仍多以性感形象出現，以外在吸引男性，男性則較以內涵吸引女性；兩岸差異部分，大陸廣告以內涵吸引異性的程度比台灣更盛。綜上所述，性別刻板印象仍普遍存在於兩岸的電視媒體中，繼續對文化產生影響。 最後，本研究針對研究結果，進一步討論兩岸文化在共通與差異性上表達出來的意涵，以利兩岸互動與相關廣告策略之參考。

有鑑於大眾媒體往往不斷地複製性別、職業、文化、階層、種族的刻板印象，然而學齡前的幼兒，受限於識讀能力，接觸電視的時間遠遠多過閱讀書籍的時間，因此其電視觀看時間達到人生的第一個高峰，電視無疑地成為幼兒接收訊息最親密的窗口。再者，根據心理學方面的研究，幼兒期是是性別角色發展的關鍵期，他們的性別態度也特別容易受到媒體形塑的性別角色所影響，幼兒在電視或其他媒體中觀察到那些最普及的性別角色特質、互動模式或是身體形象的呈現，日積月累地在幼童社會化的過程中逐步影響他們的認知。 研究者以媒體素養內涵為出發，企圖協助幼兒建立主動思考判斷的能力，解構媒體中刻板印象的影響，以幼兒有興趣常接觸的媒體文本教學，也能有助於的提升幼兒學習的動機與成效。另外，國內外的研究也再再指出了媒體素養教育的成效，因此本研究發展一套以幼兒為對象的媒體素養教學活動，以性別刻板印象這個議題為例，以電視上幼兒喜歡及常接觸的內容為文本，進行教學研究，探討媒體素養教育對解構幼兒藉由媒體所形塑的性別角色刻板的成效。 本研究以台北市某國小附幼大班48名幼兒為對象，分成實驗組與控制組，以幼兒熟悉的媒體文本設計活動，進行12堂的媒體素養教學，於課程前後以「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測驗表」進行施測，瞭解有接受媒體素養教學的實驗組幼兒與沒有接受媒體素養的控制組幼兒在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測驗上的得分是否有顯著的差異。 根據資料分析，證明本研究之媒體素養教學方案對於解構幼兒性別刻板印象上具有顯著的效果。研究中也發現，以媒體文本為探討內容的課程確實能夠引起幼兒的學習動機與興趣，並且有助於他們對於解構媒體中的性別刻板印象。 最後本研究並對於現場教師、教育行政單位以及未來研究提出建議，以作為強化教師媒體素養專業知能、使用並發展幼兒媒體素養教學課程之參考。

80年代間，國內的主流流行歌曲，主要分為國語和臺語兩種類型，青少年市場的國語歌曲多著墨於風花雪月，臺語類則沿襲東洋味在悲情歌調中打轉。透過文化產物可以反映出社會變貌，87年開始，國內的政治、社會環境丕變，本土文化抬頭，流行音樂市場中出現了批判現實的另類音樂創作，部份臺語歌曲也出現了新風貌。歐美的流行音樂市場，發展成為大型的唱片集團公司和小型的獨立公司並立的局面，前者握有大部分的市場。提起這兩者，往往分別和主流、非主流扣聯在一起；主流和非主流，又分別代表著同質化的音樂風格和另類的創新音樂風格。 　　國內雖然沒有形成本地的龐大音樂集團，而水晶唱片公司也是本地唯一走另類生產路線的公司，兩種不同訴求的生產策略，分別有不同的行銷方法以及和媒體互動的關係。 　　唱片業和廣播電臺、電影、電視和報章雜誌等傳播媒體關係密切，本文探討唱片業和媒體之間如何運作，共同形塑流行音樂的面貌，以及近年間流行音樂市場的變化，具有那些社會文化意涵。 / In 1980s, main-stream popular music in Taiwan divided into Mandarin and Taiwanese songs two genres. The former focusing on teenagers market most sings about love and personal feelings, and the other follows Japanese color expressing sadness tone. Since 1987,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of Taiwan has been greatly changing, with locol culture status arising, there emerging some alternative popular music. 　　Within west countries' popular music markets, major syndicate companies hold most markets and independent companies share the rest. Major and independent companies respectly remind of homogeneous and alternative music styles. Two kinds of production strategies also appear in Taiwan popular music market, where exist different relations between communication media and record companies. 　　This paper concerns Taiwan popular music market since the late 1980s till 1994, analysing the changes and their social meanings.

本研究以文本分析探究台灣戰後五十年來，具女性意識的廣告文本，期望透過分析廣告中出現的女性意識，一窺台灣女性這五十年來在社會中的生活實踐、角色與地位、女性自覺與女性意識的轉變，以探究隨著社會變遷而改變的女性意識，是否如實的反映在廣告文本中。 本研究結果歸納出五個廣告中女性角色、社會地位與意識隨著時代變遷的軌跡： 一、女性與家庭的關係隨著時代變遷，不如傳統社會般密切，而廣告中女性的家庭主婦角色逐漸不明顯，取而代之的是職業婦女／職場女強人的角色。 二、女性大量投入勞動市場，經濟上獨立自主，因而造就高消費需求與高消費能力，這些現象也反映在各年代廣告的變遷中。 三、廣告中的女體呈現，由隱晦到開放，審美觀由於時代變遷，由傳統中式的豐滿健康，轉而追求西方纖瘦骨感的身材標準。 四、台灣本土婦女運動後，女性自立自主意識提昇，在近代廣告中更常以女性自主意識作為主要訴求。 五、廣告中性別角色開始鬆動，以往代表廣告中男性、女性刻板印象的符號界線開始模糊，廣告中的女性也開始具有自信、工作能力強、自我意識為重的特質。

過去西方文獻中，多以第三者敘述方式提供受試者有關目標人物的相關訊息，探討對於目標人物的印象之看法，鮮少探討當目標人物的訊息若由他人提供時，對於目標人物印象之影響。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印象形成的歷程中，由訊息來源提供目標人物的道德和能力訊息會使他人對目標人物形成何種印象。另外，由於華人相當關係主義，因此以相關他人做為訊息來源之一進行探討。 本研究為4(訊息來源者:目標人物本人、目標人物的父親、目標人物父親負訊息保證的情況和第三者)×2(訊息內容:道德和能力)×2(訊息向度:正向和負向)三因子獨立設計。結果發現受試者對於目標人物的印象與第三者所提供之內容較一致，由第三者所提供的正面訊息，受試者對於目標人物的印象、道德、能力和人際評價皆高於其他三類訊息來源。而由目標人物、目標人物的父親做為訊息來源者時，因被受試者認為在傳遞訊息時是較有動機的，受試者對目標人物的印象反而不若第三者所提供時來得好。本研究顯示個體從他人那裏接收目標人物的訊息時並非照單全收，而是會考慮到訊息來源和其背後的動機，遂而影響到對目標人物印象之形成。由此結果發現找關係親近的他人並無助於他人對我們有好印象之產生，由立場客觀公正的人來提供訊息時，才能影響到他人對我們的印象評價。

過去在防禦型印象管理策略前因的探討相當缺乏，應徵者端的前因文獻存在缺口，故本研究欲探討防禦型印象管理的三種策略：「道歉」、「開脫」與「合理化」策略的選擇因素包含應徵者的自我監控特質與國籍差異，並將五大人格特質納為本研究的控制變項。本研究採問卷法，透過紙本與網路兩種收集管道，總共收集了台灣與非台灣(歐洲)兩地共171份有效樣本，其中台灣為102份，非台灣(歐洲)則為69份。 本研究結果指出，應徵者在進行防禦型印象管理戰術選擇時會因國籍的不同而有差異，特別是對於「道歉」與「開脫」策略的影響，台灣樣本傾向使用前者，而歐洲樣本則傾向使用後者，然而「合理化」策略並未有差異；至於自我監控特質則僅影響「合理化」策略的使用，對「道歉」與「開脫」策略的使用並無影響。本研究結果同時提供面試官與應徵者如何解讀防禦型印象管理戰術；對企業而言，面試官並無法完全藉由應徵者使用的防禦型印象管理戰術推測其自我監控特質；對應徵者而言，合理化策略在研究結果中為一保守且安全的策略使用。 / In the past, there are lacks of researches studied about the antecedent of defensive impression management tactics. Especially the antecedents of applicants’ side are still unknown, and tha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This research plan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applicants’ self-monitoring and nationality differences on the choices of applicants’ defensive impression management tactic. Paper and online questionnaire methods were conducted. 171 samples were been collected which were from Taiwan and non-Taiwan (Europe). There were 102 samples from Taiwan area and 69 samples were from non-Taiwan area which is Europe are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ationality differences affect applicants’ choices of defensive management tactics, especially apology and excuse tactics. Samples from Taiwan area tend to choose apology tactic. However, samples from non-Taiwan (Europe) area prefer to choose excuse tactic in the same situation. And self-monitoring only affects justification tactic. These results can provide the guidance for both interviewers and applicants. For interviewers, it’s not suitable to infer applicant’s self-monitoring by the tactic he/she chose. And for applicants, justification tactic could be a safe option in such situ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