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東方或西方古代社會，宗教信仰與政治信仰二者的關係都是相輔相成的；尤以中國古代殷周時期，宗教與政治的信仰、權力、組織、制度更是合為一體。筆者的興趣與關注，正是周初宗教人文轉向的課題。周室承繼殷權的宗教文化傳統，從祭祀天神、地衹、鬼靈、祖宗等現象出發，透過一套象徵系統的詮釋方式，傳達出一種對宇宙、人事獨特的理解與信念。然而，夏、殷之例不遠，僅以祭祀、占卜等活動尚不足以「祈天永命」來確保國祚久安，故強調「敬德」的主體修養活動以彌補宗教活動的不足；周室遂以此信仰體系為背景，經由「敬」的自我省察工夫，把對超越界的崇敬與追尋，回返到主體對自我的覺知與省察，神秘的宗教性格遂轉化為「敬德」價值理性的生發，「敬德」與「服天命」或「受天命」之間自始產生了聯結，兩者形成了緊密的因果關係：前為因，後為果；這有效地說明天命屬意周室的正當性。此時，「天命有德→敬德保民→祈天永命」三者恰好結成牢固的繩索，「敬德」成了國祚久安的必要條件，開顯出全新的、倫理的、道德的人文面相。 　　周初宗教人文轉向的關鍵處就是，周公等人以人民根植在祭祀、占卜活動中對超越界的情感為基礎，把一貫的宗教情操巧妙地轉移至「德」價值本體上；在周公等人自覺意識的作用下，神人關係的宗教情操順利地轉化為道德情操，周初宗教精神自此一大躍進，展現了新的宗教精神，從而指點出它的道德與倫理向度；宗教理性與人文理性因而結合、消融，人文意義與價值自始受到重視與肯認。職是之故，筆者擬以周初「天命觀」與「敬德」價值理性二者互為辯證的關係為進路，從二者的形成、關連與作用面切入，分別描述周初宗教人文化的歷史進程，並就其統貫之理作一系統性的闡述。 /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beliefs are complementary either in the eastern or eastern society which beliefs, authorities, organization, systems were combined into a whole especially during the Ying-Chou period of the ancient China. The writer's interests and concerns are rightly focused on “the humanistic turn of the early Chou religion”. The Chou empire inherited the religious, cultural tradition from Ying authority, starting out from the phenomena of worshiping the heaven deity, earth deity, ghosts, ancestral spirits and expressed an unique understanding, belief for the cosmos and the living world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ve way of a set of symbolic system. Whereas, that the examples of Shia, Ying authorities went just ahead made Chou empire realized that only relying on the worshiping, divining activities was insufficient to “appealing to the heaven for the eternal life of nation”; hence, they proclaimed further the subjective deed― “respecting virtue” ―for supplementing the deficiency of religious activities; given that, the Chou turned its outwardly respecting and searching for the transcendent back to the inwardly subjective awareness and introspection on self, grounded on the inherited belief system, by way of the introspective work “respecting” of self that result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mystic, religious characters into the arising of the value-ration of “respecting value”. Thus, there was connection between “respecting virtue” and “obeying the heaven's destiny”, “accepting the heaven's destiny”; the former the cause, the later the effect. The close causation occurred within them that effectively explained the legitimacy of the bestowed destiny from heaven on Chou. At this time, “the heaven bestowing destiny on those who have virtue→respecting virtue for the purpose of protecting people→appealing to the heaven for the eternal nation” these three nodes were rightly strung into a firm rope so that “respecting virtue” became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of the eternal nation that discovered the wholly new, moral, ethical and humanistic aspects. 　　The key point of the humanistic turn of the early Chou religion was Chou-Kong and others, based on people's emotions rooted in the worshiping, divining activities for the transcendent, ingeniously turned people's inherited religious sentiments to the “virtue” itself. Under the function of Chou-Kong's self-consciousness, the religious senti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gods and men smoothly transformed into the moral sentiment that made the religious spirit in the early Chou pushed a giant leap and opened a fully new religious spirit that directed to its moral and ethical dimensions. The religion-ration and humanity-ration were thus combined and melted; from this on, the humanistic meanings and values were acknowledged and regarded with esteem. On the grounded of that, the writer tries to make a systematic explication for its reason of unity by describing separately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humanization of the early Chou religion from the aspects of formations, correlations and functions of both the view of “heaven's destiny” and the value-ration of “respecting virtue” among which the inter-dialectical relations used as an approach in this text.

本論文的研究主題是探討當代義大利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關於法律與生命之關係的思想，而其中的關鍵概念則為「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延續著由傅柯（Michel Foucault）所鋪展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分析，當代政治確實面對著如下困徑（aporia）：其所欲展演人類幸福與自由之處─神聖的生命本身─同時正是政治權力所試圖全面掌控的對象。政治如此，作為其運作綱要的法律亦然。這可由大法官釋字603號關於換身份證需按指紋的爭議透露出來：為了保障「身家性命」的基本人權，國家要求介入該權利的核心領域，將每個人的生物性特徵─指紋─強制建檔以進行更全面的人口治理。 這個法與生命的弔詭關係，在阿岡本的思想中，乃是透過一個特殊的法權裝置─例外狀態─而產生。相對於一般所認為的，法與生命的關係在於以法律規範生命，或由生命創造法律，阿岡本認為法與生命的關係首先在於法與生命的區分（distinction）本身，而例外狀態便是建立這個區分的裝置。所謂的例外狀態，就是透過懸置法律（憲法），用不受法律限制的措施進行治理的狀態。例外狀態彷彿是一個無法狀態（anomie），而生命彷彿被棄置於法律之外成為赤裸的生命（bare life）。然而，根據史密特（Carl Schmitt）的名言：「主權者就是決斷例外狀態之人」，例外狀態並非與法律無關，相反地，其作用在於創造或回復一個讓法律能夠適用於生命的正常情境。因此，正是透過將生命排除於法律之外，例外狀態試圖建構一個能將生命包含進來的法秩序。這個透過排除而包含的關係，就是阿岡本所定義的例外關係，也就是法律與生命的根本關係。而阿岡本認為現代生命政治的特性，便在於例外狀態已非例外，而逐漸成為常態，也因此法與生命的關係本身也日益成為對抗爭議的焦點所在。 因此，本文的工作便在於探討阿岡本的思想中，法與生命間如何透過例外狀態而建立關係，其形式、力道、所構作之生命形象與可能的出路。本文的作法主要在於理論的耙梳與思辨；然而，例外狀態並非僅是一個抽象概念。放在台灣的歷史脈絡中，伴隨著現代化的殖民統治、戒嚴統治，甚至直到今天的「事實上國家」，無一不是例外狀態的常態體現。911之後由美國所主導的全球化反恐活動亦是此結構的更新部署。甚而，在日常實踐上，例外的潛在揭示著每一個「依法行政」、「依法裁判」背後所無可避免的決斷，以及賦予此決斷以法的效力（force of law）的國家暴力。阿岡本《例外狀態》一書的第一句話因此問道：「你們法律人為何對那與你切身相關之事保持沈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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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共一冊，約十萬字，分為六章十六節。旨在研究辛亥革命時期，各派社會主義 在中國的理論發展和活動情形，說明社會主義思潮對當代中國的政治、社會及文化各 方面的影響。 第一章、「緒論」，指出本論文研究的目的、範圍及所運用資料，及其時代背景。 第二章、「社會主義思想的由來與變遷」，分別敘述中、西方理想社會的思想淵源與 發展趨向，以及清季社會主義思潮的輸入情形。 第三章、「民生主義的形成與內涵」及第四章、「其他各派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理想與 實際」，主要在分析各派理論內容和實際運動情形。 第五章、「社會改良派及其主張」，在討論對資本主義的修正和對社會主義的批判。 第六章、「結論」，總結社會主義思潮對當代中國的衝擊。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是從中共整黨的歷史，研究中共革命的本質與整黨之功能，並希望 解釋中共政權未來的發展趨向。 前言：介紹研究動機與目的、方法和範圍。 第一章：共產革命的本質與黨的作用。透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與中共的政黨觀念 ，提要的描出黨組織在共產革命中的作用。 第二章：歷次整黨之比較及當前整黨的背景。 第三章：「三中全會」以來中共整黨之經過。介紹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 來中共組織改革、黨員生活準則與毛澤東錯誤的批判情形。 第四章：當前整當之問題。介紹中共整黨之任務、對象、步驟、方法及擴張情形與其 面對的種種問題。 第五章：當前整黨運動之趨勢及其影響。 第六章：結論。對當前中共整黨經過作一評估，並提出檢討意見。

本論文共分十五萬餘言，計分為七章廿一節：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目的、方法及限制。 第二章 中正先生政黨思想之形成：任何思想家，其思想之形成，頗受時代、環境因 素的影響。所以在探究 中正先生政黨思想之前，對其所處之時代背景與思想淵源， 加以解析。 第三章 中正先生政黨思想之演進：說明 中正先生政黨思想隨著歷史發展與革命環 境的不同而演變，分為行憲之前的革命政黨思想、行憲以後的革命民主政黨思想等二 個時期，分別加以論述。 第四章 中正先生政黨思想之內涵：從政黨的意義、政黨的功能、政黨的要素、政黨 的制度等四個層面，闡釋 中正先生政黨思想內容，並引述中外學者的看法及學說， 以肯定 中正先生政黨思想之價值。 第五章 中正先生政黨思想之比較：就 中正先生的革命民主政黨、極權政黨加以比 對，並作分析。藉此明瞭我國國情之所需，避免套用英、美政黨體制，進而認識 中 正先生政黨思想之優越性。 第六章 中正先生政黨思想之體現：結合理論與實際，對於政黨在建國三程序中所扮 演之角色及其成就，本章均做客觀的申論，以闡揚 中正先生政黨思想之實踐性。 第七章結論：蔣 中正先生政黨思想作一總結，並略述個人感想。

孫傳芳是民初最後一個崛起的軍閥。他曾統治閩、浙、蘇、皖、贛五省達二、三年之 久，並為國民革命軍北伐時的三大阻力之一，其重要性，自不容忽視。本文即以孫傳 芳個人行蹟為主，做一個案研究，旨在探討軍閥末期的政治狀況及孫傳芳個人成功與 失敗的原因。 全文除前言，結論外，共分四章十一節，約十萬餘字。其章節情形如下： 第一章分二節敘述孫傳芳早年經歷及其崛起的經過。第二章分三節說明孫傳芳統治五 省前的三次戰爭─福建王永泉戰爭江浙戰爭及反奉之役。第三章分三節，自橫面觀察 孫傳芳的政治理念，五省聯防的性質，軍力的消長及其個人在地方建設三面的表現。 第四章，以三節分述孫傳芳與國民革命軍戰，到戰敗後投效張作霖的經過，在龍潭戰 後，終一蹶不振，結束孫傳芳個人的政治生涯。

本論文，一冊，約十萬字，分成六章：第一章，「學徒出身的革命實行家」，旨在 探討陳其美的早年，以及他如何由蟄居十三年的典當行中，走出而邁入革命洪流的 變化，這種自發自覺的轉變，是與一般知識份子因認知而革命有不同之處。第二章 ，「游學日本與投身革命」，日本自明治維新後，以蕞爾小國躋登世界之強，成為 中國青年所欣羨與仿傚的，故日本成了革命份子聚會地，陳其美於一九○六年夏天 留學日本先就讀警監學校，一年後改入東斌學校就讀，尤其重要的是他在留日期間 加盟同盟今與結交革命志士經過。第三章，「辛亥革命前後的活動」，辛亥革命自 武昌首役後，陳其美於上海號召起義，一戰鷹揚，尤其策應江、浙、光復南京功不 可沒。光復後，任滬軍都督、規模、氣度大有可觀。第四章，「由反袁到二次革命 的歷鍊」，旨在分析陳其美反袁的動機孕育過程，最後終因宋案而爆發討袁的經過 ，以及他在二次革命前後，他偏向於擁黃、擁孫的心態歷程。第五章，「中華革命 黨時期的策組與討袁」，乃本文重點，陳其美任總務部長、及回國討袁，功業最彪 炳。第六章，「遇刺殉國」，旨在探討陳其美在肇和之役失敗後，仍鍥而不舍奮鬥 ，經遭袁世凱派人暗殺，其革命精神永垂不朽。「結語」──作一蓋棺論定之評判 ，對其美一生功過之總結。

近年來受到經濟不景氣影響，個人捐贈與政府補助日益減少，非營利組織為求自給自足，越來越依賴產業化(commercialization)行為之收益。對非營利組織而言，產業化活動的蓬勃發展猶如刀之兩刃，非營利組織產業化活動雖然部分解決財政困境，然而，非營利組織產業化亦遭受許多質疑，以利潤為導向之商業行為，是否使志願服務產生質變？產業化是否致使非營利組織發生「目標置移」(goal displacement)的危險？這些問題都危及非營利組織存在之正當性。 緣此，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究產業化對我國非營利組織之影響，經由文獻探討，本研究提出三個重要面向：募款議題、組織使命、部門互動。募款議題重要因素包括：政府補助、個人捐贈、及企業與其他非營利組織的贈與；組織使命的重要因素包括：促進慈善目標達成及正當性危機；至部門互動之重要因素則包括：競爭與合作。本研究透過實地訪談與理論析探，從而建構更具本土性的觀察、理論與實務發現，以資學術界及實務界參考。

個人對事物的認識將影響著後續的情緒及行為反應—個人依此認識作出判斷，並進而產生情緒及行動。此認識佔據的位置是如此重要，以至於讓個人憤怒、痛苦、悲傷、或者喜悅；讓個人決意地選擇這個、撇棄那個，讓個人有所堅持、有所排拒。 然而雖則個人深刻地相信著，是外在的事物讓他們這樣做、是外在的事物讓他們痛苦悲傷、因著外在事物的有別，故而讓他們堅守著非如何不可，他們卻很少能夠反省到是什麼讓他們認為外在事物如此這般。 在本篇論文中，討論到個人對事物的理解與解釋，與真正事物之間所存在的差距，從而讓我們了解個人對事物的認識，總是只能以片面性的方式來把握，而讓人容易忽略其中存在的許多可能性。然而，又是哪些因素影響著個人對事物的認識？ 本篇論文認為，個人自出生後開始辨識事物以來，即積累了各種概念或刺激對自身的特定意含，因而個人即靠著此意含的繼續拓展而能夠更加詳備的認識事物與預測事物。因此個人對事物的認識，既表示著個人對於對象本身所辨識出的元素，以及那些元素在個人舊有的概念中意味的總合。若非那些元素在個人的認知系統中具有其意含，個人將無法辨識出它們，因而對象物本身也將不具備那些特殊意味。 人自渾沌而來，在朦朧中發展出對事物的認識，也構築著自身的認知建構系統。此系統在最初時總是具彈性及開放性，然而或者由於社會文化的固定化解釋、或者由於個人太習慣的使用認知建構系統的某種解釋，而使得它越穩固而不易動搖、或者由於創傷性事件造成個人的固著性解釋；凡此種種，都將使得個人越來越用窄化、僵固的方式來形成對事物的認知，因而容易跳入循環性的情緒或行為反應，此時個人將再難以看清外界事物的原貌，而易於落入個人對類似刺激的相同解釋。 因而，什麼樣的解釋系統屬於成熟的認知型態，在本篇論文中再次肯定對變異的開放，以及具彈性的認知系統，唯有如此，個人才能不受限於自身大腦中的框架、不自我束縛，而在更能夠認清外界事物的同時，也才能讓自己獲得更多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