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七七年鄧小平提出科技人才的培養，基礎在教育以來，教育工作被視為促成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重要議程，也是完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要點。而教育的發展重在建立合格、穩定的師資陣容，在此一前提下，農村地區為數眾多且學歷不合格的中小學民辦教師，則成為中國大陸提昇人力素質需求下，首要解決的問題。 　　一九七八年以後，中國大陸各地區根據「減少數量，提高質量」的教育方針，逐步擴展民辦教師在職培訓，減少數量並提高其政治、經濟地位。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日在廣東惠州召開的全國民辦教師工作會議上，國家教委堅持以「關、招、轉、辭、退」五字方針，解決民辦教師問題，並於公元兩千年之前讓中國大陸民辦教師成為歷史。然而，隨著九年義務教育的推展，教師需求增加；農村地區師資匱乏問題未獲妥善解決；加諸經濟改革以來，部份農村教師棄教從商等現象，均影響目前農村基礎教育的發展。因此，除了片面降低民辦教師數量外，如何運用民辦教師政策，鼓勵兩百多萬農村民辦教師繼續為農村教育奉獻心力，則更具啟發性。 　　本研究之目的乃在： 　　1.探討民辦教師的發展背景； 　　2.分析民辦教師主要的分佈特性； 　　3.瞭解中國大陸現行有關民辦教師的管理體制，以及現行政策之缺失； 　　4.分析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開放後，對民辦教師教學工作與職業流動的影響。 　　另外，除檢討目前政策得失外，研究者也擬定若干建議。 　　依據研究目的，研究者採取文獻分析法與個案研究方法進行民辦教師現況與民辦教師政策問題的分析；另外，本研究也擬以「質的自然研究設計、量的資料蒐集分析、量的統計分析」之統合策略研究法，分析民辦教師區域的分佈特性。 　　研究結果發現，國家財政匱乏、政治因素主導教育發展、農村教師不足以及農村辦學體制的變動，乃是促成民辦教師發展的重要因素。另外，根據統計資料的分析，民辦教師數量與當地社會經濟結構、教育規模有高相關存在。換言之，社會經濟越發達，民辦教師所佔的比重越小，反之，則否。至於農村民辦教師職業流動的現象則呈現區域性的差異，一般而言，社會經濟結構越趨向高度農業化，就業結構越單一化的地區，民辦教師鮮有職業流動，而鄉鎮企業發達、或鄰近都市的農村，民辦教師職業流動現象明顯。 　　此外，在國家教委「關、招、轉、辭、退」的政策推行下，目前中國大陸民辦教師數量與質量獲得明顯的改善。如：民辦教師佔中小學教師總數的比例由一九七八年的59.4%，下降到一九九四年的24.3%；根據個案研究的結果發現，民辦教師學歷普遍提昇到高中以上。不過目前仍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1.片面禁止增聘民辦教師，卻未能解決農村教師不足的情況，導致農村代課教師數量增加，成為變相的民辦教師。 　　2.國家教委人事司與地方政府對「民轉公」政策宗旨認知不同，致使民轉公的選招方式備受爭議。 　　3.民轉公與中師招收在職民辦教師名額少，且考試競爭激烈，教師投入考試準備，怠忽教學工作。 　　4.已取得中專與大專本科學歷的民辦教師，為轉公辦教師仍須到師範學校學習，造成教育資源浪費。 　　5.民辦教師工資、福利與公辦教師相差二倍以上。 　　綜觀上述的問題，研究者建議： 　　1.按民辦教師年齡與學歷，分別考量民轉公選招的標準。 　　2.民轉公名額須與縣（市）地方財政負擔相配合。 　　3.農村教育費附加，由縣統一籌措，並用於保障與提昇民辦教師工資。 　　4.另外，由縣市統一規定農村民辦教師最低保障工資數。 　　5.以互助會的形式建立民辦教師社會福利保險制度。 　　儘管目前以政策性策略降低民辦教師數量的成長，但是長期以來農村地區師資嚴重短缺的問題，始終未獲得根本的解決，導致控制了農村地區民辦教師之數量，卻間接造成代課教師數量的成長。而欲解決農村民辦教師或代課教師的問題，根本之道在研擬一套舒緩農村教師緊缺的新途徑。

自中國大陸1979年開始採行經濟改革及門戶開放政策以來，吸引大量的外資進入及大幅拓展貿易，使其經濟得以快速成長。然而，我國政府自1987年11月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以來，我方之大陸政策有相當大的轉變，採取較以前開放的態度來看待民間與大陸之間的交往，而使得兩岸的投資與貿易成長迅速。故本論文主要研究兩岸的投資與貿易之互動，藉以試圖瞭解兩岸經貿交流的真實情況。 　　本論文的研究架構如下：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三章　臺海兩岸經貿關係的演變與現況。 　　第四章　臺商赴大陸投資的發展與現況。 　　第五章　臺商赴大陸投資與兩岸貿易互動。 　　第六章　臺商赴大陸投資對兩岸在主要出口市場競爭之影響。 　　第七章　結論。 　　根據本論文的研究結果顯示，臺商赴大陸投資與其所衍生之產值約為一比三，而帶動之貿易量則為投資金額的一點五倍，可見兩岸的投資與貿易之互動相當顯著。此外，本論文的研究也發現，臺商赴大陸投資並不一定只對臺灣地區的經濟發展造成負面的影響，故國人對此一現象不須太過驚慌。最後，並認為政府應多加強對大陸臺商的管理與輔導，使其不會對臺灣本地產業造成過大的衝擊，而使臺灣地區的經濟維持蓬勃發展。

本論文共九章，計二十餘萬字。本論文各章中主要重點分別為：第一章：導論，旨在說明研究動機、目的、理論方法及資料來源、研究限制；同時並對相關文獻加以分析探討。第二章：首先說明兩岸政黨間對「中國問題」或「台灣問題」的認定差異；再者說明「一中一台」政策理論的形成發展；其次，闡釋該黨大陸政策的理論基礎，並採用美國學者William Dunn的政策論據的結構分析途徑。第三章：探討民進黨大陸政策形成的背景因素，屬於共公行政研究流程中的問題認定的範圍。藉此說明政策環境對政策形成的結構性壓力及轉變的能力。第四章：則從微觀機制的派系政治的觀點及結合歷史研究途徑，論證內部派系權力競爭與「一中一台」架構大陸政策形成的相關性及政策發展演變。第五章：探討民進黨內部兩大派系（「泛美麗島系」及「新潮流系」為主軸的權力競爭格局）大陸政策同異點的比較分析；同時採取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學派分別詮釋兩大系的政策思維。第六章：著重於從宏觀層面來論述該黨大陸政策。首先論述大陸政策目標的層級結構；其次探討政策的國內、國際戰略；再者，筆者針對其宏觀的政策特性做一描述；最後，論述依政策目標取向設計且遵循戰略設計的政策策略。第七章：以比較的觀點，首先評比探討民進黨大陸政策與國民黨大陸政策之同異。之後，則是探討民進黨大陸政策與中共對台政策之互動與比較分析。第八章：針對「辜汪會談」與「台北會談」二個個案，分別探討兩岸事務性談判中民進黨的介入策略與角色扮演。第九章：首先，筆者對民進黨大陸政策做一評估；其次，進一步對其政策提出再思考與政策建誡；最後，在結語中，提出「生命共同體」的概念作為朝野大陸政策擬聚共識的礎石及立足點。

台商赴海外投資，早期因政治因素考量，對東南亞的投資較為熱衷。然隨 著兩岸日漸開放，中國大陸地理位置、血緣關係及勞力優勢，已成為台商 投資的最愛。不過由於兩岸關係目前仍屬敏感，所以當大批的台商前往大 陸投資，帶走了巨額的資金，自然會對台灣產業產生不少影響，如公司營 運狀況，兩岸分工方式，產業升級調整等。 @ 為針對上述問題，本研 究以經濟部投審會所登記的赴大陸投資廠商名單裡，挑出電子、機械、紡 織與成衣等四種產業，進行深入調查，以求能獲得這個問題的解答。研究 結果顯示，若從台灣整體產業來看，並無產業空洞化的情形發生，但若從 個別產業來看，電子業與機械業在產業升級上，表現不錯，而紡織業與成 衣業就不是很好。尤其是近幾年來，台灣紡織業與成衣業在國際市場上， 面臨了許多來自開發中國家強大的競爭壓力，若其在台灣的產業升級腳步 上不能放快，而只一味消極的前往海外尋找更適合的投資地點，如此下去 ，這兩個產業未來在台灣將很不樂觀。

本研究乃著眼於近年來汽車業廠商紛紛渡海至大陸尋找合作廠商的情況，探討理想的台灣廠與母公司及大陸廠的良好合作模式，從合作有關各方間的策略目的衝突的大小程度來找出台灣廠赴大陸投資的理想合作模式，研究的前提假設如下： 1.國內汽車廠赴大陸投資時必須要有母公司的協助，但母公司與台灣廠對大陸投資所抱的策略目各不相同，而母公司與台灣廠間的關係也會對母公司與台灣廠的策略目的有所影響。 2.國內汽車廠赴大陸投資時必須要與大陸汽車廠合作，但大陸廠與台灣廠間的策略目也有所不同，而大陸廠的規模及能力大小不同，也會影響大陸廠和台灣廠的目的。 3.台灣廠因其規模及能力的不同，對大陸投資也有不同的目的。 從以上前提，以台灣廠的規模、大陸廠的規模及台灣廠與母公司間的合作關係為變數，得到下列結論： 1.大型台灣廠適合與小型大陸廠及合資母公司合作在大陸設廠，在這個合作模式中台灣廠的理想作法為營運中心設於大陸而研發中心設於台灣，關鍵零組件由台灣製造，由台灣廠負責車型的設計及日後的修改，逐步增加台灣廠對合資事業中管理及行銷人員的派出及控制；對母公司方面，則是台灣廠負責一部份母公司目前沒有或將要放棄的車型設計及研發工作。 2.小型台灣廠適合與大型大陸廠在大陸合作設廠，與母公司的關係則沒有差別，台灣廠的理想作法為營運及研發中心設於大陸，台灣廠負青關鍵零組件的製造及工廠管理，大陸廠則負責大陸內地的行銷工作；對母公司則是只以母公司不生產或經母公司同意的產品向大陸出口，並且負責一部份的關鍵零組件製造。

隨著舊蘇聯的解體和東歐各國的「非共化」，中國大陸經濟改革的成 敗也逐漸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總的來說，十年經改提昇了人民的生活水 準，消滅了一部份的貧窮落後，推動了經濟的快速成長，其成就不可忽視 ；但是，由於經濟運行機制的轉換並不順利，經改過程也就無可避免地出 現了一些結構性矛盾。由經改試驗所引伸出的一連串問題中，「沿海與內 地的關係」和「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是兩個特別值得注意的課題。近年來 ，中國大陸地方經濟勢力的迅速擴張和區域間發展不平衡的惡化，不僅使 中共中央與地方矛盾、衝突日益加劇。形成所謂「諸候經濟」的格局，更 對中共政權的統治基礎和控制能力帶來嚴重的挑戰。本論文的主旨在於利 用當代區域成長理論（ Regional Growth Theory）來分析中共區域發展 策略的本質，並探討地方保護主義的形成和沿海、內地經濟差距的擴大對 中國大陸經濟改革可能造成的制約。筆者認為，中共區域發展策略由毛澤 東時期強調自給自足、重視國防安全的「平衡發展策略」轉變為後毛澤東 時期強調區域分工、重視經濟效益的「不平衡發展策略」，此種政策轉變 雖然符合改革開放基本國策的要求，卻也使得東西部貧富差距日益懸殊； 再加上地方政府經濟自主權的增強，使得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更為不易，衍 生出貿易封鎖、資源搶奪等「諸候經濟」現象。然而，經濟領域的地方保 護行為在短期內仍不可能發展為政治上的割據分裂。換句話說，地方政府 的經濟勢力雖然有可能進一步擴張壯大，但不致於使中共陷入政權解體的 局面。

隨著台商赴大陸投資之家數、規模與預期投資回收期間，有逐漸增加、擴 大與延長之際，其衍生之所得稅問題卻未隨投資活動之增加而謀以因應之 道。故本研究針對此一問題，首先探討現階段兩岸經貿關係之進展情況及 台商赴大陸投資動機中，租稅扮演之地位與重要性程度。繼而針對主題， 將現階段台商至大陸間接投資，所涉及之所得稅規範，分別自台灣與大陸 兩地區加以論述，並發掘分析其所隱含之問題。而隨間接投資所引發之國 際租稅規避問題，則透過租稅庇護所及移轉計價二主題作詳盡之剖析。經 由上述三個面象之討論分析後，茲將本研究結論歸納為下列四點： (一) 國統綱領作為租稅政策指導地位之適宜性有待商確，本研究以為宜按實質 經貿發展情況加以研擬。 (二)對大陸投資之所得稅問題，不單只從大陸 地區發生之所得應否納入課 稅來討論，還須配合間接投資之現制與我 國課稅管轄權無法及於大陸 之現況，加強涉外所得課稅制度之規範。 透過移轉計價實質課稅原則與反租稅庇護所稅制等措施的推展，方能使因 兩岸交流所引發之所得 稅問題，獲得徹底的解決。 (三)落實租稅協 約之簽訂。 (四)從促進兩岸間賦稅體制差異之了解與文書驗證資料蒐集 等之合作，進而逐步縮短兩岸租稅體制之差異，此乃兩岸租稅整合應有之 步序。

本論文共分六章，其主要內容如下： 1.緒論；說明本論文之動機、目的、範圍、方法及限制。 2.商務仲裁之基本觀念；說明商務仲裁之意義、優點，及為解決兩岸商務糾紛之最適途徑。 3.大陸涉外商務仲裁之體制；從中共成立政權開始其涉外仲裁制度之歷史沿革，看出一九七八年中共實施經改至今之努力，並就一九八八年新《仲裁規則》之特點作分析，瞧出所以成為世界第二大仲裁中心之端倪。 4.大陸涉外商務仲裁程序與台商應注意事項；從當事人提出仲裁聲請，經仲裁庭組成與開庭，至仲裁判斷之承認與執行，引用兩岸及國際上之仲裁法規，提出台商所應認知與注意之地方，並在我國仲裁法較不實用之地方提出建議，以符合國際潮流。 5.兩岸商務仲裁之合作與展望；先就兩岸目前處理商務糾紛情形作比較，之後從互納仲裁人、聯合仲裁、共同仲裁等仲裁合作模式中，藉以經濟效率角度，提出適合台商之有效合作方式。 6.結論；為本論文之研究總結。

中國近年來經濟的快速成長，受到舉世的矚目。但由於中國之經濟改革，乃是以試點的方式進行，也使得不同地區有著不同的發展命運。故「富而不均，則不免於爭」的問題，是未來中國所必須正視的問題。所以，研究中國地區間勞動所得差異的情形，包括其背景、近況與影響因素等，即為本文之研究目的。 　　本文先整理勞動經濟學理論中影響工資的因素，以及探討中國工資或區域經濟發展差異之既有文獻，以作為實證分析之基石。接著先將中國勞動市場的發展過程，作詳細的背景說明。並利用中國統計年鑑、中國勞動統計年鑑及中國人口統計年鑑所提供的一九九三至二０００年中國二十九個省市的官方資料。研究結果發現，地區間勞動所得不均的問題確實存在於中國，並有逐漸惡化的趨勢。若將整個中國所有省市以不同的分類方法區分為東、中、西部地區及沿海與內陸地區，經變異數分析(ANOVA)的結果證明，勞動所得不均的結論依然成立。 　　接著，本文經Chow test檢定發現使用固定效果模型(fixed effects model)估計較為合適，故以固定效果模型對相關因素進行實證估計。結果發現，勞動生產力及時間因素，對中國各省市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力，而城鄉二元體系的縮小，有可以顯著的提高該地區的勞動所得。並且，除了將中國全部省市一起估計之外，也分別以沿海內陸地區及東中西部地區分別估計。結果發現，勞動生產力無論在東部、中部或西部，對勞動所得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力，而三資企業比的提高，則明顯地有助於西部地區省市勞動所得的提高，而中部地區省市的城鄉二元體系若能縮小，也能顯著地提升該地區的勞動所得。 　　最後，本論文便依據上述研究結果提出政策建議。本文認為，要進一步提高各省市的勞動所得，除了提高本身的勞動生產力，消除城鄉二元差異也是有效的方式。並且，就內陸地區而言，城鄉二元差異的縮小以及三資企業的發展，都有助於提高內陸各省市的勞動所得。尤其是西部地區，發展三資企業不但可以有效的提高該地區的人民所得，也可縮小與沿海地區的勞動所得差異。這個結論，也可以印證中國近年來所一直強調的西部大開發，確實能改善西部地區人民的生活。 　　當然，不論是根據理論或本文的研究結果，都顯示勞動生產力是影響勞動所得的重要決定因素。不過，由於將資源投注於沿海地區提升勞動生產力，可以更有效率的提升其勞動所得，但卻會使沿海及內陸的勞動所得差距進一步的拉大；若將資源挹注於內陸地區來提升勞動生產力，可以拉近沿海與內陸勞動所得的差距，但卻必須忍受相對較差的效率。這可能也是中國政府想要提昇人民勞動所得時，效率與公平兩難的地方。

兩岸自開放以來，對於交流政策及相關議題，始終爭論不休。為何大陸方面積極邀訪台灣人士，希望「寄希望於台灣人民」，而台灣內部則有諸多疑慮？兩者的考量實為同一出發點，即接觸和交流勢必改變雙方對彼此的態度及立場，不得不慎。若兩岸問題是一長久戰，是雙贏還是兩敗俱傷就必須時刻檢視合作戰略。因此，本研究旨在透過對中國大陸80後新生代白領族群與台灣人的社會互動觀察，來檢視兩岸緊密而頻繁的交流及接觸，是否對兩岸和平發展有實質上的幫助，軟化兩方對立態度，幫助建立理解及互信機制；抑或是白忙一場，在雙方不斷釋出利多的情形下，不僅沒有從根本解決兩岸根深蒂固的認同差異，反引發更大的不理解和厭惡感，實為本研究計畫欲探究的問題。 　　研究結果發現隨著兩岸交流擴大，中國大陸的80世代對台的接觸管道也更加多元。但從江澤民時期一直到胡錦濤世代，中國都未改變一個中國的兩岸關係原則，加上大陸80世代獨特的成長背景和發展軌跡，相較於前幾世代所強調的政治正確態度，大陸80後的黨國意識相對淡薄，尤以畢業於名牌高校的大陸80後白領，更是將生活重心和關注焦點放在追求利益的務實道路上。這些都使得其對台態度產生變化，大部分的大陸80後白領除了對中國本土的政治感到漠然，對於爭論不休的台灣統獨問題更是有些意興闌珊。政治問題的擱置和無奈，也使他們對於台灣產生一種文化上的情感投射，更多地認同台灣方面對中華文化的保存和其他的合作機會。可以說是從一個中國的強硬態度轉變成一條務實且相對友好的道路發展。 　　透過長期交流，雖能拉近距離，但對於政治態度的改變仍是徒勞。從想像建構逐步親身接觸台灣人文歷史，都讓大陸80世代對台灣有了更多的認識與喜愛。而不同程度的接觸經驗確實產生不同的交流成果，但是透過質性調查發現，接觸的關鍵並不在相處的時間長短，而在建立在某些制約條件上。換言之，若無法達到某些關鍵前提條件，兩岸的交流經驗不論如何頻密，都無法從根本消弭差距和隔閡。另外，中國大陸與台灣二十年來不同的發展道路或制度上的差別，讓兩岸心理在根本產生落差。在不同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之下，兩岸隔閡仍難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