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鄉鎮企業作為對照，運用「政企關係」，解釋中國大陸的「三線」企業在改革開放後的發展情況。始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的「三線」建設，被稱為中國工業化的一次西進運動，中國大陸將大量的工業基礎建設投注於西部內陸地區，為西部地區的工業化進程，建立了物質、技術上的基礎。這些擁有來自中國中央的資金挹注、配有先進設備與優秀人才的工業基地，在中國實施經濟改革後，發展情況卻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 本文認為，受到與地方政府之間關係的影響，致使「三線」企業在改革開放後的發展出現差異。若企業與地方政府之間維持良好關係時，企業在經營過程中碰上難題時，地方政府將會不吝伸出援手，同時，與地方政府維持良好關係的企業，對於取得地方政府資金、優惠政策的協助較為容易。相反地，若企業與地方政府之間關係疏離，則不僅企業較難獲得地方政府資源挹注，當企業發生經營困難時，地方政府也往往坐視不管。

中國大陸自一九七八年開始經濟改革計劃至今，改革開放造就經濟成長榮景，相應也對中國的傳媒造成衝擊。在改革的進程中，被中共稱為「黨在政治上、理論上和思想上領導戰鬥的武器」的新聞傳播媒體，隨著改革範圍的擴大，及改革程度的深化，導致模式結構、傳播內容和傳播手段，發生不同規範的變化。報業不僅品種增多、層次多樣，事業單位企業管理，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報紙最終也進入市場。新聞傳播媒體的功能，由單一的宣傳工具角色，朝向多元化、多功能、企業化方向發展。 因應改革開放各發展階段，中共掌控的新聞媒體，在指導思想、宣傳主題、方針、報導尺度和宣傳策略上，也有諸多指示和規範。 新聞傳播事業在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談話，強調加速經改步伐後，受到政府規範和市場競爭等因素影響，是否改變傳媒在極權社會的功能角色是研究關注點。因此本研究以1992年春鄧小平南巡談話至1996年底為研究起訖點，運用內容分析法，探討人民日報社論經濟改革的宣傳內容與宣傳策略。希冀能藉由黨報社論內容與策略分析，檢視中共黨報在深化改革浪潮下，媒介屬性與宣傳理論的變革程度，以體現目前大陸傳播媒體的本質，和宣傳理論基礎。 研究結果發現：（一）論述主題，主要為鄧小平所倡導的經濟改革理念、政策和方針；（二）所引述主要的消息來源，最多為政府（黨中央）人士、組織和會議；（三）宣傳口號，最多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四）宣傳技巧，最常運用「訴諸權威」；（五）；訴求方式，多採利益訴求；（六）言論立場，多為正面肯定經濟改革。 檢視大陸新聞界和學界對「黨的新聞事業」所形成既定新聞原則和規範、新聞輿論監督機制和新聞法規等因素，現階段中共經濟開放，仍採取「政左經右」改革方式，可以理解中共的新聞媒介，特別是黨報系統，其宣傳的意旨，即是鼓吹黨中央既定的經改理念、政策和方針，以提昇經濟現代化，和穩定經濟發展環境。傳媒角色，現階段仍以「喉舌」為主。與以往的政治宣傳相較，經濟改革宣傳的內容是趨向多元發展，宣傳策略上，堅持正面宣傳，以引導正確輿論，顯少採取公然侮辱，與大肆批判技巧。另就新聞媒介應發揮的輿論監督功能而論，目前在中共專制政權體制下，傳媒仍扮演「正面宣傳」政府政策的「喉舌」角色，多元化的輿論監督和媒介體制改革，則有待時日。

在臺灣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銀行業始終扮演著支持產業成長的重要角色，過去礙於政治考量，始終無法使兩岸的金融交流正式化，雙方開放程度不足，削弱了臺商之競爭力。兩岸自2010年簽署ECFA後，我國銀行業者開始將其在中國大陸的辦事處升格為分行，此為兩岸銀行業交流的重大突破。但臺灣銀行業在登陸時程上已落後其他外資銀行許多，除了透過我國政府在後續ECFA談判中替銀行業者爭取到更有利的條件外，業者也要積極尋找在中國大陸市場中業務突破的機會，如何善用臺灣同文同種、廣大臺商客群以及過去銀行業發展經驗等競爭優勢，以及如何把握住大陸政府未來的發展方向，這些都有待深入之探討。 本研究以兩岸金融環境的發展情況及兩岸銀行相關法規的規定為基礎，提出臺灣與大陸在ECFA架構下，進行早期清單談判關於銀行准入條件溝通的思維，並歸納整理出臺資銀行進入中國大陸市場之進入模式與經營策略，提供銀行業者做為參考，並考量所帶來之風險。在西進模式上，本研究認為現階段應以透過設立分行、子行等直接投資之方式進入，而初期業務策略應聚焦在熟悉之臺商中小企業客戶區塊及核心企金商品，待逐步站穩中國金融市場後，進一步尋找出其他獲利之利基，長遠的發展應以在地化之優勢業務，尋找適宜之策略夥伴。

中國大陸近幾年的經濟快速發展，在與國際市場接軌的當下衍生出許多新的需求，諸如價格的制定權及避險的需求，期貨市場即成為非常重要的一環。然而在兩岸均加入WTO後要面對開放國際市場及廠商的競爭，如何能夠與國際性公司競爭而存活，對兩岸期貨業者均是重要考驗，對於主管機關而言，如何能構建一個公平、公正及公開的環境更是重要。 兩岸期貨市場的發展有各自的背景因素，基於歷史背景不同，經濟體制不同，是以彼此間的差異頗大，本研究希望藉由分析比較兩岸期貨市場的環境及制度，可以了解過去、現在及未來的發展方向。並針對其目前所遇到的問題給予建議，以提供期貨業者或從業人員或對兩岸事務有興趣者來參考。 本研究首先由台灣期貨市場的歷史與發展現況進行探討，再針對中國期貨市場的現行體系、主管機關、期貨交易所、交易結算制度等逐一分析，經上述探討後，最後針對台資期貨商進入中國期貨市場，在MOU、ECFA的架構下以及香港CEPA的經驗下，探討中國期貨市場的開放現況。

印尼是東南亞大國，擁有天然資源與廣大市場，且緊鄰麻六甲海峽，使其受到國際關注。尤其亞太地區國家除中國大陸外，東協國家的經濟發展情勢最受矚目。印尼在2000年開始進行政治民主化，積極建立民主國家形象，並在東協組織內發揮日益重要之影響。雖其國內仍存有族群衝突、恐怖主義分子活動等尚待解決的內政問題，但卻是東協中唯一的G20國家，更凸顯了印尼具發展成為區域大國的潛能。近年來中國大陸以共同發展之名，積極向東南亞國家傳達善意，特別是與印尼建立起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本研究主以「互助合作」的角度，來觀察印尼與中國大陸關係發展的歷程，並就印尼傳統的Gotong Royong（互助合作）之意涵，探討其在印尼與中國大陸外交關係上所發揮的關鍵功能。 源於印尼民族在農務耕作的「互助合作」信念，已擴大引用到彼此間盡量在能力範圍內，針對共同目標，自願提供具有互相幫忙與適時回饋的合作，目的在實現群體共同的理想。印尼對於東協的決策，基於「互助合作」的外交精神，為了東協內部團結，以及爭取其他東協國家未來對印尼的支持，不會直接予以反對，而傾向於協商與合作。由於世界情勢的變化，對於國際關係的研究，除了主要的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之外，還需輔以結構主義的分析。印尼與中國大陸關係發展從1950年建交開始，雖經歷了關係親密期，但卻有長達30餘年的外交關係中斷，最後於1990年才恢復正式外交關係。本文認為印尼與中國大陸關係發展的主要考量因素，從印尼的「互助合作」角度來看，希望能自中國大陸獲取較印尼付出為多的利益；中國大陸方面，則期望藉這種「互助合作」的模式，加強與其他東協國家的關係。

本文旨在探討一九八九年大陸學生民主運動，試 透過對一九八九年大陸學生運動的 深入探討，藉以瞭解學生運動的原因，並評估其影響，最後對未來大陸學生運動的展 望也作一預測。 全文分為六章，約十二萬言，各章大要如下： 第一章：緒論。主在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範圍以及資料來源與限制。 第二章：本章首先探討學生運動之意義，其中包括學生運動的定義、形成因素、類型 ，以及特色與功能分析。其次，說明中共當局與大陸學生對民主觀念之差異。最後， 為了掌握歷次學運的脈絡及其意義，對大陸學生運動之淵源和中共政權建立以後學生 運動之演變概括性的論述。 第三章：本章在於分析「八九學運」的原因與背景，即針對大陸知識份子的覺醒與在 「八九學運」中的角色、當前大陸大學生之心態、「現代化建設」的併發症（改革開 放政策的影響），以及客觀環境因素（蘇聯與東歐改革之衝擊及臺灣經驗的啟示）， 分別作進一步的分析，以瞭解這次學運的產生原因與背景。 第四章：本章的重點在於探討「八九學運」的導因與發展過程、與學運相關之政治因 素，以及中共對學運的處理方式。 第五章：旨在探討「八九學運」對中共意識形態、中共政治權力結構變動、中共經濟 及對外關係之影響。最後則對學運的海外發展作一討論。 第六章：結論。則為對以上各章的分析作一總結，並試以預測大陸學生運動未來可能 發展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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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占地球表面的十分之七，人類對於海洋及其資源的利用隨著時間的演進而增加。 在歷史上，沿岸地區及島嶼的統治者基於漁業、航行及安全之理由對於鄰接海洋、島 嶼及港口的海域也執行了一些管理權，但就在進入本世紀起，隨著科技的日益精進， 人類對於海洋的利用也愈顯頻繁。特別是對大陸礁層加以探測並開採出石油及天然氣 等天然資源後，沿岸國對於其所能行使海域管轄權範圍的相關問題也隨之而起。 １９４５年９月美國杜魯門總統對於沿岸國之海域權利發表了一重要的宣言。在宣言 中指出：“大陸礁層乃係沿岸國陸地領土向海的延伸，而其所蘊藏的自然資源也應在 沿岸國的管轄權下，歸屬於沿岸國”。雖然這只是美國政府的片面宣示，但對於國際 法體系欲激起了重大的變革，特別是促成了大陸礁層制度的建立。 在杜魯門的宣言中對於美國與其鄰國間大陸礁層的劃分作了以下的表示：“當屬於美 國領土自然延伸的大陸礁層伸展至他國海岸外，或與另一相鄰國家共同享有時，其界 線應由美國與有關之國家依據衡平原則劃定。”杜魯門宣言中有關大陸礁層劃界的說 明，不但為許多國家所引用，即是對國際法院有關大陸礁層劃界的判例也有深切的影 響。 在１９６９年的北海大陸礁層案中國際法院確定了“在劃定大陸礁層界線時必須符合 衡平原則”為一習慣國際法規則，任何國家在劃定大陸礁層界線時，皆有義務使其界 線符合衡平原則的要求。 但何謂衡平原則？劃定大陸礁曾界線時除了衡平原則外，還需適用那些國際法規釗？ 本研究即係就１９６９年北海大陸礁層案判決以來的六項國際司法判例，逐一予以探 討相關問題，並提出有關大陸礁層劃界的國際法規則之研究結論。

台商投資中國大陸不僅代表兩岸關係發展之微妙，亦凸顯出在台灣政經轉型過程中，一貫的國家介入經濟行為的難題，進而反映國家產業政策與兩岸政策的矛盾與衝突。基本上，政府產業政策的決策邏輯被侷限在一國之經濟發展，係藉由大量產能的產出及創造鉅量的國民生產總額的思考模式，因此政府鼓勵產業發展的途徑即為鼓勵企業進行大量的製造，進而導致台灣企業本身對於研發的企圖心相對缺乏，在如此政策邏輯的左右下，當微利時代的來臨時，反而促成企業為求成本的控制與降低，加速赴大陸進行投資。其中，資訊電子產業受限於自身發展的技術層次，因此多以硬體製造、或為歐美日電子大廠代工為主，較少專研在技術研發或品牌創新，此種以接單為主的製造業傾向，加上以電子產業低階產品為主要的生產項目，同樣受到台灣本土勞力成本逐漸增加、台幣升值以及投資環境轉變的影響下，也在短時間內步上了傳統產業赴大陸投資的腳步，逐步開展並加大幅度地進入中國大陸設廠生產，加之中國大陸在政策上對台商刻意的招商動作，相較於台灣的投資環境無法承受台灣經濟體的生產模式，也強化產業外移的槓桿效應。 因此，本文所著重的兩個分析層面分別為台灣的產業政策與兩岸經貿政策，透過前者可以理解國家在經濟領域中所扮演的角色與介入的程度，在台灣以出口製造導向的經濟型態上，國家無疑扮演的是一種“推手”的角色；而對於後者的評述則可突顯國家對於產業向外發展的“拉力”。分析的視點則以發展型國家理論為主，並藉由國家的產業政策作為國家能力的展現，來理解不同性質的政策之間的互動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