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目的是探明中國流通業開放帶來的以上重大變化和影響的實質，並揭示韓商利用開放時機應採取的策略。作為韓國人本人認爲，韓國對中國經濟的研究中，對流通領域的研究相對薄弱，因此本課題研究更具必要性。特別是正處於體制轉型期的中國流通業的系統、結構、制度及環境，與韓國相比有許多的不同點，因此需要進行深層次的研究。 中國以2001年12月11日加入WTO爲契機，正在進行全方位的擴大開放，將於2006年實現流通業的全面性的開放。近來韓國企業對中投資形態，從出口導向型的當地生産爲主逐步向注重當地銷售型轉變；這種趨勢下，也要求深入研究中國的流通業。 本研究的範圍爲工業消費品的零售流通業，著眼點圍繞外國投資的製造業企業的當地銷售流通途徑問題展開邏輯。其理由是韓國企業對中投資企業大部分是製造業企業，專門從事流通的企業是極少數，因此製造企業的投資企業對流通問題的研究需要大。同時，本研究從外國企業進入中國流通市場角度，著眼點放在「流通渠道」的研究。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首先，充分參考國內外的文獻資料，尤其是中國的中文資料，如報紙、有關流通的專業雜誌、其他調查研究報告等。同時注重臺灣的中文資料，其理由一是臺灣對中國研究有多年的積累；二是臺灣對中國投資多爲勞動力密集型中小製造業企業，與韓國有可比性；三是在電子、IT、服裝、食品等領域，臺灣與韓國有競爭與互補性。 其次，進行了案例調查和當地調查。關於部分臺灣企業進入中國內銷流通市場的案例和現狀，通過文獻資料分析和歸納。韓國企業的案例和現狀，同時進行文獻調查和當地調查。當地調查的時間是2002年11月。 本研究的理論基礎是流通産業論、流通管理論、市場行銷理論等。在研究進入中國內銷流通市場的案例和方案時，採用了所謂「4P」（産品、價格、流通渠道、促銷）分析框架。 與韓國國內外既有的研究成果相比，本研究的關注重點不在於現狀介紹，乃在於動態變化分析；著重揭示中國式的結構和特徵；對市場進入案例做了理論性的歸納整理；與進入中國的韓國企業有關人士進行了深入採訪；進行了不同行業的案例比較。同時，力圖利用了中文資料和第一手資料。 本研究基於流通管理理論和市場行銷分析框架，深入分析了外國企業進入中國的案例，提出韓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的戰略。同時考慮到韓國中小企業的資訊收集分析能力薄弱的狀況，重點整理提出了中小企業的進入戰略及韓國政府支援中小企業政策的若干要點。此外，本研究注意到中國成爲世界性生産基地的同時成爲流通基地的可能性，提出了韓國政府對中經濟合作方向、「東北亞商務中心」設想等方面的政策建議。 / The Liberaliza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Industry in China and Korea's Strategy Hyun-jun Cho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changes and effects related to the liberalization of China's distribution industry and to suggest some strategies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ies accruing from the liberalization. Several recent important trends related to the liberalization of China's distribution industry are as follows: The general process of liberalization of its distribution industry was initiated by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With its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a vast market and lower production costs, China is becoming a global distribution and production base. With the opening of the distribution industry, accessing China's domestic market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the main objective of foreign investment to China. Since China's distribution industry has been highly protected in the past, its liberalization is generating substantial changes. As distribution functions as a linkage betwee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economic circulation, its liberalization is producing multi-faceted effects. In terms of foreign economic exchange, the liberalization offers foreign enterprises significant opportunities to expand trade and investment into China; foreign-invested manufacturing firms in China are particularly undergoing crucial changes related to value chain management of production, procurement, marketing, logistics, after-sales services, et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andwagon effect of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liberalization of China's distribution industry affects the global commodity chain and global allocation of economic resources, while facilitating intra-regional economic exchange in East Asia. Compared to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places more importance on dynamic structural changes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n on the status quo of the Chinese distribution industry. Accession to the WTO is especially noted and analyzed as a critical factor, in that the degree of liberalization and prospects for China's distribution industry are estimated according to China's protocol of accession to the WTO. Meanwhile, a vast rapidly growing domestic market, transitional economic system, immense territory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are characteristics specific to the Chinese situation that affect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direction of its distribution industry. With regards to the case study on distribution businesses managed by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in China, this paper takes both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pproach, employing theories of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to analyze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interview results. Through such analyses, some useful strategies and devices are offered for Korean companies hoping to enter China's domestic market. Those strategies are divided into ones for coping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distribution industry and ones for the so-called '4 Ps' of marketing -- products, prices, place, and promotions. Lastly, this paper takes note of China's emergence as a global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base. The liberalization of China's distribution industry may pose some serious dangers, the so-called 'China shocks,' as well as present vast market opportunities. In this regard, the paper makes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Korean government to help its enterprises (particularly small and medium-sized businesses) enter the Chinese market to direct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China and to implement the vision of 'becoming the business hub of Northeast Asia.'

外資在證券市場發展的過程中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其雄厚的資金及投資理念更成為影響市場運行的重要因素。中國大陸自2002年7月開放外資參股中介機構，在年底更開放外國專業投資機構（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QFII）及外資併購上市企業。這代表中國大陸證券市場正式向外資開放，究竟外資會如何因應、對兩岸證券市場影響為何、台資金融機構如何面對，即是本文探討的重點。本文研究方法將結合文獻分析法與比較研究法相互使用，再配合Porter（1990）所提出的鑽石理論作為主要的分析模型。此外，在使用的資料方面，大多是大陸官方的法規文件及網路資料，例如︰中國統計年鑑及中國證券報等。本文的研究發現為以下數點︰ 1、 中國大陸以開放外國專業投資機構（QFII）、外資併購及外資參股中介機構等政策來吸引外資進入資本市場，但由於中國大陸本身金融環境及法規的不健全，導致外資在短期內影響有限。而長期影響則必須端看中國大陸的經改實行情形而定。 2、 中國大陸雖已開放外資參與證券市場，但由於兩岸的政治因素，目前台資券商、投信直接參與市場的機會不大，利用CEPA由香港進入或許是可行的方向。台商的全球佈局及基金管理的經驗將為台資券商、投信的競爭優勢。 3、 由於外資購併大陸上市公司的相關法規尚未完善，故台商利用買殼上市的機率不大，再加上目前台商回台上市受到法規的限制，誘因不足，大多台商仍以香港為最佳的上市地點。如此一來，台灣證券交易所不僅喪失有競爭力的企業，亦對台灣經濟發展產生不良的影響。 關鍵詞：中國大陸、外資、台資金融機構、證券市場、鑽石理論

依照我國證券交易法等相關規定，上市上櫃公司必須公佈月營收、季報、半年報、年報等，這些定期報表主要母公司作為主體；每年的年報則必須同時以母公司及合併報表為主體。本論文推論，企業在此制度之下容易運用以下之營運模式： 1. 許多在海外具轉投資事業的上市櫃公司會採用「台灣接單，海外出貨」的營運模式，以便在期中顯現平時業績。 2. 利用與子公司關係人交易，塞貨予子公司，使母公司個別報表呈現亮麗的營收數字及成長率。 3. 塞貨或賣原料予子公司生產，壓低母公司報表存貨週轉率，而集團存貨週轉率會較高。 4. 企業可能傾向將負債置於子公司；而於國際佈局的企業，運用負債形式進入海外，使母公司報表呈現較佳的財務狀況。 本論文依照我國上市櫃公司國際化的組織策略或分工策略、財務報表主體、免稅天堂的國際租稅規劃意義等因素，探討我國國際策略企業的潛在財務報表管理的行為與現象。 本論文實證結果如下： 1. 台灣上市櫃公司為了顯現績效，普遍存在「母公司接單、子公司出貨」及「台灣接單、海外出貨」之現象。 2. 並無法證實，關係人交易與國際佈局對季營收成長率高低之影響。 3. 證實上市櫃企業母公司存貨週轉率顯著高於集團存貨週轉率；且將存貨囤積於子公司，增加母公司營收業績，為普遍現象；海外投資帳面值相對比例高的上市櫃公司，這種現象較為明顯亦獲得證實。 4. 證實台灣上市櫃公司將負債列於子公司為普遍的現象；海外投資相對比例多與海外子公司較多的上市櫃公司，此種現象程度亦較明顯；而投資中國大陸的企業此種現象亦較明顯。 整體來說，我國上市櫃公司公告財務報表時，平時採用母公司為報表主體時，等於提供一年的空窗期予上市櫃公司，利用國際化組織安排，進行財務報表管理，導致投資者所獲取資訊透明化不足的財務報表資訊，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

自中國大陸經貿改革開放後，外國對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漸為風潮，除中國在策略上積極擴大對外貿易以及引進外資，並採行各種租稅優惠等措施外，其本身也具備勞動力充沛、工資便宜、土地廣大、取得成本低廉以及內銷市場廣大的優勢，因而對台商產生了莫大的吸引力。1980年代後，因台灣島內工資上升、土地昂貴以及環保意識抬頭等，台商需積極另覓生產基地，由於兩岸文化同文同種，中國大陸遂成為台商在海外投資的首選。隨其經濟快速成長，大陸內銷市場已成為全球企業兵家必爭之地，台商對大陸投資更無減退的跡象，本論文重點在於探討母公司財務特性，希冀透過對這些財務因素的分析，瞭解其對大陸投資的影響。是故，本論文以此為動機，旨在檢視過去幾年來台商母公司之財務特性對大陸投資之影響。 本論文以2000年 ~ 2004年6月赴大陸投資的台灣上市、櫃公司為研究樣本，假設大陸投資為應變數，獲利能力、穩定性、成長性、活動性等財務指標為自變數，應用敘述性統計的方法，就現金流量、財務比率進行分析。為探討影響大陸投資的主因，採用「因素分析」中的「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並藉由迴歸分析來檢定母公司財務特性對大陸投資的影響 。 研究結果發現，電子產業營收較多，但有關營運部分的現金流量卻不及傳統產業，導致現金化比率不高，其原因可能為該產業普遍進行再投資所致。其次，在財務槓桿比率、長期負債比率、資金運用率上，兩種產業的實證結果相反；在獲利能力方面則呈現同樣的結果，顯見不論何種產業，獲利愈多愈增強企業赴大陸投資的意願。

近年來中國大陸堅持「改革開放」的發展路線，台商在大陸地區的投資亦不斷增加，目前中國大陸已成為台商的最重要海外投資國。然而根據瑞士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對各國風險的評比資料，中國大陸至今仍屬中度風險區。 長期以來在台商登陸投資的相關研究中，大部分著重在進入策略與關鍵成功因素的探討，對外部環境不確定性與管理策略的研究則較少。事實上，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對企業經營有極大的影響。管理者越能精確地管理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就越能替公司創造利潤與競爭優勢。 本研究著重於探討石化業在大陸外部環境的策略因應。台灣的石化相關產業產值，約佔製造業比重的四分之ㄧ，實為台灣相當重要的產業，目前除了上游產業因政府尚未允許對大陸投資外，中、下游廠商早已先後赴大陸投資設廠。因此，我們選取了兩家代表性廠商，作為企業訪談的對象。 研究發現，台灣石化相關產業登陸投資後，在大陸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對公司影響的認定上，以及其採行的管理對策，實有相似之處。受訪公司一致認為策略的擬定必須謹慎，才不致影響公司的營運與競爭力；我們甚至可說，面對不確定的外部環境下，所擬定的因應策略，是影響公司生存的重要關鍵。 盱衡當前局勢，企業的對外投資與管理，已成為台灣經濟發展、企業永續成長的關鍵。中國大陸是台商最重要的海外投資國，協助產業界提升投資與經營績效，絕對是十分重要的課題。我們希望這些研究結果，可供其他業者做為日後投資與經營上的參考，產官學界更可針對策略績效較低的部份，研擬相關措施或補強辦法，來協助廠商管理大陸的投資事業。深切地希望本研究的發現，能夠對台商在大陸的經營管理，甚至是台商的全球化，提供一些建議與參考。

大陸行政復議制度（相當於台灣訴願制度），起源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1950年公布的《財政部置財政檢查機構辦法》、《稅務復議委員會組織通則》，1951年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暫行海關法》等。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末，由於受到大陸所稱“左”思想的干擾和“法律虛無主義”的影響，特別是文革十年動亂對社會法制的破壞，致行政復議制度亦處於停滯狀態。直至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法制建設始重新步入正軌，從而有關行政復議的法律、法規日益增多，如1980年頒布的《中外合資企業所得稅法》和《個人所得稅法》等。 　　據統計，到一九九○年十二月為止，中共已有一百多個法律和法規內就行政復議有所規定，這些規定立法技術日趨成熟，對有效地解決行政爭議，加強行政機關自身監督，發揮了積極作用。但由於缺乏一部對行政復議活動進行系統規範的法律，以致有關行政復議的基本原則、行政復議的受案範圍、行政復議的管轄、行政復議的程序及其法律責任等，都没有作出統一的規定。 　　一九八九年四月四日，中共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並於一九九○年十月一日起正式實施。同時為了適應和配合《行政訴訟法》的施行，在中共認為制定行政復議法時機尚不成熟的情況下，於一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其國務院頒布了《行政復議條例》，並於一九九一年一月一日起施行。《行政復議條例》的頒布實施，為大陸行政復議活動的發展提供了法律依據和保障，改變了中共行政復議立法的分散和不協調的狀況。但在先前八年多的行政復議實踐中，也反映出不少問題，例如：(1)行政復議的範圍較窄。 (2)對申請人的限制過多。(3)舉證責任不明確。 (4)行政復議機關及人員法律責任不完善。為了進一步完善行政復議制度，充分發揮其在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保護人民權益，中共總結《行政復議條例》實施多年經驗的基礎上，於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九日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 　　《行政復議法》共七章四十三條，與《行政復議條例》相比，有以下幾點的突破和發展：(1)擴大了行政復議的範圍。(2)將部分抽象行政行為納入到復議的範圍中。(3)更加體現便民原則。 (4)擴大了相對人對復議管轄的自由選擇權。(5)確立了行政復議的證據制度。(6)完善了行政復議的法律責任。

本文之目的為研究臺商對大陸投資和外人直接投資對臺灣房地場市場的影響，以大臺北都會區、大臺中都會區、大高雄都會區為分析對象，資料取樣期間為1993年第一季至2005年第4季，實證發現臺商對大陸投資與外人直接投資只對工商業發達的大臺北都會區與大高雄都會區有顯著的影響力。在中古屋市場，臺商對大陸投資與外人直接投資皆為正面的衝擊，顯示外人直接投資的增加會帶動房地產景氣的提升造成房價上揚，而且資金外移對於國內房地產市場投資不會出現排擠的現象；新屋市場上，臺商對大陸投資在各地區皆為負面影響，外人直接投資除了大臺北都會區為正面的衝擊外，臺灣地區、大臺中都會區、大高雄都會區都是負面的衝擊。由於中古屋市場與新屋市場之間具有替代性質，而且中古屋市場為主要的買賣市場，因此會臺商對大陸投資與外人直接投資對中古屋市場的投資會排擠到對新屋市場的需求。

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科技日新月異要求企業必須擁有能技術創新的能力，以加快成果轉化，縮短生產週期。而國家科學研究主要來自於大學，正因如此的情況，使的企業與大學之間的互動合作關係越來越重要。 也是大學不再只是培養人才的地方，科技的研發與創新也越來越被凸顯，所以。大學能否把科學技術與生產實踐結合起來，能否把提高技術水平與創造經濟效益結合起來，是衡量一所大學辦的如何的重要指標之一。 大學除了保持基礎研究的基本水準之外，還需要考量優先及實用的領域研究，以配合國家競爭力發展，及新科技的迅速發展。需要考量如何將研究成果轉化為新技術將大學所研究成果，及時的化為實用性的產品與技術。大學若能和產業互惠互利，使得教學、科研、生產三者相互協調發展。提高知識訊息的開創、轉化、傳播和應用，將能帶動科技和經濟的迅速發展。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主要在瞭解：1、中國大陸在產學合作進行過程中，政策的影響為何？政策應如何施行（輔助）何種措施，以提升產學合作互動？2、中國大陸大學的科技開發部，在產學合作的推動上，主要的功用與功能為何？又該輔助何種措施提高教授與企業的交流互動？3、中國大陸大學在產學合作中，智慧財產權與成果是如何規定與分配？4、資產經營管理公司（內含校辦企業、科技園）與中國大陸的大學之間關係為何？又是如何互動的？ 本研究研究方法採用個案研究法與質性化研究法，實際深度訪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等三所大學，透過訪談大學在產學合作執行的人員、學校的研發處，配合相關次級資料蒐集與整理。瞭解實際運作過程中，並獲得以下結論： 一、 中國大陸政策的頒佈與資金補助，對於產學合作的影響效果顯著，每年的國家的重大計劃研究方向對於學校研究亦有影響。大學產學合作除了受中央政府政策影響之外，各地區的省市政府補助與政策也有很大的影響力。 二、 中國大陸大學在老師績效評量上，以論文創新與論文數量為主要評判標準，目前對於產學合作成效只保持支持態度，但未加入績效考核之中。大學對於校內教師的就成果與技術發展，直接影響產學合作推動力，因為瞭解校內教師的成果與技術，在企業推廣中是很重要的關鍵。 三、 中國大陸大學制訂各校科技政策，以中央發佈的國家科技政策及省市政府制訂的科技政策為指標與引導，進而達到相同依歸的目的。大學的產學合作的成效，也會受到大學本身的背景影響，因為校內的學院種類會影響與企業相關的程度。 四、 中國大陸大學的科技開發部，主要是幫教師建立與企業間的溝通橋樑，替教授找產業化的出入、替企業解決技術上的問題。並且參與簽訂合同、申請國家與地方政府基金等項目。 五、 產學合作中，成果分配的多寡與智慧財產權的分配會直接影響產學合作的效益，老師參與動機受成果分配影響，所以中國大陸大學一般都會給予老師很大的使用權利金空間，提高老師參與產學合作動機。智慧財產權的分配，會攸關學校與企業互動的動機，為使學校能有效使用研究技術，凡是屬於學校職務發明，智慧財產權皆歸屬學校。 六、 校辦企業改制後由資產經營管理公司負責管理，而大學不再直接管理校辦企業，也不為企業的直接股東，但大學為資產經營管理公司的最大的股東，而資產經營管理公司為校辦企業的股東，以這樣的管理方式免除大學承擔企業風險，且資產經營管理公司中的高層大多由大學派人擔任。

本文研究之目的為探討中國大陸股權分置改革對價支付方式之影響因素，企圖彌補過去僅針對股權分置改革中對價比率之探討，以對中國大陸股權分置改革有更完整之瞭解。過去研究發現股權結構、公司之規模、價值以及是否同時發行B股或H股等因素將影響對價之比率，而本研究實證結果發現，非流通股之持股比率、公司之規模、公司之價值、公司支付現金之能力以及公司是否同時發行B股或H股，皆會對中國大陸A 股上市公司選擇股權分置改革對價支付之方式造成影響。本研究之發現將對中國大陸股權分置改革之對價有更完整之瞭解。 / 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consideration model in reform of non-trading stock in China. According the past findings, structure of stockholder,the scale of company, the value of company, as well as whether issue B or H stock at the same time, will affects the consideration ratio. In this research, the non-trading stock ratio, the scale of the company, the value of the company,the ability of cash payment, as well as whether issue B or H stock at the same time, will affects the consideration model. Discovery this research will make us more complete understand the reform of non-trading stock in China.

中國大陸歷經近三十年的努力，經濟發展快速，經濟實力大為提升，成為世界經濟中不可忽視的力量。自2002年中國加入WTO後，與世界經貿關係更為密切，為因應全球經貿的趨勢，外資企業將擴大進軍中國。從微觀及宏觀經濟角度來看，外資的引進對中國國有企業來說，必定受到程度上的競爭衝擊，但外資對中國經濟的生產技術、產業提升發揮正面積極效果，既能夠刺激國有企業的變革、提昇產品品質、擴大國內消費需求。 本文利用2001-2005年中國30個省、市與直轄市的官方統計資料，運用隨機邊界法（stoch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估計中國本資、港澳台資及外資企業的生產效率。 最主要的研究發現為，2001至2005年，投資於中國大陸的港澳台資與外資企業的投資績效均優於本資企業，且港澳台資與外資企業的投資效率值相近，而本資企業則遠低於港澳台資與外資企業。雖然本資企業的效率值在這五年間處於較低的狀態，但與港澳台資、外資企業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小。在規模報酬方面，本資、港澳台資與外資企業均處於規模報酬遞增階段。 在各省的效率值上，本資、港澳台資與外資企業分佈不盡相同。本資企業在海南、浙江、江蘇、廣東、上海的效率值最高，港澳台資在北京、上海、寧夏、江蘇、河北最高，外資企業則是在上海、北京、陜西、天津、廣東效率值最高。效率值較高的地區分部仍偏重東部沿海地帶。 在影響效率值的因素方面，經濟區位及資本勞動比是影響中國大陸投資效率高低的重點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