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目的，在測知一九七○至七六年間大陸青年學生對中共政權態度的轉變及 其未來的政治動向與可能發展。 第一章導論，闡述青年學生運動的各種理論、概念、界說；第二章追溯中共青年學 生運動歷史背景、理論依據與青年學生心態之分析；第三、四、五章分別從中共「 上山下鄉」運動、李一哲大字報及天安門事件來探討「文革」以後大陸青年學生運 動；第六章結論，在研析預測大陸青年學生運動將來對中共政權體系的功能與影響 。 本文本著理論分斤現象原則，以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為基礎，嘗試用社會運動 的理論概念來研究分析大陸青年學生運動。 #2810471 #2810471

直到今日，兩岸常處於敵對緊張狀態，但並不會遏止台商申請赴大陸投資的意願。原因何在？因大陸人口超過12億，是一個擁有廣大市場與充沛廉價勞動力的國家。換言之，中國大陸是一個充滿無限商機的市場並吸引無數台商以各種不同管道赴大陸投資，且兩岸商業上的往來已處於合則兩利，分則兩害之唇齒依存關係，就算兩岸在政治上乃於敵對狀態，仍阻擋不了台商赴大陸投資意願。 惟大陸方面在政治上是中國共產黨專政，在經濟上試圖引進自由經濟競爭體制，在法制上乃處於從人治到法制的過渡時期，因此，台商赴大陸投資也擔負一定風險，也讓不少人鎩羽而歸。尤其，大陸是以無產階級之工農鬥爭取得政權，對勞工權益保護之重視，從早期人民公社吃大鍋飯，採取固定工制度；到為了改革經濟採取全員勞動合同制，即是在謀取勞動者就業，社會安定與經濟發展的平衡點下所作之折衷。且中共建國初期，非常重視運用法律手段推行集體合同制度，以保護集體合同雙方當事人權益。 隨著時代變遷，大陸已不能自外在世界潮流，必須經由對外貿易交流來滿足其所需並供給其所有，尤其自1979年後提出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即使市場在國家總體調控下，作合理資源分配，並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改革國有企業經營體制，且加速引入外資，朝向多元經濟為發展目標。因此，舊有之勞資關係已不符合時代需要，故大陸在1992年4月及1994年7月分別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也替集體合同規定提供較為明確之法律依據，並在1994年12月由大陸國務院之勞動部發佈《集體合同規定》，而此規定是否能給大陸由社會主義勞資關係轉成偏向資本主義勞資關係所帶來之衝擊(如勞資糾紛)提供預防措施？並給予勞動者權益的保障？或只是中共為攏賂勞工所為的政治煙幕？而集體合同制度實施對台商赴大陸投資及台商派駐大陸勞工有何影響，且台商對集體合同制度看法與因應之道，都是我們觀察的重點。 總之，不論大陸從1995年1月1 日開始實施之集體合同制度有否達到當初既定目標，了解大陸集體合同制度已是刻不容緩的重要課題。其次，筆者希望透過本論文介紹，讓有意或已赴大陸工作或經商的國人了解對岸現今集體合同制度實際運作情況，並給予建議，使其對大陸集體合同制度有所認識並提早因應，以免產生嚴重的勞資糾紛而造成巨大損失，這也是本論文最大目的所在。 因此，本論文架構共計七章，簡單敍述如下： 第一章 緒論 首先說明本論文之研究動機與背景，以及筆者在現有資源下所採研究方法與所遭遇到的研究限制，並對研究範圍加以扼要說明。 第二章 大陸地區集體合同制度之基本概念 本章最主要是在介紹，大陸學者對集體合同基本概念了解，其主要為集體合同意義、本質及定位、歷史演進、種類、作用….等概念，以方便讀者了解大陸地區對集體合同看法。 第三章 集體協商 在簽訂集體合同前，勞資雙方要先經過集體協商之法定程序，故，本章針對集體協商之概念、代表、內容、程序…等內涵作一完整介紹。 第四章 集體合同之內涵 在排除與前二章內容重覆部分，本章主要在介紹集體合同效力、行政審核與檢查監督、爭議處理….等內涵介紹。 第五章 集體合同之問題、原因、建議與呼應 本章最主要是在介紹大陸集體合同制度實施後所遭遇到的實際問題與主要原因，及大陸專家學者對集體合同制度改革建議與2004年新修正《集體合同規定》之呼應。 第六章 集體合同流程與現況及對台勞與台商之影響 本章以圖表形式介紹大陸集體合同實施流程，並以問卷調查方式，來探討集體合同制度與大陸台商及台商派駐大陸勞工之關係。 第七章 結論 在最後，綜合整理新舊《集體合同規定》之比較觀察及對赴大陸投資台商及台商派駐大陸勞工之建議，對本論文作一結論。

臺灣與中國大陸加入WTO後，其貿易互動將更趨頻繁，此現象除了帶來兩岸經濟的活絡外，也將提高兩岸貿易糾紛發生的可能性，因此熟悉WTO爭端解決機制的運作是臺灣做為一個經貿小國必學的課題；又兩岸糾紛不同於一般國際經貿糾紛，牽涉到敏感的政治因素，臺灣面臨的是對我主權不尊重也不認同之國家，在這樣的情況下，臺灣必須學習如何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的法律途徑以保障臺灣經貿。 WTO爭端解決機制包含諮商、斡旋等雙邊協商，協商不成則可提請爭端解決機構(DSB)成立爭端解決小組(panel)以為因應，透過小組對兩造意見之書面審查、口頭辯論等意見表達，及蒐集相關資訊蒐集後，最後由小組做成「期中報告」，若成員國無其他意見表述，則「期中報告」即為「最終報告」，DSB有權要求被控訴履行裁決。 在整個WTO爭端解決過程中，臺灣必須面臨的挑戰有：中國大陸認定臺灣無提請訴訟資格的主權抗議、國際現實的壓力、龐大的訴訟費用，以及曠日費時的訴訟期間等。倘最後中國拒絕履行義務，臺灣雖可請求DSB授權對中國大陸進行貿易制裁，但其亦將蒙受本身產業在貿易制裁過程中的損失。這些因素使得臺灣政府在對中國大陸發動WTO爭端解決程序時有所顧忌。 但將兩岸爭端訴諸WTO爭端解決程序有一好處，即使兩岸貿易 回歸到規則導向的互動，亦可嚇阻中國大陸不尊重我為WTO會員國之相關行動，使兩岸貿易走向法制化的互動。 / After Taiwan and China accession to the WTO, the activities of bilateral trade will be more frequent. Besides the busy business, the possibility of trade disputes between cross-strait parties will be arisen as well. Therefore Taiwan needs to have more intimate knowledge of WTO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On the other hand, the disputes between cross-strait is different to other international disputes. The opponent that Taiwan faces to is a country which doesn’t respect Taiwan’s state sovereign. In such a circumstances, Taiwan have to learn how to protect the benefits of domestic industries through resorting to the legal access of WTO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The procedures of WTO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contains bilateral negotiation like consultation、good-offices etc. If the consultation is in vain, the complaining party could request the DSB to establish the panel. The panel has the rights to review the written requests、consider the rebuttal submissions、and seek concerning information, then the panel should issue an “interim report ”.If no other Member State has different requests, the “interim report ”shall be considered “ the final panel report “, and the DSB has the right to ask the defendant party to practice the recommendations. Dur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WTO dispute settlement, Taiwan has to face these challenges as follows: the sovereign protest from China、the pressure from international reality、huge expenses of the proceedings, long time in the proceedings etc....If China refuse the recommendations, Taiwan could request the authorization from the DSB to suspend the application to Taiwan concerned of trade sanction. But the sanction will also injury Taiwan’s own domestic industries. Those consideration make Taiwan feel fearful of operating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 against China. There is an advantage of resorting to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 against China, that is lead the trade activities between cross-strait to the operation of rule-oriented access ,and it also can stop China continue using the measures that will violate Taiwan’s sovereign. Those changes can legalize the trade activities between cross-strait.

本文擇定中國大陸研究中的傳播研究作為觀察的起點，欲針對國內學院所生產出「中國大陸傳播研究」相關的學位論文進行分析，希望整理並解釋半世紀來台灣的中國大陸傳播研究呈現出的論述圖像。因此，本研究關注的焦點有二，首先是五十餘年來，台灣的「中國大陸傳播研究」發展出那些特點；其次則是這些特點代表著什麼樣的意義？ 針對第一個問題，本文共篩選出111篇「中國大陸傳播研究」學位論文，分別以研究主題、研究方法及使用理論等三項目進行整理與歸納。結果發現，無論是大陸研究所或新聞傳播研究所，其研究主題、研究方法、理論等皆呈現趨同的現象，即以「蘇聯共產報業理論」作為解釋工具，觀察中國大陸傳播媒體宣傳運作的情況。 「蘇聯共產報業理論」事實上是「極權主義」典範下所衍生的理論體系，而極權主義模式則是在冷戰氣氛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用來「理解」共產世界的一套論述體系，而這樣的理論伴隨而來的則是「西方中心主義」的假設與預期，因此本文認為，扣合著中國大陸本身的動態發展，我們應該調整與發展新的理論典範，以跳脫傳統「蘇聯共產報業理論」的侷限與制約。 / Intending to analyze the domestic academic theses being related to “th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of Mainland China”, this study, choosing the communication studies of Mainland China as a starting point, is written with the aim of organizing and explaining the discourse image having been shown in these studies in Taiwan since half a century ago. Moreover, we wish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two questions in this study. First, what characteristics have been developed in “the communication studies of Mainland China” in Taiwan for the passing fifty years? And second, what particular meanings are presented in these characteristics? Aiming at answering the first question, this study analyzes 111 academic theses of “the communication studies of Mainland China” by examining and generalizing their research topics,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oretical backgrounds. And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Institute of Mainland China Studies and the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tend to have similar research topics,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oretical backgrounds. Specifically speaking, both of them observe and explain the propagation of the mass media in Mainland China by the Soviet Communication Theory,. However, the Soviet Communication Theory is actually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derived from the paradigm of totalitarianism, which is a discourse system used by the western capitalist countries to understand the communistic society in the cold-war atmosphere, and followed by the hypothesis and anticipation of the ethnocentrism. Therefore, this study claims that, following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of Mainland China, we should adjust the previou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develop a new theoretical paradim to escape from the limit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Soviet Communication Theory.

本研究採取固定效果( fixed effect ) panel data模型，分析影響中國大陸外商直接投資( FDI )的決定性因素，共分為三個面向進行實證，第一個面向係按FDI投資區域之不同，而分為東部沿海與中西部地區進行估計；第二個面向則按FDI投資產業之不同，分為三大產業進行分析；第三個面向係以FDI之來源地區為依據，共分為八個主要FDI來源地區探討其決定性因素。 在分區估計方面，透過一般化最小平方法(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 GLS )進行估計，得到的結果顯示，東部地區係以市場區位來吸引FDI前來投資，例如市場商機與較高的對外開放程度；而中西部地區則以生產區位來吸引FDI，如低廉的勞動成本、地方基礎建設水準，換言之，兩地區之間在影響FDI的因素上完全不同，另一方面，針對固定效果的觀察發現，地理位置位在東部地區的省市，固定效果明顯高於中西部地區，因此東部地區的確比中西部地區具有較佳的條件以吸引FDI。 若按FDI所投資的三大產業進行實證，以探討FDI之決定性因素，其估計結果顯示，第一產業( 農、林、漁、牧業 ) FDI的影響因素為對外開放程度，具有負面排擠FDI的效果，而第二產業( 製造業、建築業等 ) FDI的影響因素則為市場規模、工資率、高品質勞動力供應與對外開放程度，除工資率為負面影響外，其他因素皆為正向效果，第三產業( 服務業 )因樣本期間中國大陸尚未放寬外資的進入限制，故僅有基礎建設與高品質勞動力供應是影響FDI的決定性因素。 在中國大陸不同來源國FDI之決定性因素方面，實證結果發現，中國大陸高速的經濟成長率會吸引美國、新加坡、台灣的廠商前來投資，低廉的工資水準則形成對美國、南韓、新加坡以及台灣的吸引力，而中國大陸若加強研發能力，可促使美國、日本、南韓、新加坡、台灣增加直接投資，但廠商過度集中所導致的高度競爭環境，卻會排擠掉英國、香港的FDI，本研究也考慮高品質勞動供應的影響，以香港、台灣廠商較注重高品質勞動力是否充分供應，另一方面，對外開放程度的高低對日本、新加坡、香港、台灣的廠商具有正面效果，對德國廠商則有負面影響。 隨著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後，中國政府對外資的政策勢必更加開放，在中國大陸龐大市場與廉價生產要素的誘惑下，預期會有更多外國資金投入中國大陸，中國做為世界工廠的地位將更加穩固，對我國而言，面對中國經濟崛起所導致的全球經濟整合以及產業分工趨勢，我國必須採取正面的態度來思考中國大陸問題，善用本身所具備的充沛資金與研發能力，以及與中國大陸同文同種的優勢，積極進入大陸市場，一方面應用其廉價勞動力，一方面搶佔大陸市場佔有率，將中國大陸做為我國經濟實力的延伸，我國廠商方能在國際競爭潮流下取得生存利基，進而從中國市場打入全球市場，則我國未來的經濟前景必將大有可為！

台商製造業在中國大陸的投資區位選擇行為，依個體選擇理論來說，是受到廠商本身的特性與區域條件兩者的影響，本研究的重點放在區位條件的影響上。但由於台商也是中國大陸FDI的一環，因此在參考過去其他地區的FDI區位選擇實證後，本研究將針對台商研究中較為欠缺的區位選擇行為，架構出台商投資中國大陸的個體選擇模型，並以更細化的產業別分類探討各區域條件的影響效果。最後再透過訪談的過程，針對實證的結果加以再驗證，得到完整以區位條件為觀點所架構出的台商製造業區位選擇模式。 由本研究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發現，台商還是延續了過去在台灣的生產模式，凸顯了台商對於中國大陸的投資重視聚集的特性。但在勞力因素、商業服務的集中度、國家高新政策上，則因產業別的不同而產生出較大的歧異。訪談的結果也顯示出勞力條件的影響將會在未來日漸弱化，這種趨勢是和生產要素的移動性息息相關。但台商在中國大陸的投資已注意到市場潛力的需求，也成為近來台商投資中國大陸區位選擇時的重要轉變。另一方面，在基礎建設的投資與國家產業政策的投入對各產業別的影響上，顯示不見得政府的投資與廠商的投入有絕對的正向關係，這可能和投資的效率性有關，必須更進一步探討；但就整體台商而言，則驗證了人為扶植的產業政策的確可以為地方帶來廠商的聚集，且訪談結果更認為產品性質的差異，會影響到廠商在區位選擇時，考量基礎運輸設施種類的需求，這一部份也因為投審會資料的限制而無法得到量化模型證實。而稅的負擔經過模型校估後得到顯著的負相關，在訪談的結果中，發現跟台商在會計上的習慣可能也有關。台商通常會以作帳的方式產生負債經營的狀況以隱藏實際獲利情形，使實際的所得稅負擔遠低於應負擔金額。 總之，本研究雖然是以各省市所能提供的區域條件來看待台商的區位選擇。但如勞力等生產要素在在流動性逐漸增強的趨勢下，的確可能削弱了地區條件的優勢，可是由政策與聚集所創造出來的地域條件，卻是不容易被替代的。本研究的結果證實的這樣的觀點，至少在目前台商投資大陸的情形中，還是深受這種創造出來的地域條件所影響，一旦聚集形成，就傾向於自我延續下去，強化了由地域觀點的角度來看廠商區位選擇的理由。但政策的介入卻要注意效率性的問題，這也是未來的研究可以發展的方向。

自九十年代初期起，台商在中國大陸投資急速增加，產業投資方向也由傳統產業逐步移往資訊科技產業。而中國大陸產業實力在改革開放後不斷增強，一方面由於中共政策的鼓勵以及廣大中國大陸市場的吸引力；一方面主要中國大陸擁有低廉的生產要素，可降低生產成本，維持國際市場價格競爭力。因此吸引台商到中國大陸投資，並與當地廠商合作以進行兩岸全球分工及合作的佈局；但中國大陸在取得研發及專業技術使產業實力加強後，卻也逐漸成為台灣廠商在中國大陸及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對手。而台商在大陸投資的產業，主要是製造業，其次是服務業，農業較少。製造業之中主要包括電子電器業、基本金屬及其製品、食品及飲料、塑膠製品、化學品製造等產業，其中電子電器業投資金額居各業之首，其佔台商在中國大陸投資總額的比重將近23%。 中國大陸在「科技興國」的政策下，傾全國之力發展高科技產業，除了採用市場經濟的各種手段如：租稅優惠、低利融資、設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基金外，並模仿台灣新竹科學園區的模式，在中國大陸廣設高新技術開發區並重視知識經濟，著重高新技術的產業化與創新能力，中國大陸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得力於外國資金與技術之處甚大，尤以資訊、通訊、半導體等以資訊科技為主產業為然。 台灣資訊科技產業赴中國大陸投資，自1980年代後期起逐漸增多， 到了1990年代中期，上市（櫃）電子業廠商赴中國大陸投資的情形愈來愈普遍，而對台灣經濟成長貢獻最大的資訊科技產業一旦大量轉移至海外，是否會危及未來台灣經濟永續成長。台灣IT產業早期到中國大陸投資，尤其是電子及零組件、電腦及周邊產品等IY產業主要是為了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國際競爭力；現階段投資的動機，主要則是需求面因素，一旦中國大陸當地市場變大時，就必須前往投資設廠，以接近客戶，否則將難以佔有當地市場，喪失發展機會。因此便與中國大陸的IT產業產生了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一方面台灣公司會利用既有的產業網絡，在台灣進行產品設計研發，採購所需的機器設備和原材料、半成品等。而利用中國大陸當地廉價的人力及水電等資源加工，然後將生產的成品或半成品回銷台灣，因而使得兩岸的垂直分工合作緊密。 惟中國大陸的IT產業擁有廣大的潛在市場需求、人力、土地、原材料、基礎技術、與政府支援等優勢，加上外資的大幅度加碼。又對台灣的IT產業形成威脅。 本文將針對資訊科技產業，參考競合理論和產業分工、整合的概念，探討台商投資與兩岸產業競合現況及其未來展望，全文結構除前言與結論之外，首先將專述中國大陸資訊科技產業發展、策略總體分析；其次專論兩岸資訊科技產業的互動與競合；最後做相關問卷的實證分析並對政府與產業界提出將來可能面對的問題與應對之到。 / At the early 90s’, the Taiwanese investors have been rapidly imposing more investment on Mainland China. Therefore, the result has attracted increasingly Taiwanese investors and then they co-work with the local companies to launch globalized co-oper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mpanies of Mainland China has been accumulating increasing strength at IT industry after they acquire skilled technologies and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s co-opetition and competition tendency to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It adopts Co-operation Theory, 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Vertical Dis-integration and discusses the actualities of IT industry and prospection between two sides.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explores a macro analysis of development of IT industry at Mainland China. Second, it probes the interaction and competition of IT industry between two sides. Last, it conducts a relative poll that stems originally from Chung-Hua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 and then addresses problems that we might encounter in the future. The focal points of the research includes: (1)Analysis of the actualiti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t Mainland China. a.Policy of China’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Why China’s IT policy induces to foreign companies c.Brief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district at Mainland China d.Prospect of IT development at Mainland China (2)Interaction and co-opetition of IT industry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a.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IT industry between two sides. b.The existing situation and analysis of co-opetition between two sides. c.Brief introduction to division of labor of IT industry at Mainland China and the feasibility. (3)Analysis of the outcome to the poll. (4)Challenges of IT industry that Taiwan may face and the solutions to this problems.

中共為突破美國既圍堵又交往之策略，並因應美國從中亞、南亞著手形成之左右包抄之勢，遂產生向中國大陸西部、向南亞、中亞、南太平洋、向歐洲發展之戰略態勢，從多點突破美國四面圍堵與兩洋包抄之地緣戰略，企圖與南亞建立「海上絲路」，解決「麻六甲困境」，並採取務實之「近海防禦戰略」。在新的地域與美國周旋，既可多方面掙脫美國的包圍網，也將美國的戰線進一步拉長與擴大，增加自我戰略縱深，令美國顧此而失彼，進而突破美國「兩洋包抄戰略」，亦即「北約東擴」與「美日安保西移」兩面夾擊的封鎖線，中國大陸西部地區有極大的發展潛力，也是一個巨大的潛在市場，加快西部地區發展可以促進各種資源的合理分配和流動，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提供廣闊的空間和巨大的推動力。中共要求抓住機遇，實施西部大開發，也是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從而實現東西部協調發展的一種戰略性選擇。然而中國大陸位於歐亞大陸「邊緣地帶」，是介於海權、陸權兩相爭權的交界地區。故此，中共很難脫離此一權力暴風區，復以為鞏固中共經濟持續蓬勃發展，必須利用有利之地理位置，建立完整明確之能源戰略，爭取有限之石油、天然氣、水資源，支撐未來經濟發展能源不虞匱乏，使永續發展之願景成為可能的事實。

民進黨自成立以來，向來被公認是屬於派系共治、多元決策的政黨，黨內的派系政治（factionalism）型態與派系權力鬥爭的程度，影響了黨的政策路線走向，更進而決定了民進黨未來的發展，因此長期以來民進黨各個時期中國政策路線的走向，亦深受著黨內派系勢力消長及各派系合縱連橫的影響。 事實上，民進黨創黨之初其中國政策主要是以「開放、和緩、接觸」爲基調，因此在1986年通過的「自決黨綱」，即主張台灣前途應交由人民來決定，而未設定統、獨的方向，然而隨著國內政治環境的重大改變及兩岸交流日益熱絡的狀況，早期所提出的積極主張已不再佔有優勢，其中國政策路線趨於謹慎、保守化的立場，而重心也開始移轉至「台灣主權獨立運動」，相對地主張「激進台獨」的泛新潮流系則日漸成為黨內主流，並相繼通過了「四一七決議文」、「一００七決議文」、「公投台獨黨綱」等，而這也導致後來泛美麗島系與泛新潮流系二大派系，對於中國政策主張「務實台獨」路線與主張「激進台獨」路線的論爭。直至1998年為尋求黨內各派系共識所舉辦的「中國政策研討會」後，民進黨的中國政策才正式轉趨為較開放的階段，並為未來執政作準備，而脫離早期激進的極獨路線進入較為務實的台獨路線，並於1999年5月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表明了民進黨對台灣前途的看法與主張，首度接受了「中華民國」的國號，承認了中華民國的合法性，並間接處理了民進黨「台獨黨綱」的問題，成為民進黨追求事實獨立的綱領性文件。 2000年3月18日第十屆總統大選民進黨獲勝並順利取得執政權，其執政前期陳水扁總統在基於「穩定大於一切」的基調下，相繼提出了「四不一沒有」、「九二精神」、「兩岸統合論」、「鬆邦戒急用忍」等柔軟路線的政策，然而在中共無善意回應又惡意打壓下，在執政後期陳水扁總統則態度轉趨強硬，並提出強調以「台灣主權認同」為主體的「一邊一國論」、「正名」、「公投」、「制憲」等政策。而綜觀民進黨執政四年來的決策運作模式，可以發現執政後的民進黨，因決策中心已經轉移到政府相關部門，而中國政策也主要是以陳水扁總統對外的兩岸政策宣示或談話為主，因此黨只是扮演「以黨輔政」、「以黨強政」的角色，相對的派系對於中國政策的影響力已逐漸弱化，取而代之的則是陳水扁總統「一人決策」的運作模式；而另一方面，隨著四年來兩岸之間因「一個中國」問題始終無法得到共識，及中共對於民進黨政府的極度不信任，兩岸關係也停滯不進、持續陷入僵局，尤其是在陳水扁總統又再度連任第十一屆總統後，未來在「台灣正名」、「公投」及「制憲」等議題上，也將會使兩岸關係及美「中」台關係三方都面臨極嚴重的考驗。

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在於衡量與分析外來投資在中國大陸各地區及各產業間分佈不均的程度。研究的資料主要是《中國統計年鑑》、《中國對外經貿統計年鑑》、與中國大陸商務部所提供的外來投資的中國大陸官方資料，並採取Mookherjee and Shorrocks（1982）修改後的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做為衡量外資分佈不均的方法。本文主要的研究發現為，在1985∼2002年間，外資在中國大陸各地區的分佈有著相當不均衡的狀況。並且，外資在中國大陸的地區分佈高度不均的情況，主要來自於外資在中國大陸七大經濟區域間的分佈不均。此外，1997∼2002年間外資在產業分佈不均衡的程度比地區分佈更為嚴重。中國大陸目前外資投資在各地區及各產業存在「雙重不均衡」的問題。 / This paper aims to measure and analyze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among regions in China. Using official data from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Almanac of China's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and Trade, and website of Ministry of Commerce of PRC, and modified Gini coefficient, a measurement of inequality proposed by Mookherjee and Shorrocks (1982), the primary finding of this study is that foreign investment has been quite unequally distributed among regions of China during 1985~2002. In addition, this inequality is primarily from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among seven economics areas, which is so called between-area difference. Lik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FDI among China’s industries was quite serious during 1997~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