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旨在探討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四年間兩岸教育交流的緣起、現況、發展、及所衍生的教育問題。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緒論，論述研究動機、目的、範圍與限制，以及研究方法與基本架構之介紹。第二章教育交流之背景，旨在追溯兩岸關係之演變及探究促成教育交流之因素，比較兩岸發展有別的教育體質與環境。第三章教育交流之政策，探討兩岸交流政策與法規之關係及其真實意涵。第四章教育交流之現況與發展，綜合整理七年來的交流歷史，且依性質分成九種型態，並詳細依發生先後作簡要紀錄，再將各型態內容作一分析，裨助日後交流之參考。第五章教育交流之問題與對策，乃將交流後浮現的五大教育問題，其發生的原因、現況與自身問題、影響及兩岸當局態度一一研析，且提出因應對策。第六章結論，將各章所得呈現，反思教育交流功能與阻礙，並提出建議。

風險發生的本質來自於組織與環境無法保持適當的配合。如果組織與環境能夠時時保持適當的配合，任何時候環境發生改變，組織亦能在瞬間跟著調整（具有完全的彈性），則組織的營運便沒有任何風險；但是，因為組織存在著僵固性╱依賴性使得企業無法立刻跟著環境作適當的調整，而發生組織無法與環境配合的情況，組織的生存於是受到威脅，風險於焉發生。申言之，風險的發生必須趨動因子（環境的不確定性）與乘數因子（內部資源的僵固性╱外部關係的依賴性）同時在在才會發生。 　　企業為了將投入轉換為產出必須依賴核心技術，由於核心技術存在僵固性，必須處在一個穩定的環境中才能發揮效率，然而，企業是一個開放系統，必須向外界取得所需的資源，各種環境因素與利益關係人的不確定性均會對企業的核心技術穩定運作產生威脅，也會造成企業核心資源的流失，使企業的營運面臨風險，因此風險對抗策略的短期目標在於適當的處理環境的風險以維持核心技術的穩定運作；長期目標則在於選擇適當的核心技術、改變組織習性，以確保組織的核心資源並能維持適當的彈性。 　　風險對抗策略可分成二大類（六大策略），第一類是由處理環境的不確定性的角度出發，分別為降低風險、轉移風險、分散風險、隔離風險；另一類是由改變組織的習性（僵固性╱依賴性）的角度出發，可分為增加彈性與累積雄厚的資源。 　　以風險矩陣與六大風險對抗策略為基礎可以建構風險管理模式，風險管理模式可以告訴經理人如何選擇可行的風險對抗策略。當企業可選擇的風險對抗策略愈多時，企業的風險對抗能力愈強，主觀的風險水準愈低（申言之，在相同的客觀風險水準之下，若企業的風險對抗能力愈強，主觀的風險水準愈低）。企業經理人若能依照風險管理模式進行風險管理，相信必能使「企業活得很久！」。

大陸由於幅員廣大人口眾多，尤其在經濟改革開放後，市場規模急速成長，是目前世界各國汽車市場的新興地，故為每一汽車廠家必爭之地。本研究試圖找出大陸地區汽車需求的主要影響因素，並建立汽車需求的實證模式，以提供政府制定政策與汽車業赴大陸投資之參考。本研究根據過去相關文獻及學術研究機構對汽車需求之影響因素及預測方法之探討，歸納出影響汽車需求之十大因素及常用來預測汽車需求量之多元迴歸分析法，並根據大陸官方公佈或統計之次級資料加以預估。 　　預測結果發現影響大陸地區大客車的因素為國民生產毛額及人口數，而人口因素帶來的影響變化比國民生產毛額為大。而營業用小客車之影響因素為國民所得；大、小貨車的影響因素為國民生產毛額。綜合言之，大陸地區在1992年至2000年間各類型商用車均呈現成長之趨勢。基於大陸汽車市場相對於其他國家的高度成長，故政府應適度開放台灣地區汽車廠商赴大陸投資以免錯失良機。但仍應確保台商在大陸投資環境之安定，並成立大陸商情中心及時提供汽車商情，而業者也應對大陸政策之變化等相關因素加以注意才是。

本論文旨在探討中國大陸自1979年對外開放以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與其經濟發展的關係。在分析上，從中共的外資政策、外商在中國大陸直接投資的結構以及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大陸所產生的經濟效果等三方面加以論述。研究發現：外商直接在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中的角色越來越重要，這主要表現在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大陸的資本形成、產出、進出口貿易等方所佔的份額不斷上升，同時也表現在外商對中國大陸的技術轉移。但是，由於中國大陸目前正面臨經濟體制和發展策略的轉型期，因此外商直接投資也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這包括外商來源與投資區域過度集中、外商投資的行業投向不合理。

近年大陸採經濟開放政策，對於各種物資需求相當殷切，大陸市場之大， 是未來各國主要目標市場之一。如何在這大市場中贏得商機，是全世界各 國及廠商的願望。大陸以往是計劃經濟體制與西方自由經濟體制為截然不 同的兩種體制，西方的管理技術與經驗是否能應用在中國大陸上，各國無 不密切注意。對於同樣中國人的台灣，雖然在以往有四十年的隔閡，造成 了觀念上極大差異，但在語言、思想等亦較西方各國了解大陸，因此台灣 具有較大的優勢去開拓中國大陸這個市場。因此，本論文是以台灣食品廠 商在大陸設廠之廠商做為研究的對象，其研究的主題包含有1979年以前 與1979年以後大陸的流通體制、目前大陸食品通路的型態、台商在大陸所 採行的通路策略為何、通路的設立過程以及不同的通路是否會影響台商在 大陸的行銷策略。本研究發現各個廠商在通路的設立過程有所差異、通路 型態的不同並不會影響廠商在大陸所採行之行銷策略。在1993年為止大陸 食品通路的型態有糧食管理站、國營企業的生活系統、副食品商店、糖煙 酒系統、農工商公司、供銷合作社、百貨公司、超級市場、食品加工廠及 餐廳、專賣店的設立、自由市場。在1979年以前大陸的通路為計畫性的流 通體制，在1979年以後流通體制隨著經濟的開放而開放，打破過去的體制 。廠商並無偏好某一型態的通路，僅以公司本身過去的經驗、公司的特性 、通路的特性及公司產品來決定。

自1978年以來，大陸為促進經濟成長，大力鼓吹改革與開放。在諸多大小 改革項目中，有關證券市場的消息特別引人注目，一方面它和掀起證券熱 的廣大民眾利害相關；另一方面，處於關鍵地位的國營企業改革，也希望 在股份制試點中尋求出路。證券市場的動向，對這股經改主流，有著舉足 輕重的影響力。在兩岸實質上之經濟交流規模日漸擴大，國內資金快速而 大量進入大陸之現階段（目前台灣已成為大陸的第四大貿易夥伴），有些 人對大陸證券市場產生興趣。臺灣有關當局至今對國人公開買賣投資大陸 證券，基於種種考慮仍禁止之，但據非正式報導，臺灣已有相當數量之資 金不斷利用各種管道投入大陸股市。然而國人投資大陸股市不但資訊取得 不易，政治風險仍高，且兩岸之相關法令及規定亦有所不同，因此在投資 之前有必要對其加以深入了解。無容諱言，大陸證券市場未來之成敗及發 展結果，對我國未來證券市場，乃至整體金融安定、經濟發展之影響頗為 重大。而從大陸證券市場之特性及國人投資、籌資之需求，並以基本分析 之角度來看，現階段我們對大陸的「證券發行市場」應有進一步的了解。 因此本論文以證券發行市場為研究主題，並特別著重股票市場的全面性討 論與分析。藉由兩岸的比較，從制度面及法規面來分析其發行市場的整個 結構及運作，最後並說明其證券發行市場之國際化發展情況，以瞭解中共 為因應將來入關所積極努力的準備工作。

研究經濟學的目的之一在於探討如何將有限的資源做最有效的利用。資源配置最適，就是經濟效率的達成，效率可以說是經濟理論的精義，但就實證層面來說，效率的慨念卻是相當抽象而模糊。直到Farrell(1957)提出衡量效率的概念，使得效率得以數據化，在往後的學者不斷地深入探討與研究，使生產邊界方法廣泛的運用在產業分析之中。在諸多衡量技術效率方式中，隨機性邊界方法較符合實際社會情形，所以本論文即根據Aigner, Lovell and Schmidt(1977)估計隨機性邊界與生產效率之計量方法，分別設定誤差項為不同的截斷性半常態分配配以及設定Cobb-Douglas和CES兩種生產函數形態，分別估計生產邊界，並加以檢定，再就適當的函數模型估計平均技術效率值與個別廠商的技術效率值，接著討論影響技術效率差異之因素。本文從向投審會登記投資大陸之台商的台灣工廠與大陸工廠挑選電子、機械、紡織、成衣四種產業為實證對象。 　　根據本論文實證研究之結果，重要結論可歸納如下： 　　第一，我們應用Aigner, et.al(1977)之隨機性生產邊界模型，衡量電子、機械業及紡織、成衣業兩類產業四組資料之生產邊界。不同誤差項分配之假設下，檢定結果顯示，不能拒絕u在0處截斷之虛無假設。不同生產函數型態設定的生產邊界亦無明顯差異，檢定結果以Cobb-Douglas生產函數較合適。 　　第二，在生產邊界估計上，電子、機械業及紡織、成衣業兩地的工廠，兩類產業大陸工廠的勞動產出彈性都大於台灣母公司，同時兩類產業大陸工廠的規模報酬也都高於台灣母公司，這說明台商為何紛紛前往大陸投資。 　　第三，比較台商之台灣工廠與大陸工廠，結果顯示無論電子機械業或紡織成衣業，台灣工廠有極高的效率，平均效率皆在90%以上。兩類產業的大陸工廠的效率則較差，約在40%到950%之間。影響台灣工廠效率的主要因素來自人為無法控制之隨機因素，而大陸工廠的低效率主要來自人為技術因素。 　　第四，我們利用Jondrow, et al(1982)提出的條件期望值公式進一步計算各別廠商的技術效率。根據各別廠商的效率分配，我們發現台灣母公司皆十分集中，大陸工廠則頗為分散，紡織成衣業甚至有九家廠商在20%以下。顯示該產業應加以注意生產的過程與管理。 　　最後，本文探討影響廠商技術效率差異的因素，我們發現最重要的變數是廠商規模。兩類產業的台灣工廠及大陸工廠，廠商規模都與生產效率有明顯的正向關係，規模愈大，效率愈高。設廠年齡對四組資料都呈負向影響。資本勞動比則除了台灣的電子機械業以外，都是負向關係。是否投入研究開發及產業區別，則沒有明顯的關係。在大陸工廠方面，設廠地區電子機械業設廠在沿海地區春效率較高，紡織成衣業則以內陸地區效率較高。在投資形態方面，紡織成衣業者以獨資企業效率較高，電子機械業則相反，顯示後者在選擇投資型態時，主要考慮的是如內銷方面等其他因素較不著重效率。

多年來台灣大陸政策的演變與國家領導人的更迭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蔣經國時期的「三不政策」與「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李登輝時期的「兩岸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與「戒急用忍」經貿政策；陳水扁時期的「四不一沒有」與「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到「積極管理、有效開放」經貿政策。而各個領導人對於大陸政策的調整，主要的影響要素有國內、兩岸及國際等重要因素。2008年政黨再次輪替，馬英九宣示就任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起，兩岸局勢與台灣的大陸政策又再次開展新局。 如同前任領導人，馬總統仍然面臨來自國家認同、國內選舉、民意及反對黨對於大陸政策的正面意見與負面批評，甚至對於政策內容完全不贊同的國內因素所影響。尤其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使得政府各項公共政策趨向透明化，並且必須受到國會的監督，亦即受到民意的制衡。如何充分彙集各方意見，並且堅持作對台灣未來有利的大陸政策決策，是一件相當不易的事。 兩岸經貿往來頻繁，大陸已經成為台灣貿易第一大出口地區及第二大進口地區，且台灣享有巨額的貿易順差。兩岸軍力日益向中方傾斜，尤其在大陸改革開放有成之後，經濟實力日益堅強，更加大在軍事方面的投資，台灣在軍事投資的方向與國家戰略目標亦應有所調整。另外兩岸在主權上的爭議，自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以來，兩岸對於「一個中國」意涵的解釋，經歷過相當多的變化，尤其在台灣方面，各個政府每一時期有其不同的政治利益及政策決策出發點。 脫離美國來談兩岸關係，是一個不現實的觀點。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台灣倚賴美國甚深。不論是對美軍事採購，以提供台灣軍事防衛武器，或者在台灣參與各種國際組織的協助，如世界貿易組織。甚至在台灣面臨戰爭邊緣時的支持。台灣與日本、歐盟及東協各國等世界其他國家，亦交往甚深，但絕大部分是建立在經貿關係上，亦藉由經貿關係的建立而進一步發展有實無名的外交關係。台灣不能也無法自外於全球化浪潮中，為爭取台灣在國際舞台的活動空間，提昇台灣的國際地位，對於各種國際組織與國際活動的參與，也必須積極以對。 馬英九總統的大陸政策，考量國內、兩岸及國際等因素，提出「不統、不獨、不武」及依照「九二共識」為基礎處理兩岸關係。並且提出「先經濟後政治」與「兩岸外交休兵」等各種大陸政策實際作法，對未來兩岸關係能否創造新局面，本文擬加以探討。

自1987年以來，台灣製造業就業比例開始大幅下降。這樣的情形，一般又稱為「去工業化」，引起了很多的討論與擔憂。許多人把台灣的「去工業化」歸咎於對中國大陸的投資與貿易。然而本文發現，台灣早在1996年之後便停止「去工業化」。如此現象迥異於一般已開發國家的情形，因此本文研究目的即在於探討台灣為何發生「去工業化」以及為何停止。本文首先將製造業分為「三階段、三類別」，並比較台灣經貿之發展，進行對照分析，發現：台灣傳統產業受到全球化因素影響造成勞動需求萎縮，導致台灣1987年與1996年之間出現「去工業化」；然自1997年開始，技術密集產業之勞動需求隨著對外投資與貿易增加而成長，使得台灣停止「去工業化」；其次本文依照「Rowthorn 模型」，先將製造業就業比例分為傳統產業與非傳統產業，再將造成「去工業化」的因素分為三類：經濟發展、全球化、景氣循環，並以實證分析檢驗台灣案例後發現：景氣差、失業率高對於傳統與非傳統產業的就業比例都有負向影響，但經濟發展與全球化因素對於傳統產業就業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對非傳統產業則有顯著正向影響，促使傳統產業釋放出來的勞動力被非傳統產業所吸收，因此台灣的製造業整體就業比例得以維持在27%左右，並未如西方國家般持續得「去工業化」。 / Since 1987, the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rate in Taiwan had dropped dramatically for almost 10%. This situation, so called de-industrialization, has drown much attention and at many times been attributed to the expanding investment and trade with China. However, the trend of de-industrialization in Taiwan, unlike cases in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has been stopped since 1996.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find out why de-industrialization had once taken place in Taiwan and why it then got stopped. Firstly, we employed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n the data categorized as “three sectors and three phases”. Results indicated the negative impact of outward investment and trade with China on conventional industries and positive impact on non-conventional ones. Secondly, based on the “Rowthorn Model”, we used regression analysis to examine whet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globalization, or busyness cycle will affect the employment rate of conventional and non-conventional industries. We found out that bo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lobalization factors had caused the decrease of labor demand in conventional industries and the increase in non-conventional industries. The declining of conventional industries was the cause of de-industrialization after 1987, while the non-conventional industries, not the service industries, keep absorbing labors from conventional ones and therefore stopped the trend of de-industrialization after 1996.

近年來，兩岸貿易限制漸漸減少並積極簽訂ECFA等經濟協議，赴大陸投資的企業逐年增加，相對地臺灣勞工至大陸工作者亦隨之與日俱增已呈常態。臺灣勞工欲前往大陸工作之人數節節攀高，相反地薪資給付額度卻漸漸下滑，相對地勞動權益是否會受派駐大陸而產生衝擊是本文欲探究的問題。我國在無任何調動法令下，企業間調動已陸續在勞資間發生問題與爭議，同時間勞工面臨企業間與國際間的調動，是以何種方式派駐，為勞雇間法律關係是否有產生什麼變化，而勞工既有的勞動權益在工資、退休金、職業災害與解僱保護方面將如何受到影響，是本文欲探究的研究核心。 本文研究內容如下： 本文先以具有關係企業或子公司於大陸的企業或集團企業為研究對象，藉由深度訪談了解多家企業派駐勞工至大陸工作的型態與方式，歸納出以下三種型態：調職派駐、離職派駐與長期出差，並逐一釐清我國各種派駐型態之法律關係。同時，由訪談內容歸納出我國企業派駐勞工至大陸時，因派駐讓勞工在工資、退休金、職業災害與解僱保護這幾方面可能遭遇之問題，並在後續以不同的派駐型態檢視對各種問題的影響。 對派駐大陸對勞動權益影響之探討分述如下：首先以工資之原理探討受派駐產生的派駐津貼等多樣給付是否可認定為工資，同時以上述三種型態檢視對工資認定帶來的影響，並輔以學說與判決加以分析；其次，檢視不同派駐形態對我國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勞基法退休金與勞退條例等退休金各帶來什麼樣的影響；職業災害部分，先以三種型態在職業災害雇主責任該如何歸屬，同時探究於大陸派駐期間之災害是否皆能認定為職業災害，還是亦與臺灣相同須符合職業災害要件始能認定為職業災害；最後則是探討解雇保護制度，受派駐勞工欲提早回任者，企業可否以勞基法第11條予以解雇，及包二奶、婚外情等私人因素，可否作為解僱勞工的要件。 針對上述探討的議題整理出派駐型態之特色與新興現象，並對集團企業之雇主責任、我國人力統計等議題提出筆者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