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主要是利用市場區隔的方法，對電視觀眾之生活型態、心理需求及人口、社經 等特徵加以剖析，并探討不同特徵的觀眾在觀看時間、節目因素的偏好上的差異。 第一章探討研究動機、目的，并界定研究對象、範圍與研究中的所有變數。第二章詳 細論述各變數的理論基礎與相關性，并評述中外有關的研究。第三章為研究設計，內 容包括研究構架與假說的建立、研究工具、預試的信度分析，抽樣設計及資料收集與 分析的方法。第四章分析抽樣的結果。第五章剖析觀眾的特性并加以區隔。第六章分 析不同區隔的觀眾對電視節目的看法。第七章為研究的結果與意義，以及爾後研究的 建議。

第一章結論，分二節，第一節研究動機，範圍與途徑，第二節衝突概念的分析，說明 衝突思想的轉變，並就衝突概念加以澄清。 第二章組織中部門間衝突之先在條件，分別就心理認知，組織結構與溝通三方面加以 探討。 第三章組織中部門間衝突之影響，第一節對各部門的影響，探討衝突發生後，各部門 內，彼此之間、以及勝、敗各方所可能有的變化，第二節探討部門間衝突對整個組織 所可能產生的影響，從正、負功能兩方面加以說明。 第四章組織中部門間衝突之管理，首先說明管理衝突不僅具有消極的減輕意義，尚含 有積極的利用與製造衝突之意義，第二、三、四節則分別說明減輕、利用及製造衝突 之方法，第五節則探討部門間衝突之管理模式。 第五章結論，從系統、權變觀點，對部門間衝突作一綜合性說明。

第一章 緒論本章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理論架構以及研究假設。 第二章 研究方法本章說明研究程序、問卷設計、訪問方式、分析技術和研究限制。 第三章 尋志讀者之特性本章分析各類雜志讀者在人口統計、社會經濟、心理等變數 上的特性和差異。 第四章 雜志讀者之閱讀行為本章分析各類雜志讀者之閱讀時間、閱讀地點、閱讀動 機、閱讀方式、訂閱方式、考慮因素以及對廣告的態度等。 第五章 雜志讀者之消費行為本章分析各類雜志讀者在家電用品上的消費行為，包括 接受新產品的程度，付款行為、情報來源、購買地點及考慮因素等。 第六章 雜志讀者之區別分析本章應用區別分析之多變量統計技術，區隔各類雜志讀 者。 第七章 結論本章總結本研究之主要發現，並提出對進一步研究的建議。

第壹章為結論，說明本文研究動機、目的、方法及範圍。第貳章則運用歷史的研究指 出新生活運動係以剿共、抗日為其時代背景，所發起的一項心理建設之運動。經由解 析得知它具有救國運動、社會運動及教育運動的性質。第三章則從法律學、社會學、 心理學、倫理學、教育學的觀點，探知倫理教育的涵義及目的為：運用各種教導的方 法，使受教者認知且實踐人群關係所應遵循的道德法則，和人生至善理想的一種歷程 。而置於個人道德教育、家庭倫理教育、社會倫理教育、民族倫理教育、世界道德教 育的範疇內實施。第肆章則從國民道德生活教育的觀點和民族復興的觀點，得知新生 活運動有其意義與時代價值。第伍章則探討新生活運動對當前倫理教育所生的影響， 顯示學校倫理教育在青年訓練大綱、共通校訓、訓育綱要、生活教育方案等教育法令 ，和生活與倫理、公民與道德課程，以及社會之國民生活改造運動，仍係愛新生活運 動一脈相傳的影響。第陸章為結論，從第肆章的探討中可知新生活運動是國家現代化 的初步，有其意義和價值，唯其較偏重外在行為習慣的養成，故今後若再重新施行時 ，應特重理性的啟發，俾由外鑠而內發，由勉強而自然，充分發揮倫理教育的功能， 以培養我國國民獨立自強、頂天立地的健全人格，以創建現代社會整齊清潔、簡單樸 素及迅速確實的新生活！

現代化組織雖然熱衷於導入資訊科技來提升組織競爭力，但研究發現近一半的科技導入最後是以失敗收場；此種不導入科技則組織將失去競爭力、但導入科技後卻達不到預期成效的兩難，是造成組織生產力困境的原因之一。此一企業面對科技採用的兩難困境，引發本論文的研究動機。 實務中許多科技導入失敗的案例已經說明決定企業是否擁有競爭力不在於組織是否導入科技或使用者如何採用新科技，愈來愈多的研究已證實如何在導入科技後，讓員工願意改變既有的工作習性，並樂於持續地使用科技，且逐漸將科技使用內化成為日常工作實踐，可能更加重要。此外，實務中也常發現組織內的科技使用者在面對相同科技時，往往並不是接受科技，或是拒絕科技的二元採用論；相反地，因為使用者會對科技進行自我詮釋與賦予個人意義，故導致許多不同且有趣的採用類型，甚至可能造成非預期的負面反應與行為。 過去許多探討個人層次的科技採用研究專注於科技採用者的認知因素對科技接受與否之影響，本論文則專注於科技採用的情感面探討，瞭解使用者對科技的心理擁有感受如何影響採用行為。綜合過往文獻的不足，本論文提出二項主要研究問題：(1) 科技採用是否存在多元化的採用類型？影響原因為何？與 (2) 科技採用者對科技的心理擁有感如何影響科技採用行為與績效？ 針對上述的研究問題，本論文回顧科技採用、科技意會、心理擁有感與在地知識等相關文獻，輔以二階段的研究策略，依序進行個案質化研究的理論建構 (研究一) 與量化假說的理論驗證 (研究二)。首先，研究一以新加坡康福計程車與台灣大車隊計程車為研究個案，藉由瞭解二地的計程車司機如何採用衛星派遣科技之紮根研究，歸納出科技採用者的科技心理擁有感將影響對科技的意會，與使用科技的在地知識類型；其次，科技心理擁有感可藉由以上二者的中介效果，進而影響科技採用型態與採用頻次。本論文由研究一推導出相關的研究假說，以供研究二進行關係驗證。最後，在研究二中，本論文藉由科技心理擁有感、在地知識、科技意會的量表發展與結構方程式統計分析，進行研究一的假說驗證與探討。 經由數百位計程車司機開車實踐的觀察、訪談與大樣本問卷調查後，本論文發現科技心理擁有感可區分為「我的科技心理擁有感」與「我們的科技心理擁有感」二類屬性；而科技心理擁有感將產生二大類的科技意會類型：「實用認同型科技意會」與「自利專屬型科技意會」，與二大類的在地知識：「近地型在地知識」與「遠地型在地知識」，最後，進而影響科技的多元採用類型與採用績效。 本論文有系統地利用質性紮根研究進行構念的歸納與分類，發現不同型式的科技心理擁有感、多元科技意會、在地知識與科技採用類型，並建構一個多構念且具完整性的科技採用分析架構與衡量方法。同時，本論文也借用組織行為理論中的心理擁有感理論於科技採用研究中，以解釋個人對科技的心理擁有感如何影響科技採用行為。整體而言，本論文力求達到研究情境真實性、研究衡量精準性與研究結論類推性的理論建構三大目標。 / For purposed of efficiency, organizations often engage in adopting or transferring new technology across national boundary to increase their competitive advantage. But researches found over half cases of 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mplementation failed in the end. This dilemma between los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without IT implication and failing in adoption with technology transfer is a main challenge of organization. The research objective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to understand the profound occasions of this dilemma. In the reality, many IT failure cases have illustrated keep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for organization was depends on how to transform users’ routines or habits from current IT usage on post-adoption stage rather than adopting a new technology on pre-adoption stage. In other words, the final goal of IT implementation is to internalize the technology use to become users’ daily practices. In addition, what is missing from the current discussion literature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is that technology adoption is multiple patterns rather than a trade off between acceptance and rejection. Therefore, in different organizational context various users may render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ame technology, leading diversified adoptive behaviors or some negative and unexpected results of IT use. The first research question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How do people’s situated practices enact patterns of users’ sense-making towards technology, leading to multiple modes of technology use? Prior studies of technology adoption in individual level have developed a set of useful analysis on technology acceptance from users’ cognition perspective. However, the current literature has not yet investigated behaviors of technology adoption from affective approach. The second research question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How feeling of ownership of technology individual user has influences their technology use?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view from technology adoption, technology sense-making,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and local knowledge, we built a two-stage research strategy to answer the above research questions. First, we formulae a conceptual framework by conduct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 Two cases was investigated in this stage, they were Comfort Taxi Co. in Singapore and Taiwan High Transportation Co. (THT) in Taiwan. By ethnographic data collecting from two cases in two years fieldwork, we observed how taxi drivers in Singapore and Taiwan adopt and use the same technology, 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dispatch system, named Cablink. Second, from the findings of qualitative cases, we generalized the some hypothetical relationships among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of technology, technology sense-making as well as patterns of local knowledge users own. The next, we test these hypotheses through questionnaire development and surveys answered by THT taxis drivers in Taiwan. Th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the taxi drivers had two types of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of technology (Self-oriented and Collective-oriented) triggering two modes of technology sense-making (Pragmatism sense-making and Autism sense-making), and two kinds of local knowledge (Local search on knowledge and Distant search on knowledge). Consequently, the frequency of technology use will be influenced by above constructs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In conclusion, this dissertation proposes to analyze technology adoption through sense-making and feelings of ownership by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The findings enhance the theory of technology sense-making and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and suggest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post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global technology transfer.

「全民國防」是世界各國在現實主義的引導下，以國家安全為著眼，以軍事安全為前提，為有效預防及遏止敵人入侵所採取的一種作為；然而，伴隨資訊革命、科技的進步，國家安全的概念、內涵和國家安全威脅有了很複雜的變化，不能再從傳統安全觀的角度來看國家安全的發展。冷戰結束，一個全新的國際安全環境正逐漸形成。後冷戰時期的安全威脅，不是來自超級強權的軍事對抗或是軍事衝突而可能是來自天災人禍、環保、走私、販毒、疾病傳染，都應含括其中。就我國而言，長期以來中共的武力恫嚇有增無減，而近年來國內天災人禍頻仍，造成有形、無形的傷害損失，難以計數；顯示國家的安全威脅，並不僅是來自外部的軍事威脅，還包括了來自內部的天然與人為的威脅因素。因此，建立全面性的綜合性安全，乃是政府或民間都必須具有的基本共識與準備，那就是平時與戰時機制要能結合運用，因此「全民國防」將成為維護國家綜合安全最具效能的平戰結合概念。而我國「學生軍訓教育」，始終以建立愛國家、堅強心理防衛與達到全民國防為目標，正值2004年2月1日，全民國防教育法公布，又適逢軍訓制度改革之際，如何隨著社會變遷，調適其價值與功能，發現軍訓教育的核心目的，進而獲得社會認同與肯定。雖然教官的角色備受爭議，但教官終能不斷配合時代的需要而自我調適，由最初的軍事管理，轉變為傳授軍訓教學、輔導、服務學生生活以及教育服務役行政的管理者四種角色功能。這四種價值功能，已普遍獲得肯定。然而，為了使軍訓制度能永續發展，應適時檢討更改組織名稱、明訂教官角色功能、提高教官學術專業水準、協助教官取得教師資格等政策方向。本研究提出未來學生軍訓教育將隨著時代的變化，學生軍訓教育也將轉型成學校全民國防教育，成為推動「全民國防」最有效率的執行方式，而學校國防教育最終的目的，就是要能在戰時能夠動員青年學生服勤，支援軍事作戰；平時發揮人力資源，協助緊急救難、救災。為達到此一目標，未來學校全民國防教育應以青年服勤動員為軸心，建構整體架構，讓全民國防在學校教育中以青年服勤知能教育為主軸，以軍事防衛、全民防衛、平民防衛及心理防衛為骨幹，進而達到全民國防之目的。

本研究採情境實驗法，探討具有「道德臉面」威脅的請託情境，如何影響個人選擇不同的求助對象。研究一操弄請託情境為「有關」vs.「無關」道德臉面的威脅。結果發現：在「無關」道德臉面威脅的情境，絕大多數的問卷填答者，選擇向情感性關係的家人求助，這時個人決定找家人幫忙的主要考量，是希望獲得「較好的協助」；反之，在「有關」道德臉面威脅的情境下，絕大多數的問卷填答者，選擇向工具性關係的陌生人求助，而此時個人主要的考量，是為了「維護面子」。不過，在「有關」道德臉面威脅的請託情境，又無陌生人可以求助的情況，問卷填答者選擇向家人或朋友求助的人數，並沒有顯著的差異。 研究二操弄威脅「道德臉面」的請託情境，事件當事人和請託者之間不同的自我關聯程度（自己vs. 家人vs. 朋友），以及此失面子事件的發生，是否有一可被接受或同情的「合理藉口」。研究發現：當「自己」就是事件當事人，且沒有合理藉口時，問卷填答者傾向選擇工具性關係的陌生人求助。反之，如果事件的發生有一可解釋的外在理由，則問卷填答者選擇向陌生人和朋友求助的人數沒有顯著差異。當事件當事人是「家人」且沒有合理藉口時，填答者同樣會選擇向陌生人求助。不過，當「家人」有可被同情的藉口時，則絕大多數的填答者，選擇向朋友求助。在當事人是「朋友」的情境，則不管事件發生的理由為何，大多數的問卷填答者，均選擇向混合性關係的其他朋友求助。與研究一相同的是問卷填答者在選擇向「朋友」求助時，考量的因素是希望能獲得「較好的協助」，反之，當其選擇向「陌生人」求助時，考量的因素則是希望能「維護面子」。 研究三則設計在威脅個人「道德臉面」的請託情境中，有一些可以讓事件當事人覺得不會沒面子的可幫助熟識者（同事）。並操弄讓當事人感到「沒面子」程度不同的求助對象選擇（同事vs.陌生人vs.家人vs.朋友）。研究發現：當有不會讓當事人覺得沒面子的對象存在時，問卷填答者多優先選擇向此對象（同事）求助。只有在沒有此對象可以選擇的情況下，填答者才會退而求其次地選擇向「陌生人」求助，在連陌生人也無法選擇的情況下，問卷填答者選擇向家人或朋友求助的人數則沒有顯著差異。分析研究的資料則發現，影響問卷填答者分別選擇向「同事」、「陌生人」、「家人」或「朋友」求助的主要因素，是因為相對而言，在該不同求助對象的選擇下，問卷填答者對該對象比較不會覺得「沒面子」。 整體而言，在威脅「道德臉面」的請託情境中，最能預測問卷填答者，選擇哪一種關係對象求助的預測變項，是其「沒面子」的感受，而非西方個人主義文化中強調的「自尊」。同時，當個人因覺得「沒面子」而選擇向陌生人求助時，其考量的主要因素是希望能「維護面子」。換言之，在會威脅自己面子的情況下，是否能獲得對方「比較好的協助」，則不是那麼重要。

本研究以自我參與、自我敘說的方式，呈現超個人心理治療中的奧修「神秘玫瑰」活動，對研究者本身帶來何種的生命經驗?而此經驗又對研究者產生何種影響? 透過自我敘說的研究取向，研究者感受到整個活動過程，就像是從「頭」到「心」的療癒—一步一步地展現出研究者的人際關係、欲望、人格特質、身心狀況，並慢慢地開始化解掉身、心的不舒服，而產生人際模式、行為的改變，也幫助研究者領悟到助人工作的原動力。除此之外，透過活動過程的臉部紀錄，研究者也看到自己較深的內在情緒狀態。 而在故事敘說後的分析中，研究者發現自己小時候的經驗，影響到目前的人際關係與工作、生活態度，並在活動中得到轉化，而產生了具體的改變。除此之外，在整體生命能量上，也產生流動或提昇，並體會到自我生命的富足，是助人工作的原點。 在反思的部份，區分成活動參與者與論文研究者，兩個不同的層次。在參與者部份，我發現自己的生命，其實是一直在對抗主流的心理學、精神醫學，以表達精神障礙者家人的不滿，卻忘了把這股力量，轉成正向的力量，來照顧好自己。在研究者部份，發現要透過語言傳達自己的經驗，其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並看到東方智慧運用在助人工作的可行性。 在建議的部份，再依據本研究的結果，提出帶領類似「神秘玫瑰」活動的超個人心理治療團體，所需注意的事。 最後，在「對話」的部份，呈現出研究者參與不同靈修活動的經驗，與經驗間的對話；並透過「現在的我」來看到，活動心得領悟是對參與者的當下有益，而提醒讀者去經驗自己的生命禮物。 / The study is exploring the experience of the researcher participates the Osho Mystic Rose activity and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ese life experiences.So the researcher will participate the group activity and narrates what he experiences. From the activity,the researcher feels that the process of the activity is a kind of therapy from head to heart.So the researcher can see clearly his relationship,desire,personality trait,and psycho-body situation.Then in the process of activity,the discomfort of psycho-body slowly disappears and the model of researcher’s relationship changes.The researcher also has an insight about the base of the work of helping others.The researcher also see the deeper emotion state from the record of the face pictures of the process of the activity. From the meta-story,the researcher finds that his childhood experience has influenced the present relationship,work,and the life’s attitude.And by participating the activity,the researcher’s state is changed and.the life energe is rising.Otherwise,the researcher is awaring that the helper’s blooming life is the root of the work of helping others. About the self-reflection of study,it can be discriminated two levels—participant and researcher.In the participant level,I find that I,the brother of psychotic handicap is against the dominant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to show the bitterness.But I forget to translate the opposed energy to positive energy to take care myself well.In the researcher level,I.find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use language to transmit experience to others,and maybe the east wisdom can be applied to the wok of helping others. In advice,the researcher suggested something important about leading the transpersonal psychotherapy group. It is that the group leader should construct the secure environment to let members exploring themselves freely and keep in touch with the present. Finally,the last part,Dialog,it shows and compares researcher’s experiences in different spirit-training groups.An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being,the researcher’s insight from activity can not be fitted to others.

本論文試圖以胡塞爾現象學解決哲學史以來留下的哲學難題之可能－「心物或心身二元論」（dualism），克服胡塞爾在《危機》一書中分析的二元論之根源「心靈自然化」問題。哲學層次上心物二分（斷裂）延伸出不可認識之「不可知論」；身心二分說明了理論解釋上的問題，重點是如何看待心靈與身體及其關係都是根本要待釐清。當代心靈哲學為解決心身問題出發而傾向將心靈物化，實體唯物主義為基本共識，精神自然化的思考導致精神醫學採以「器質論」立場。並且科學心理學作為物理學邏輯延續也都導向「還原」方法研究可觀察實驗的行為上。 胡塞爾的將心物關係轉換為「純粹意識中意向活動與意向對象的意向關係」，具體經驗事實世界的本來面貌為意向活動所形構的意向對象，反過來說意義賦予活動成就了事實自身。而身心問題溯回至心靈與身體原初意義而自然消解兩者二分的問題。關於二元論的解決同時是心靈自然化的克服，現象學試圖理解一門非自然化的心靈的可能，徹底批判科學化心理學處理，建構一門徹底擺心理物理科學影響之下的獨立心理學即「純粹現象學心理學」。 關鍵字：胡塞爾、心物二元論、身心二元論、心靈自然化、純粹意識、身體、心靈、現象學心理學、超驗現象學 / The thesis tries to solve the philosophical problem－mind-body dualism－in philosophical history by Edmund Husserl’s phenomen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naturalize mind or soul which causes dualism in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Philosophically, mind-body（matter） dualism leads to agnosticism in epistemology. Mind-body dualism problem comes from the problem of interpretation in theory, and it is important to essentially understand mind, body and their relatio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in modern times makes mind materialize in order to solve the mind-body dualism, and substance materialism is accepted by most of philosophers. This effects psychiatry thinks psychosis as an organic disease. Besides, scientific psychology is in logical continuity with, and relies partly upon, the physical sciences, and makes use of reductive method to research observable and experimental behavior. Edmund Husserl turns mind-body relation into conscious relation of noesis-noema in pure consciousness. Fact world as noema is constituted by noesis, or bestowing sense achieves things themselves. Solving mind-body problem is going back to primary meaning of mind and body, and then the problem is solved naturally. Solving mind-body dualism is the same as naturalized mind. Phenomenology attempts to know anti-naturalized mind, to criticize thoroughly scientific psychology, and to establish a purely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which is free of everything psychophysical. Key words：Edmund Husserl、dualism、naturalize mind ∕soul、pure consciousness、body、mind、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Linehan（1993）、Krause等人（2003）發現童年在情緒無效環境中成長的個體會產生情緒調節困難，且情緒無效性常會惡化成人時期的心理及行為問題，包含自我傷害行為。據此，研究者試圖了解童年情緒無效性是否會造成個體無法接納其負向情緒，進而增加其自我傷害行為的發生機率。本研究的目的有二：一是發展「情緒不接納量表」，並初步驗證其信效度。二為探討「童年情緒無效性」與「情緒不接納」與「青少年自我傷害行為」三者的關連性。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研究對象為478位高中職及國中學生。研究結果發現，情緒不接納量表可分為「對情緒的自我評價」及「對情緒的否定」兩個因素。負向情緒社會化與心理虐待會使個體較容易產生對情緒的自我評價。心理虐待能預測高中職學生自我傷害發生的有無及累積頻率；對情緒的自我評價能預測兩組學生自我傷害行為發生的有無。對情緒的自我評價及對情緒的否定在負向情緒社會化與自我傷害累積頻率、心理虐待與自我傷害累積頻率之間並無中介效果。最後研究者針對國中、高中職學生心理發展階段的不同、負向情緒社會化與心理虐待在概念上的差異，及對自我傷害的影響路徑進行討論。 / Linehan (1993), Krause et al. (2003) found individuals who grow up in an emotional invalidating environment during childhood may have difficulties in emotional regulation, and emotional invalidation often deteriorate both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 problems later on in their adulthood, including deliberate self-harm behaviors. Therefore, this study tried to investigate whether childhood emotional invalidation can cause one’s emotional nonacceptance, and therefore can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deliberate self-harm behavior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velop the scale of emotional nonacceptance, 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emotional invalidation, emotional nonacceptance and adolescents’ deliberate self-harm behaviors. The study was based on questionnaires, and the participants were 478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wan. The main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First, the scale of emotional nonacceptance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factors: self evaluation of emotion and denial of emotion. Second, negative emotion socialization and psychological abuse can predict adolescents’ self evaluation of emotion. Third, psychological abuse can predict the occurrence and accumulative frequency of deliberate self-harm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self evaluation of emotion can predict the occurrence of deliberate self-harm of all high school students. Finally, self evaluation of emotion and denial of emotion do not play as mediators between childhood emotional invalidation and the frequency of adolescents’ deliberate self-harm behaviors. The investigator discussed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between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egative emotion socialization and psychological abuse, and their paths that influence deliberate self-harm behavi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