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旨乃透過議題所有權的角度，探討政黨競選廣告的策略。民眾認知構成議題所有權的形成，而台灣民主化時程尚短，本文觀察台灣民眾是否可以基於過去觀察政黨競爭的經驗，建立議題所有權認知。而如果民眾確實對於政黨具有議題所有權認知，則該認知是長期穩定的，還是短期浮動的？此外，本研究透過議題所有權、議題聚合、及議題入侵等三項概念分析國民兩黨在2012年的總統大選電視競選廣告，並藉以探討政黨是否善用其議題所有權。 筆者透過t檢定以及相關統計圖表，分析台灣民眾2006-2012年的議題所有權認知，以及透過內容分析法，分析2012年總統大選中，政黨電視廣告議題策略運用。研究結果發現，台灣民眾具有長期而穩定的議題所有權認知，且民眾的政黨支持和議題所有權認知有其關聯性。大部分民眾還會偏向認為他們所支持的政黨，處理各項議題的能力較好，這樣的認知在政黨認同上有明顯的差異性。而在2012年國民兩黨的電視競選廣告策略方面，這次無論是在位者或是挑戰者，所採用的都是議題聚合策略，把主力放在民眾所關心的議題上，不過由於候選人角色不同，廣告的表現形式也有所不同。在位者（馬陣營）的廣告策略為議題聚合形式搭配正面廣告或攻守俱備的廣告，著重在自身政績的傳達；而挑戰者（蔡陣營）的廣告策略為議題聚合形式搭配負面廣告或攻守俱備的手法，著重在傳達馬政府執政不佳以及自身領導形象，台灣此次的競選中強調議題聚合現象的比例十分的高。

台灣無線電視「老三台」（台視、中視與華視）所有權制度，在2000年代中期發生劇烈變化。華視朝公共化發展，中視與台視則民營化成為商營電視台；雖然走向不同，但以往「官控商營」的三台，卻也都各自進入「媒體集團」的所有權模式。民營化後的台視由非凡電視台入主，新資方揭櫫「低成本、高收視」之方針，在製作成本大幅降低與人事預算縮編下，新聞從業人員直接面臨工作負擔增加等問題。本研究希冀以台視2007年公股釋出、走向民營化、集團化的的歷程為例，探究所有權變動對於新聞組織與工作者的勞動影響。 台視勞動條件隨民營化組織變革有著幾個時期的轉變，首先在優離優退的人事瘦身後，留任員工雖明顯感受工作負擔加重，然因資方塑造「共體時艱」共識，勞動者與工會多以順從承擔代替抵抗。新聞部員工則因工作性質，不僅缺席工會運作，也少有為自己勞動權益發聲的行動。民營化之初，台視透過外購與合製等方式節省成本，但資方也不忘逐步提高節目自製之比例，在有限人力下，留任的勞動者身兼數職以成就資方揭櫫之方針。而資方棒子與紅蘿蔔賞罰兼施，逐步在薪資福利上調整，持續凝聚勞資雙方的共識。總體而言，黨政軍三退、民營化的台視，政治勢力脫離官控商營的侍從關係，不過藉由業配等商業運作，政治力則以較迂迴的方式滲透新聞製作獲得發語權。 / The central concern of this thesis underlines ,after Free Radio Movement, how the ownership shifted and what Taiwan Television Enterprise has done to the process of the privatization before and after 2007. It asks how media workers reflect and adapt themselves to the strategies of new employee. Through the method of in-depth interview, this thesis interviewed nine employers, including 5 reporters, 3 supervisors of the news department as well as the head of the union. From the interview, it shows the solidarity and the consent which established and conveyed by TTV employee from many aspects to have their employers and labors ‘’Making out’’ all of the process, regardless of the overtime and overload works. Another finding of the thesis is ,without the political wrestling and after Free Radio Movement, TTV’s privatization process did get rid of the direct control from government and the political party, however, TTV develops the commercial way to penetrate into the news production.

對於台灣本土企業而言，接班風險往往成為一項獨特的經營管理風險。本研究分析某一家未能有效管理接班風險的金控企業，並以另一家係有效管理接班風險的金控企業做為對照標竿，藉以探索金控家族企業因為傳承所面臨的接班風險。透過訪談資深幹部所得之資訊，本研究歸納金控家族企業接班過程的可能問題為潛在接班人的「培訓過程」與「態度問題」。此外，就彙整報章雜誌的額外則發現，接班風險較高的企業有較多因為內控問題而產生的裁罰案件，而若干裁罰案件顯示係因所有權凌駕經營權造成的企業損失，並損及企業的商譽。具體而言，與對照企業相較，接班風險的金控企業有顯著較高的裁罰案件與媒體負面報導，相信本研究所提供的對比分析將可提供台灣本土企業有效降低接班風險的參考。 / Succession risk is a unique risk management for local Taiwanese companies. This study analyzes a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which fails to effectively manage succession risk, where another benchmark company with effective succession risk management is used as comparison to probe into the succession risk faced by the family-run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from inheritance. The study applies information acquired from interview with senior managers to conclude that likely problems in the succession process of family-run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 could lie on the “training progress” and “attitude issue” of the potential successors. Moreover, additional findings from the compilation of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suggest that companies with higher success risks tend to face with penalty cases due to internal control issues. Several penalty cases would imply corporate loss as a result from ownership overriding management with damage to the corporate reputation. Specifically, compared with controlled company,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 with succession risk is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ly higher penalty cases and adverse reports from the media. The study is believed to provid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that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local Taiwanese companies to effectively reduce succession risk.

本論文計一冊，約五萬字，分五章十七節。茲就各章內容做扼要說明如下： 第一章：緒論，表達本論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與流程及研究範圍與內容。 第二章：文獻回顧，從土地所有權意識型態的演進、民主理論及規劃理論等三方面學 說及理論的探討，來說明公共參與之重要性與前瞻性。 第三章：公共參與實例之比較，扼要地介紹各先進國家規劃過程中公共參與的規範及 執行情況，並與國內之法律規範及執行情況做一比較。 第四章：我國公共參與之實證分析－－以台北市為例，以台北市政府工務局都市計劃 處及都市計劃委員會彙總之人民建議案資料等，做實證分析，以了解其影響之型式與 程度。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日本統治台灣期間，所施行之地籍管理（土地登記）制度，曾數度更迭；其關於物權變動之效力，自一九二三年日本民法施行後至台灣光復止，係採意思生效主義，土地登記制度係採任意登記，僅為對抗第三人要件（契據登記制）。然台灣光復後，有關土地登記制度自應改為適用我國土地法制。我國物權變動係採登記生效主義，土地登記制度係強制登記。 於台灣在日治時與光復後不同土地登記制度之情形下，其制度銜接之實情如何？乃為本文論敘之重心。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在台灣光復初期，對於台灣土地法制之銜接，係以土地權利憑證繳驗工作為之，並將其視為依我國土地法辦理第一次所有權登記（土地總登記）。而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為辦理土地權利憑證繳驗時，使台灣人民及其所屬各級機關有所依循，曾於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五日發布所有土地權利人應依限向所在地土地整理處申報登記公告，規定：自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起至同年五月二十日止，在此一個月期限內，無論公有、私有土地，凡已取得關係土地上各種權利之團體或個人，各應填妥申報書，並檢齊有關土地權利憑證，持向土地所在地土地整理處申報。此外，並於嗣後發布初期清理地籍實施要點、台灣初期清理地籍圖籍檢查收件審查須知等主要行政命令及下達許多補充性之職權命令。 事實上，台灣行政長官公署依前揭等行政命令，所辦理之地籍清理，係違反當時土地法相關之規定。因此，當地政署察覺時，旋即代電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要求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應先將冊籍之整理與抽查、土地權利之清理及土地總登記等三項業務，擬定辦法送地政署或呈行政院核定後，才可實施。嗣後，行政院纔於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三日發布台灣地籍釐整辦法，用以作為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辦理台灣地籍整理之依據。然本辦法並未對辦理土地權利憑證繳驗之程序、期限、應繳附憑證種類等實體事宜，有所規範。是故，行政院另於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第七八○次會議通過台灣省土地權利憑證繳驗及換發權利書狀辦法，台灣行政長官署隨即於同年五月二日發布施行。值得注意者是，在該辦法發布施行時，台灣地區有關自然人權利憑證繳驗，審查工作已告完畢，部分縣市正進行至土地權利公告接近完成之階段；且亦有部分縣市，已完成登記工作。 又，由於台灣光復初始，接收工作及有關日常行政工作，相當繁重，並由於大陸國共內戰方織，在物資及人力上都相當吃緊，因此不論大陸或台灣地區，時局均處於動盪狀態，也因此無法如承平時期，於充分準備後，再行開辦土地權利憑證繳驗。事實上，政府在開辦前，對台灣既有之土地登記制度及物權變動法制未曾有深入瞭解，致未針對大陸與台灣土地登記制度及不動產物權之不同處，在辦理權利憑證繳驗時，制定過渡辦法，以資銜接；開辦時，又有人員素質不足、語文隔閡、法令不完備及法令變動太快等問題。在前敘情形下，勉強辦理之結果，造成土地登記總簿之記載相當紊亂，有以日治時期□耕權及賃借權等非我國法定物權為登記者，亦有將不合我國法律規定之權利主體予以登記者，如祭祀公業、神明會、會社、財團及組合等，甚至有將台灣總督府登記為權利主體之情形產生；又，對於登記名義人之住址，亦有未記載或記載不全等情形。此外，更有將台灣人民私有土地所有權收歸國有之情形發生。也因此，有關土地權利憑證繳驗衍生之爭議，於土地權利憑證繳驗完成後，不斷在行政部門及法院浮現；甚至許多爭議延宕至今日，仍無法解決。 總之，政府於光復初期所辦理之土地權利憑證繳驗，雖釐正台灣地區之產權，並確立我國於台灣地籍管理（土地登記）之制度；但相反地，由於如上所敘因素之影響，土地權利憑證繳驗工作之結果，進而對某些日治時期擁有土地財產權之台灣人民，造成不當之侵害。

本研究針對我國1996年至2006年之上市櫃公司，以最終控制集團發生異動之公司作為經營權異動樣本，探討經營權異動之決定性因素，與異動後經營績效表現與公司治理機制間之關聯。 實證結果顯示，董監事持股比率愈低、最終控制者無超額持股、經營控制權與所有權偏離愈大、董監事持股質押比率愈高之公司，其經營權發生異動之可能性愈高。獨立董監事之設置雖與經營權異動之可能性呈正向相關，惟其關聯性未達顯著水準。經營權異動之公司，其財務績效在異動前後並無顯著差異，表示經營權異動之目的可能不在取代無效率之管理當局，也可能表示併購的綜效需要較長的時間才得以顯現。其中，董監事持股比率較高之公司，其經營績效在經營權異動後表現較佳。本研究顯示董監最低持股可發揮利益連結的效果，對於近期金管會擬取消董監最低持股規範之提案，本研究認為有作更深入討論之需要。 / Using companies listed on Taiwan Stock Exchange Corporation and GreTai Securities Market over the period of 1996 to 2006, this study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determinants of change in corporate control and the subsequent period performance after the change. The change in corporate control is measured in terms of change in business group of a specific firm.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companies with less shareholdings owned by their board members, inadequate shareholdings to support their control, larger deviation in cash flow right from voting right, and higher ratio of shareholding pledged by their board members, have higher probabilities of occurrence of change in corporate control. However, the result doesn’t support that independent directors play a role in corporate control change. With respect to the firm performance in the period subsequent to the corporate control change, there exist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s compared to that of prior period. The evidence thus suggests that the replacing unqualified management may not be the primary purpose of corporate control change, or simply that the synergies take more time to show. In addition, this study also finds that firms subject to corporate control change tend to perform better if their board members hold a larger fraction of shares. This result lends itself to the proposal recently discussed by the Financi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Executive Yuan Taiwan on abolition of requirement of minimal shareholding by the board members. It appears that shareholdings by the board members can have interest-alignment effect.

企業內勞資雙方所扮演的角色屬於社會夥伴的形式，此種社會夥伴關係的發展，牽涉到整體經濟發展的成果分配形式；然而社會經濟的發展不應僅以工資及盈餘作為分配企業經濟成果的唯一管道，加上我國近年來貧富差距不斷的擴大，政府應當盡可能擴大勞動者的儲蓄，直接參與生產資本的投入，分享企業的經營成果，以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分配管道。 所謂勞工財務參與乃勞工參與企業經營成果之形式，不論是以利潤分享或是股票持有的形式，均得以自歐盟過去十五年的議程之間所見。因此，本研究透過比較研究之方式，以歐盟六個成員國（包含法、德、 英、愛爾蘭、荷蘭及比利時）為研究對象，藉此分析其勞工財務參與制度及社會夥伴觀點。此外，本文歸納整理歐盟成員國實施勞工財務參與所產生之問題，並介紹其建議解決方法，作為我國參考之經驗。 最後，本研究自歐盟勞工財務參與之角度，將我國企業內勞工財務參與計劃之內容（包含年終獎金、利潤分享計劃及員工所有權計劃三種類型）作一比較後，提出相關制度缺失；透過檢視歐盟勞工財務參與之八大原則，我國於制度上缺乏平等原則，成為圖利少數管理人員之工具。因此，為有效推行我國勞工財務參與制度，本研究建議勞資政三方自以下方向著手：一、政府層面：明確定義計劃中「勞工」之範圍，董監事兼具勞工身分者應排除適用；條件式地提供稅賦誘因，以促進計畫的實施；儲蓄理財制度的健全發展，協助勞工財產之形成。二、勞工層面：加強勞工財務參與之教育宣導，增進勞工的認知；建議政府設立專責主管單位監督勞工財務參與計畫之設立及運作，以確保計畫之公平性。三、雇主層面：促進企業實施勞工財務參與制度；實施廣泛勞工基礎的財務參與計劃，避免淪為少數高階人員自肥的工具；不應限制計劃的投資標的，分散投資風險性；並訂定實施辦法及專責機構辦理，以便於企業推行、增加勞工的參與率。

若將區分所有建築物的問題分為所有關係與管理關係兩大方面，本文係著重於管理關係的討論。公寓大廈管理組織有，(1)管理委員會、(2)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及(3)規約。 管理委員會是指，為執行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委員所設立的組織(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9款)；而管理服務人是指，受僱傭或委任，而執行建築物管理維護事務(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11款)；又基於建築物之所有人的地位，全體的區分所有權人對於建築物的設置維護亦有其基本的責任(民法第191條)。若今因對於管理維護的事務有所疏失，應由誰負損害賠償責任，便值探討。 又關於建築物的維護，公寓大廈僅是眾多建築物型態中的一種，但本文的論述範圍僅限於住宅用的公寓大廈或其混合型態，如住商混合或住辦混合之大樓，故諸如商用大樓、行政機關、學校、醫院等建築皆不在論述範圍中。

本文以「公寓大廈駐衛保全服務契約」為題，探討保全人員失職致社區住戶受到人身或財物的損害時，包括區分所有權人、承租人等「居住者」，是否得對保全公司請求損害賠償。第五章「造成損害之原因的類型與責任根據」，依住戶損害發生之原因，可分為三節，分別為「因第三人侵入造成損害」、「因保全人員自身行為造成損害」、「因災害造成損害」。在「因第三人侵入造成損害」的案例中，本文又從債務不履行責任、侵權責任、消保法服務責任而為檢討。而探討債務不履行時，就必須與第三章契約當事人的問題綜合觀之。 保全服務契約之當事人的認定，實務見解不一，本文認為存在「全體區分所有權人」與保全公司之間。此處之「全體區分所有權人」乃指社區每一個區分所有權人而言，但就此一契約之法律關係應適用民法第293條不可分債權之規定。因此，個別區分所有權人不得對保全公司主張契約上請求權，但仍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以下之規定、消保法第7條第3項、保全業法第15條第2項等規定而為請求。 其中，保全業法第15條第2項是一無過失責任的規定，但請求主體限於「委任人」，即具備契約關係的區分所有權人，至於區分所有權人以外之住戶，例如承租人，則不得據此規定而為請求。未來修法時，應於保全業法第15條第2項委任人後增訂「或其他利害關係人」的文字，使居住於社區之住戶均得依此一規定請求保全業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地權結構的私有化是任何法治國家建立與資本主義化的基礎工程。然而對於台灣原住民族而言，卻是在被殖民的情境下完成的，如何去殖民色彩以及重建對土地所有權主體的事控，便是累次「還我土地運動」最主要的動員目標。本論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希望藉由鄒族地權結構轉化的歷史過程，來了解國家與台灣原住民族關係的進程，尤其是有關土地財產權的執行過程；從而了解原住民自發性的還我土地運動，以便釐清這種關係糾葛的結果。因此從土地所有權的本質性探討，則是解決日益紛擾的原漠地權問題必經之途徑，本文第二章即是從鄒族傳統地權的內在結構，展開此一課題的論述。 　　「缺乏土地財產權」的觀念，是一般人對原住民族的基本認識，從社會文化的脈絡來理解，則可以澄清這個錯誤的刻板印象。地權制度原本就是國家或社會內對於土地利用和佔有的權利關係，它可以是國有制、公有與私有並存抑或是全為私有制。鄒族對於土地所有權的建立，主要是依據先佔原則來作為社會的規範，獵場、漁區、耕地與住地均是按此原則運作。以氏族為所有權之主體，執行管理與分配的共享性社會價值觀。居於大社宗家的氏族長老，往往由有能力者並且通曉社會規範的族人擔任，來管理氏族土地。在山田燒墾為主、漁獵為輔的經濟生活中，尚能與自然生態環境維持精巧性的平衡關係，然而，就在國家權力介入後，從而主導了鄒族傳統地權結構轉化為私有制的結果來。 　　鄒族地權結構的轉化，是本文第三章所要論述的主題。其導致變遷的主要動力來源是政治經濟的外力；而生產方式的改變則是變遷的機制所在。本文認為日本殖民統治的中晚期，時間約在一九三○年代左右，一方面因為與山田燒墾截然不同的生產方式--水稻耕作的引入，使得游耕方式逐漸地轉為定耕方式，衝擊原來氏族所有的地權結構之觀念；另一方面則是政府有計劃的規劃與執行私有財產權的結果。如此一來，政府得以「合法化」取得台灣廣大的山林資源，日據時期的高砂族保留地與光復後的山地保留地都顯露出這樣的目的與意義。在邁向全球資本主義化的浪潮裡，以及聯合國更加重視全球原住民族對土地的傳統權益之際，再加上原住民自我權益的覺醒，再再都促使政府必須重新思考在台灣的原住民土地權利的問題。 　　總之，經過本文對鄒族傳統地權結構轉化的了解，所提出的個人意見是，近程目標須落實地方自治的精神，遠程則希望對於原住民的居住地，能夠實踐民族自治區的理想，如此不僅擺脫過去同化的政策，建立尊重多元文化共存共相融的理念，也符應了一九九三年聯合國所提出新階段的國家與原住民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