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因訴願制度乃行政救濟制度之一環，故本章先簡介行政救濟的意義、目前世 界上兩個主要行政救濟制度類型（英美法型與大陸法型）之概況及其優劣比較，並略 述行政救濟制度之發展趨勢。 第二章；本章採歷史途徑，分述訴願制度之基本概念（如意義、功能及其淵源）及歷 次訴願法修改之特色。 第三、四章；此二章採法制分析途徑，根據司法院解釋，行政法院判例、學者主要學 說、訴願法及其相關法規之規定，分成訴願之要件、提起、管轄、審理、決定及執行 等六個面向，剖析現行訴願制度之主要內容。 第五章；本章主要從實證觀點，檢討現行訴願法規、訴願程序、訴願會組織及人事等 實務，在運作過程中所顯現的缺失。 第六章；本章提出對我國現行訴願制度的綜合看法，並針對現行訴願制度之缺失，參 酌學者專家之見解，試擬可行的改進意見。

我國保險法第136條第2項規定：「非保險業不得兼營保險或類似保險之業務。」，有認為此乃基於保險事業性質屬特許事業¬而設，且各國多規定經營保險業務須經國家授權或許可方可為之，違反此一規定者依第167條負有刑事上責任，且又若係未依第137條第1項規定經許可者則尚有第166條之行政責任。從而，非保險業經營類似保險業務之效果不可謂不重。惟保險法並未就類似保險一詞加以立法定義，且對於何謂保險，學說及實務亦多所歧異，我國司法實務上曾出現「皇家互助救濟金契約」、「鍾愛一生往生契約」、「機車失竊損失保全」、「丟車賠車保證」、「汽車服務（保全）契約書」，以及「第三人責任汽車財損聯保」等業務之經營是否屬於類似保險之爭議，法院亦對之作出相關裁判，然似未有一致之見解。 本文先自憲法上營業自由之關係以及營業自由限制之合憲性加以探討保險營業許可之正當性基礎，並從保險監理之相關理論及目標檢視對於經營保險業務管制之關連性；再藉由外國立法例、學說、及法院判決對保險契約行為之規定與見解，與我國保險法規定、學說、及法院判決對保險意義加以分析整理，蓋於探就類似保險之意義前，有必要須先釐清保險之概念；接續，討論類似保險之意義與要件，以及相關之爭議案例，並提出本文對於學說及實務見解之評析，另外，並論述外國學說以及實務對於爭議案例之處理方式，最後並針對我國保險法第136條第2項之規定妥適性加以檢討，探討第136條第2項所規範之行為(基於保險監理目的)是否有必要與第1條之規定(保險契約法之目的)有所不同，以及對我國保險法相關規範有修正必要者提出修正建議，以供參考。

在勞資自我形成之協商與對抗過程的理型中，勞資間力的均勢及衡平，乃因存在公正之集體勞資關係規範，當勞資之一方（特別是資方）以特定行為違反集體勞資關係規範時，即構成所謂的「不當勞動行為」。而不當勞動行為救濟制度，即屬國家以立法授權行政機關，以特別之行政程序介入勞資自制的領域進行干預與管制，進而回復並確保集體勞資關係得以衡平、公正之特別法制度。 本論文對於日本不當勞動行為救濟制度之探究，擬以「目的」及「手段」之兩大脈絡切入論述：首先，本論文擬從日本戰後勞動法學說的演進作為切入之角度，解讀作為戰後繼受法制之不當勞動行為制度，在嘗試融入本土化之過程中所遭遇之理論爭議，並期以自團結權學說之憲法、集體勞動法論述發展中，再次尋找日本學術界長年間對於不當勞動行為制度論的學說爭議，提供縱向性的宏觀思考脈絡可能性，並找尋足以立足當代集體勞動關係領域之不當勞動行為制度目的論的學說基礎。其次，進入手段層次的探討中，本論文則是在對制度目的嘗試建構的制度理論基礎之下，進入相對較具體地研究，亦即在勞動委員會制度之手段現狀下，勞動委員會得作成何等之不當勞動行為救濟命令進行探討：日本勞動組合法第二十七條，規範勞動委員會具有抽象且廣泛的救濟命令作成裁量權，惟實務上乃係經由數十年的實務與學說演進，方填補制度規範的空白、形成制度穩定的制度運作，以及類型化的裁量標準與救濟命令作成基準，本論文期藉由深入探討各類型救濟命令之實務及學說論述作為切入角度，冀以在對救濟命令手段實態之進行廣泛之觀察後，得相對具象、完整化日本不當勞動行為救濟制度之面貌。 在對不當勞動行為制度之目的理論，以及作為救濟手段之救濟命令進行全盤之檢討後，在行政救濟程序中制度之衝突點之產生，本文主張乃肇因於救濟制度之本質，係屬一作為多重內涵並列的複合性制度：繼受法VS傳統法對立觀點下的複合性制度、公VS私法對立觀點下的複合性制度、集體勞動紛爭VS個別勞動紛爭觀點下的複合性制度、以及救濟VS紛爭「調整」解決對立觀點下的複合性制度等多重複合性質之制度。 從而，在多重複合性觀點之對立下制度之應然之道何在，本文主張擬應回到不當勞動行為制度之目的面，亦即集體勞資關係法秩序之保障進行概念之展開，進而在達成目的保障之手段上，嘗試論述解決上開肇因於多重複合性制度內涵而產生的衝突之本質，以合目的性之手段方法達成調合、再建構不當勞動行為救濟法理。

回顧國內學界，有關於平政院或其裁決案的研究極為少見。有者亦多屬負面評價，例如在少數早期的研究文獻中，陳顧遠氏謂：「平政院設於北平豐盛胡同，內分三庭，是一個清閒機構，每年所收的案子不到十件，各方對其地位都不重視．．．．平政院便有了一個眾人皆知的黑名----貧政院。」學者吳庚氏謂平政院：「此種不中不西的體制，其實際運用的情形，並不理想。」「此一制度在當時政治局勢及社會環境之下，未曾發揮功能，僅屬聊備一格而已。」有關平政院的運作或裁判事實為何，則不見有何深入探究。 另外一面，學者林紀東氏研究清末民初中國法制現代化，在比較民國初年新舊二行政訴訟法（民國三年七月二十日公布者與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公布者）後指出，現行的修正前行政訴訟法乃受到民國初年的行政訴訟法的影響。民國初年的行政訴訟法，就當時的情形而言，甚至有許多進步的規定。 為何會有上述二種不同見解？論者對於平政院負面的評價，推究其原因，應與平政院當時的政治環境有關。本文以為，上述對平政院的疑問，應就其裁決案觀察，方得論斷。 《臨時約法》第一條規定：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第二條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宣示了中華民國應該是一個民主共和國，這也是清末革命派人士所企求建立的國家形態。本文試圖從平政院的裁決案出發，以「建立法治國」為主軸，對民初「民主共和國」實踐的情形進行分析。 本文就平政院裁決案予以類型化，分析平政院審理的實態。發現民國初年，在無法律規定下的行政，行政雖獲得較諸裁量、判斷餘地為大的自由。不過，在法律根本未有規定的情況下，是否即表示行政官署享有廣泛裁量權？從平政院有關行政裁量權的審理結果觀察，答案未必盡然。 平政院最大不足之處，乃在對命令、法律的合法性及合憲性審查之不足。依臨時大總統於元年三月十一日，下令宣告暫行援用前清法律云：「現在民國法律未經議定頒布，所有從前施行之法律及新刑律除與民國國體牴觸各條應失效力外，餘均暫行援用，以資遵守。」此一大總統令，雖然使得法院取得審理依據。從本文第三、四章的分析顯示，平政院的審理法源依據，乃立基於一種假定，假定「法律乃主權者的命令」。準此，不難說明為何在裁決案裡，處處可見「呈准」、「成例」、「草案」、甚至是「省法規」作為審理的依據。惟自始而終，卻未見平政院反對見解。 行政權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權力，行政權擁有其自身之任務、其獨立之正當 性，以及其自身之手段及程序，以履行其法定任務。若癱瘓行政權的結局產生，固有不妥，法治國家的原則中並不促成行政的癱瘓。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論，國家權力的控制亦是十分重要，權力控制可以改善國家的決定行為，透過司法審查，能促使權力控制的功能乃係依法令標準而行。民國初年，雖然基本法制、各家見解均肯定公益概念得為限制人民基本權利，但從本文分析顯示，透過一般法律原則概念的作用，平政院相當程度的發揮了權力控制的功能，至少難謂「駁回法院」。 中華民族是一個古老的民族，有悠久的歷史文化，要一旦改弦更張，來適應新法律所創造的一切，當然不是一蹴可及的事。不論從歷史法學派或社會法學派，許多法律，不能發揮真正法的效力，就是因為沒有在人心上建立穩固的基礎。這種現象，不獨在中國存在，在其他國家亦在所難免，尤其在社會動蕩急劇之際，更不足為怪。以此而論平政院裁決案，其審理案件數量或裁決品質，容有不足。惟平政院的努力與成果，應得正視。 ● 關鍵詞： 平政院、法治國、行政裁量權、一般法律原則概念、裁決、民國初年、臨時約法、行政救濟、行政訴訟法、行政法院、平政院編制令

本論文將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行政執行處依據行政執行法為行政執行中，因相關之法律問題，致造成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事件不能很迅速地結案，即有障礙者，統稱之為「行政執行障礙法律問題」。 本論文除第一章為緒論及第八章為結論外，自第二章起至第七章，分章就行政執行名義、行政執行標的、行政執行程序救濟管道、合併執行、輔助性之人身執行-拘提管收部分及執行憑證等法律問題見解爭議之態樣，探討各法律問題態樣於行政執行實務上不同之見解爭議，並論述目前實務作法或提出建議方案。 另為方便參閱本論文涉及之重要條文、司法院解釋、最高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相關決議，亦於本論文末摘錄部分內容，以供參考。

本文將負面醫療結果(醫療傷害)統稱為醫療事故(medical incident)，而醫療事故中又分為醫療過失(medical negligence)、醫療不幸（medical mishap，又名醫療災禍）及醫療意外(medical accident)三種情況。造成醫療傷害可能是因為醫療的過失責任，也可能是無醫療過失責任，本文特意將無醫療過失責任再細分為無過失責任、非過失責任與無法律責任（自然死亡或自然病程）三種，並將「無過失責任」no fault liability一詞泛以「無關過失責任」稱之；醫療行為中可預知的合併症與副作用的「醫療不幸」及不可預知、不可抗力的「醫療意外」屬非過失責任範疇，而不可避免性的自然死亡及自然病程，則屬無法律責任的範疇。 責任負擔可分為賠償、補償、救濟三種。賠償者，以不法之侵權行為，致使他人受損害時，因而填補其所受之損害，謂之賠償，英文為indemnity。補償者，指根據該法所指定的人員敲定的額度提供的金錢補助，而不是指針對不法行為或違反契約依法起訴所獲得的補償性賠償金，英文為compensation。救濟者，特別指由國家向貧困者提供的財政幫助，英文為relief。 過失責任的歸責原因是醫療疏失，所以是以損害填補原則及不當得利禁止原則，以填補受害者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因此，過失責任要負的是損害「賠償責任」。非過失責任的歸責原因包括醫療不幸（即副作用、合併症）與醫療意外兩種，因為醫師客觀上已盡注意義務，不論有無結果預知義務或結果迴避義務，醫師已盡力防阻，仍不免發生醫療傷害，故並無醫療疏失可言，應由國家社會對受害者予以救濟；因此，非過失責任理應由福利國家的救濟制度來負責。無關過失責任no fault liability的歸責原因是危險責任，針對所有醫療事故，不論對錯無關過失下，只要有了醫療傷害，加害人就予以被害人限額補償的基本保障。因為醫師身為危險責任主體，依報償責任理論（利之所存，險之所擔）、危險控制理論及危險分擔理論下必須承擔危險責任，因以，無關過失責任應負醫療事故補償責任。 賠償、補償、救濟三種責任負擔都可以分別採用基金模式或保險模式來解決；本文則認為，醫療過失責任宜採取醫師專業責任保險，予受害人損害賠償。醫療無關過失責任宜採取醫事人員強制責任保險，輔以醫療事故特別補償基金，予受害人基本保障補償。醫療非過失責任宜採取醫療風險救濟基金，予受害人風險救濟，急難救助。 故本文結論提出事故補償、風險救濟、損害賠償三階層的保險與基金制度架構，以解決醫療糾紛民事責任問題即；第一層事故補償—針對醫療事故，以醫事人員強制責任保險無關過失，限額補償；第二層風險救濟—針對醫療意外，整合醫療風險救濟基金定額救濟；第三層損害賠償—針對過失責任，以醫師責任保險損害填補。 / In this paper, we study negative outcomes associated with the delivery health care, which are collectively referred to as “medical incident”. This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medical negligence”, “medical mishap” (also known as “medical disaster”), and “medical accidents”. Medical injuries may be in consequence of medical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that is they may be with fault or without fault. In this paper we further medical injuries without fault into three categories: (1) liability regardless of fault, (2) liability without fault, and (3) no legal liability. Notably, we refer to “no-fault liability” as “liability regardless of fault” to better distinguish its legal implications with respect to other kinds of medical injuries without fault. Predictable complications and side effects of medical treatments are considered “medical mishap”; unavoidable natural death or nature course of disease have “no legal liability”. The burden of dut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indemnity, compensation, and relief. Indemnity is secondary to the violation of rights leading to injury and damages. Compensation is set by appointed experts and given in direct consequence of the occurrence of the injury, and is independently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legality and contract fulfillment. Relief specifically refers to financial assistance given by government entities to those in need. At-fault liability follows medical negligence, and as such indemnity is given for reparation of damages and the prohibition of gains from the provision of negligent medical care. Causes of liability with no fault include medical mishaps and medical accidents. In these cases, the physician has fulfilled duties as medical professionals and in so doing have done their best to prevent medical incidents. Nevertheless due to circumstances beyond control, medical injuries occur. Because there is no negligence on the part of the physician, these losses are ideally dealt with by the governmental agencies. Liability regardless of fault attributes liability based on risk alone. Under this system, for all medical incidents,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the consequence of negligence, the victim receives relief at a pre-determined amount. This relief serves as the basic protection of patients. Since the physician as the chief medical care provider is also at the center of medical risk, by principles of risk management, liability regardless of fault should in addition be organized as medical incidents compensation. The three forms of duty burden–indemnity, compensation, and relief–can be organized either as foundations or as insurances. We argue that duty burden for medical negligence is best managed by professional liability insurance to provide compensation to the victims. Medical liability regardless of fault is best managed by compulsory medical provider liability insurance with additional medical incidence compensation fund to provide at least a basic level of compensation to the victims. Medical liability without fault is best managed by medical risk relief fund for assistance for the victims. In conclusion,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 various forms of liability and management of medical risks, and propose the use of professional liability insurance for medical injuries with fault, compulsory liability insurance for liability without fault, and relief fund for liability regardless of fault, in the setting of medical incidence. This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three-layered solution to the emerging problem of proliferation of medical incident cases in the courts. The first layer is incidence compensation, directed at all medical incidents, via compulsory medical personnel liability insurance regardless of fault. The second layer is risk relief, directed at medical mishaps and medical accidents, via risk relief funds. The third layer is damage indemnity, directed at at-fault liability, via physician professional liability insurance, to fulfill the victims’ damages.

由於我國公辦市地重劃實行之相關程序規範散見於土地法、平均地權條例等法律及其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中。因此，公辦市地重劃之實行，長久以來衍生出諸如:民眾參與機制之設計是否足以保障權利人之程序參與權、重劃地價查估方式是否能客觀反映重劃前後土地之價格、差額地價請求權於何時得以行使、公共設施用地負擔之界線如何判定以及重劃救濟途徑規範不明確等問題。而此等問題均與人民之權利保障息息相關。 於是，本文於第二章中，援引日本學說之相關文獻，探討由參與重劃之土地所有權人負擔公共設施用地之合憲性基礎，以期清楚地勾勒出市地重劃制度之本質。本文認為市地重劃是透過受益者負擔之機制，由參與市地重劃之土地權利人，依受益比例負擔事業範圍內「鄰里性設施」之興建。因此，就應列為重劃負擔之公共設施之範圍，應有其界線，主管機關不應將市地重劃事業單純地視為政府取得公共設施用地之手法而浮濫地施行。 於第三章中，則由行政正當法律程序之內涵作為基礎，並且以日本土地區劃整理制度中民眾參與機制為鑑，檢討當主管機關決定採取市地重劃措施乃至於擬訂重劃計畫、土地分配之設計程序中，土地權利關係人是否有足夠之參與空間，並提供相關改進建議。 第四章中則歸納實務上常見之紛爭中，有關重劃地價查估與負擔計算及土地分配之相關爭議問題，如:實務上重劃前地價查估之方式適當與否、公共設施保留地重劃前價值之評定是否應另訂評定標準、應列入重劃負擔之公共設施項目之界線、是否有規定負擔比例上限之必要、差額地價給付請求權之得行使時點與差額地價給付請求權之消滅時效等問題，並分析之。 於第五章則探討公辦市地重劃計畫決定行為之法律性質，以釐清土地所有權人可否於計畫確定後，就計畫內容提起行政救濟。並討論重劃分配公告後，土地所有權人可否不經平均地權條第六十條之二規定之異議程序，直接依訴願法之規定提起訴願。最後，於第六章總結前述各章節之論述，對於我國市地重劃制度之改革提供建議，期能作為制度改進之參考。

技術標準化與相關智慧財產權保護，一直以來為智慧財產權法與競爭法的交集與爭議的話題。其中又以標準必要專利侵權糾紛為主。基於標準必要專利權人與前在被授權人雙方的立場，其中目前最具爭議的問題應該涉及禁制令救濟的適用性或以F/RAND授權原則為基礎的抗辯來排除侵權。 標準制訂組織（Standard Setting Organization, SSO）訂定F/RAND授權原則承諾（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於其智慧財產權政策，要求標準專利權人應以公平、合理且無歧視的授權條件，向所有標準實施者提供授權。F/RAND授權原則承諾之發展，目前趨向於強調專利權人的契約義務，以第三方受益人的立場來平衡授權當事人的談判地位；如何「符合F/RAND授權原則之授權」，目前各國尚未有明文法律解釋，對於F/RAND授權原則承諾之清楚定義與規範，目前僅有法院及競爭法主管機關之見解。 在標準必要專利訴訟中，台灣廠商處於被告之身分的狀況居多。面對禁制令的威脅，如何更清楚地了解目前各管轄法院的看法以決定訴訟或談判策略更是重要。本文整理美國、歐洲及亞洲國家之管轄法院案例，加上對競爭法架構下的標準專利授權規範的分析，最後整理如何讓F/RAND授權原則承諾成為對抗禁制令有效抗辯。希望本文能為涉及標準專利訴訟之台灣廠商提供有價值的參考意見。 / Technology standardiz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has been an overlapping and controversial issue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and Competition Law, particularly when it comes to infringement on F/RAND encumbered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 SEP. From both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 owner and potential licensee’ perspectives, the most questionable issue is whether injunctive relief should be available to the holder of F/RAND encumbered SEP who committed to license on 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F/RAND) terms, in order to prevent a third-party implementer from practicing a standard reading on that SEP, when such implementer is willing to take a license but the parties disagree on the terms of the license. Furthermore, the definition of F/RAND has never been clearly defined by statutes or interpreted by any judiciary; interested parties could only refer to decisions or guidelines made by the judiciaries or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It is rather common for Taiwanese companies to face F/RAND encumbered SEP law suits as the defendants. Given the even severer threat of injunctive relief, it becomes more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position each judiciary takes on this issue to have appropriate strategies on law suits and negotiation. This thesis is accordingly written on the following perspectives: firstly, starting with discussion about F/RAND-encumbered SEP law suits in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nd Asia; secondly, bringing in SEP encumbered disputes or investigations into framework of Competition Law from competition authorities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lastly trying to present possibilities that F/RAND commitment as a cause of action under Contract Law can be applied as defense to overcome injunctive relief sought by F/RAND-encumbered SEP licensors. Meanwhile, this thesis is expected to provide Taiwanese companies valuable strategies to law suits or disputes involving F/RAND-encumbered SEPs.

股份有限公司在「企業經營與企業所有分離」之原則下，公司經營事務固專由法定必備業務機關—董事會職司之，然為保障股東權益，公司法乃賦予各股東表決權，使股東能在股東會中，透過作成決議之方式，形成股東之意見並參與公司之經營決策。因而，表決權可謂股東之重要權利。如欲禁止股東行使此項權利，實應格外慎重。公司法第178條規定「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為我國公司法制下，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表決權利益迴避制度。然此一規定及其規範模式，是否有其正當性及合理性，不無探討之空間。 首先，由於此一規定使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有自身利害關係」、「有害公司利益之虞」等要件之意義、範圍，學說及實務解釋適用上均有不同看法。又因該規定之規範主體為「股東」，當遇有政府或法人股東時，所謂「自身利害關係」之判斷應為「股東」本身，或及於股東之「代表人」，即不無疑義。另構成該規定，法律效果為具有利害關係之「股東」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然如有自身利害關係之股東委託他人代理行使表決權時，或受委任者不具股東身分，或受委任者為股東之「代表人」時，應如何解釋適用，亦值探討。此部分將置於本文第二章討論。 其次，整理我國司法判決對公司法第178條之實際運用案例，約略可分為「會計表冊承認」、「董事競業禁止義務解除」及「解任董監事」等三類。另外，「台電求償案」除涉及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股東經濟部，應否對「就核四停建一事向政府求償」議案利益迴避之爭議，亦涉及股東會決議權限與股東利益迴避制度間之關係、股東權利義務變動之時點限制、系爭議案求償對象之解釋及股份多數決原則與表決權利益迴避制度之衝突等問題。上開實務見解對於相關規定之解釋適用，是否妥適，本文第三、四章，將先就相關判決予以摘要臚列，復就其中所涉及之爭議，提出一己拙見。 最後，觀諸日本法對於股東表決權利益迴避制度之演變，可知日本最早亦採我國公司法第178條事前禁止之規範模式，惟在1981年（昭和56年）即全面改採事後救濟制。對照日本法制，恰可凸顯我國現行制度下，出現適用範圍不明確、配套措施不足及議事難以進行等問題。本文以為，回歸資本多數決之精神，並考量公司法第178條之規範目的，既係在於確保決議的公正性及公平性，應直接針對不當的決議設計救濟途徑，當更為妥適。如將公司法第178條修改為「股東會決議如因有特別利害關係者行使表決權，而作出顯著不當決議時，股東得訴請法院撤銷該決議」。或逕將此條刪除，改設立多數決濫用禁止之規定，在現行公司法第189條下，新設後段或第2項之規定：「股東會之決議內容，有害公司或少數股東利益而顯著不當者，亦同」，賦予小股東在多數決濫用時一定之救濟管道。過去在我國現行制度下所產生之許多爭議事例，即得以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