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試圖以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謝雪漁的漢文書寫為起點，探討其古典散文及小說作品如何在總督府同文政策的宣告下，書寫出對日治時期歷史、文化、文明、殖民等種種問題的回應與對話。文字背後隱藏著傳統文人在意會之餘，所嘗試拉扯出的交流、協商、混淆空間，由此梳理謝氏在「同文」政策下的漢文書寫承接或展開何種想像與實踐。故本文將以歷時性的觀察為主線，配合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謝雪漁多重的社會角色與活動，了解其在重述、轉譯、再寫殖民者話語的過程中，進行怎樣的理解、思辯、斷接？如何將「同文」政策注入「漢文」書寫中？若日治時期的同文概念是政治手法的操作，那麼謝雪漁如何想像同文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尤其，當同文被視為輔助殖民地同化的工具時，所發展出的國民性討論會有怎樣的複雜面貌？繼而在中日戰爭如星火燎原般擴大時，同化激化為皇民化，晚年的謝氏又是如何呼喊皇民論述？因而，本文將以傳統文人謝雪漁為個案研究對象，釐清親日士紳與殖民者間糾葛的關係，跨越殖民地時期親善/對抗的二元對立意識型態，以較為細膩的方式，省視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被賦予新社會身分的同時，其精神面貌/創傷如何裂變/療癒。

韓少功是八０年代崛起的知青小說作家、尋根文學先鋒，於西方文學對大陸文壇浸漬漸廣背景下，明確提出關注本土文化、文學傳統的理念。這樣的思考路數以更複雜的呈現方式貫穿於他「後新時期」的創作裡，且表現在他的「打破文體」嘗試中。 本論文第一章說明為何以韓少功「後新時期（一九八九年起）」的創作為主要研究對象。選擇「後新時期」作為概要的研究時間範圍，是因從八0年代末尾開始的「後新時期」無論在文學或政治上，都開始了一連串重要的轉變，韓少功亦明顯意識到文學政治環境的不同而有相應的創作實踐。 　　論文第二章全面探討韓少功研究中罕為人系統論述的散文創作，韓少功「後新時期」以來減少中短篇小說的創作而轉向更多「散文」創作，乃和九０年代前期的「人文精神論爭」及後期的「新左派與新自由主義」之爭對他的思想刺激密切相關，散文中的重要主題皆意在回應論爭中的焦點概念。 　　論文第三章分析「後新時期」韓少功雖減產但仍傾注關懷的中短篇小說。這些文本中無論是對文革創傷或革命化記憶、知識份子啟蒙角色或知識菁英醜態，都以諧謔反諷風格淋漓解剖，但一代人的理想消失與沉痛恆在隱然其間。 　　論文第四章析論《馬橋詞典》如何以傳統文學中「筆記」形式結構小說，用以呈現駁雜紛繁的民間生活，顛覆以往文藝政策對「真實」的規範。此外，析述文本如何以對「小說語言」重要性的強調取代對小說思想標準的強調，融古漢語、方言、歐化普通白話、大眾化政治話語於一爐以進行思考，借此思考漢語如何現代化、並達到抵抗西方文藝主導權的意圖。 　　第五章分析長篇小說《暗示》裡如何對文革經典象符、現代化媒象進行解讀，以瓦解革命意識形態及進步主義迷思。其次，析論《暗示》如何仿擬九０年代盛行於大陸的「文化研究」策略，由此形構出《暗示》擷取文化象符以進行拆解的文本結構特色。 　　第六章探討長篇散文《山南水北》如何承《馬橋詞典》的「筆記」實錄風格，記錄遷居湖南八溪鄉後鄉土生活種種，其次，探討文本如何對比城鄉生存處境、又如何重新觀照傳統文化、展現與大自然對話的意圖，以此與中國的鄉土文學傳統及當代鄉土寫作對話。

隨著日治時期的開始，臺灣的社會與文化都受到日本相當多的影響，而女性文化中的美容自然也包含在內。透過報紙與雜誌等的宣傳與指導，能將日本的美容保養方式與女性妝容流行趨勢傳入臺灣，除了建立相關衛生觀念與意識之外，更讓臺灣女性了解到美容是需要依照個人膚質情況的不同，而選用適合的產品來使用，如此一來才是保持美麗的根本之道。另一方面，日治時期所展示的化妝方式，說明化妝是可以用來修飾膚色與臉型的一種美容效果，若再搭配季節與場合的不同化妝手法，就能讓女性妝容與美容方式有更多元樣貌的呈現。 在近代化的發展之下，隨著醫學與科學的日益進步，日治時期也將有關健康美的意識與概念傳遞給臺灣女性知道，女性健康美的需求也因此日益增加，並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所以美麗不光只是由外在的保養與化妝方式來增添女性的美麗風采而已，擁有健康的身體機也是相當重要的，反而能讓美麗由內散發出來，女性的美麗進而能持久並維持健康。隨著女性邁入職場機會的增加，為了符合社會禮儀的需求，化妝成為女性出社會的禮儀表現，並且能夠透過化妝展現出女性專業與自信的一面。另一方面，在都市化與近代化的推進下，摩登女孩的新穎容貌成為當時的潮流，呈現出女性的自我意識提升與時代的特色。另外，醫學的進步使外科手術漸漸發展到女性美容的層面，女性的容貌因此可以透過整型來改善先天的缺陷或是不完美的部分，讓美容整型成為女性追求美麗的新選擇。 關鍵字：日治時期、美容、保養、化妝、衛生、健康美、摩登女孩、整型

五四時期，在改造社會背景下蓬勃開展的婦女解放運動，鼓舞了知識女性們擺脫舊社會的束縛，迎向新時代開放的潮流。然而，崛起於現代文壇的這第一代女作家，卻較少受到研究者的關注。本研究是以陳衡哲、冰心、廬隱、馮沅君、凌叔華、石評梅六位已為當時人知悉的、也較具代表性的女性小說作家們，在五四時期的小說作品為取材範圍，而論題所謂「女性小說」乃廣義的說法，是指女作家創作的一切小說，而非專指女作家之反映女性生活，或表現女性意識的小說作品。研究上是針對作家與作品，在作家研究上，除了從時代變遷、社會影響來探討五四時期女作家養成的社會背景與刺激創作的動因外，也從作家個人之家庭環境、學習經歷與人世遭遇來探索她們的人格特質與創作之間的關係。在作品研究方面，是以小說的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為分析對象，在思想內容上是探討女性小說中所呈現的三大主題︰社會關懷、婚戀主題與人生意義的追求；在藝術形式上，首先是研究五四小說中大量出現的背離傳統情節中心而改以人物性格作中心的小說之敘事結構與觀點，再來是專節分析女作家中最具藝術技巧的凌叔華小說。

本文分為〈緒論〉、〈結論〉及正文四章。第一章〈禮教與反禮教〉。「禮教」一詞住住因為使用者不同而帶有不同的意涵，有時指的是三綱制度，有時是指禮法制度，有時又可以說是生活中的禮俗。本章試圖從文獻中釐清禮的層次，並從禮的層次來說明禮教的涵意。在說明禮教的定義之後，我們所想了解的是清末的反禮教思潮之演進，及其發生的社會歷史背景。第二章〈周作人之生平與思想淵源〉。由於政治因素的封殺，所以周作人一生的事蹟就顯得暗淡模糊。本章第一節〈周作人的生平〉的目地即在於利用周作人與當時幾個重要刊物的關係做為經線來貫穿周作人在五四時期的事蹟。第二節〈周作人思想的淵源〉及第三節〈周作人之文學觀〉的主旨是闡明周作人反禮教思想之由來及其反禮教思想在文學活動中的表現。周作人常稱自己是雜定，因為他的興趣廣泛，對於許多的知識都有非常濃厚的興味，是以他的思想外貌就顯得紛亂，使人有眼花撩亂的感覺。然而在紛亂的外表之下，卻是秩序井然，層次分明。第二、三節的主旨即在於撥開紛亂的思路，呈現周作人的思想理路。並且做為本文繼續研究周作人反禮教思想之基礎。第三章〈周作人對禮教內容之剖析〉。本章旨在說明周作人在五四時期反三綱制度、反薩滿教的禮教、反性迷信及其相關問題的言論。在本章中也說明周作人在攻擊禮教之後，是否有建設性的想法。在五四時期，知識份子破壞太多，建設太少，因而整個社會呈現出無所適從的亂像。周作人一方面破壞禮教，一方面也提出他的新「禮」做為新行為規範的參考，希望能為中國盡自己的一分心力。第四章〈新道德觀與人的「發現」〉。本章的主旨在延續上一章最後一節的討論，即周作人對於新「禮」的討論的深化。對於婦女問題、兒童問題、新村運動及當時正在迅速發展的民間文學及民俗學問題，他都曾積極參與討論，並提出新的見解。他希望藉著他從西方引進的新知識能夠推動建立新的道德觀。並且希望新的道德觀─「禮」是中國新文化的基石。

《臺灣婦人界》是日治時期唯一在臺灣發行的女性雜誌，其創刊宗旨為「協助提升發展臺灣婦人文化」。雜誌中所呈現的女性形象反映了當時臺灣部分女性，特別是中上階級女性的樣貌。本研究以《臺灣婦人界》的廣告為文本，運用法國符號學者羅蘭‧巴特提出的圖像符號學分析觀點，探討雜誌圖像中呈現的女性形象，及其背後所代表的文化意涵。 本研究發現，《臺灣婦人界》中呈現的女性形象與日治時期臺灣女子教育中的「高女文化」相符，這種「高女文化」所體現的「和洋折衷」符號現象，具體而微地代表日治時期臺灣邁向現代化的過程。臺灣的現代化過程，係受到殖民母國影響，掺雜了日本經驗與經過日本篩選的西方經驗。此外，根據文本分析的結果，《臺灣婦人界》有一種女性形象為「賢妻良母」，代表的是日治時期臺灣女性婚後的典範，女性必須透過婚姻與婚後的家庭場域，才能實踐她所扮演的理想角色。《臺灣婦人界》發行後期受到中日戰爭影響，呈現的女性形象與戰前截然不同，此時期圖像反映出戰爭期間，日本殖民政府利用媒體意圖塑造的各種表象，如幸福的皇民化家庭、女性進行的奉仕活動等。 / Taiwan Women's Sphere is the only women's magazine published in Taiwan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occupation. Its object was to assist in developing women’s culture in Taiwan. Taiwan Women's Sphere can be viewed as an important medium representing images of upper-class females during Japanese Occupation of Taiwan. Using the analytic principles of pictorial semiotics proposed by French semiotician Roland Barth, the present research analyzes advertising and pictorial texts containing female images and provides an in-depth discussion of the cultural and societal factors influencing such representation. Our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female images represented in Taiwan Women's Sphere fit into "the culture of girl’s high schools" during Japanese occupation. "The culture of girl’s high schools" connotes both the influences of Japan and the West, which play significant roles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aiwan. A modernized Taiwan was not only influenced by Japanese colonizer but also by the western cultural elements selected by Japan. . In addition, another significant female role portrayed by Taiwan Women's Sphere was "a dutiful wife and also a loving mother." Such an image implies that females were “ideal women” only when they were married and practice their dual roles as wife and mother in the familial space... After 1937 when Sino-Japanese War broke out, contents of Taiwan Women's Sphere were censored closely by the colonial governments. A certain number of the pictures printed on this magazine are related to the Kouminka Movement such as the portrayal of the kouminka family and war-supporting women engaging in various activities.

本文之研究目的旨在探究危機事件發生時，主併公司是否能夠藉由併購獲得撿便宜的機會，並且在過程中是否因為撿便宜而破壞公司價值，或是企業撿便宜的同時亦會兼顧長期發展利益；以及是否屬於持有現金較多的主併公司能夠在危機時期進行價值創造之併購活動。本文利用2000年到2010年美國三大證券交易所公開上市公司之主併公司及被併公司資料進行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危機時期的併購溢酬並無顯著低於非危機時期的併購溢酬，主併公司在危機時期之併購沒有撿便宜之現象。而危機時期的主併公司宣告期間報酬較差，但股票長期超額報酬卻優於非危機時期進行併購的主併公司，顯示雖然市場對於危機時期宣告併購消息給予更負面的評價，但長期股東卻享有較高且正的超額報酬；最後，實證結果指出危機時期現金持有比率高的公司付出的併購溢酬較少、宣告效果較差，但長期股票超額報酬優於現金比例低的公司。

本論文的研究主題在於：透過分析日治時期的「台灣寫真帖」中的視覺圖像，釐析「台灣」如何被觀看？編者如何編排一套「應該觀看台灣的方式」？在此視覺論述中，什麼被選擇？什麼被捨棄？相較先行研究者以後世眼光所分類之「類型」，可能切斷寫真既有的編輯思維及脈絡，本文乃將寫真帖重新置回原初的時代脈絡來觀察。 　　經由本文的分析，有以下幾點發現。首先，攝影傳入台灣及其發展情況，由辭彙轉譯的過程及拍攝、出版者來看，本文論析之「台灣寫真帖」可視為殖民者眼光所看見的「台灣」。而寫真帖的台灣視覺論述，可歸納以下幾項特性：（一）地理空間架構下的台灣，將台灣編制為北而南、由西向東的觀看順序；而東、西台灣的差異，呼應統制者經營台灣的態度及政策。（二）時間遞延下的台灣，歷經明治、大正、昭和不同時期各有不同的時代特性。（三）蕃族、自然資源、台灣風俗等視覺元素，並不特定被擺置於某一地理空間或某段時代，但依舊隱含殖民的凝視。綜論之，台灣寫真帖可以巨視和微觀的角度切入：巨視者與1908年縱貫鐵路通車密切相關，微觀則以1934年《台灣教材寫真教科書》分類框架最具代表性。 　　將寫真帖與其他文類對比參照後發現，其間多有互相複製、挪用的情形，可見殖民者建制台灣視覺論述的用心，並不僅見於寫真帖，亦以各種綜論性的台灣相關論著、教育讀本、美術作品的視覺圖像，相互作用以「召喚」個體（被觀看的「台灣」）進入主體（殖民者的知識體系）。「台灣」在殖民論述下如何被操作及轉化，本文以北白川宮、新高山、香蕉為例討論，援引羅蘭巴特的神話學概念，分析各樣文類構築的「台灣神話」。最後，從「觀看」到「觀光」的實踐，將觀光指南中的「台灣」與寫真對照，以「日月潭杵歌」與「台灣神社」為例，試論神話形構後，傳遞過程中可能的變異性。 / This research aims to interpret how Taiwan was observed by analyzing the visual icons in the “Taiwan shashin cho (Taiwan photo albums/台湾写真帖)”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n addition, we will discuss about the way to see Taiwan arranged by the editor, and which factors was chosen or abandoned in the editorial process. Regarding prior researches, the classifications of former researchers possibly break both the thinking and the context of photo-album editors in later versions. We purpose to place the “Taiwan shashin cho” in the original context of the old times. 　　With our analysis, our research findings are: First of all,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photography in Taiwan, the Taiwanese translation of photography as well as the photographers and publishers, the “Taiwan shashin cho” in this research can represent the “Taiwan” image in the colonial perspective. We generalize thre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basis of the “Taiwan shashin cho”: A. Geographically, the order to view Taiwan by region was arranged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and then the west to the eas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western and eastern Taiwan corresponded to the colonial attitude and policy in this era. B. Chronologically, the “Taiwan shashin cho” implicated individual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in each section of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respectively. C. Generally, the visual factors such as aborigines,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customs and traditions cannot be categorized into specific regions and period, though they still implied the gaze of the rulers. In summary, there are two kinds of perspectives to analyze “Taiwan shashin cho”: macro and micro. The macro perspectiv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peration of the North-South Railway. On the other hand, the category framework of the “Taiwan kyozai shashin kyokashu (Sources of Photography for Taiwan Textbook/台湾教材写真教科書)” in 1934 is the most typical micro perspective. 　　Secondly, to compare with other archives, numerous visual icons are reproduced and appropriated from the “Taiwan shashin cho”. Thus,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rulers spare no efforts to build up the visual discourse of Taiwan images with the “Taiwan shashin cho”, those treatises, educational textbooks and fine art works. By these archives, the individual (the Taiwan observed) is interpellated to the subject (the knowledge of the rulers). Based on the Mythologies by Roland Barthes, this thesis take the “Kitashirakawa-no-miya Yoshihisa-shinno (Imperial Prince Kitashirakawa Yoshihisa/北白川宮能久親王)”, the “niitakayama(former name of Yushan/新高山)”, and the “bananas” as examples to understand how “Taiwan” was operated and transformed. Furthermore, how the forecited archives constructed the “Taiwan Myths”. 　　Finally, this research compares the “Taiwan shashin cho” with the “Taiwan ryoco annai(Guidebooks of Taiwan Railway Tour/台湾鉄道旅行案内)” in the practice of transforming “seeing” to “sightseeing” for discussing about the divergences in the process of propagating myth with two illustrations, “ Zizugezu tan kineuta(Pestle Dancing in Sun Moon Lake/日月潭杵唄)” as well as “Taiwan Zinzha(Taiwan shrine/台湾神社)”.

民族主義敘事是台灣日治時期新文學很重要的一個表現，但台灣皇民化時期新文學中的民族主義敘事，在台灣文學史受到戰後民族主義浪潮的催發而展開的書寫過程中，經常因為「時空環境差異」以及其中內含「皇民文學」等看似親近日本殖民者的言論，而與民族道德相對正確的前行時代隔離開來。只是當我們明白歷史敘事、尤其是於民族主義滋養下進行的歷史敘事，經常為了證成當下身份意義的需求而導致了偏頗以及去脈絡化的結果，「皇民文學」或皇民化時期新文學中的民族主義敘事就有了重新閱讀的空間。本文以民族主義的理論爬梳為始，配合「東方式殖民主義」的概念，切入1930年代左翼思潮在地開花，以及1940年代的鄉土書寫、文學史建構與「皇民文學」等一系列台灣知識分子的文學活動，一方面以回應「東方式殖民主義」的假定，將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編入日本帝國的欲望連接回皇民化時期之前；另一方面則期望賦予被殖民的台灣人追求身份認同的過程以完整的意義。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Edu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