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兩個研究主題(1)在不同景氣變動狀態下，殖利率曲線變動與動態避險策略的選擇；(2)不同景氣循環下，債券風險貼水的變動情形。景氣領先指標是一簡單明確訊號，其對於債市參與者改善投資、避險決策之效度應是有趣課題。景氣變動程度不同時，殖利率曲線變動情形亦有所不同；投資人需視殖利率曲線變動情形，選擇不同動態避險策略。當景氣上升時，殖利率曲線短期利率波動幅度大於長期利率波動幅度，以Khang(1979)模式建構動態避險策略；景氣波動程度不大，長短期利率波動方向不一，以多因子模式建構動態避險策略；而當景氣大幅度下降，短期利率下降幅度小於長期利率下降幅度，建議以Bierwag(1977)模式建構動態避險策略。國內動態避險實證分析上，黃慶堂與王芳妮（民80）以Macaulay(1938)、Bierwag(1979)、Khang(1979)與Chambers et al.(1988)模式作分析，Chambers et al.(1988)表現較傳統Macaulay(1938)模式優；史綱與丁子雲(民80)發現以Macaulay1938)模式建構動態避險策略，與長期持有公債收益率無顯著差異。所以Macaulay(1938)模式無法應付國內債券市場的需求，機構投資人應該因應殖利率曲線隨景氣變動情形，選擇較佳動態避險策略規避風險。 　　隨著發行與交易規模的快速成長，以及景氣狀況遞移，我國債市各工具殖利率結構在未來勢必會改變，景氣狀況變化之可能影響，是本研究試圖勾勒的要項；市場結構改變，會造成未來殖利率曲線大幅變化。本文只是推介數種存續期間模式，並討論如何增加嚴謹度。 　　不同景氣循環下，時間風險貼水隨景氣繁榮而擴大，使得公債市場上多為附買回保證金交易形式，投資期長多為固定（附買回契約的期長），投資人所賺取的多為長短期利差；而景氣衰退時，利率相對較低，債券價格高漲，投資人所賺取的多為債券價差，投資期長較不一定；信用風險貼水則因台電公司債稀釋效果、流動性貼水的變動以及信用風險貼水看法不一，而無法確定其與景氣循環的關係；而交易成本貼水方面，證交稅及交易規範形成進入公司債市場的障礙，景氣衰退時，由股市釋出資金，大多進入公債市場，形成短期避險資金，所以當股市出現轉機時，資金轉入股票市場；所以當景氣衰退，公債與公司債殖利率的差距會擴大。本研究副產品是發現公司債稀釋效果顯著，一般公司債發行金額均為五千萬元左右，而台電在四次發行公司債時，金額在五億上下，當台電公司債增加發行量時，台電公司債整體價格下降，殖利率上升，使得一般公司債與台電債券間殖利率差距縮小。銀行擔保效果方面，雖然發行公司會考慮到本身市場評價，選擇公民營銀行作擔保機構，讓其公司債信用等級與其他公司債的信用等級一致，但是公營銀行擔保的公司債殖利率較無擔保公司債低，民營銀行擔保效果亦為統計顯著，而且公民營銀行擔保效果有顯著的差異。

我國股市自民國76年起,由於經濟情勢變遷,全面電腦化搓合交易,人氣與資金之大量投入,使得股市蓬勃發展;新上市股票遂成為廣受研究之課題.本研究係探討我國新上市股票上市後之股價行為及其長期績效之觀察.本研究採橫斷面設計,探討新上市股票是否有超額報酬之存在;且進一步研究可解釋超額報酬之因素.以民國76年至84年9月底共195家新上市股票為研究對象,採用敘述性統計,兩樣本T檢定及變異數分析進行測試.本研究之結論如下: 1.我國新上市股票在上市後,自第一個交易日起即具有超額報酬,且報酬快速上升,在第一百個交易日時為最高,之後緩步下滑.但直至第五百個交易日止,仍有超額報酬之存在. 2.我國新上市股票之股價行為,會受上市年度景氣之影響.股市愈熱絡,於當年度上市之股票,其超額報酬就愈大. 3.新上市公司之規模大小與其上市的股票之超額報酬間,為反向之關係. 4.在中長期下,新上市股票之承銷商為前三大承銷商者,超額報酬較低;為非前三大承銷商者,其超額報酬較高. 5.新上市公司是否為前六大會計師事務所簽證,對新上市股票之價格行為並無顯著之影響. 6.中籤率之高低與新上市股票之超額報酬間,有顯著之負向關係. 7.新上市公司發布的業績持續性之預測為較佳之訊息,則超額報酬較高;反之亦然. 8.新上市公司之產業類別與超額報酬間,並未存在顯著之關連性.

鄉鎮市財政狀況不佳，多須仰賴上級政府補助的情形已存在許久，本研究的目的即以嘉義縣十八鄉鎮（市）為對象，探討縣政府對鄉鎮（市）公所的補助情形。影響一鄉鎮（市）補助收入的因素頗多，包括經濟性因素和政治性因素，本研究旨在探討政治性因素中地方派系、縣長選舉、各鄉鎮（市）對縣長的支持度及鄉鎮（市）長是否連任等對一鄉鎮（市）縣府補助收入的影響。具體而言，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除了經濟性的考量之外，縣府補助鄉鎮（市）公所時有無政治性因素介入？ 　　二、鄉鎮市長與縣長派系屑性的異同對補助款的多寡有無影響？亦即鄉鎮（市）長派系屬性與縣長相同的鄉鎮（市）補助收入是否多於一些鄉鎮（市）長派系屬性與縣長派系屬性相異的鄉鎮（市）公所？ 　　三、縣長選舉年時，各鄉鎮（市）公所的補助收入有無增加？ 　　四、縣長選舉年時，鄉鎮（市）長派系屬性與縣長相同的鄉鎮（市）公所的補助收入與一些鄉鎮（市）長派系屬性與縣長不同的鄉鎮（市）的補助收入有無差異？ 　　五、鄉鎮（市）長連任的鄉鎮（市）補助收入與鄉鎮（市）長首任時該鄉鎮（市）補助收入有無差異？ 　　六、對縣長支持度高的鄉鎮（市）補助收入是否多於對縣長支持度低的鄉鎮（市）？ 　　再依據本研究的研究問題發展出本五個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一：鄉鎮（市）長派系屬性與縣長相同的鄉鎮（市），縣府補助收入多於不同派系屬性的鄉鎮（市）。 　　假設二：縣長選舉年時，各鄉鎮（市）的補助款收入會增加。 　　假設三：選舉時封縣長支持度愈高的鄉鎮（市），選舉後的補助款入愈多。 　　假設四：鄉鎮（市）長連任的鄉鎮（市）長，縣府補助收入少於鄉鎮（市）長首任的鄉鎮（市）。 　　假設五：縣長選舉年時，鄉鎮（市）長派系屬性與縣長相同的鄉鎮（市）所獲補助款增加的額度多於鄉鎮（市）長派系屬性與縣長派系屆性不同的鄉鎮（市）。 　　本研究採用了補助款理論、地方派系理論及政治景氣循環理論來建構研究架構；而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本研究採取三角定位法的觀點，兼採質的研究方法和量的研究方法，以期對政治性因素影響鄉鎮（市）公所補助款收入的情形作更深入的瞭解。 　　研究結果發現，現行嘉義縣政府對轄十八鄉鎮（市）公所的補助中，除財政局有固定的補助標準之外，縣府其它局室對鄉鎮（市）公所的補助皆無一定的標準，而相對地，鄉鎮（市）公所方面對於縣府財政局的補助標準亦所知不多，因此政治性因素得以介入補助過程中。而政治性介入的情形叉如何呢？本研究發現，一鄉鎮（市）對縣長的支持度高低是主要的政治性影響因素，支持度高低與一鄉鎮（市）縣府補助收入間是呈負相關，即支持度愈低的鄉鎮（市）縣府補助收入愈多，本研究的假設三無法成立。 　　之所以有此種情形，本研究基於公共選擇理論的論點認為是因現任縣長為求下次選舉再度執政，對於一些對其支持度較低的鄉鎮（市）會增加補助，藉著補助款的撥給以換取該鄉鎮（市）的選票。 　　除一鄉鎮（市）封縣長支持度高低之外，其它政治性因素對一鄉鎮（市）公所縣府補助收入的影響情形，在本研究第六章中將有詳述，在此將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發現摘要於下。 　　一、在地方派系屬性封鄉鎮（市）公所縣府補助收入的影響上，本研究發現鄉鎮（市）長派系屈性與縣長相同的鄉鎮（市），縣府補助收入多於鄉鎮（市）長派系屑性與縣長相異的鄉鎮（市），本研究假設一得以成立。 　　二、在縣長選舉年對鄉鎮（市）公所縣府補助收入的影響上，本研究發現就十八鄉鎮（市）的總平均值而言，在第十、十一、十二屆縣長選舉年時各鄉鎮（市）縣府補助收入多於選舉前一年。 　　以上是由鄉鎮（市）公所的收入面進行分析的結果，若由縣府補助支出面的情況來加以分析，結果發現縣長選舉年時縣府補助款支出的額度大於非縣長選舉年時。因此由全體鄉鎮（市）公所的縣府補助收入總平均值及由縣政府補助支出面來看，本研究的假設二得以成立。 　　除此之外，本研究亦發現在第九屆及第十一屆縣長選舉後一年，各鄉鎮（市）公所縣府補助收入的平均值少於縣長選舉當年的平均值。如此的發現綜合上段所言就全體鄉鎮（市）公所總平均值來看，選舉年時鄉鎳（市）縣府補助收入會增加的情形，可證實除了第十屆縣長選舉年以外，整的而言嘉義縣各鄉鎮（市）在縣府補助收入層面「選舉景氣循環」的情形是存在的。 　　三、在鄉鎮（市）長連任與否對鄉鎮（市）公所縣府補助收入的影響上，本研究發現連任的鄉鎮（市）長任內該鄉鎮（市）縣府補助收入多於首任時期該鄉鎮（市）公所縣府補助收入，本研究假設四無法成立。之所以有此種情形，本研究認為是因在缺乏明確的補助標準的情形下，一鄉鎮（市）公所最常用以爭取補助的方法即為「透過地方人士及民意代表爭取」及「透過計畫申請」等二項方法〈見附錄四〉，連任的鄉鎮（市）長因已累積前任四年內的種種人脈及資源，較能拿捏有效的補助款爭取方法，因此在第二任任期內補助款收入會多於尚處於摸索階段的第一任任期內補助款的收入額。 　　四、在鄉鎮（市）長派系屆性與縣長相同的鄉鎮（市）於縣長選舉年時補助款增加的情形上，本研究發現鄉鎮（市）長派系屬性與縣長相異的鄉鎮（市）公所在縣長選舉年時縣府補助收入並無增加，但此種結果是各瑯裝（市）平均值上的情形，本研究冉計算出各鄉鎮（市）於縣長選舉年時補助款增加的額度後再進行檢測，結果發現鄉鎮（市）長派系屑性與縣長相同的鄉鎮（市）在縣長選舉年時縣府補助收入增加的額度多於鄉鎮（市）派系屬性與縣長相異的鄉鎮（市）長主政的鄉鎮（市），本研究假設五得以成工。 　　至於各項政治性因素的重要性方面，依迴歸分析發現一鄉鎮（市）對縣長的支持度高低是主要決定因性，其次為鄉鎮（市）長派系屬性及鄉鎮（市）長是否連任，至於縣長選舉年對一鄉鎮（市）縣府補助收入的影響，則無如預期中地重要。 　　在研究建議方面，本研究分別提出近程建議、遠程建議及對後續研究的建議，在近程建議中，本研究建議宜訂定明確的補助標準，避免政治性因素太過介入補助過程，且根據嘉義縣各鄉鎮（市）公所財政狀況，分級要求鄉鎮（市）公所在爭取補助時提撥配合款；在遠程建議上，本研究認為鄉鎮（市）公所預算體系仍須保留，建議廢除省級機構，採行中央、縣、鄉鎮（市）三級制，並擴大縣及鄉鎮（市）的職權，切實落實地方自治乃為解決地方財政問題的根本辦法。

在金融商品以公平價值評價之後，投資標的價格的波動將對以金融商品操作為主要業務之一的銀行業造成重大的影響。本企圖以經建會所公布的景氣指標和對策信號及股價指數變動作為銀行管理當局對經濟情勢看法的代理變數，探討他們是否對銀行業對各分類的金融商品買賣決策有影響力。「交易目的投資」與「備供出售金融商品」的公平價值變動對財務報表存有影響，因此另行檢驗此兩者與「持有至到期日投資」之間是否存有互補性關係。 研究發現銀行業在從事金融商品相關投資活動並未以相關經濟預測為主要參考依據，只有對股價變動對交易目的淨現金流量有影響，亦即股價波動劇烈時，銀行業者的投資行為會趨於保守。另外，根據本研究敏感性分析顯示，持有到期之淨現金流量與交易目的與備供出售淨現金流量總和在幾個主要變數間係數方向皆相反，顯示銀行業在投資標的之選擇確實有互補效果。 / After Taiwan Statements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TSFAS) No.34 released, price variation of securities brings a great impact on banks, There are two purpose of this study: first, to analyze whether or not the banking industry will base on the business indicators that publicized by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CEPD) and the Taiwan Stock Exchange Capitalization Weighted Stock Index (TAIEX) to adjust the investment tools, and second, to test whether or not the investment classification between Trading, Available-For-Sale(AFS), and Hold-to- Maturity(HTM) have complementary effect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investment decisions do not affect by CEPD’s indices except for TAIEX. When the index of TAIEX increases, the net cashflow of Trading securities tends to be decrease. In additional, the sensitive test shows that between the sum of the net cashflow of Trading and the net cashflow of AFS and the net cash flow of HTM do exist complementary effect.

自1987年以來，台灣製造業就業比例開始大幅下降。這樣的情形，一般又稱為「去工業化」，引起了很多的討論與擔憂。許多人把台灣的「去工業化」歸咎於對中國大陸的投資與貿易。然而本文發現，台灣早在1996年之後便停止「去工業化」。如此現象迥異於一般已開發國家的情形，因此本文研究目的即在於探討台灣為何發生「去工業化」以及為何停止。本文首先將製造業分為「三階段、三類別」，並比較台灣經貿之發展，進行對照分析，發現：台灣傳統產業受到全球化因素影響造成勞動需求萎縮，導致台灣1987年與1996年之間出現「去工業化」；然自1997年開始，技術密集產業之勞動需求隨著對外投資與貿易增加而成長，使得台灣停止「去工業化」；其次本文依照「Rowthorn 模型」，先將製造業就業比例分為傳統產業與非傳統產業，再將造成「去工業化」的因素分為三類：經濟發展、全球化、景氣循環，並以實證分析檢驗台灣案例後發現：景氣差、失業率高對於傳統與非傳統產業的就業比例都有負向影響，但經濟發展與全球化因素對於傳統產業就業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對非傳統產業則有顯著正向影響，促使傳統產業釋放出來的勞動力被非傳統產業所吸收，因此台灣的製造業整體就業比例得以維持在27%左右，並未如西方國家般持續得「去工業化」。 / Since 1987, the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rate in Taiwan had dropped dramatically for almost 10%. This situation, so called de-industrialization, has drown much attention and at many times been attributed to the expanding investment and trade with China. However, the trend of de-industrialization in Taiwan, unlike cases in other developed countries, has been stopped since 1996.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find out why de-industrialization had once taken place in Taiwan and why it then got stopped. Firstly, we employed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n the data categorized as “three sectors and three phases”. Results indicated the negative impact of outward investment and trade with China on conventional industries and positive impact on non-conventional ones. Secondly, based on the “Rowthorn Model”, we used regression analysis to examine whet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globalization, or busyness cycle will affect the employment rate of conventional and non-conventional industries. We found out that bo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lobalization factors had caused the decrease of labor demand in conventional industries and the increase in non-conventional industries. The declining of conventional industries was the cause of de-industrialization after 1987, while the non-conventional industries, not the service industries, keep absorbing labors from conventional ones and therefore stopped the trend of de-industrialization after 1996.

景氣循環的擴張、收縮期的認定，以及轉折點的預測，向來是經濟學家、政府機構、企業及一般大眾所關注的焦點。越能掌握經濟發展的狀況，而適切的提早做出反應，越能充分利用經濟情勢的不同，以達成獲利的目標，或是減少企業的虧損。 本文即嘗試以票券、債券、股票、外匯及金融機構等金融變數，透過Kaminsky, Lizondo and Reinhart (1998)用以建構銀行危機預警綜合指標之訊號法（Signal Extraction Approach），以及可以解釋logit模型係數之發生比率（odds ratio），分別結合二元 logit 模型，建構預測景氣循環轉折點之金融綜合指標。 研究結果顯示，於1990年1月至2009年6月期間，金融指標對景氣循環轉折點的確有預測能力，且不論是預測景氣谷底或是高峰，表現最優良之綜合指標正確率皆高達九成以上，且不論是預測景氣之高峰或谷底，以發生比率建構之二元logit模型都有最好的預測能力。 / To confirm the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 of business cycle, and to forecast the turning point, has always been economists,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enterprises and the public cared about. The more control on the stat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ake advantage of the different economic situation, the more they could response appropriately, and furthermore this could maximize their profit or reduce business losse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use financial variables, such as the indicators about bills, bonds, equities, foreign exchang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use signal approach which was created by Kaminsky, Lizondo and Reinhart in 1998 to construct a composite index warning the banking crisis early. I also try to use odds ratio combine with binary logit model in order to predict business cycle turning poi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January 1990 to June 2009, the financial indicators of business cycle turning points does have predictive power, and the accurate prediction of the index over ninety percent. The result also show that the best performance of the model is combination of odds ratio and binary logit method.

我國地方政府租稅努力程度有普遍不足的現象，且稅收會隨景氣波動呈現不穩定的情況。本篇文章的研究目的，從土地稅租稅努力角度切入，來探討總體景氣波動對於我國地方政府租稅努力程度的影響，並進一步分析景氣繁榮與衰退期間對我國租稅努力是否具有不對稱效果。除此之外，本文建立迴歸計量模型，配合1982年到2009年我國總體經濟的時間序列資料，來驗證總體經濟變數以及景氣波動對於我國租稅努力的影響，是呈現正向或反向循環關係，以及景氣波動對租稅努力是否有不對稱影響。 本文主要的結論有兩點，第一點可由迴歸結果中證明，無論是單獨探討景氣波動的影響效果，或是放入其他總體變數所建構較完整的模型之下，都顯示總體景氣衰退期間的失業率，和全國土地稅租稅努力呈現負向關係，而實證結果也證明我國總體經濟景氣波動與土地稅租稅努力呈現正循環，也就是同方向變動的關係，表示我國地方政府在面臨景氣衰退期間，對於土地租的努力程度較低，而在景氣繁榮期間的土地稅租稅努力則較高。本文的第二發現，乃是若將景氣波動分為繁榮與衰退期間，可發現景氣衰退期間影響大於景氣繁榮期間，這也表示總體景氣於衰退期間對於土地稅租稅努力程度的影響效果較大。且經由Wald test的檢測結果中可看出總體景氣的繁榮與衰退期間對我國土地稅租稅努力有不對稱影響，故可推論景氣好壞會影響地方政府的租稅努力行為。據此，在地方政府自主性增加之後，地方政府需要更有目地的提升自我租稅努力程度，若地方政府能夠判斷景氣波動對財政造成的影響，或許可制定輔合時宜的租稅政策。

本文建構一個兩國並結合銀行之 DSGE 模型，旨在瞭解銀行資本與放款利差於國際景氣傳遞過程的機制。中間財廠商必須向銀行融通資金以購買資本財。本文假設廠商償還資金時存在違約衝擊，即銀行不一定能完全回收貸放總額。銀行資本水準又會影響放款利差的高低，進而改變廠商生產決策。本文以此機制連結金融與實質部門探討當違約衝擊發生時，除了對本國的影響之外，又會如何衝擊外國經濟體系。本文發現，本國違約衝擊的確會導致兩國景氣同時步入衰退，成功地捕捉兩國之產出、投資與放款呈現下降的現象。此外，本國若採行緊縮性貨幣政策，外國經濟體系也會遭受威脅。 /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the role of banking sector. We propose a Dynamic Stochastic and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of a two-country two-bank world with nominal rigidity. Bank lends funds to entrepreneurs to purchase capital. The banking capital position has influence on loan rate spreads which can affect the real economic activities. Financial impact is originated from entrepreneur defaulting on their borrowings. The calibration results show that a country-specific financial shock causes international crisis. Furthermore, a negative monetary policy shock also drives simultaneous recession across countries.

隨著金融自由化與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國與國間的經濟關係日益密切，台灣能否持續提昇在全球經濟的既有地位，更攸關未來的生存發展。尤其目前台灣與世界各國經貿往來關係處於既合作又競爭的局面，因此，未來在維持國內經濟金融穩定與提昇國家競爭力等方面，中央銀行都將扮演關鍵的角色。 本研究係採用1998～2005年間的時間序列月資料，以計量方法中的有限時間落差分配（Finite Distributed Lag, FDL）模型，推估法定準備率、重貼現率、擔保放款融通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等四項主要貨幣政策工具的反應函數，以瞭解台灣貨幣政策在制定時重要的考量因素。而且，有別於目前既有的相關文獻，本研究於實證模型中加入選舉變數與政黨輪替變數，以探討首次政黨輪替前後，選舉因素是否會對台灣貨幣政策造成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台灣貨幣政策在制定時所考量的因素，分別就四項主要貨幣政策工具的反應函數而言，中央銀行採取降低法定準備率的寬鬆貨幣政策，主要係為達成促進經濟成長、維持物價穩定、降低失業率及維持匯率動態穩定等四項目標與因應貨幣實際需求；中央銀行採用降低重貼現率與擔保放款融通利率的寬鬆貨幣政策，主要係為達成維持匯率動態穩定的目標與因應貨幣實際需求；中央銀行採用降低短期融通利率的寬鬆貨幣政策，主要係為達成維持物價穩定、降低失業率及平衡國際收支等三項目標與因應貨幣實際需求。 　　此外，關於選舉變數與政黨輪替變數，對法定準備率、重貼現率、擔保放款融通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四項台灣主要貨幣政策工具的影響，均呈現不顯著的結果。足以證明在首次政黨輪替前後，台灣中央銀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並不會受到選舉因素或政黨輪替因素的影響；亦獲致支持台灣中央銀行係在政治中立的基礎上，擬定與執行貨幣政策的結論。因此，針對媒體評述，台灣每逢重要選舉，執政黨偏好選前採用擴張性經濟政策，提升總體經濟表現，以贏得選舉，因而貨幣政策很有可能受到選舉因素的影響，但在對照本研究實證結果後，證明該項說法並不正確。 綜上所述，依據本研究實證結果發現，台灣中央銀行主要貨幣政策工具與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關係，不但符合理論面的要求，且在統計上亦多屬顯著，即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的目的係為實現其最終目標。

政治經濟景氣循環（Political Business Cycle）理論之發展在面對1980年代的西方民主國家出現解釋困境，但對於非民主、封閉的中共政體卻仍有著高度適用性──以中央政治局委員會每五年換屆為一輪之固定循環現象。惟，該理論過度將央地政治菁英分割為兩個獨立群體，忽略央地政治菁英間非正式政治關係的影響，以致無法解釋政治經濟景氣循環緊縮年為何能有高經濟發展之特例地區存在。 本文結合政治經濟景氣循環、晉升錦標賽與政治關係等理論，以1992-2011年之景氣循環緊縮年（1994、1999、2004、2009）為觀察對象，分析政治局常委與省（市）委書記間之非正式政治關係對於地方GDP成長率表現的影響。迴歸模型實證結果發現，央地領導人間非正式政治關係之存在與否與強烈程度，對於當地GDP成長率之表現具有高度顯著的正向影響力。 此外，透過相關性分析與迴歸模型亦發現，政治局常委對有非正式政治關係之省（市）委書記會另外給予經濟支援，且支援手段會隨常委換屆有所不同，例如江澤民傾向使用中央貸款、胡錦濤使用專項支出支援地方經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