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如何改善公眾生活而言，若說「政治」提供一套想法，那麼，「行政」可以說是提供一套作法（請參見：Wilson， 1887）。而所謂行政，自然涉及到各項上自「經世濟民」的重大政策，下至日常例行事務的裁決（請參見：Simon， 1997）。從民主政治發展的潮流觀察，可以發現雖然民主的實踐可有不同面貌，但執政當局能否做到「民之所欲，常在我心」，決定了其「管理眾人之事」的正當性。 民主的可貴，不在於坐而言而已，更在於起而行 。因此，「什麼樣的政府是好政府？」應考慮「應然」（what it ought to be）面，亦應考慮「實然」（what it is）面。就應然面而言，何謂「正當性」？公共決策具有「正當性」的政府，就是好政府嗎？就實然面而言，我們如何建構一個好政府？一個好政府應具備什麼樣的能力？總之，為了落實民主價值，從政治理論中，探尋民主的意義，固然重要，然而從務實的角度出發，進一步探索在科學技術（尤其是資訊科技）的協助下，將民主落實在人類行為層面上的可能性，更具深遠意義。這正是政治哲學與理論孕育了公共行政，而公共行政進一步促進公共政策的發展，一連串的學術發展軌跡背後的深層意義。隨著公共政策在解決問題的實務運作過程，日益面臨了科學工具物化與異化的困境，討論公共政策、公共行政的終極意義的聲浪逐漸獲得學術重視。 在上述的理解下，以下針對本研究之研究問題、研究途徑與方法分別作一說明。 本研究旨在回答下列問題： 「在提升公共決策正當性的過程中，知識管理的概念與工具，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就一個以實務導向為特性的領域而言，這樣的提問，明顯是屬於規範性的。而這樣的關懷重點，也正呼應了前述研究動機的初步討論。 公共決策的正當性取決於兩項因素：即政治上的代表性與資訊上的及時與正確。政治上具有代表性，則「雖不滿意，但大家皆可勉強接受」。此一面向指涉：效能、目的、終極價值、實質理性。資訊上的及時與正確，方可做出正確且及時的決策。此一面向指涉：效率、工具、工具理性。因此，面臨當今凡事皆須加個「e」（所謂 e-commerce， e-government，e-Trust等等）的資訊社會，如何結合知識管理所提供的工具，來進一步解決公共決策的正當性問題，極為重要。提高公共決策正當性的必要條件：資訊的公開與過程的透明。若能通過「知識管理」所提供的工具，結合政治上的代表性，及正確的決策，對於實踐「民主行政」，落實民主政治的理想，應具有理論與實務上的價值。 基於此一觀點，本論文進一步研究與分析下列議題： 1. 公共決策正當性的多元內涵為何？正當性的多元來源又為何？ 2. 誰來決定公共決策究竟是否具有正當性？ 3. 公共決策正當性的來源若有不同類型或層次，欲藉由知識管理的落實或推動，來穩固或提升公共決策正當性是否可行？ 在民主政治多元價值的背景下，正當性作為一個抽象概念，可以當作「政策順服」、「政治義務」，甚至「政治秩序」的原因來理解。但是，本文認為更加重要的議題是：正當性若當作「結果」來理解，試問什麼條件、作為、情境下，公民相信公共決策具有正當性？唯有釐清此一議題，才能一方面避免善意被濫用 ，另一方面也可以提供一個評估的標準，供公共決策者依循。當本文指出正當性概念可以作為評估標準時，本文所指的是：價值標準，而非操作標準。亦即，正當性可以提供本文一個關於目的與效能的判準，而非直接提供效率的指標。效率的指標必須根據不同的目的而有所不同。 因此，本文必須釐清正當性的概念，究竟是單一指標還是綜合指標？易言之，正當性究竟有無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內涵與定義？本論文第二章將論證正當性並非單一指標，亦即正當性並無一個單一且具有共識的定義（本章於稍後之理論回顧中將有簡略的討論）。面對這些歧異，本文希望追本溯源，進一步釐清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何在？亦即不同正當性的論述，建立在何種價值、假定上？ 本文並不自滿於釐清了不同正當性的內涵，本文更希望瞭解這些內涵有無落實與實踐的可能？正當性的性質，誠如前述，是一種規範性的信任關係，而不論是規範性價值的社會化過程，或是信任關係的建立，在在都需要資訊的收集、密切且頻繁的互動溝通。因此，本文進一步追問，當代以資訊科技為骨幹，以資訊處理為基礎的「知識管理」，是否可以協助本文落實上述不同內涵的正當性？知識管理在此一範疇的運用上，其利弊得失為何？ 然而，手段終究不能幫助決策者選擇目的，面臨諸多正當性的內涵，本文仍須探究一個根本性議題，即公共決策正當性的判準由誰決定？易言之，當決策者對正當性的內涵與定義有所爭執時，該怎麼辦？此處極為弔詭與諷刺的是：當正當性的內涵有爭議時，「正當性」已不具正當性！本研究將會在論文第二章中作更深入的討論。此處，簡略的說，本研究企圖論證：正當性應以制度為依附。亦即，正當性既不指涉特定人，甚至也不僅指涉特定政策，公共決策的「過程」才是正當性最合適的訴求點。誠如憲政主義者所主張的：正當法定程序（due-processes）是法治的基礎，更是憲政的基石。公共決策是否正當？是否合理？應以是否符合事先規定的「遊戲規則」作為判準，而非以公共決策之結果為判準。否則，當公共決策的結果與公民的利益相衝突時，公民無法在道德上尋求一個服從該項決策的立足點。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環境污染往往是其代價。石化產業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著火車頭的角色，帶動相關產業的勃興，但也帶來日益增加的環境污染與其社會爭議，成為政府部門必須面對的課題。在傳統的環境管制政策當中，科學評估被視為中立、理性客觀之分析技術，能夠有效處理環境問題的方法，其強調專業中立的形象，也與官僚理性所強調的中立性相似。因此這不僅是環境行政程序設計之核心，也是行政正當性的重要來源。但因著環境議題的複雜化、科學不確定性的增加，在行政程序當中，僅著重專家角色的行政程序，相信專家能夠帶來各樣問題的解答，不僅在程序上限制了多元知識類型的進入，既無法共同建構問題、也無法形成決策基礎的一部分；同時行政機關也此程序將決策責任移轉給專家；然而因著科學不確定性，使得專家必須在未知的情況下進行決策，因而使得決策內容會更加保守，讓環境爭議窄化成「如何收集更多資訊」等技術問題。行政機關原欲以專家作為決策正當性的來源，但狹隘的科學想像框架不僅使程序無法有效地處理環境爭議、無法回應來自多元參與者的提問，反而使得決策正當性更加受到嚴重的挑戰。 本研究以國光石化開發案的健康風險議題與六輕工安大火事件兩個案的環評過程為分析案例。在國光石化環評過程，健康風險議題是主要爭議焦點。當時有學者研究指出國光石化營運之後，將對台灣民眾的健康風險帶來重要影響，並指認環評書中所低估或錯估的部分。面對不同的科學研究爭議，環保署依其狹隘的科學框架，欲創制一套評判程序以解決爭議，卻適得其反。與此同時，六輕也在 2010年7 月傳出工安大火事件，地方陸續傳出有吳郭魚、文蛤、雛鴨等大量死亡的農業損失情事，使六輕營運後所造成的環境影響與健康風險問題，受到社會高度矚目。環保署因而要求台塑提出「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進行審查。但環評專案小組因著科學不確定性而難以依科學論證作為基礎做出決策。最終則是以法院判決來作為決策的正當性來源。 本文透過多重資料來源的蒐集，包括田野訪談、環評專案小組會議、專家會議等相關之會議紀錄、相關事件的剪報資料，以及相關會議的參與觀察紀錄等。藉由兩個案的分析，探討行政程序建立在狹隘的科學框架之上時，為何產生行政決策的僵局，探討結構上的侷限與受到的正當性挑戰。並以論述應邁向具社會強健性的知識建構為基礎的開放行政程序，以強化決策正當性的根基。 / The scientific assessment in the traditional environment regulation policy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a rational technique. The common impression of scientific assessment is neutral and specialized,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major principle of Bureaucracy, organization by functional specialty, defined by Max Weber. Therefore, the scientific assessment has been not only a foundation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on procedure, but also a resource of legitimacy. On the contrary, while the government just focuses on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in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there will be the political debates unable to resolve effectively. Becaus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is unable to include multi-knowledge from different stakeholders, administration deal with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nly limits to the sufficiency of scientific evidences. Consequently, administration transfers the responsibility about decision making to the experts committee. But experts committee could not make decision definitely, and the decision would be conservative, because of scientific uncertainty. As a result, the interpret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s narrowed to the proof of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lutants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Since unknown causal relationships always exist, there will be ongoing arguments and dispute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aking two examples of the envi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 of a fire accident in the sixth naphtha cracking project in July, 2010, and the KuoKuang Petrochemical Project, 2011, the research analyze the hidden science framework and limitation behind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The finding is that the technicalization of administration leads to government role shrinking and erodes the legitimacy of decision.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foundation of legitimacy, administration should rebuild an open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to foster socially robust knowledge.

本文研究主題，係以歷史制度主義研究途徑來建構、實證和比較台灣與南韓政黨體系與民主鞏固的連結關係與影響程度。研究範圍設定在第三波民主化後的1986年至2012年。為達成預期研究目標，本文引用及修正Mainwaring建構的「政黨體系制度化」四種分析面向與Jones設計的附加測量指標，做為研究架構與比較工具，茲以比較兩國政黨體系制度化的高低程度，從而進行優劣排比，最後分析與評估對於兩國民主鞏固的影響程度及發展條件。 修正後的「政黨體系制度化」四個比較面向分別為：「政黨穩定性」、「政黨代表性」、「政黨正當性」及「政黨組織化」。透過四個比較面向進行實證測量和分析後，歸納後，得出以下幾項重要的研究發現：(一)台灣與南韓政黨體系制度化四個面向的表現各有優劣、互見利弊，但總體表現優於南韓，因此民主鞏固正面發展條件將比南韓更為有利。(二)台灣雖然政黨體系制度化總體表現略優於南韓，但兩國均未達成健全制度化政黨體系，故要有效提升民主鞏固的品質，仍有相當大的改善空間。(三)經過深入研究後，本文認為台灣及南韓政黨體系與民主鞏固存在因果關係，政黨體系制度化的程度也是影響民主鞏固發展的因素之一，但並非是影響民主鞏固因果關係的特定必然條件或單一直接因素。 經由上述三點研究發現，總結以下幾項研究建議：(一)政黨體系制度化的概念內涵分析面向與測量指標，在觀察、分析與比較新興民主國家政黨體系與民主鞏固的因果關係上，雖然有解釋效果與檢證作用，但運用或移植在台灣與南韓的配對比較案例上，受到區域差異化的影響，確定有部份的非相容性及侷限性，因此必須有所修正與調整。(二)要解決台灣及南韓政黨體系制度化不足或缺陷的問題，雖然考驗極大，問題甚多，但現階段建議可由制度面上進行政治改革，包括南韓總統任期可從現行的「五年單任制」修改為「四年兩任制」。台灣與南韓應儘速通過或修改「政黨法」，以健全政黨體系運作的規範。

本論文的目的，在於透過五○、六○年代臺灣的內外情勢，以及文復會工作的分析，解釋文復運動出現的原因，以及該會所扮演的角色。文復運動之所以展開，是中華民國政府在反攻戰事日益拖延的情勢下，為了解決動員戡亂與民主憲政的扞挌衝突，所必須塑造的一套正當性基礎。文復會的角色，則從原先主動塑造政府正當性的地位，在經歷七○年代的國際變局後，轉變為被動配合政府追求現代化的輔助機構。 自1950年以來，中華民國政府即面臨必須號召反攻，卻又不能反攻的情勢。隨著時間的流逝，反攻無望等疑問逐漸上升，以及動員戡亂長久維持所產生的弊病，皆嚴重威脅中華民國政府正當性的基礎。在此情況下，藉由中共文化大革命的發生，遂以文化復興運動塑造政府正當性。其方式是建構臺灣為中華文化唯一寶庫，為保衛傳統文化而需繼續與中共奮鬥，並以蔣中正作為道統傳人，將全民團結於領袖之下，換言之，「道統-國父-蔣公」、「三民主義=文化復興=反攻大陸」成為文復運動的主要內涵。總統兼文復會會長，意味著國家最高的領袖同時肩負文化復興的重責大任，對蔣中正而言，這種身份是繼承國父與道統而來，別人所無法取代。能領導文復會的，是道統傳人，是總統，是蔣中正，而這三者在當時構成了領袖一辭的實質內涵。該運動的工作不一定全是創新，但其鞏固中華民國政府統治正當性的作用，具有領導性與積極性。 文復運動繼承五○年代以來國民黨推動文化運動的手法，黨政機關隱藏在後，動員各式團體響應，使運動蔚為風潮，並宣稱此運動為民間自發的運動。由此，當回頭思考文化霸權的理論時，便發現葛蘭西的分析並不適用於文復運動。葛蘭西強調的是一個自主的市民社會，統治階級必須在此爭取認同，說服市民社會承認其在哲學、道德與知識上的領導權。然而，從背景的回顧來看，臺灣當時根本缺乏所謂自主性的市民社會，反對中華民國政府、需要被說服的勢力早已被剷除，這一點也是先行研究者所共同承認的。用文化霸權解釋文復運動，等於假定了一個不存在的市民社會。而所謂民間團體的積極響應，一種看似社會被統治者說服的景象，實際上也是黨政機構運作下的結果。因此，以文化霸權的概念分析，容易造成理論與事實的誤差。在這個運動中，我們必須注意領袖擁有崇高地位的這項特性，這將在文復會的實際工作中展露無遺。 在實際工作中可以發現，文復會所復興的「中華文化」，是經過篩選，而且利於中華民國政府統治。透過加強民族精神教育，傳達三民主義、愛國意識與擁戴領袖的信念；以推行國語運動等方式，壓抑地方文化，塑造官方同意的國有標準文化；從儒家經典的率先註譯中，又可了解道統學說才是文復會的重心所在。換言之，該運動所復興的「中華文化」，不僅強化三民主義與道統的重要性與普及性，同時亦意欲成為全中國均應學習與維護的唯一文化，成為判別正統中國與「偽政權」的標準文化。 另一方面，文復會制訂「國民生活須知」與「國民禮儀範例」，期望從日常生活當中體現文化復興的精神。貫穿須知與範例的最重要精神，在於嚴格克己與長幼尊卑的要求，將生活上的具體情境化為一條條的行為準則，建立起社會的秩序氣息。文復會採取由上而下的推行方式，期望黨政軍各級首長以身作則，達成上行下效的效果。這種依恃道德表率的思考，以人而言就是向尊長學習，以物而言就是向標語學習，以全國而言就是向政府學習，以運動整體而言就是向領袖學習。而在海外方面，運動的推行對象以華僑為主，這意味著文復會希望全球華人皆能體認正確的「中華文化」，藉由宣傳保衛民族遺產而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目的在彰顯世界華人對蔣總統復興文化的全力支持。從文復會海內外的工作來看，文復運動的重心，最終在於促進人民對領袖的擁戴。 然而，到了一九七○年代，外交上的挫折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正當性基礎產生實質傷害，在穩定政權為首要考量下，蔣中正於1972年繼續連任總統，並提名其子蔣經國任行政院長。蔣經國透過多項社會與政治風氣的改革措施，宣示政府革新的企圖與決心，並以建立現代化國家為號召，推動九項建設等重要基礎工程。文復會在變局下，工作內容亦轉而強調現代化的面向，「國民生活須知」的實踐，出現大量維護清潔衛生與交通秩序的工作，透過政府機關的配合，修改法令加強取締髒亂與交通違規的情事。更具象徵意義的是，文復會的工作報告中，出現大量與蔣(經國)院長相關的活動，這對只配合蔣中正言論和政策的文復會而言，顯示在工作上已將蔣經國納入擁戴領袖的對象。整體而言，文復運動從原本具有領導性質的精神動員，在變局之後轉為依附政府對現代化的追求。 文復運動原是為了在不改變既有秩序的情況下，解決民主憲政與動員戡亂的衝突難題，然而變局後中華民國政府的諸多改變，則使文復會的重要性降低。第一任會長去逝之日，正式代表一個以文化命脈與領袖功業相結合時代的過去。文復會見證了此項轉變，但不變的是對領袖與中華民國政府的忠誠擁戴。

本文擬以明代大禮議事件，作為研究嘉靖朝政治文化的切入點，試圖透過名分禮秩的角度去分析大禮議牽涉的「七爭」 、頒佈《明倫大典》 及國家禮制變革三方面，找出政治權力、儒家經典詮釋及國家禮制三者的關係，以瞭解嘉靖朝的政治文化有何變化。本文提出的問題如下： 一是嘉靖君臣如何透過經典再詮釋的方式，建構人情論的理論體系，說服士人接受「大禮議」的結果，而嘉靖君臣又如何逐步變易國家禮制，證明政權的正當性基礎，完成皇權重塑的目標。並且觀察後來隆慶朝至崇禎朝的歷朝皇帝如何處理睿宗獻皇帝的祧遷問題，回過頭來證明嘉靖皇帝是否成功地建立了自身世系的正當性。二是嘉靖君臣面臨公私衝突時將會如何抉擇，這些抉擇又會使嘉靖君臣關係與權力分配原則產生何種變化，從而觀察權力核心中的政治人物如何去界定自己在團體中的地位、擁有的職權範圍與政治結構中的既有限制。並且探討大禮議將如何影響嘉靖朝各種團體的人際關係、權力結構及政治生態，從而討論嘉靖皇帝如何能成功箝制士人對大禮議的不滿輿論，探討皇權伸入官僚體系的政治效應。三是大禮議的結果將使名分禮秩出現何種危機，而名分禮秩的危機又會使嘉靖朝造成何種政治效應。再從名分禮秩的意義去討論皇權究竟要作為包括廣大臣民在內的公共中心，還是作為保證皇帝個人私利的手段呢？一旦皇權的公共性質隱晦不明時，將對整個社會秩序造成什麼樣的後果。並且探索士人們如何依循政治權力、社會經濟與思想文化的變化，藉由儒家傳統經典再詮釋的方式，力圖讓名分禮秩回歸「合禮」的軌道，從而限制皇權的範圍，讓政治秩序與社會秩序回復合理的安排。

首長特別費事件演變至今，焦點都被導向高度抽象的政治議題，民間失去發言或制衡的空間，讓許多深刻值得探問的價值問題，陷入無法討論的困境，但本文要追問的根本問題是：法律，對現今台灣的民眾來說，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是把法律看成一種限制他們行動領域的規範，對法律採取一種戰戰兢兢算計犯法後果的策略性態度？還是把法律視為一種具正當性與有效性的行為規範，發自內心對法律採取尊重的態度？算計自己最大的利益，真的就是我們人類追求理性的最終結果嗎？如何縮小這些鴻溝，或許就是我們該戮力的地方。 哈伯瑪斯認為法律取得其正當性，與溝通行動之間具有相似的結構性，所以力主引進「溝通理性」，作為法規範產生及運用的構成基礎。但從法律理論的角度來看，哈氏認為現代法律秩序要從「自決」這個概念獲得其正當性，而且公民應從論述或審議的模式切入，同時把自己理解為所要服從的法律的承受者及創制者。對於裁判理性，哈氏曾針對四種具代表性的不同法律理論見解提出批判，主要為法律詮釋學、法律實在論、法律實證論，以及Dworkin的融貫理論，最後他提出自己所主張的程序法典範的法律觀。哈氏認為現代法制史中，運用得最成功的法律典範，是今日依然相互競爭的兩種法律典範，一是形式法的典範，另一種是實質法的典範，但哈氏認為這兩種典範都有所不足，所以主張要採取言說理論視角的第三種法律典範—程序法典範，來理解與解決二十世紀末出現的社會困境。 在現今充斥「語言暴力」、「策略性語言」、「意識型態扭曲」的社會中，言說的有效檢驗，對現況的釐清確有助益，但問題是如何進行？所以，本文嘗試從理解哈伯瑪斯的言說理論為核心，來討論法律與其同屬之社會文化間的關係。同時，藉由哈氏所提之「生活界與系統界」的概念，探求法律在社會整合中所扮演的媒介角色，探討法律的生成與溝通行動何以密不可分？最後，論證法律的正當性，主要是來自以溝通言說為基礎，所達致的同意與共識。 / Since the broke out of the special funds affair of Taipei mayor, the focus has been on highly abstract political issues; the value questions, which were profound and worth inquiring, fell into difficult position and were unable to discuss. This paper closely examines the basic question: what the meaning of the law ought to be? What significant value the law should represent? Should it be an instrument or an institution; should it be developed in a strategic or communicative way; and should it be rules and regulation laid down by the authority or the normative commitment of the citizens. Habermas thought the law obtains its legitimacy through real communication and therefore the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theory, Habermas thinks modern legal order must “be self determined” to obtain its legitimacy; moreover, the citizen should elaborate and judge the making of the law through 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cation. Habermas thus criticizes four well-known theories of law, i.e., legal realism, legal empiricism, legal positivism and Dworkin’s coherence theory. He then asserts his own proceduralist paradigm of law. Habermas believes that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law, the most successful legal paradigms are still in competition today – one is the paradigm of the positive law, the other is the paradigm of substantive law. However, he believes both paradigms are inadequate, so he asserts the necessity of a third legal paradigm, which emphasizes the discourse theory perspective – the proceduralist paradigm of law to understand and resolve the social difficulties. Reacting to the flooding “language violence,” “strategic language,” “ideological twisting” in the society of nowadays, effective evaluation of discourse can certainly help in clarify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but the question is how to carry o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by studying the discourse theory of Habermas as the core, and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the social culture to which it belongs. At the same time, with Habermasian concept of “the lifeworld and the system”, this paper seeks to evaluate the medium role of law in social integration to assess the reason for the intimacy between legal 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Finall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legitimacy of law primarily comes from communicative discourse that serves as a basis to reach agreement and consensus. Keywords: mayoral special funds, Habermas, legal validity, legitimacy, communicative reason, the lifeworld and the system , legal validity theory of discourse, Proceduralist paradigm of law

憲法的框架性賦予立法者具體化憲法的任務，而憲法同時也賦予司法者解釋憲法、維護憲法的職責，因此司法權與立法權實際上都在從事重新詮釋憲法的工作，然而當兩者間意見不一致時應如何處理，便形成司法權與立法權之間產生緊張關係的源頭。我國釋憲實務在釋字第四〇五號解釋揭示司法院大法官就憲法所為之解釋，對於立法院行使立法權亦有拘束力，後續在釋字第六三三號解釋、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時引發的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草案爭議，以及近來考試院對立法院於民國九十六年七月十一日修正公布的記帳士法第二條第二項提出釋憲聲請案，都顯示立法權與司法權之間的緊張關係逐漸升高，而使立法權與司法違憲審查權之間的權限爭議問題受到關注。 本文首先分析司法權與立法權之間的緊張關係，並嘗試討論兩權間緊張關係的三種不同處理方式，第一種是區分立法權與司法權的功能領域，在立法裁量的空間之下法律違憲審查應予以退讓，而形成法律違憲審查的界限；第二種處理方式是當法律違憲裁判的結果是法律違憲無效時，立法權除了接受法律違憲的結果外，在某種情況下容許立法權可以排除違憲結果，而使司法權的決定不再是最終決定；第三種處理方式是法律違憲決定的結果雖可以拘束立法權，但是讓法律違憲決定對立法權的拘束力受到一定條件或期限的限制。 接著討論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一九九五年的「十字架案判決」（Kruzifix-Entscheidung）與後續巴伐利亞邦議會在該判決後的修法，以及本國法相關案例分析，整理我國相關大法官解釋的事實、爭點與大法官論點，並援引相關理論、學說見解，試予以評析，最後討論我國現行司法解釋的效力規範及問題，冀能為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修正草案提出修法建議。

長久以來，我國在偵辦民刑事案件時，調閱相關人等之銀行帳戶資料通常是必要作法之一，表面上看來行之有年、理所當然，但深究後卻發現未臻完善、有待改進，其中尤以正當合法性及與個人隱私權之衝突最具爭議。調閱銀行帳戶資料固然是快速有效偵查案情的方式之一，但若無合理的法律依據、明確的施行方針、完善的配套措施及必要的懲處規定，將易流於擴權濫用，不僅違背法理，亦侵害當事人之隱私權，影響甚鉅，而當今我國文獻中卻較缺乏關於此方面之探討，殊為可惜。因此，目前我國偵查機關調閱銀行帳戶資料之法律依據為何？與其他法律是否有矛盾衝突之處？實務上如何施行？有哪些配套措施？未來有何改進之道？若公務機關違法濫權有何懲罰機制？如何適當修改現有法令規範以使其更臻完善？凡此皆與社會大眾息息相關，並使筆者產生高度興趣及強烈研究動機，期盼透過深入研究，得以充分瞭解相關理論與實務，並對問題提出解決或改善之建議。 無論自人性尊嚴、隱私權或資訊自決權之觀點來看，個人資料保護皆為基本且重要之議題，不容忽視，而銀行帳戶實為個人資料當中非常重要之一環。美國為隱私權概念發源地，理論與實務發展久遠，深具探討價值，故本文擇其作為比較分析對象。為求深入探討調閱銀行帳戶資料在台灣及美國司法實務面運作之情形，本文整理解析兩國近年來相關法規及民事刑事裁判，2010年4月我國立法通過之「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修正案」(後更名為「個人資料保護法」，2012年10月付諸實行，以下亦簡稱「新個資法」)亦在本文討論範圍內。本文將介紹各相關法規內容，分析新舊法規之差異，探究實務面作法及未來可能走向，以提供各位讀者先進參考。 國家為履行公共任務或打擊金融犯罪，通常需要調閱相關人等之銀行帳戶資料，此為偵查機關職責所在，但若稍有不慎即可能使個人資訊隱私權遭受重大侵害，而目前理論與實務面皆尚有未盡完善之處。筆者盼以本身面臨之法令疑義，對我國新個資法及台美兩國相關法規之檢視，對本文蒐集資料之研讀心得，及在金融業服務十年之工作經驗作為本文研究之核心。 本篇論文之主要目的，盼藉由各面向之探討及對法律制度之論述，檢視當今我國與美國調閱銀行私人帳戶資料之正當性與合法性；本文不僅描述兩國偵查機關調閱銀行帳戶資料之現況，亦針對問題分析研究，提出建議策略，盼能為我國目前存在之問題困境貢獻一己之力，以供法律界、金融界及相關公務部門參考。 透過本文研究，可觀察目前我國與美國調閱銀行私人帳戶資料相關法規與實務之發展方向，探討主管機關在提升偵查效率及保障個人財務資訊隱私權之間如何取得平衡，希冀政府機關不僅能快速有效完成偵查任務，亦能在合情合理合法範圍內作好個人資料保護，兩全其美。 / In Taiwan, law enforcement’s access to private banking account is a common way of investigating civil or criminal crimes. Although it seems very normal, it still has some problems need to be solved, especially its legality and controversy over privacy. It’s efficient to investigate a crime by retrieving data from private banking account, but it’s easy to invade personal privacy if there’s no reasonable law, clear direction, supplementary measures or necessary punishments. As a result, it’s very worthwhile and important to discuss this thesis’ title. However, there are not many relevant essays or writings in our country nowadays. About this issue, there are many relevant topics which are worthy to be discussed. For example, what is the legal basis of this kind of investigation? Is there any inconsistency between its legal basis and other laws? What are the implementations or supporting measures in practice and improvements in the future? Is there any supervision mechanism if the Government abuses its power? How to amend existing legal regulations appropriately to make them more perfect? Topics above are closely related to all society so the author has a high degree of interest and motivation. Hope this thesis will make readers fully understand relevant theory and practice then they may know how to solve problems and make improvements by this article’s suggestion. Whether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privacy, human dignity or self-determination of reveal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of personal data is always a basic and important issue which shouldn’t be ignored. The private banking account is actually one kind of the most important personal data. The United States (hereinafter also “America”) is the birthplace of the concept of privacy which has developed there for a long time. It is worth researching so the author selects America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task.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judicial practice about private banking account being investigated by the authorities in Taiwan and America, the author sorts out and analyzes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criminal judges of these two countries in recent years. “Computer Processed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 Amendments” (later renamed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 implemented in October 2012, hereinafter also “New Personal Information Act”) passed by the Legislative Yuan of Taiwan in April 2010 is also within the scope of this article. This article will describe the contents of relevant laws,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old and new regulations and discuss practical approaches and possible directions in the future so this thesis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all readers. The Government often needs to retrieve banking account information to fulfill public tasks or fight against financial crimes. Although this is the duty of the authorities, it will result in serious viola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privacy if the authorities make any mistake. In fact, both of relevant theory and practice in our country have some drawbacks and deficiencies at this time. The author looks forward to discussing the doubts of law, examining “New Personal Information Act” and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Taiwan and America and sharing study experience on this issue and a decade of work experience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in order to constitute the core of this research.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examine the necessity and legality of retrieving banking account information in Taiwan and America by discussing all relevant aspects and legal systems. This article not only describes the authorities’ access to banking account information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but also analyzes problems, makes suggestions and offers strategies. The author hopes to do his best to make some contribution to the law, financial industry and related public authorities. Through this thesis, readers could observe Taiwan and America’s investigation of private banking account currently and developing directions of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actual situations in the future. Readers could also learn and discuss how the authorities weigh improvement of investigation efficiency and protection of personal financial information privacy. Hope our Government will not only complete investigation quickly and efficiently but also protect personal information privacy legally and reasonab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