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世界各國在民主化後對重新審視、扭轉過去壓迫性政權作為的嘗試，近年來以臺灣史料為題材的研究中，以轉型正義為主題的論文也有逐漸增加的趨勢。不過多數研究習慣將視野集中於國民黨來臺後的族群歧視、整個國家退守臺灣後基於反共／防共的白色恐怖對人權的侵害、或是臺灣政治民主化後的補償與歷史正義，相對少有探討臺灣戰後初期對日本統治的反省內容，同時也缺乏比較性地跨越不同政權統治時期，嘗試從外來政權如何統治社會與汲取資源方式的角度，研究國家建構如何影響轉型正義主張與行動的作品。 　　相較先行研究，本論文以從日本殖民時期以至戰後初期的臺灣與朝鮮為研究對象，指出日本對新領土的國家建構工程使兩地在戰後初期都出現了轉型正義的行動與主張，而兩地在遭受殖民前與殖民期間發展出的共同體意識、社會成員處境、和殖民者建構國家的手段與過程均影響了兩地轉型正義的內容與強度；而兩地在戰後分別受到外來政權統治，再次出現國家意圖控制社會的國家建構行為，使兩地原有的轉型正義主張遭到壓抑－在臺灣，新統治者與臺灣社會認定的犯過錯者結合，以自己的轉型正義標準壓制臺灣人的權利和對政權的批判，臺灣人因此重新審視共同體界線；朝鮮／韓國對民族獨立與犯過錯者的究責要求則一直未滅，然而新統治者與其後繼者為了穩定政權，出現了無視社會要求，以新標準區別敵人並阻礙轉型正義的情形，最後，戰後初期統治兩地的新政權皆為其國家建構目的犧牲了社會的轉型正義要求，同時製造了新的不正義。 / With countries of the world tried to review and redress doings oppressive regimes did in the past after democratization, the number of theses topic on transitional justice by studying Taiwan historical resources increases recently. However, most of the researches focus on ethnic discriminations after Kuomintang seized Taiwan, human right violation and persecution in white terror era, and redress or historical justice after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There come relatively fewer discussions on reflections on Japanese rule in early post war Taiwan, and lack of comparative, cross-regime works try to explain how state-building influenced transitional justice ideas and actions, by applying viewpoint that different alien regimes carry out ruling and extraction resources from society. 　Compared with former researches, I adopt the era Taiwan and Korea under Japanese colonization to early post war period as research subjects. I first point out Japanese state-building crafts brought out transitional justice ideas and actions in early post war Taiwan and Korea, different development degrees of community imagines, situation of society members, means and process colonizers took to build state before and in the colonial period made postwar transitional justice different in the two places. Next I point out new alien regimes befell post war Taiwan and Korea, new state-building process came out once again,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was repressed. In Taiwan, new rulers built a 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 with local wrongdoers, they put Hanjian accusation standard on Taiwanese, suppress their political right and critique, and therefore Taiwanese started to review the boundary of community. In Korea, desires to nation independence and punish wrongdoers never faded, however, post war rulers ignored society requests and used new standard to mark new enemy within, blocked transitional justice for stable regime. At last, regimes ruled Taiwan and Korea in early post war days sacrificed society requests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instead by pursuit of state-building goals, and brought out new injustice.

江南八俠多數是歷史上斑斑可考的人物，周潯、路民瞻、呂元是詩畫名家；甘鳳池則是武術名家，而且自認具有將帥之材。甘鳳池在《清史稿》中有傳，周潯在相關方志和江南案相關資料中，也都有記載；呂四娘雖然不能確知是否存在，但被依附為父親或祖父的呂留良是《大義覺迷錄》案的重要人物。從現有傳記資料看來，如果周潯、甘鳳池、呂四娘、路民瞻、曹仁父、白泰官、呂元等人曾經是一個群體，那麼這個群體中，周潯、甘鳳池和呂四娘等三位成員可能都在盛年，白泰官和呂元可能是中年，路民瞻和曹仁父可能已經是老年，而這個群體的全盛時期應該在康熙中期。但相關諸文本中所言，以康熙晚年至雍正年間為主，且設定周潯為老年的情節，恐怕與歷史不甚相合；也就是說，如果創作者設定時間背景在康熙晚年至雍正年間，依照現有歷史資料看來，曹仁父很可能已不在人世，白泰官、呂元和路民瞻應該已是耄耋之年，周潯、甘鳳池和張雲如已經步入中老年，呂四娘則可能是一位少婦。其次，江南八俠絕不是好勇鬥狠、有勇無謀的莽夫，不是拿武藝招搖的演員，也不是一般的土匪。八俠不會像土匪一樣燒殺擄掠，相反的，他們是有智識、有胸襟、有思考和判斷能力的知識分子，他們是有意識地做自己要做的事。他們不但有理想有抱負，而且絕不會讓自己落於土匪行徑。正因為八俠是有意識地為理想而努力奮鬥，當理想無法實現或困難重重時，他們必將因此極為鬱悶、無聊、悲憤難平。 　　江南八俠在文本中的形象，大致可以陸士諤《八大劍俠傳》為界，分為江湖異人時期和民族英雄時期。在江湖異人時期，由於俠客們負有異於常人的武藝，難免會有人在需要幫忙時主動上門請求，這就像文筆好的人會有需要代筆者上門請託一樣地合乎邏輯。透過武術高低來定社會地位是後來武俠小說中，所謂江湖的重要原則，也是習武者成功與否、自我實現與否的準則。維護治安、為鄉里除惡則是習武者能否被視為俠客的重要標準。今日武俠小說中常見之基本的行走江湖原則之一──學武之人，尤其還學到天下知名，就不能不為民除害，至少必須照顧桑梓、造福鄉里；學武之人，如果到天下知名的習武者家附近作案，則無異是向其挑戰，以及透過比武試藝訂定社會地位的部分，早在清末民初的此時就已奠基。 　　民族英雄時期的作品，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以長篇形式為主。由於篇幅足夠，並且為貫串長篇作品，使結構更為謹嚴，創作者在俠客的習武與成長經歷、不斷地行俠仗義和遊歷過程，以及俠客的內心世界與感情歸宿方面，較江湖異人時期著墨更多。另外，創作者在主張反清時，如何避免流於「為反對而反對」的膚淺內涵非常重要，成長經歷與反清的關係，就是創作者使用的方法之一。另外，在江湖異人時期還只是簡單的男俠勝女俠後，就把女俠娶回家，到了民族英雄時期，因為女俠的出現，在剛猛的打鬥場面中插入纏綿的言情片段已不只是調節文氣，而是正視俠客如同常人一般必備七情六慾，並借兒女之情表現俠客的內心世界，使俠客的形象更趨完整。大俠們的最高理想不再只是建功立業或爭得天下第一，而是人格的自我完善或生命價值的自我實現。 　　由於江南八俠活躍的時期主要在康、雍、乾時期，這段時間內的幾個歷史公案都成為文本中，江南八俠不可避免的重要經歷；這在民族英雄時期的文本特別明顯。尤其創作者喜歡以雍正奪嫡案、年羹堯案、查嗣庭案、《大義覺迷錄》案、呂留良案，做為醜化雍正的工具；以查嗣庭案中的「維民所止」附會為雍正死時無頭的預言；以《大義覺迷錄》案強調雍正思慮謹嚴，行事周詳；以呂留良案中呂家的抄家滅族之慘，為雍正暴卒提出解釋（或說揣測？）──呂家遺孤呂四娘刺殺雍正。 　　雖然江南八俠與真實歷史之間關係密切，但小說畢竟與歷史不同，武俠小說只是依附在歷史上的某一個定點，以真實歷史為背景，虛構一個江湖世界。如果將江南八俠相關諸文本放在江湖世界的特徵：「與官府世界分庭抗禮，互不干涉內政」、「俠客活動的非組織化」和「高度倫理化的社會格局」，和江湖世界構成的四大要素：「江湖人」、「江湖土」、「江湖事」和「江湖道」下檢視，《雍正與年羹堯──新血滴子》以前的江湖世界固然不像俠義小說如《水滸傳》、〈趙太祖千里送京娘〉那麼寫實，但也沒有像今日武俠小說中的那麼完整。雖然江南八俠自有獨立的群體、價值觀和生活，而反清復明也是整個群體的大目標，但不論是行俠仗義或殺雍正，諸俠的活動基本上都是個人游擊式的、非組織化的，主要以個人意志和力量來對抗江湖的風波險惡。門派組織也只是學習的過程和源頭，既不能成為獨立於官府社會外之江湖世界的重要組織力，也還不具有約束習武者的重要規範。 　　藉由對江南八俠的研究，不但有助於了解歷史事實與小說虛構之間的關係，也有助於了解清代以降之武俠小說發展軌跡。另外，清末民初的社會文化為仗武行俠小說的發展提供有利的條件，而時人重視的行為和價值如：捨生取義、利國利民、尚武精神、擔當精神、反體制、具有原始血氣、相信非理性手段、暗殺……等，也都體現在江南八俠相關諸文本中。換言之，我們無須遍讀清末民初以降，超過一千種的仗武行俠小說作品，只要從江南八俠相關諸文本中就可以看到當時社會文化的縮影，這正是通俗文學的重要價值。

「地緣政治」從字面上來看，就知道它是與地理、政治有關的課題研究，從深層的角度來看它則是以地理的宏觀思維來解釋一個國家的政治行為的科學。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是永久存在的，因而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總會有一定的影響和制約。中西方學者的對地緣政治地理的詮釋都不盡相同。有必要先將地緣政治理論的淵源、定義及形成的因素加以深入探討，以建構本文研究立論之基礎。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形成的兩極對抗終結後，世界各個主要國家無不針對此一新的國際環境重新思索未來的發展與相應作為，以利其在新的國際體系產生醞釀過程中，爭取國家的安全發展與最佳角色、地位及對全球之影響力。中共利用地理上海陸兼備的特色及廣大經濟市場需求的優勢，積極營造有利其爾後綜合國力發展的地緣政治環境，並已躍昇為國際多強體系中的「一極」。尤其是中國大陸位於亞太地理位置的中心，而且是目前是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尤其中國大陸乃是全球人口最多、市場需求容量最大、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若中共能夠針對其地緣政治環境之特色，因勢利導，調整因應，以海陸交鋒的地理條件採全方位輻射同步發展的模式、以優勢的文化背景吸附多數鄰國為伍、以平等互惠爭取周邊強國的支持，則其後續的發展潛力不僅能成為亞洲區域或歐亞大陸的權力主宰者，更足以挑戰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 基於全球經濟發展與經貿整合不可逆轉的趨勢，中共未來地緣政治發展的主軸仍然會指向經濟方面，同時透過睦鄰政策的持續推動與夥伴關係的建立，營造一個以中國大陸為核心的東亞大陸地緣政治板塊。進而藉軍事變革的力量，將解放軍改造成一支能有效執行防衛國土的地面部隊、能達到對強權嚇阻的飛彈部隊、能走出大洋的空中武力與遠海艦隊。並以「上海合作組織」及「六方會談」打擊國內的三股勢力，同時爭取東北亞區域事務的主導權；積極參與「東協」組織，在經濟上維持東南沿海的經濟整合與發展及建立可以聯繫歐洲的地緣經濟板塊，在政治上突破美國的圍堵，爭取東南亞地區政經命脈的主控權。最後是發揮「博鰲論壇」的最大影響力，建構一個真正屬於「亞洲人的亞洲」、「中國的亞洲」的地緣政治理想。 冷戰結束後，所形成的國際大環境呈現出全球化的趨勢、以合作代替對抗的國際互動模式及經濟發展的主流意識等地緣政治環境特色，對即將成長、茁壯的中共而言，無非是一種新的機遇。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周邊地區既有美國在西太平洋、中亞地區軍事部署上的圍堵；以及周邊「三股勢力」（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的興起，加上鄰國潛在的糾紛衝突及領土、主權、資源的爭奪等複雜交錯的危機，對中共內外環境及爾後的向外發展也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制約與挑戰。中共在此機遇與挑戰相互拉扯的過程中，若能「掌握機遇，積極發展」及「厚植國力，迎接挑戰」，將在未來的地緣政治發展開創出嶄新局面。 一國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周邊安全與發展的環境，也決定了它在國際戰略格局中的地位，這是一個國家在地理上的根本特性，其影響具有恆久性。拿破崙曾說：「瞭解一個國家的地理，就可以瞭解其對外政策。」任何一個國家所面臨的利益、威脅與未來發展，都與該國的地緣位置息息相關。也就是一個國家的行為必然會受到地理的制約，為了建構符合本身利益的地緣政治環境，就必須掌握形成地緣政治的因素，充分運用地理的優勢，同時避開地理的限制，才能夠達到維護國家安全與發展之目的。總之，檢視中共在冷戰結束後所呈現的國家政治行為之目標，可歸納惟下列幾點地緣政治的戰略意涵： 一、營造「多極化」的格局－打破美國所主導的全球地緣政治格局。 二、提升大國地位－突顯中共崛起的意志與決心，並爭取對國際政治權力的分配。 三、擴大順從中共周邊的勢力範圍－強化對周邊地緣政治板塊的影響力度。 四、遏制「台獨、疆獨、藏獨」的分離勢力－維持中國大陸地緣政治內外環境的安全與穩定。 台灣的地理位置處於中國大陸的東緣，正位於東北亞與東南亞的中央樞紐地帶，這個自然地理特徵限制著台灣必須朝向南北或東面方向發展，也就是要以經營亞太地區作為發展的主要腹地。冷戰結束後中共也趁勢在亞太地區安全、政治、經濟領域中積極建構扮演主導及領航的角色，主要目的除了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外，就是要藉此強迫他們在台灣與中共兩邊作出明確的選擇，以達到孤立台灣的目的。此外由於中共地緣政治的發展效用，已反映出中共在國際影響力漸次上升，促使美國在現實利益的考量下，在美國、台灣、中共的三角關係中，美國選擇向中共傾斜的發展。未來在中共逐起崛起的大環境不變狀況下，美國也將被迫向中共靠攏，相對地稀釋了台灣與美國之間的關係，這將是台灣未來安全與發展的一大警訊。 冷戰結束後，隨著美蘇兩強對抗格局的消失，在全球各個區域普遍響起經濟發展及經濟整合的熱潮，在現代國際發展趨勢而言，以經濟利益為基礎的發展途徑，將能創造另一個政治、外交地緣政治新局，其中以「自由貿易區」模式的發展最具成效。預期未來「地緣經濟」勢必成為國際體系建構與發展的一個主流模式。最後來觀察陸地與海洋兩者的相互關係，陸地會對海洋構成控制的效果，海洋則對陸地產生包圍與封鎖的作用，在現代的國際政治權力環境中，它們都可以具體呈現出國家權力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