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石化業自六０年代萌芽，於七十年代蓬勃發展，至1999年整個石化業的產值達18,610億，佔所有製造業的24.9%。雖然近年來，資訊電子業的興起，環保意識的抬頭讓石化業遭逢前所未有的困境，但是，仍有些企業經營的還不錯，持續投入科技的創新，不斷擴充業務，新產品不斷推出，獲利增加。 本研究以我國石化業為研究對象，從技術管理的觀點，特別從技術策略、技術組織、組織學習等幾個方面分別探討其考量與作法並探討其與技術管理績效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如下： 國內石化業大部份使用跨功能團隊的方式在進行研究，而其結構從輕量級團隊、重量級團隊到自主性團隊均有。少數企業讓研發人員將一項新產品自產品創意階段一直負責到新產品的生產上市，而且研發人員就成為該事業部的負責人，此措施對研發人員是相當大的鼓勵。另部份較小型企業針對某一項很重要的新產品則採用老虎團隊的模式由CEO親自領導團隊，成效良好。 大部份石化業對技術人員均採用雙階制度，如此技術人員可以循著技術階梯升遷，不必受到管理階梯職缺的影響而升遷無門。有效的激勵措施和技術管理績效有絕對的關係，尤其是對於新產品的開發成功應適當的給予獎金或分紅措施，而對於專利也應酌情發給獎金。 我國石化業的技術主從策略大致相同，在全球來看都是一個跟隨者，但國內來說則視產品別不同而有所不同的策略，所以技術主從策略和整個技術管理績效的關係並不明確。 我國石化業大部份其基礎技術均來自國外先進大廠，研發單位則專注於製程改善及基礎技術的衍生技術，從而開發新產品。但也有部份業者自設立公司之初即訂定自行研發的策略，至今成績斐然。 一般而言，國內石化業均經ISO認證通過，內部紀錄相當完整。而經驗分享對於技術管理績效影響非常大，目前分享的方式都是以內部討論的方式為之; 但已有少數業者開始注意到以內部網路建設其知識管理架構，這對於將來經驗傳承與分享定有很大的幫助。

利用開放體系下的寡佔理論模型的建立與推導，依據民國78-85年台灣中游石化業資料，以完全訊息最大概似法對對內銷PCM、進口比與內銷市場集中度三條聯立方程式進行估計。本文發現產能利用率對內銷PCM的影響是正面的，進口比對內銷PCM的影響是負的，並且都具有統計顯著性；內銷PCM、關稅與成本差異對進口比的影響是負的，且具有統計顯著性，內銷市場產業集中度對進口比的影響是正的，亦具有統計顯著性；內銷PCM與運輸成本對內銷市場產業集中度的影響是正的，且具有統計顯著性，而內銷市場規模對內銷市場產業集中度其有顯著負面效果。匯率並非影響中游石化業獲利率的重要因素；最後，內銷PCM、進口比與產業集中度皆存在顯著直接聯立關係。

本篇論文主要在探討石化業發展過程中所面臨之傾銷問題，並對我國進口救濟制度完構以予分析。

本研究進行，乃基於隨著國際油價飆漲，中東產油國及新興國家大量投資煉油石化產業，使得商機增加；但由於韓國工程公司在政府力量支持之下崛起，使國際統包工程市場競爭趨於激烈；加上匯率及金屬原物料價格的大幅波動，造成統包工程承做風險提高等不利條件進行探討。藉由以上的背景因素發掘個案公司在跨國專案管理的問題與尋求解決方案，進而提升個案公司的整體營運績效，強化核心能耐與競爭力；期能掌握這一波產業發展契機，與歐美日韓進入國際統包工程的領先群，並擺脫中國、印度等潛在後起之秀的追趕。 本研究係由個案公司所處的內外部環境、跨國專案管理與經營策略三方面進行分析，以期構建個案公司的發展願景、強化核心能耐及訂定短、中、長期策略目標。此外，亦期經由本研究，提供學術探討與企業實務運作的參考，裨益於石化工程公司跨國專案管理的研究與經營發展方向的探討。 為提高研究的周延性，本研究從國際統包工程的特點、管理模式與經營策略三方面進行文獻探討，藉以建立正確的研究知識並啟發基本的研究觀念，進而訂定本研究的研究架構與實施步驟，使研究有序的進行。 基於國內從事國際統包工程且願意分享其跨國專案管理經驗的企業相當有限，加上本研究主題乃目前全球競爭現實自然演變而產生，不適合驗證性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採取探索性的個案研究方式。研究架構則以個案公司所處的內外部環境為自變項，跨國專案管理為控制變項，經營策略為應變項三個主軸發展；研究方法主要採用文獻探討、個案研究與資料分析。 對於個案公司的分析，首先從個案公司所處的國際煉油石化工程產業、個案公司的基本資料等基礎構面進行探討；其次對個案公司的內部發展進行分析，再審視個案公司的執行力與競爭力，然後對未來策略構想進行綜合整理與剖析。 本研究提出的結論如下： 一、外在環境： 煉油石化工程產業市場需求提高，但競爭激烈，且市場風險不易掌握。 二、經營策略定位： 以台灣為營運中心，從中國大陸、東南亞、印度、沙烏地子公司進行在地紮根，進行跨國協同設計與集團化採購，並有效結合中國大陸資源。 三、未來經營策略： 強化作業流程改進委員會；發揮創新小組功能，追求差異化帶來的競爭優勢；完善『企業整合性管理資訊系統』，支援跨國協同設計作業，減少品質重做成本，加速作業流程，提高整體營運效率。 本研究建議個案公司應強化支援性資訊系統，以有效支援跨國專案的執行；對未來的研究，則建議透過更多訪談，取得可供比較的資料，採行較大規模的量化資料蒐集，獲取較多可供驗證的資料，以及多方面拓展研究方向，促使本研究領域的深入與完整。

台灣近年重大環境開發爭議多與環境影響評估有關，這套政府用於管制環境風險的審查決策機制，因專業門檻高和參與管道有限，非專家之社會大眾難以直接進入環評場域，往往需仰賴新聞媒體的報導得知其中的審查內容、討論情形及決策結果等。有鑑於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即在探討國內媒體如何報導環評這一類環境風險議題，瞭解其呈現形式與訊息內容有何特色。 本研究以國內主流與非主流媒體為對象，包括《蘋果日報》、《自由時報》、《聯合報》、《中國時報》、《台灣立報》、《環資電子報》、《環境報導》及《新頭殼》等八家媒體，蒐集2009 年6 月1 日至2014 年3 月31 日有關「國光石化」與「六輕」之環評報導文章，採取內容分析法檢視各媒體的報導量、文章形式、報導版面、報導主題、消息來源、風險知識訊息及參與訊息等項目，並比較不同風險性質之個案差異。 主要研究結果顯示，主流與非主流媒體在環評議題中各有其報導特色：非主流媒體報導量多且普遍關注未發生之環境風險個案（如國光石化），重視審查過程及結果的報導，在環評議題有較強的處理能力，提供較多專題性文章，幫助讀者深入瞭解環評議題及相關風險爭議，達到風險預警的目的；相較之下，主流媒體報導雖多寡不一，關注的個案也不完全偏向未發生之環境風險，卻有較多從法規或政策面向切入討論的報導，也有較多評論性文章，呈現社會各界對環評議題 的意見與討論情形。 關於消息來源的引述，主流媒體的環評報導相對倚重官方消息來源（如非環評主管機關之政府單位及官員及環評主管機關等），反映在上位者或管理者的風險觀給讀者；非主流媒體新聞中的消息來源除了「環評主管機關」和「專家學者」，「公民團體」被引述的情形甚高，代表非主流媒體重視環評議題中的公眾立場，能將非官方或具在地性質的風險論述納入報導內容。此點亦反映在環評新聞中的公眾觀點呈現，非主流媒體較常透過「實證資料」、「過去案例」、「經驗常識」及「價值觀」等，陳述或討論公眾所感知到的環境風險。 在增進公眾理解及參與方面，非主流媒體在「個案與風險資訊」和「批評、爭辯與建議」兩大類訊息呈現普遍比主流媒體多，顯示對環評關注程度較高的非主流媒體在報導這類議題時，能較能兼顧各面向重要資訊，提供讀者較詳細的報導內容。不過在「促進參與近用」訊息項目上，國內環評新聞提及的情況甚少，可知無論是主流或非主流媒體，在增進公眾參與環評的報導表現都不明顯。 另外，經由個案比較可知，國光石化和六輕的環評報導特色及訊息內容呈現存在差異。整體而言，媒體在報導未發生風險之環評個案（如國光石化）時，除了會在新聞中強調誰將受風險所害，也提供較多風險案例當作參考，並告知讀者參與環評的相關資訊。而在風險未被完全掌握、具有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媒體不只會依賴專家系統，大量引述專家學者的言論，公眾根據其經驗常識、價值觀等提出的意見亦透過媒體反映在風險爭議的討論過程中。若是已發生風險的個案類 型（如六輕），媒體會有較多關於風險成因及後果的報導內容，並向公眾說明風險的可接受程度或容許情形。在風險及其影響已知的狀態下，監管環境風險的政府單位及熟悉地方環境現況成為媒體主要的消息來源，新聞中也較常引述以科學研究結果或統計數據為主的公眾言論。以上分析結果顯示，媒體對不同性質的環境風險議題有不同的強調面向和報導表現，不應一概而論。 由於本研究僅以石化產業為例，其他個案未列入討論範圍，日後可再針對環評議題進行跨個案與歷時性的實證研究，分析項目亦可擴及至新聞圖表和報導框架等，甚至進一步檢視消息來源（如公民團體）的議題操作手法和媒體使用情形，或公眾對環評的認知情形以作為媒體報導內容的參考依據。 最後，根據國內媒體的環評新聞報導表現，本研究建議記者應致力提供讀者較詳細的風險背景訊息，試圖針對環評中具衝突性或爭議性的資訊內容進行解釋分析，並善用圖表或新聞小檔案等方式，將有利促進公眾參與環評的資訊項目整合於新聞報導當中；記者另應設法再自我進修，充實科學相關背景知識，報社則可提供教育訓練或資源，強化記者處理科學議題的能力，進而提升環評新聞的報導品質。

在中共「以黨領政」的黨國體制下，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一向為研究中共政治的一門重要課題，菁英流動的模式與規則化則是為評析中共菁英甄補的主要觀察項目。本文的研究旨趣乃從菁英甄補的視角出發，以中國中央級國有企業高階領導幹部作為實證對象，個案產業則涵蓋石油石化、電力以及電信等三大產業共13家央企。藉由對央企領導幹部個人簡歷的查察，梳理國有企業領導幹部的晉升與流動路徑，以充實中共菁英政治研究在國有企業領導幹部此一區塊上的觀察。 本文發現，儘管國有企業歷經長時改革的過程，但在幹部人事晉用的層次上，中共黨國專制性的角色並未出現鬆動，改變只發生在企業徵用人員時，領導幹部個人所繫有之任用年齡年輕化、專業與學歷要求門檻的提高。在仕途發展方面，「企業黨組領導職務」與「產業類別」則為決定企業領導幹部個人流動與能否取得晉升機會的關鍵。以前者言，若國企領導幹部具有企業黨組書記、副書記的任職經驗，則相對具備有明顯的仕途競爭優勢。就後者而論，本文則提出一套中共操作國有企業菁英幹部甄補的規則：任職於石油石化產業的央企領導幹部，若於任內兼任黨組書記或黨組副書記一職，可以期待未來離任企業領導後，將具有較強的競爭力轉入政府部門副部級以上職位述職。電力及電信業央企領導幹部，若於任內兼任黨組書記或黨組副書記一職，則以轉任業內其他央企更高領導職位作為主要出路，並且作為幹部在個人離退前的最後一項職務。總結來說，「企業黨組領導職務」決定升遷的「准入機會」，「產業類別」則攸關晉升的部門流向。

組織效能是企業經營「成功」的象徵，而為任何企業經理人刻意追求的鵠的。然而，何謂「組織效能」﹖它受那些因素的影響﹖環境、策略、結構﹖是所有因素，抑是部分因素的組合影響﹖這些因素的重要性又各如何﹖本研究乃針對上述問題，綜合提出影響組織效能重大因素之「企業環境、策略、結構」架構模型。除了從內、外及總效三方面來探討組織效能之涵意外，並以機械、電子、石化三種產業為實證研究對象。 一方面分析「企業環境、策略、結構」與組織效能個別之變數關係，一方面以多元迴歸和徑路分析方法析論「環境、策略、結構」之各種組合與組織效能之多變數關係，期以驗證架構模型之「實用」性，並由實證研究中，尋得「環境、策略、結構」之較佳組合，期能增進我國產業之組織效能。 經由實證，發現三產業組織效能以內效較佳，總效次之，外效較低些。再者，環境、策略、結構與組織效能之雙變數關係亦非常密切，三者對效能皆有顯著的個別解釋力。三者之聯合對效能則甚有預測力，而以結構之解釋力最強，策略次之，環境略低些。至於三者間之各種組合：環境、策略；環境、結構；策略、結構；環境、策略、結構，皆可增進效能。其中，以環境透過策略對組織效能之間接解釋力最大，故為三者與效能之間關係的最佳組合。業者欲增進效能，宜由此組合途徑著手。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環境污染往往是其代價。石化產業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著火車頭的角色，帶動相關產業的勃興，但也帶來日益增加的環境污染與其社會爭議，成為政府部門必須面對的課題。在傳統的環境管制政策當中，科學評估被視為中立、理性客觀之分析技術，能夠有效處理環境問題的方法，其強調專業中立的形象，也與官僚理性所強調的中立性相似。因此這不僅是環境行政程序設計之核心，也是行政正當性的重要來源。但因著環境議題的複雜化、科學不確定性的增加，在行政程序當中，僅著重專家角色的行政程序，相信專家能夠帶來各樣問題的解答，不僅在程序上限制了多元知識類型的進入，既無法共同建構問題、也無法形成決策基礎的一部分；同時行政機關也此程序將決策責任移轉給專家；然而因著科學不確定性，使得專家必須在未知的情況下進行決策，因而使得決策內容會更加保守，讓環境爭議窄化成「如何收集更多資訊」等技術問題。行政機關原欲以專家作為決策正當性的來源，但狹隘的科學想像框架不僅使程序無法有效地處理環境爭議、無法回應來自多元參與者的提問，反而使得決策正當性更加受到嚴重的挑戰。 本研究以國光石化開發案的健康風險議題與六輕工安大火事件兩個案的環評過程為分析案例。在國光石化環評過程，健康風險議題是主要爭議焦點。當時有學者研究指出國光石化營運之後，將對台灣民眾的健康風險帶來重要影響，並指認環評書中所低估或錯估的部分。面對不同的科學研究爭議，環保署依其狹隘的科學框架，欲創制一套評判程序以解決爭議，卻適得其反。與此同時，六輕也在 2010年7 月傳出工安大火事件，地方陸續傳出有吳郭魚、文蛤、雛鴨等大量死亡的農業損失情事，使六輕營運後所造成的環境影響與健康風險問題，受到社會高度矚目。環保署因而要求台塑提出「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進行審查。但環評專案小組因著科學不確定性而難以依科學論證作為基礎做出決策。最終則是以法院判決來作為決策的正當性來源。 本文透過多重資料來源的蒐集，包括田野訪談、環評專案小組會議、專家會議等相關之會議紀錄、相關事件的剪報資料，以及相關會議的參與觀察紀錄等。藉由兩個案的分析，探討行政程序建立在狹隘的科學框架之上時，為何產生行政決策的僵局，探討結構上的侷限與受到的正當性挑戰。並以論述應邁向具社會強健性的知識建構為基礎的開放行政程序，以強化決策正當性的根基。 / The scientific assessment in the traditional environment regulation policy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a rational technique. The common impression of scientific assessment is neutral and specialized,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major principle of Bureaucracy, organization by functional specialty, defined by Max Weber. Therefore, the scientific assessment has been not only a foundation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on procedure, but also a resource of legitimacy. On the contrary, while the government just focuses on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in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there will be the political debates unable to resolve effectively. Becaus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is unable to include multi-knowledge from different stakeholders, administration deal with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nly limits to the sufficiency of scientific evidences. Consequently, administration transfers the responsibility about decision making to the experts committee. But experts committee could not make decision definitely, and the decision would be conservative, because of scientific uncertainty. As a result, the interpret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s narrowed to the proof of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lutants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Since unknown causal relationships always exist, there will be ongoing arguments and dispute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aking two examples of the envi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 of a fire accident in the sixth naphtha cracking project in July, 2010, and the KuoKuang Petrochemical Project, 2011, the research analyze the hidden science framework and limitation behind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The finding is that the technicalization of administration leads to government role shrinking and erodes the legitimacy of decision.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foundation of legitimacy, administration should rebuild an open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to foster socially robust knowledge.

近年來，隨著能源價格不斷飆漲以及溫室氣體大量排放造成的氣候異常變化，引起世界各國對於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與加強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的重視。溫室氣體大多由化石燃料燃燒所產生。因此，一般被視為能耗較高的發電、鋼鐵、水泥以及石化等產業，遂成為眾所矚目而被要求加強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的主要產業。未來的產業發展規劃，必需兼顧經濟與環保，否則必將被世界潮流所淹沒。 因應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趨勢，就台灣經濟發展面、財政建設面、環境永續經營面等層面考量分析，現階段石化產業之發展應對產業競爭力及環境保護做更多且更審慎的考量。於產業競爭力部分，建議中油開放民營，並運用部份釋股取得的資金，一方面引進先進的製程技術及進行設備更新，提升企業競爭力；另一方面整合國內仰賴台灣中油公司供料且在各產品領域擁有數十年營運經驗的中下游業者，建構泛中油體系的石化經營團隊。如此泛中油體系與國內另一石化產品鏈已相當完整的台塑體系，形成兩大石化體系，互為良性競爭。於環境保護方面，則建議我國應終止國光石化投資案，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並藉提升廠商製程效率減少能耗，如此將使經濟發展及環境保護得以兼顧，亦達成原興建國光計畫之目的。 而未來台灣石化產業發展策略，技術發展需長期向下扎根，產品則朝高值化、精緻化發展，開發低能耗、低污染之替代能源，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並將大宗石化耗能的產品移往海外能源低廉的地區，持續提升產業競爭力，並達成溫室氣體減少排放為目標。如是，台灣在環境保護日益重視之趨勢下，石化產業也得以永續發展。 / The high energy cost and the unusual climate change due to increasing green house gases（GHG）emission in recent years have attracted the global attentions and called for improvement of energy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nd enhancement of GHG emission control. GHG are mostly produced by the combustion of fossil fuels. And the higher energy consumption industries such as power generation, steel, cement and petrochemical industries are thus strongly requested to reduce GHG emiss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oth are needed to be equally evaluated in the planning of future industry development. Taking petrochemical industry as an example, many of its mid-stream and down-stream products have become an unseparable part and of our daily life. In Taiwan, it has been over half century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petrochemical industry, and now become top 10 petrochemical production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e production value of petrochemical-related industries are very close to 4 trillion NT dollars, about 30% of total production value of domestic manufacturing sectors. Petrochemical industry and electronic industry are the two strong arms in supporting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As a very important industry in Taiwan, however, the intensity of its GHG emission is only next to steel industry. The significant technology improvement in petrochemical industry has been achieved since the installation of the existing refinery, naphtha crackers and many petrochemical mid-stream production plants in Taiwan. It is well recognized that the GHG emission will be greatly reduced if the advanced technologies are introduced and the old facilities are revamped. Therefore, the writer would like to address a different approach toward KuoKuang Petrochemical Project which the government is giving an impetus to its execution. Here the writer would propose Taiwan CPC company, the state-owned petroleum company and the leader of Kuokuang Petrochemical Project, to become privatized after asset re-evaluation and collect some government capital from privatization through issuance of part of its shares to the open market. The capital thus collected can be used for enterprise reform. The important items of the enterprise reform include but not limited to introduction of the advanced technologies, revamping of existing facilities and establishment of a new well-integrated petrochemical conglomerate through mutual investment between Taiwan CPC and the mid-stream companies that rely raw material supplies from Taiwan CPC. From viewpoints of both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government policy of implementation of KuoKuang Petrochemical Project is worthy for reconsideration. Formation of a CPC-lead petrochemical conglomerate would also benefit the current petrochemical companies that rely on raw material supplies from Taiwan CPC as their operation efficiencies would improved from business intergration. The newly formed conglomerate would be more powerful in further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more competitive in world market. They would have more resources to explore their potential in advance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new business fields such as biomass energy, solar energy and so on. The CPC-lead petrochemical conglomerate would be able to enchance its competitiveness to another domestic petrochemical giant, Taiwan Formosa Group, and other petrochemical giants in the global mark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