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著重於分析發行大量長年期利率敏感型契約、高財務槓桿比例的人壽保險業中公司經理人之投資決策，發現台灣壽險業亦存在Canner et al.(1997)提出之資產配置迷思，亦即風險性資產中債券與股票之比率於不同壽險公司間有差異，與共同基金分離理論中陳述之風險態度不同之投資人所持有之債券與股票比率應相同不相符。本文嘗試以Sorensen(1999)提出之擬似動態規劃法(Quasi- dynamic Programming)最適化到期之效用函數，試算經理人於股票及不同到期固定收益債券之最適持有比例。且詳細探討不同風險偏好及投資期限對於壽險公司投資組合之影響。將業主權益之最適投資策略加上負債之複製投資組合成為策略性資產配置結果，並將其與目前台灣壽險公司之資產配置做比較。研究結果顯示： 1.以擬似動態規畫法求得之最適投資組合於不同風險態度下皆為長期債券以及股票。當經理人之風險趨避程度增加時，投資於股票之比例會減少、投資於債券之比例會增加。 2.比較台灣壽險公司之債券與股票配置比例與本研究之結果發現，本資公司之風險態度較外資公司積極，本資公司應提高其債券之持有比例。 本研究最後以Bajeux-Besnainou et al. (2001)提出之資產配置迷思解釋說明本資公司與外資公司持有之債券與股票比率之所以不同非因資產配置迷思之存在，本資公司與外資公司於風險性資產中持有之債券與股票比率是相同的，但因風險態度較為趨避之公司，投資於風險性資產比率下降、提高避險部位之配置，導致整體之股票與債券比率增加。 關鍵字：資產負債管理、策略性資產配置、擬似動態規劃法。

學界普遍認為中國半導體產業在2000年以降快速崛起主要因素是中國各級政府仿效東亞國家八十年代扶持半導體產業模式。也就是「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角色。如中國中央政府推動半導體策略性產業政策：提供優惠稅賦（「國務院十八號文件」）以及進行大規模研發計畫(「八六三計畫」)；地方政府則提供半導體廠商建廠資金和低價建廠成本。然而，實際上，從跨國比較觀點分析在中國政府半導體產業角色，發現我們可以發現中國政府在半導體產業角色與「發展型國家」的理念型有所差異。基於上述討論有兩個主要研究目的： 1.建立國家機關角色類型學，了解中國個案與既有類型異同之處。以此，提出新理論架構：第一個指標：國家機關干預型式，主要指國家是否推動「策略性產業政策」；第二個指標、企業財產權關係: 企業財產權屬於國家或私人。兩個指標和各自有兩個變異，因此形成二乘二的四個國家機關角色類型學。 2.分析形成不同國家機關角色的因素：落後的程度、官僚體系特質和政策網路等因素如何形塑國家機關角色等因素對形成國家角色有何影響。 為進行跨國比較本文選擇了四個國家以及其時空分界點：1985-1990年的美國、1976-1980年的日本、1984-1988年的台灣與2000年以降的中國，進行國家角色干預前後的時空因素比較。 本文研究發現有三：一、一國落後的程度決定了其國家角色類型：。二、國家干預前的「韋伯式官僚」程度，影響了「發展型國家」和「企業家發展型國家」的要素之一「大規模研發計畫」是否完整，但不會決定屬於個案是屬於哪一類型國家。 / Scholars argued tha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due to strategic industry policy, known as East Asian “Developmental State Model”. China central government provided preferential domestic sale tax (Circular 18) for China-based semiconductor firms and launched national R&D project (863); local government also provides loans and low building cost for semiconductor enterprises. However, as cross-countries comparing role of state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China’s case still is different from ideal type of Developmental State.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above, this dissertation has two main research purposes: 1.Establishing the typology of state: what different China's case with other nations and propose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first indicator is whether State to promote "Strategic Industrial Policy" or not; the second corporate property relations: the second indicator is property rights of enterprises, which is government owned or private. The two indicators have two variations, so the format a typology, three types role of state in two by two matrix. 2.Analyzing the causal factors of role of state: how does extent of economic backwardness, characteristics of bureaucratic system and types policy network influence roles of state. For a cross-nations studies, I selected four variety cases and time dividing points: United States (before and after 1985-1990), Japan(before and after 1976-1980), Taiwan ( before and after 1984-1988), and China (before and fater 2000-2005) to define role of state and its causal factors. This study has three main findings: First, the extent of backwardness of a nations determined its role of state. Second, level of Weberian bureaucracy level affected complete extent of Developmental State" and Entrepreneurial Developmental State" , but would not determined its role of state.

自民國86年7月國民大會將科教文預算的下限刪除，我國教育經費由過去40、50年來以投入高等教育為主的分配方式，轉移至國民教育為主，大學院校的資源逐年減少。就國立大學來說，教育部自民國85年起，陸續分批擇校實行「校務基金制度」，亦即鼓勵學校經由推廣合作、建教合作及對外募款等活動自籌部份經費。政府對國立大學經費的「全面補助」已調整為「部份補助」。依教育部規定，公立大學自籌20%至23%的經費，其中15%為學雜費收入，其餘8%則依賴募款，據估計，校務基金制度實施後，所有國立大學每年須向社會大眾或企業界募款的總額高達40億左右，對公立大學而言，不啻是一項沈重的負擔（中國時報，民87）。 而就私立大學來說，學雜費向來為最主要的經費來源（張中訓，民85），根據教育部的估算，私立大學的學雜費是公立大學的2.5倍，但公立大學學生單位資金卻是私立大學的8倍，換句話說，私立大學學生享受到的資源與公立大學相差甚鉅（吳京，民86）。為達成爭取學校發展的充足支援，民國85年，教育部指示私立大學要「加強募款業務，使學校經費的四成來自社會募捐所得，另二成由教育部補助」（高教簡訊，民85）。私立學校唯有透過募款取得社會資源，才能解決經費不足的窘境。 為因應大環境上的競爭、財政緊縮的狀態及落實大學自主的理念，推行高等教育募款制度已是不可避免的趨勢（田長霖，民86）。為了對大學募款的相關問題深入的了解，筆者認為應參考他國大學募款的經驗與策略，加以分析探討，如此不但可省去摸索之功，亦可收學習之效。至於大學募款的經驗，其將私人捐助高等教育的方式予以系統化、制度化最為成功者，首推美國。美國大學實施募款制度由來甚久，不論公、私立大學幾乎都設有專責的募款組織，募款所得成為大學經費的重要來源，因此，高等教育募款不僅以成為一門專業，更成為其他地區加以仿效的對象。故本研究擬分析美國大學近年來在募款策略的規畫與執行上績效之間的關係。 根據研究發現，我國大學院校實施募款，80%的捐款來自20%的捐款來源，其中「校友」（個人或企業）更佔90%以上（吳京，民89）；在美國，大學募款的主力亦為校友，校內設置的募款專職人力通常與學生數及校友數的多寡成正比。換句話說，募款單位提供多項的校友服務，目的在於凝聚校友的歸屬感與向心力，以期對母校捐款(Weeb,1996)。 然而，學校經費雖然得力於這些校友「捐贈者」（donor）的經濟支援，此時校友扮演贊助者的角色時，與學校的互動處於一種「情感上的認同支持，而非履行人事規範」的連結關係（周逸衡，民86），故極有可能出現轉換行為而導致捐贈者流失的情況。因此，大學募款單位必須透過「關係化」導向的思考，以滿足需求、鼓舞動機及強化彼此的關係，來吸引、建立、維持及提昇雙方的關係；亦即，透過有效的「關係行銷」（Relationship Marketing）手法或策略，加強大學與捐助成員間的長期互惠的歸屬聯繫關係，將成為大學募款業務最重要的挑戰。 另外，由於大學是創新知識與發展技術的主要場所，也是一個國家知識、技術、良知的開發、守護的園地（趙永茂，民89），除了「關係行銷」之外，大學募款常使用「善因行銷」(Cause-related Marketing ；CRM)來達成專案募款之目的。正如美國杜克大學校長柯南如所說：對學校最有益的伙伴關係，便是多邊的研究合作。以杜克大學本身的例子來說，其與IBM、Cisco及Nortel等多個跨國性大企業皆有研究合作方案，甚至有成立科學園區的計畫（遠見雜誌2000年8月號）。 「善因行銷」的最佳優勢，就在於可增加非營利組織資金的來源，亦可使合作的雙方知名度增加，對於行銷募款來說，非常的重要（蕭思文，民88）。在許多募款捐贈來源中，「企業」捐贈大學院校常是學校獲得經費的重要來源之一（中央日報，民89）。在關懷公眾利益及善盡社會責任成為企業永續生存不二法門（Schreiber,1998）的今天，如何藉由善因行銷，掌握社會議題的派動，投入回饋社會工作，乃成為企業的新時代課題。 研究發現，大多數的企業對捐贈大學院校皆持肯定的立場，尤其挹注經費於雙方的合作專案（洪昌銘，民87）。而學校與企業合作的途徑相當多，例如成立育成中心、進行建教合作、或研究開發計畫等等，經過彼此的合作，學校藉此合作專案獲得經費來源與發表研究成果，開發出來的專利由企業運用，如此可收互蒙其利，互惠發展的功效（趙永茂，民89）。因此，大學募款單位亦須由「議題化」導向的思考，瞭解影響「善因行銷」的因素，如雙方合作的議題將與企業本身的屬性相關外，企業對於學校提出的議題或理念的評價，亦會影響雙方合作的層次及執行方式。 綜上所述，大學募款既已走向行銷化，關係導向的「關係行銷」與議題導向的「善因行銷」，將是大學募款活動賴以根據的行銷法則。本研究將整合「關係」與「議題」兩種導向，建構大學募款策略模型並發展其分類架構。佐以1997至1999年間美國60所大學募款策略及績效進行分析，探討不同的募款策略在學校內部因素（如：公私立別、創校年限、校友人數、學雜費、師生比）及學校外部因素（如：校譽排行）等干擾變項，對募款績效的影響情形；亦討論四種募款策略的實施通則，及分析國內外的募款案例，以作為國內大學從事募款相關活動時的參考依據。 目 錄 第一章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4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8 第三節 研究流程 10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美國大學募款 一、 高等教育募款制度之起源 11 二、 美國大學募款概況 13 三、 美國與我國對於大學捐款租稅法令之比較 15 第二節 大學募款的策略性規畫 一、 從「系統理論」看大學運作 18 二、 非營利組織募款的「策略性規畫」 19 三、 大學募款的「策略性規畫」 22 第三節 關係行銷與大學募款 一、 關係行銷的定義 28 二、 關係行銷與非營利組織 30 三、 大學募款策略的「關係」導向 33 四、本研究「關係」導向的重要意涵 36 第四節 善因行銷與大學募款 一、 善因行銷的定義 41 二、 善因行銷與公共議題 43 三、 大學募款策略的「議題」導向 45 四、 本研究「議題」導向的重要意涵 48 第五節 影響大學募款成功之因素 54 第三章 模型提出、策略定義與國內外案例介紹 第一節 募款策略模型及四種募款策略之提出 58 第二節 四種策略的國內外案例介紹 一、「社區醫院型」與「俱樂部型」募款策略的案例介紹 63 二、「研究中心型」與「超市型」募款策略的案例介紹 71 三、我國大學募款四種策略案例介紹 80 第四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第一節 研究架構 83 第二節 變數定義與衡量 一、 自變數 85 二、 應變數 98 三、 干擾變數 98 第三節 研究假設 99 第四節 研究對象 100 第五節 實施程序與資料處理 102 第六節 研究限制 104 第五章 模型實證結果 第一節 募款策略與募款績效分析 一、1997-1999年四種募款策略之實際金額分析 105 二、四種募款策略的募款績效分析 116 三、小結 119 第二節 學校內外部因素對募款績效影響之分析 一、 各項變數之描述性分析 118 二、 各項變數對募款績效影響之分析 120 三、 小結 127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大學募款策略模型實證結論 一、 四種募款策略與募款績效 129 二、學校內外部因素與募款績效 127 第二節 國內外案例之結論 129 參考文獻 131 圖表目錄 圖1、非營利組織募款的策略性規畫流程 圖2、司徒達賢所提出的CORPS理論 圖3、關係銷售的成分 圖4、募款金字塔 圖5、公益募款項鍊理論 圖6、企業與大學共同實施善因行銷的操作過程模式 圖7、本研究提出之大學募款策略模型的四種募款策略 圖8、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圖9、本研究所提出之大學募款策略模型與其操作定義 表1、美國與我國大學捐款的租稅法令比較 表2、關係行銷策略因應非營利組織的難題 表3、關係行銷之利益因應大學募款的難題 表4 、關係行銷的三個層級 表5、大學募款的關係行銷策略 表6、捐款人的內在動機及外在影響力 表7、企業贊助公益活動最重要的目標 表8、美國1995∼1997年企業贊助之總額與贊助類型 表9、本研究的研究對象 表10、社區醫院型募款策略的實際募款金額 表11、研究中心型募款策略的實際募款金額 表12、俱樂部型募款策略的實際募款金額 表13、超市型募款策略的實際募款金額 表14、募款策略與募款績效的變異數分析 表15、個案大學之學校內、外部因素之資料 表16、「校友人數」影響四種募款策略的募款績效之共變數分析 表17、「創校年限」影響四種募款策略的募款績效之共變數分析 表18、「師生比」影響四種募款策略的募款績效之共變數分析 表19、「學雜費」影響四種募款策略的募款績效之共變數分析 表20、「校譽排行」影響四種募款策略的募款績效之共變數分析 表21、不同公私立大學在「高低關係」的募款績效 表22、不同公私立大學在「高低議題」的募款績效 表23、1997-1999年公私立大學四種策略的募款績效平均比例 附表一、四種募款策略前四名之募款總額佔整體總額之百分比

自從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企業的成長面臨到各種多變的競爭考驗與挑戰。過去企業賴以成功的模式多已不復存在，接下來面對的生存環境將更加嚴峻。因此，企業未來創新策略的思維與有效人員的執行將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課題。企業人才是否能在策略的引導下，安排至關鍵崗位中充分發揮，其中組織變革是關鍵。綜觀歷年來各種企業的變革、組織再造、策略規畫等，無論有多麼獨到的分析、精闢的見解，都存在著一項不變的原則。就是需要由『人』來執行。也就是說，執行的成敗、效益，關鍵都在於『執行者』的品質。因此，如何能在企業策略形成之後，正確訂定出各項策略目標的衡量指標與達成標準，是極為關鍵的事。企業必須要能根據未來的策略，建構一套策略性人才培育系統，持續有效的發展企業未來人才，才能幫助企業永續經營發展。 本研究將參考企業策略培育的相關議題，著手探討策略形成、策略行動，結合策略培育，建構出策略性人才培育體系。將人力資源管理單位當做企業組織變革的管理顧問，針對個案公司提供策略訓練建議，並在未來企業策略目標的推動時，能有更明確的方針、流程與步驟，並結合策略地圖與績效指標，隨時提供企業內部回饋的機制與改善的方向，將可落實策略人才培育並達成訓練績效的移轉。 本研究是屬於描述性與探索性的個案研究。其個案僅當作探討此議題的輔佐性研究案例。研究過程聚焦於訓練體系的融合與應用，為一種工具性的個案研究。主要研究的問題如下： (一) 策略性人才培育體系的架構與流程 (二) 策略性人才培育體系的成功關鍵因素 (三) 策略性人才培育體系之限制或障礙

跨國營運發展與全球化趨勢是現今每個企業非常重要的策略之一。然而，企業發展跨國營運最關鍵的資源之ㄧ，乃是到處都有供給卻也可能是到處都不足的人力資源，由此看出人力資源管理是跨國營運發展之關鍵，不僅影響企業永續經營能力的育成，更是關係企業長期的獲利能力，顯然人力資源管理對於企業發展跨國營運成敗，乃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本研究以發跡於台灣、深耕於台灣市場的典型本土企業為對象，針對其所屬的生活商品產業，積極由本土企業轉型為跨國企業之發展策略，該企業如何在有限的時間、有限的財力、突破舊思維、不足的人力資源和管理工具之前提之下，台灣母國企業走向國際化與海外子公司之人力資源管理體系建置之管理機制全面性的探討。 本研究採行「探索性研究」（Exploratory Study）與「個案式研究」（Case Study）為主的研究方式。經由對個案公司的資料分析與深入訪談，一方面更加了解個案公司進行所需面對考量環境與發展因素；另一方面，亦可從中歸納一些結論與建議，以期提供個案公司、其他業者、國內相關方面另一思考方向及相關考慮議題。對於研究建議的說明，主要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期能提供個案公司對於目前進行跨國營運發展之人力資源管理的提升。其次，以研究的角度，對未來從事與進行跨國營運發展企業之人力資源管理管理相關的研究，提出注意之處。 / Today,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national oper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trategies for every company. However,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of multinational operation development is human resource, which you can find everywhere but always be insufficient mode. Therefor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s the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national operation, which not only affects the sustainability and its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ny, but also deeply impact/relative to the long-term profitability. Obviously,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is directly relative to the success of the company when it develops its multinational biz/operation. The research here is studying of a life style industry company founded and well developed in local Taiwan market, which then aggressively develops itself to a multination company.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details regarding how to establish the oversea subsidiaries HR management system and develop globalization strategy in holding company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limited bandwidth, finance support,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tools as well as traditional “follow the rule behavior”. This study was based on methodologies of "exploratory research" and "case study". Through data analysi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of the company, several summary and suggestion are developed based on the extensive understand of the environment and key development factors and ideally for future reference to this company and other active players in the similar arena. There are two parts of the suggestion. 1st one is trying to suppor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ompany’s HR management while it develops it multination operation. Following part provides the advice to future research work of HR management in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創新是社會進步與改變的契機，機構是維繫社會安定的基石。然而，創新在導入社會時，常常會碰上機構的阻力，使創新難以擴散、甚至無疾而終。過去的創新管理文獻，對於此議題的探討不多，我們對創新者如何回應機構阻力的瞭解仍非常有限。本研究由機構對行動者的影響力下手，強調當創新遇上機構時，施展策略性回應的重要性；並主張在「順從與反抗」的策略性回應之外，「調適」是另一種策略性回應的選項，「柔韌設計」更是其中的代表。當創新者面對強大機構阻力時，本研究指出，需要以柔韌設計有技巧地回應機構的鎮壓。 本研究以長期的田野調查與質性研究方法，分析一項數位學習系統（即階梯數位學院）的設計特質與回應策略。有三大發現： 第一，本研究剖析了在創新與機構之間的調適過程，創新者的「調適學習過程」。本研究從機構脈絡之「教科書、入學方式、老師與教學」三大方向切入，從教改政策（法規）、社會規範（規範）與文化認知（認知）等機構的三大構面，分別剖析其內涵，以及對利害關係人（學生，創新的使用者）所造成在學習上的痛點與阻力。再分析創新者在創新推出後，從市場的反應學習到深入使用者的機構脈絡，如何轉化為設計。因此，本研究整理出階梯數位學院的三大頻道（動畫教學台、智慧評量台、線上家教台），其創新者的調適學習過程，描述出創新者在其中試誤、摸索、偵測到機構脈絡進而轉化為設計的過程。 第二，本研究探索具體的創新人造文物（即階梯數位學院），其功能與服務的設計特質為何，以及在創新者的調適過程中對創新人造文物的改變，又是基於甚麼樣的「設計原則」。本研究分析創新的設計，除了針對創新人造文物的特質之外，也分析解讀使用者的學習實務與效果，並從中歸納出三大頻道的設計原則。 第三，在「調適型」的策略性回應裡，除了過去文獻所討論之「迂迴遊走」（workaround）的調適型回應，創新者還可以如何更積極的回應機構呢？本研究從學習實務裡，探討創新設計對學生所產生的行為轉變與效果，瞭解助力如何產生，從而發現了一種新的策略性回應方式。依據這種策略性回應的型式與內涵，本研究將之命名為「槓桿式」（leveraging）之策略性回應，本研究並整理出三種借力使力的柔韌設計。這種策略性回應的巧思，在於將機構對創新者所造成的阻力，轉化為一種設計上的助力。這樣的設計策略，可以協助創新融入機構脈絡，贏得使用者採納。 本研究提出創新採納研究的新觀點，就是以策略回應與柔韌設計來重新檢視創新設計與創新採納之關係。在這樣的回應中，我們看到創新者如何調適學習，巧妙地處理機構的影響力，進而轉為創新物件的設計助力。這就是槓桿效應的秘訣，正如阿基米德曾誇言：「給我一個支撐點，我可以撐起整個地球。」這種柔韌的回應策略是以「四兩撥千斤」的方式，將機構的阻力轉化為設計的助力。這種槓桿策略點出柔韌（以柔克剛）的精神。柔韌設計具有哲學上的意義，從本研究所發現三種借力使力的柔韌設計裡，更看到了一種轉化的效果。用槓桿為隱喻，可以讓讀者聯想到如何以小搏大、以柔克剛、以靜制動的效果。因此本研究稱之為槓桿效應的策略回應。 本研究在學理上的貢獻主要有三：首先，本研究所發現創新者的調適學習過程，可以補充創新調適的文獻。第二，本研究初步剖析出柔韌設計的原則，可以提供柔韌設計未來研究的參考。第三，本研究以個案資料呈現柔韌設計，做為一種策略性回應的形式與內涵，也豐富了策略性回應的文獻。 / Whether an innovation would be accepted or resisted by the user has been a topic widely examined in previous research. The literature, however, has focused mainl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novation to predict whether users will be willing to adopt the technology. This study argues that innovation adoption process takes place within an institutional context which refers to regulatory rules, social norms and behavioral options that guide the thinking,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of individuals. The study further expounded that institutions exercise three forces on individuals -- regulatory, normative and cognitive. It is therefore important to examine the role that institutions play in facilitating or hampering innovations. Prior research has begun to examine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innovations and institutions. Several strategic responses to institutional forces were proposed that innovators can adopt. The resopnses can essentially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strategies. First, one can comply with the institution. Secondly, one can resist the institution while aggressively diffusing the innovation. The third option is, one can adapt the innovation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institution while keep the novelty and value of the innovation. Therefore, many researches aim to exmine how innovations adapt to the institutional forces. Robust design represented a gentle way to adpapt to the institution forces strategically. After reviewing the related literature,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issues which were neglected. One is they neglect to describe and discuss the adaptative learining of the innovators which is the base of strategic response. The other is they did not identify what the design principles are during the innovation adaptation process. Another approach towards robust design was proposed – one inspired by the principles of Taiji. A key principle of Taiji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using a gentle approach to counter a strong force. Instead of countering a strong force with an equally strong opposing force, one should leverage the energy created by the opponent’s strong force to counter-attack. Hence, the study propose that when institutions pose strong barriers to innovations, one approach is to identify how barriers can be turned into enablers to guide the design of the innovation. The key to this approach is to focus on the users of the innovation, to understand the pain points that institutional barriers bring to users, so that an innovation can be designed to effectively address these pain points. Prior literature does not adequately focus on understanding how users’ experiences should be factored into the design of an innovation. This study thus discusses and presents robust design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an electronic learning system – Ladder Digital College. In the analysis, I first illustrated the adaptative learning process of innovators by analyzing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in which the innovation is adopted, to identify the constraints or challenges individuals faced as a result of strong institutional forces. Second, we discuss the design features of the innovation, examine how they help users to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and counter the key barriers posed by institutional forces and identify the design principles of the innovation adaptation. The findings advance the concept of robust design by noting the importance of innovator’s adaptative learning and design principle of innovation.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and practical suggestions are also elaborated.

本論文的目的在於研究匯率波動與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時點的關係。本論文採用實質選擇權分析法(real options approach)由理論面重新檢視這個議題，並利用實際資料驗證理論的正確性。本論文在文獻上的貢獻在於證明：在探討匯率波動與FDI關係時有必要考慮廠商投資動機的差異性。 為了說明不同投資動機對這個議題的重要性，本論文考慮四種不同對外直接投資的型態，分別為市場導向型(market-seeking)、回銷導向型(reverse- importing) 、替代出口型(export-substituting)及躍過反傾銷稅型(antidumping- dumping)。首先，我們延伸Dixit-Pindyck的實質選擇權模型，證明匯率波動提高會使市場導向型及回銷導向型的廠商延後投資，但對於風險趨避程度夠高的替代出口型廠商而言，匯率波動提高則會使其提前投資。此外，我們證明地主國貨幣升值對市場導向型廠商的FDI有利，但對回銷導向及替代出口型廠商的FDI則有不利影響。 其次，我們分別使用台商至中國大陸投資的產業資料及廠商資料進行實證。樣本期間涵蓋1987年至2002年。實證結果發現，新台幣兌人民幣實質匯率及其波動度與兩岸相對工資等因素對台商至中國大陸投資時點皆有顯著的影響，而且這些實證結果皆與前述理論預期相符。這些結果顯示，匯率波動對FDI之影響方向與投資動機息息相關。在進行實證研究時若忽略了這項因素，實證結果可能會產生加總偏誤(aggregation bias)。 最後，本論文建立一個不完全競爭下的實質選擇權模型，分別探討匯率波動如何影響出口廠商的傾銷行為及其躍過反傾銷稅的對外直接投資 (antidumping-　jumping FDI)，並分析進口國採取反傾銷政策的福利效果。我們發現匯率波動對廠商以低於內銷價格傾銷(price dumping)至出口市場的影響有不對稱(asymmetry)現象。此外，若政府採取反傾銷政策，可能刺激出口廠商採行躍過反傾銷稅的FDI。惟若出口廠商採行躍過反傾銷稅的FDI，不僅進口國國內廠商受到傷害，其社會福利也可能下降。此結論與過去策略性貿易政策文獻之看法大相逕庭。 / This thesis theoretically and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change rate movements and the timing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 real options approach is adopted. This thesis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in illustrating the importance to consider the diversity of investing motives when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change rate movement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o show the importance of the diversity of the motives in investigating this issue, four different types of FDI are discussed in this thesis: market-seeking FDI, reverse-importing FDI, export-substituting FDI, and antidumping-jumping FDI. We first extend Dixit-Pindyck’s real options model to show that while an increase in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tends to delay the FDI activities of a market-seeking firm and a reverse-importing firm, it might accelerate the FDI activity of an export-substituting firm if the firm’s degree of risk aversion is high enough. In addition, it is also shown that while the depreciation of a host country’s currency tends to stimulate FDI activities of reverse-importing firms and export-substituting firms, the depreciation tends to deter FDI activity for market-seeking firms. With the industry-panel data and the firm-level data on Taiwan’s outward FDI into mainland China over the period 1987-2002, our empirical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exchange rate level and its volatility in addition to the relative wage rate have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aiwanese firms’ outward FDI into China. In general,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prediction of the theory. Thes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change rate movements and FDI is crucially dependent on the motives of the investing firms. Without considering this fact in an empirical model, the testing results might suffer from aggregations bias. Furthermore, this thesis sets up a real options model with imperfect competition to analyze how exchange rate movements affect dumping occurrence and antidumping-　jumping FDI as well as the social welfare of importing country. We consider the price dumping case and find that the effect of exchange rate movements on the probability of dumping occurrence seems asymmetric. In addition, if a government adopts an AD policy, it is shown that this policy might induce exporting firms to undertake AD-jumping FDI. Finally, we find that, if an AD policy induces exporting firms to undertake AD-jumping FDI, the policy might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profits of local firms and the social welfare of the importing country as well, which is contrary to the prediction of the earlier literature on strategic trade policy.

在知識經濟時代下，知識與能力等無形資產將凌駕於土地、資金等傳統生產要素之上，並成為支持經濟持續發展的主要動力。其中，企業日常營運流程、組織制度、人力資源、管理能力、品牌形象、資訊科技應用能力、研發創新能力及智慧財產權等，統稱為「智慧資本」，是企業知識資源的主要來源與競爭力所在。 但是，企業並非毫無目的的去累積智慧資本，而是應該有一個明確的目標、策略，才能讓企業能夠因應環境，確保其在市場上之地位。除此之外，企業還必須要有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來加以管理，讓企業能夠有效率地創造與累積公司所需之策略性智慧資本。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再輔以問卷分析加以支持。以我國兩資訊企業為研究對象，探討兩資訊企業所重視之策略性智慧資本及其相關管理制度為何，以及有何異同，經整理分析，做出以下結論： 一、兩個案公司有共同重視之策略性智慧資本，共9項次分類及17項細項。 二、所採取之策略不同，兩家個案公司之策略性智慧資本亦有不同之處，因此策略會影響公司所欲創造、累積之策略性智慧資本。 三、採取不同策略之兩個案公司，由於所欲累積之策略性智慧資本各有異同，因此所採取的管理制度有相同處亦有不同處。 四、為累積策略性智慧資本，兩個案公司現行的管理制度雖已臻於完善，但仍有部分可改進之處。

能源是攸關人類生存的一大課題，它提供熱能、照明和運輸，而且是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帶動因素。國家的經濟成長需仰賴充足可靠且價格合理的能源供應。對外政策重大議題尤其需要依賴安全可靠且價格合理的能源供應，像是民主、貿易、替代能源發展、消弭貧窮和環保等等相關發展支援計劃。 東北亞是具有高度經濟與政治價值的重要區域。在此區域內約有17億人口以及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不論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皆有莫大影響力。 俄罗斯是世界上碳酸氫化合物與鈾的主要出口國，也擁有名列前茅的核能發電廠運作技術。中國和日本不論在東北亞與世界都佔有重要地位，且高度依賴能源進口。而俄罗斯鄰近中國和日本，可以快速有效提供石油和天然氣等能源。故而俄罗斯與中日兩國在能源供應合作上顯然具有極高的發展潛力。 掌握能源供應的俄罗斯可以鞏固其東北亞的地位，進而成為該區域的超級強權。 研究目標在於解讀俄罗斯對中日兩國的能源關係以及對東北亞情勢的影響。筆者將採用地緣政治學中的「策略性操縱」理論和「區域安全複合體」的概念作為主要假設，分析俄罗斯與中日兩國能源關係的內容與後續走向，以及對區域情勢所造成的影響。 研究架構如下：第一章是本研究的背景、目標及方法；第二章詳細分析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氣與核能燃料蘊藏量、該國的能源策略及其理論上的影響範圍；第三章的焦點為中國的能源需求、能源政策和外交，俄罗斯與中國能源供應合作的內容、發展與問題以及理論方面的評估；第四章探討日本的能源需求、能源政策和外交，俄罗斯與日本能源供應合作的內容、發展與問題以及理論方面的評估；第五章就俄罗斯對中國及對日本的能源關係進行比較分析，以ESPO的建設為例，探討其結果及影響；第六章則是回應研究目標、評估俄罗斯與中日兩國的能源關係，並且對俄罗斯在東北亞的能源政策提出建議。 / Energ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for the survival of humanity. It provides the fuel of the economy, heat, light and mobility. The country’s economic growth depends on adequate, reliable and affordable supplies of energy. Key foreign policy objectives, including support for democracy, trade,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poverty red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ly on the provision of safe, reliable and affordable energy supplies. North East Asia is an important region in terms of it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value. With a population of 1,7 billion people, and containing the world's second and third largest economies, it is a region of enormou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Russia, a major exporter of hydro carbonates and uranium, is one of the world’s leaders of nuclear plant operating technology. China and Japan are the main actors in NEA and highly depend on the import of energy resources. Moreover, Russia’s close proximity to China and Japan enables a fast and a reliably efficient supply of oil and gas. These attributes highlight and emphasize the excellent opportunities for energ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se countries. Russia’s strength in this field allows them to fortify their position in NEA as it aspires to become a regional super power. The goal of this research is to study Russian energy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Japan and how it affects the positions of the country in the region. The author would adopt the main assumptions of the Geopolitics, theory of “Strategic manipulation” and the concept of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o analyze the content and consequences of Russian energy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Japan and its impact on the situation in the region. The framework of the research is illustrated as follows: chapter one gives the background, goals and methodology of the research; chapter two provides the detailed analysis of Russian oil, natural gas, nuclear power reserves, the country’s energy strategy and its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chapter three focuses on energy demand, energy diplomacy and strategy of China, the content, development, problems of Russo-Chinese energy cooperation and its theoretical evaluation; chapter four focuses on energy demand, energy diplomacy and strategy of Japan, the content, development, problems of Russo-Japanese energy cooperation and its theoretical evaluation; chapter five is devoted to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Russian energy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Japan at the example of ESPO constructing, its results and implications; and chapter six concludes with responses to research goals, evaluation of energy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China and Japan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Russian energy policy in North East Asia.

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card,BSC）被認為是可以解決企業策略執行力不足的最佳良方，藉由與公司策略連結的策略性衡量指標，驅動企業策略之執行。而作業價值管理（Activity Value Management,AVM）為吳安妮教授經過長年對作業基礎成本制度（Activity-Based Costing,ABC）的持續研究及實務運用，進而提出的系統制度，隨著企業營運即時輸出各種回饋資訊及管理報表，確實輔助各管理階層做出營運上的各種決策。平衡計分卡與作業基礎成本制度之結合與應用，在國內外皆有相關研究，而作業價值管理此一嶄新的系統制度尚未有研究探討其與平衡計分卡之結合內容。 本研究係針對國內中小企業中一食品機械製造公司進行個案研究，伴隨個案公司的步伐導入平衡計分卡及作業價值管理，並進一步探討兩者結合後所擬定的策略性衡量指標，如何使得績效管理更有助於個案公司策略之執行，並期盼研究結果可以作為未來中小企業結合兩制度之參考。 / Balanced Scorecard (BSC) is considered the best solution to solve the lack of operating capability within enterprises. By connecting corporate strategy with strategic KPIs, BSC stimulates the operation of strategies. After years of study and practice of Activity-Based Costing (ABC), Prof. Anne Wu has developed the system of Activity Value Management (AVM). With the prompt feedback and management reports generated from corporate operation, AVM assists all kinds of decision making by lower through upper management echelons. Despite that there ar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combin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BSC and ABC, there are yet studies combine BSC with the advanced AVM system.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a medium-sized domestic food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through tracking the process of which importing both AVM and BSC; meanwhile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KPIs, and how it benefits performance management which supports the operation of enterprise strategy; longing for that henceforth,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to be used as reference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which combine the two syst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