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年代初期，由於蘇聯解體導致國際體系結構產生劇變，致使「兩極體系」演變為「一超多強」型態。美國雖成為全球獨強，但亞太地區卻因蘇聯解體，權力平衡出現不穩定的局勢。此時，中共卻因「改革開放」專注經濟發展，綜合國力逐漸增強，並漸漸的取代俄羅斯在亞洲的地緣政治利益，以致「中共崛起」逐漸成為亞洲的區域強權，致使西方各國感受到「中國威脅論」的壓力。 中共的地緣環境國土遼闊，有2萬多公里的大陸邊界線，並與15 個國家相鄰，有1.8萬公里的海岸線與6 個國家相鄰，可謂陸海兼備，且其部分週邊國家乃區域或全球性的強權國家，如美、俄、日、印等國。因此，中共必然重視其地緣政治利益，積極發展週邊關係，以建立成為區域大國的地緣戰略為目標。拿破崙曾說，「瞭解一個國家的地理，就可以瞭解其外交政策。」故中共近年來一系列的「週邊關係」發展與行為變化，會對亞太地區及我國的地緣政治利益有何影響，實值得我們注意觀察與瞭解。 冷戰結束後，「地緣政治」進一步擺脫了狹隘的地理因素束縛，進入了研究地理環境與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科技、文化關係的階段，因此這一形容詞仍為學者與政治人物所重視。如它使人們聯想到波斯灣的石油供給、分佈不均的戰略礦產、各大陸的農業潛力、險要的海上通道、日益減少的自然資源等等，均可意識到地緣政治的重要性。因此，現階段要瞭解中共的對外行為，筆者試圖以地緣政治的觀點切入分析中共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政策上的「週邊關係」發展，來探討中共在後冷戰時期的國際環境地位。 由於後冷戰時期世界新秩序的重組，國際關係轉向「以經濟競爭取代軍事對抗；以談判合作化解敵對衝突」之區域合作與多邊會談的和解氣氛中。正符合中共的國際新秩序觀，即「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之間一切分歧和爭端」，「通過對話協商增加相互瞭解信任，通過多邊、雙邊協調合作逐步解決彼此間的矛盾和問題」。因此，中共對外的「週邊關係」發展，經個人研究認為是中共在歷經國內、外環境的變遷，藉由經濟改革，全力發展經濟，厚植綜合國力，調整對外政策，透過對話與合作方式，化解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而且「週邊關係」更可以說是中共結合西方和中國固有的地緣政治與中共毛、鄧、江三代領導人的對外思想，辯證發展出具有以國家利益、民族意識及地緣政治的「中國特色外交政策」，以營造和平穩定安全的「週邊關係」環境，使中共在多極化世界中，已建立成為區域「一極」的大國地位，並積極朝向經濟大國的方向努力，提昇綜合國力，爭取國際地位。 關鍵詞：週邊關係、地緣政治、大國外交、新安全觀

資料採礦（Data Mining）以及客戶關係管理系統（CRM,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是近年來資料庫應用領域中相當熱門，且引起熱烈討論與高度關切的議題，尤其在直效行銷的崛起與網路的快速發展帶動下，跟不上CRM的腳步如同跟不上時代。目前已被許多研究人員視為結合資料庫系統與機器學習技術的重要領域，許多產業界人士也認為此領域是一項增加各企業潛能的重要指標。 本論文運用資料採礦建立信用卡脫離預測模型，同時將模型自動化後結合CRM之運用，期達到有效保育客戶 (Retention Gap) 之功能，可以由既有原客戶後來卻轉成競爭對手的客戶群中，分析其特徵，再根據分析結果到現有客戶資料中找出可能剪卡轉向的客戶，然後設計一些行銷方案預防客戶流失；更有系統的做法是藉由決策樹Decision Tree演算法建立之模型，再根據客戶的消費行為與交易紀錄對客戶忠誠度進行評分Scoring的排序，如此則可區隔出剪卡流失分數高低的等級，進而配合不同的策略進行挽留與保育。 近年來，台灣的信用卡市場在歷經十幾年的發展與競爭後，市場已漸邁入飽和期，然而在發卡成本與剪卡率卻不斷攀升下，卻也不見發卡機構積極的試圖提升持卡人品牌忠誠度，因此，本論文擬透過資料採礦技術結合客戶關係管理系統的應用，以有效降低剪卡率、提升客戶保留率，藉以強化發卡機構的競爭優勢(Competitive edge)，免於被市場淘汰。 另外，本論文之特色在於分析之目的資料倉儲為一企業級資料倉儲 (Enterprise Data Warehouse, EDA)，它不單具有持卡人使用信用卡之刷卡行為、持卡狀況、繳款狀況…等信用卡往來資訊可供分析探索，同時，亦包括持卡人在發卡機構所屬之企業級團之往來資訊，緣此，在此基礎上建立之採礦模型將更準確且更具有參考價值。

光纖通訊產業將有望成為本世紀新興的高科技產業。其原因在於後PC數位資訊時代下，透過網際網路進行商務活動的數量激增，其頻寬之需求驟增以提供及時語音/數據及影像之服務;再者幾乎所有已開發及開發中的國家都積極投入新的網路建設中，以厚植其資訊國力。這種積極性又在各國開放電信市場一致行動下，令光通訊產業的未來發展倍受矚目，甚至已有人直呼為「光革命」。為了滿足整個新市場、新環境的需求，光通訊材料/原件與設備產品正在全球各國產/學/研通力合作下，被投入大量的研發經費，積極地發展中。另一方面，因網路產業泡沫化與世界經濟景氣衰退的影響，各國財政支出緊縮與投資市場對新科技產業投資的質疑與延滯，對新興科技產業影響甚鉅。進而影響到許多潛力無窮的新興企業資金需求計畫與投資業界對此類產業合理評價便相當重要，尤其值得財務及投資業界財務及投資業界深入探究，亦是本研究主要研究目的。 本研究依Aaker的分析架構，針對此一產業進行外在與內在分析，其外在分析為整個產業的環境分析、產業分析、競爭對手分析與顧客分析。由於光通訊產業涉及光通訊上下游廠商的價值活動，如上游骨幹業者光纖通訊設備商，與中游的光主動元件、光被動元件，及生產相關的光半導體業者，及接近下游用戶端的光服務業，故在這一部分，我們會採用策略矩陣觀點，進行產業的討論。經過本研究分析後發現資源整合策略與即時回應市場的核心技術與核心能力之關鍵性-以垂直分工模式，取代傳統式的垂直整合式水平分工。以網絡關係整合市場、研發、生產資源。 新興科技產業的評價本來就有其困難。因此對新興高科技產業投資前的評價與投資後管理決策，乃吸引了許多財務分析師紛紛尋找合宜的方法進行評價。於此，依本研究對投資人的建議是從現金流量的角度來評斷獲利能力，並考量資金的機會成本。對光通訊產業的建議是投資人的信心與青睞是需長期經營與信任，除公開而透明的財務資訊外，其經營管理與洞悉產業環境之發展趨勢及應變之能力，亦是關鍵之鑰。健全的財務後盾，以財務指標為管理依據。

近年來，面臨我國加入WTO，國內經貿市場門戶洞開，外國產業大舉競銷國內，商場上競爭愈形激烈，新次級文化嚴重衝擊職場與家庭，在工作上，各種壓力讓人不堪負荷，社會組織結構發生重大變遷，隨處可見偏差次文化，影響社會秩序，總讓人有股動盪不安的感覺，我們沒辦法改變外界紛擾，充滿競爭、壓力的環境，要能適存於現代社會，唯有改變自己，而改變自己，唯有從內心著手，因為心，是一切做人、做事的根本，把心安住，自然就不會遭煩惱干擾，更不會被萬花筒般的世間萬象所纏縛，透過參與禪修活動，修這念心，享受心歇下來的清涼自在，得到最究竟快樂，讓每個人有效解決心靈空虛問題，同時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事事用心、處處作主。 茲以禪修具有多重之功能，謹就其在社會和諧認知、職場與家人關係影響等三大面向予以探討、分析，以期了解其實益，至研究對象的選取透過立意抽樣，採問卷調查法，分別抽樣調查財政部及所屬機關(構)員工，共發出700份問卷，回收650份，扣除無效問卷36份，有效問卷計614份，有效回收率為87.71%，研究資料之統計分析，係採SPSS套裝軟體，而所用之統計方法，採次數分配、百分比、因素分析、T檢定、變異數分析及雪費多重比較檢定等。 本研究發現敘述如下： 一、個人特質不同，在社會和諧認知五個因素中的差異 1.性別不同，在單純正直、犧牲奉獻及信任不疑達到極顯著的差異，在真誠不欺及發菩提心並未達到顯著的差異。 2.婚姻不同，在犧牲奉獻達到極顯著的差異，在單純正直達到相當顯著的差異，在真誠不欺達到顯著的差異，在發菩提心及信任不疑並未達到顯著的差異。 3.年齡不同，在真誠不欺、單純正直及犧牲奉獻達到極顯著的差異，在發菩提心及信任不疑達到相當顯著的差異。 4.教育不同，在單純正直及犧牲奉獻達到極顯著的差異，在真誠不欺及信任不疑達到相當顯著的差異，在發菩提心並未達到顯著的差異。 5.職務不同，在真誠不欺、單純正直、犧牲奉獻及信任不疑達到極顯著的差異，在發菩提心並未達到顯著的差異。 6.禪修經驗不同，在真誠不欺、單純正直、犧牲奉獻、發菩提心及信任不疑均達到極顯著的差異。 二、個人特質不同，在職場關係四個因素中的差異 1.性別不同，在上司關係達到極顯著的差異，在工作態度及部屬關係均達相當顯著的差異，在工作技能並未達到顯著差異。 2.婚姻不同，在工作態度達到極顯著的差異，在工作技能達到相當顯著的差異，在上司關係達到顯著的差異，在部屬關係並未達到顯著差異。 3.年齡不同，在上司關係、工作技能達極顯著的差異，在部屬關係達相當顯著的差異，在工作態度達顯著的差異。 4.教育不同，在上司關係、工作態度及部屬關係達極顯著的差異，在工作技能達相當顯著的差異。 5.職務不同，在上司關係達極顯著的差異，在部屬關係達相當顯著的差異，在工作態度達顯著的差異，在工作技能並未達到顯著的差異。 6.禪修經驗不同，在上司關係、工作技能及部屬關係達極顯著的差異，在工作態度達相當顯著的差異。 三、個人特質不同，在家人關係五個因素中的差異 1.性別不同，教育子女及尊重子女達相當顯著的差異，在兄弟姊妹對待達顯著的差異，在奉養父母及積極學佛並未達到顯著的差異。 2.婚姻不同，在尊重子女達極顯著的差異，在教育子女達顯著的差異，在奉養父母、兄弟姊妹對待及積極學佛並未達到顯著的差異。 3.年齡不同，在奉養父母、教育子女及兄弟姊妹對待達極顯著的差異，在尊重子女及積極學佛達相當顯著的差異。 4.教育不同，在奉養父母、教育子女及尊重子女達極顯著的差異，在兄弟姊妹對待達相當顯著的差異，在積極學佛並未達到顯著的差異。 5.職務不同，在兄弟姊妹對待達極顯著的差異，在奉養父母及教育子女達顯著的差異，在尊重子女及積極學佛並未達到顯著的差異。 6.禪修經驗不同，在奉養父母、兄弟姊妹對待及積極學佛達極顯著的差異，在教育子女達相當顯著的差異，在尊重子女並未達到顯著差異。 另外，本研究除了了解禪修對社會和諧認知、職場與家人關係外，並就個人學佛薰修重點及機關單位舉辦禪修活動提出諸多建議，同時陳述今後研究課題，作為後續研究相關領域的參考。

根據戶口普查資料顯示約六成的老人與子女同住，而這樣的比例日益下降，在華人社會中，老人與子女同住隱含著孝道的象徵，但隨著現代化社會的變遷，此現象逐漸轉變。過去老人居住安排的研究多著重於老人狀況之衡量與選擇，而未討論到子女的影響，因此本研究試圖從「兩代」的屬性探討老人居住安排選擇的影響因素。此外，「三代同鄰」的居住安排係兼顧兩代可以互相照顧且各自擁有自由和私密的居住空間，此課題在過去少有討論，本文亦將該居住方式獨立討論，以期能充分了解兩代的互動關係對於老人居住選擇之影響。 本文以多項羅吉特模型實證分析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PSFD）2004年的資料，選取主樣本為已婚子女之樣本。研究結果顯示：在老人的屬性中，喪偶、教育程度低以及無工作者會偏好與子女同住，尤其老年女性喪偶的影響效果最大，使其獨居的機率降低50%；在主樣本的屬性中，當住宅為父母所有、有學齡前小孩、主樣本教育程度高會使兩代同住機率增加。因此對於老人而言，同住是身心狀況下降的較佳選擇；然而對於子女而言，同住是基於「交換」勞務所產生的居住安排。最後，本文並發現「同鄰」者多為身心狀況良好的老人且多與已婚兒子相鄰而居的狀況，顯示父系傳統對於華人家庭的深刻影響。 / According to the census report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of Year 2000 in Taiwan, about sixty percent of the elderly live with their children, but this situation is decreasing. In Chinese society, the elderly living with their children symbolize the culture of filial piety. With the change of modern society, the phenomenon is changing. Previous researches about the elderly living arrangement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rather than the influences of children. Therefor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living arrangement between the elderly and their children. Moreover, the “neighboring living arrangement” of the elderly and their children makes the two generations not only could take care of each other, but also possess free and private residential spaces by themselves. This issue wasn’t discussed in the past, so this study also discusses this living arrangement of the two generation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influence of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on the choices of the elderly living arrangement. This study uses multi-nom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sis the data of 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PSFD）in 2004.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s, the widowed , with low education attainment and unemployed elderly prefer to live with their children. The widowed characteristic especially plays stronger marginal effect, which de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living alone fifty percents for the elderly. Housing owned by parents, with under school- age grandchildren and highly educated children would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co-residence of two generations. For the elderly, when he (she) is unhealthy or being single, co-residence with children is the better choice. However, for the children, co-residence is based on the “exchange” for elderly labor forces to take care of under school- age children. Finally,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healthy elderly prefer to choose neighboring living arrangement with their children, and especially neighbor to their married son. It is implied that the influence of patriarchy culture on Chinese family.

本論文主要在釐清中國安全決策組織及流程，進而從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研究途徑切入，探討一九九○年代中國領導人對其國際安全、周邊安全、台海安全、政治安全、經濟安全、軍事安全及環境安全威脅之認知，剖析中國領導人如何做出政策選擇。 本文採取文獻分析法，對一九九○年至二○○○年間，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的各類文件、通知及決定，主要領導人在中國共產黨歷屆黨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開（閉）幕講話，人大及其常委會歷次會議之工作報告、決議，國務院所提出的政府工作報告、下發之各類規定等進行摘要並作內容分析；並參考各國學者在中國決策及安全研究上之論點，從相關文獻中發掘中國安全決策制定流程與規律，據以驗證本文所提出的三項假設。本論文獲致如下結論： 一、一九九○年代中國確實擁有一個良好的外部安全環境，有利於中國大陸集中精力發展經濟。中國的主要安全威脅在內部，中國面臨權力繼承問題、貪污腐敗、失業率攀升、國企效率低下、壞債嚴重、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安全威脅，但中國卻刻意誇大美國的霸權主義、美在亞太軍事部署、台灣獨立、西化及分化等外在安全威脅。 二、中國在安全政策選擇上，時常陷入原則與務實、多邊與雙邊、開放與封閉、改革與穩定、自力更生或仰賴進口、堅持主權或擱置主權的矛盾。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日益提升，參與國際體制日深，其國家行為日趨開放、務實，積極參與多邊體制，並提出新安全觀及擱置主權爭議等主張，營造和平穩定的周邊安全環境。 三、本文三項假設獲得印證，第一、一九九○年代中國領導人漠視腐敗、失業、環境污染及生態破壞等問題，衝擊社會穩定，並使環境安全惡化，甚至造成跨國性威脅。第二、中國誇大霸權主義及台海安全的危害性與急迫性，進而提出推動建立國際政治與經濟新秩序的構想，發動具有針對性的軍事演習，因此被視為國際現存秩序的挑戰者，激化兩岸衝突與對立，進而引起周邊鄰國對中國崛起的憂慮。第三、中國積極參與聯合國活動，加入多邊安全體制，有效化解周邊國家對中國崛起的疑慮；建立社會保障及黨政領導人退休、任期制，有效化解下崗職工不滿及權力繼承危機。在經濟安全方面，中國正視轉軌過程中國企、貿易、金融、財政、糧食、能源等問題，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入世貿組織，實施分稅制等，有利於建立國內市場的統一規則並與國際經濟體制接軌 /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aims to clarify China’s security policy-making organization and process, and via constructivist study probe Beijing’s leaders’ recognition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peripheral, Taiwan Strait, political, economic, military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ies in the 1990s. It also aims to analyze how Chinese leaders made these policy options. This thesis adopted documentary analysis methodology to excerpt and make an analysis of contents of the documents and notices issu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nter and State Council between 1990 and the year 2000; speeches delivered by major leaders at opening or closing ceremonies of previous party congresses and central committees; work reports and resolutions issued at previous conferences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its standing committees; government work reports prepared by the State Council and its regulations sent to lower units. This thesis also referred to points of view, provided by scholar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on China’s policy-making and security research, and discovered China’s security policy-making establishment process and regular patterns from related documents verifying three assumptions provided by this paper.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as follow: 1. In the 1990s, China had a good exter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which was beneficial to its efforts to develop the economy. China’s major security threats came from the interior. Beijing had to face power inheritance problems; corruption; rising unemployment rates; low efficienc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erious bad debt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cological damage. However, China purposely over exaggerated external security threats such as American hegemonism, US military deployment in Asian Pacific, Taiwanese independence, westernization and polarization. 2. On security policy options, China often fell into contradictions - between principles and pragmatism;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opening up and closed doors; reform and stability; self-reliance or dependence on imports, and insisting on sovereignty or shelving sovereignty. Nevertheless, following the gradual rise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and its deeper involvement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 China’s national behavior became more open and pragmatic, and China actively joined these multi-lateral systems. In addition, it brought about new views of neo-security and shelved sovereignty disputes in order to make a peaceful and stable neighboring environment. 3. Three assumptions were verified in this paper. First, in the1990s, Chinese leaders ignored corruption, unemploymen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by ecological damage, which impacted social stability and caused worsening environmental security, even bringing about translational threats. Secondly, China over exaggerated the harmfulness and urgency of hegemonism and the Taiwan Strait security, to drive the conception of building a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as well as initiating aimed military exercises. Therefore, China was taken as a challenger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cause of conflict and confront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is brought about anxiety in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bout China’s rise. Thirdly, China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UN activities and the multi-lateral security mechanism, thus effectively reconciling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xiety over China’s rise. It established social security as well as party and government leaders’ terms of retirement and tenure of office, which effectively reconciled the dissatisfaction of laid-off workers and the power inheritance crisis. In terms of economic security, China was concerned abou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rade, banking, finance, and food and energy problems during their transferring process. To drive the structure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o enter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o perform dual tax system, which was beneficial to establish unified regulations of domestic market and connected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ructure.

第一章 台灣與美國股市價量關係的分量迴歸分析 摘要 本文利用分量迴歸來觀察台灣和美國股市報酬率和成交量的價量關係。實證結果發現兩地股市的價量關係截然不同。台灣股市的報酬率與成交量之間具有正向關係，呈現「價量齊揚」和「價跌量縮」的現象，而前者效果通常較顯著；但報酬率接近最大漲幅限制時，報酬率與成交量之間並無顯著關係，報酬率接近最大跌幅限制時，「價跌量縮」的現象甚至更強。相對於台灣，美國股市的報酬率與成交量則出現「價量齊揚」與「價量背離」互相對稱的 “V” 字關係。就實證方法而言，傳統以 OLS 方法估計的迴歸模型並無法得到上述的實證結果。進一步的分析顯示，融券成數的高低以及平盤以下不得放空等規定都是造成台灣股市出現「價跌量縮」的可能原因。 第二章 股市價量關係的分量迴歸分析 (二) 摘要 本章利用分量迴歸觀察包括台灣在內的亞洲新興工業國家與成熟股市的價量關係。實證結果顯示，亞洲新興工業國家和日本股市「價量齊揚」的效果較強，其中香港、南韓和新加坡呈現較弱的「價量背離」現象，因此價量之間有不對稱的 “V” 字關係；而日本股市則呈現「價跌量縮」，與第一章分析的台灣股市價量關係相似。在成熟股市的價量關係中，英國金融時報指數、美國道瓊工業指數和德國股價指數皆呈現對稱的 “V” 字關係，與美國US指數的價量關係相似。亞洲地區的國家在1997下半年到1998上半年普遍經歷了一場金融風暴，本文進一步的分析發現在這場風暴期間，亞洲地區除了台灣以外，日本、香港、南韓與新加坡都出現較強的「價量齊揚」與「價量背離」，這種現象可能肇因於投資人認為風暴期間的股價報酬率風險較高，遂使得股價報酬率對成交量的反應較為敏銳。相對而言，歐美地區的國家，受到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較小，所以整體的價量關係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並無重大改變。本章的結果都是透過分量迴歸所獲得。 第三章 股市價量因果關係的分量迴歸分析 摘要 本文依據分量迴歸設計 Granger 因果關係的新檢驗方法，並依此方法來檢驗幾個股市價量之間的因果關係。本文分析的股市包括日本、英國與美國等世界前三大股市，以及合稱亞洲四小龍的台灣、香港、南韓與新加坡等新興工業國家或地區的股市。實證結果顯示：除了台灣股市以外，其他的股市皆呈現 “V” 字的跨期價量關係。其中英國、美國、香港和新加坡股市的跨期價量關係大體呈現正向「價量齊揚」與負向「價量背離」互相對稱的 “V” 字關係，而日本和南韓股市則是「價量齊揚」較強的不對稱 “V” 字關係。此一結果表示這些股市的價量之間都存在分配上的 Granger (1969) 因果關係。但若以均數迴歸來衡量跨期價量關係，則所有股市都呈現不顯著的跨期價量關係，也就是傳統文獻上所謂價量之間沒有 Granger 因果關係。本文所提出的 Granger 因果關係之分量迴歸分析，可以觀察到整個條件分配中各分量的因果關係，為分配上的 Granger 因果關係提供一個較完整的檢驗方法。 / We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ock return and trading volume in the Taiwan and U.S. Stock Exchanges using quantile regress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turn-volume relations in these two exchanges are quite different. For Taiwan data, there are significant positive return-volume relations across quantiles, showing that a large positive return is usually accompanied with a large trading volume and a large negative return with a small trading volume, yet the effect of former is stronger. However, such relations change when returns approach the price limits. We also find that for U.S. data, return-volume relations exhibit symmetric V-shapes across quantiles, showing that a large return (in either sign) is usually accompanied with a large trading volume. On the other hand, linear regressions estimated by the ordinary least square method are unable to reveal such patterns. Further investigation shows that various restrictions on short sales in the Taiwan Stock Exchange may expla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turn-volume relations in Taiwan and U.S. data.

中國歷史上的社會結構到宋代產生了諸多變化，魏晉以來門第貴冑漸被新興士人階層所取代，人口與識字率都有成長，工商業、農業等方面都呈現繁榮。但是宋代，尤其是南宋社會亦面對各類問題，就民生來說，災荒救濟與農村信貸尤其亟待解決，中央因而積極制訂濟貧扶弱的各種救濟政策。而在此同時，南宋的救濟事業也呈現地方的主動性，民間自辦的社會救濟甚多。這種情形究竟是中央將權力下放，抑或民間力量的擴張？在濟助事業的推動過程中，中央與地方是如何互動？ 　　雖然關於中國災荒與社會救濟的研究已有不少，但是我們對南宋救濟事業的瞭解，多半集中於制度層面或單一濟助機構，對於社會救濟的動機、運作過程、實際效果仍瞭解有限，對道學人物、家族、官府等在濟助過程的角色等探討亦有限。近來學界已逐漸注意到這個主題的重要性，以家族史的研究而言，學者對於家族發展策略的問題關注頗多。一般認為，宋代的部分家族，例如四明地區的一些家族，不僅注意家族內部的經營，也重視對外人際關係的建立與社會公益活動的參與，以塑造個人與家族發展的有利條件。黃寬重對於四明地區樓氏家族的研究更進一步指出，士人、家族間的交誼可能增強了鄉里意識，而更重要的是，鄉里意識得以透過士人、家族間的網絡而實踐。換言之，個人間的人際網絡成為一個鄉里「社會」活動的現實基礎。 當地諸多濟貧組織的出現及與官方濟助活動的運營，學術群體與家族間的人際網絡便是當中重要的關鍵，這也是宋代濟貧事業官營、民營性質難以區分的原因。要瞭解家族人際關係的發展，學術群體的互動乃至地方意識的塑造，都需要做細部的考察。因此選擇一個地區，藉由當地災荒成因與解決之策，以及人際關係在當中的互動，以觀察與瞭解宋代救濟事業的運營，當具學術意義。而本文選取建寧地區作為考察對象，原因在於福建在宋代之前一直被視為落後地區，地方官多不喜赴任。建寧地區位居閩北山區，發展又較為遲緩。宋代之後，福建經濟日益發達，中央統治也逐漸深入福建，另方面，理學大師朱熹(1130-1200)於建寧地區提倡文教及書院教育，這些改變逐漸打破了建寧地區的封閉性，官方與民間互動漸頻。 考察一個在宋代時期地方文化逐漸與官方文化合流的地區，以瞭解宋代救濟事業中官方與民間力量的互動，應具有歷史意義。此外，宋代之前，中央力量難以鞭及建寧地區，而幾次移民者遷入當地的動機又緣於避難，促使當地家族凝聚力甚強，並形成以土豪大族為領導核心的社會結構。 原本便十分重視及標榜家族的建寧地區，在宋代儒學重視宗法、強調敬宗收族觀念的影響下，家族在當地仍相當重要，家族型態逐漸轉變。而業儒家族與學術群體的增加，對於當地的濟助事業，則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因此，研究當地社會結構、家族意義的轉變，進而探討道學網絡與人際關係對濟助事業的影響，亦可對宋代家族的社會活動參與與人際關係發展，有更清楚的認識，這也是選取建寧地區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之一。 　　基於前文所提的研究動機及方向，本文在章節結構上除緒論及結論外，共分三章： 　　第一章將以建寧地區的農業及經濟發展變化為背景，探討災荒之際其所面對的問題及臨時性的解決之策。一方面用以瞭解建寧地區各項長期性社會救濟制度產生的原因，一方面希望能窺見南宋商業與市場經濟所出現的變化。 　　第二章則延續前一章災荒問題與解決之策的主題，從建寧地區具體救濟機構：倉儲、安養、拯疾、撫嬰、代掩屍骨等機構的運營，觀察中央荒政在建寧地區的落實情形，以及描繪當地官方與民間在籌辦荒政措施的過程。 　　在對於建寧地區災荒問題的形成、臨時性權宜措施以及長期性救濟制度有所瞭解後，第三章將以家族的角度切入，針對濟助工作背後參與救濟者的濟助理念以及人事運作作深入的探討。當中，建寧地區家族型態的改變、社會結構的變化，以及宋代理學於當中扮演的角色都是探討的重點。

中國大陸在六四後的二十多年，因為經濟發展，整體國力也漸漸上升，由於想要在國際社會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邁入大國之列。另一方面，在傳統人權的觀點下，中共包括六四屠殺事件以及各種迫害人權的作為，都使得中共被認為是一個不夠文明的獨裁政權，也影響到中共的國際地位。中共希望在美國主導的國際典則系統之外，建構另外一個以中共為中心，包括人權論述在內的系統。「後冷戰時代中共與美雙邊關係中的人權因素」這本論文，則是以中共和美國在人權上的你來我往為出發點，來探討中共在六四以後提出的人權理論和確實人權狀況。由於中共在人權的宣傳上不僅是對國際上，也對國內，所以在兩方面探討其影響。本文的結論主要有：一、中共的人權論述是一個比較鬆散的，主要是對於西方政府以及非政府組織的人權批評的回應。二、中共的人權論述並非根植於其社會狀況，而主要在於維持共黨統治的需要。

全球行動電話用戶數已超越了傳統室內電話（fixed-line）的總數，這項新媒介的普及率不斷竄升，成為人們每日的生活元件，其可攜性和移動性產生了流動空間，超越了物理環境的限制「無所不在、無所不能」，人們可以隨時隨地聯絡別人，同時也可以隨時隨地被聯絡，當它的普及性從私有化走向機構化之際，雖然可以提升組織的工作品質，但也左右了個人的生活品質。 本研究鎖定企業公關人員為研究對象，試圖探討行動電話在公領域近用之後，對社會人士在工作與生活上的正負面影響。行動電話的媒介豐富度充分符合公關的工作特性所需，可以強化公關的組織功能，因此在這個業務網絡中，它代表的不僅是一個通訊工具，而是重要的溝通管道，而公關人員的使用中更有了創造性的轉化，藉以提升個人的工作資本和生產權力。儘管在工作上具有高度的正面價值，行動電話卻成為行使權力的傳輸載具，箝制了個人生活的主控權，其中因為所處的工作社會環境差異，公關人員承接到的壓力有強弱之分，給予的使用評價好惡各不相同，但整體皆呈現擴大使用的效應，不論公關人員察覺與否，他們普遍受到工具制約的束縛，形同處於全視空間的工作場域，研究發現職場的行動電話近用，因為有更複雜的權力政治介入其中，其使用影響和一般人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