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女校長家庭生活與學校生活中的角色扮演，及其在這兩種生活所面臨的壓力與因應壓力的策略，最後並對於女校長因應壓力的策略及未來相關研究提出建議。 本研究以一位新竹縣國中女性校長為對象，研究結果發現： 一、女校長面臨的家庭生活壓力為：（一）金錢的壓力；（二）家庭圖像無法建構的壓力；（三）害怕失去依靠的壓力；（四）遭人品頭論足的壓力；（五）弱勢女人的壓力；（六）親子溝通的壓力；（七）「愛情紅綠燈」－婚姻生變的壓力。 二、女校長面臨的學校生活壓力為：（一）初任校長時的壓力：1.交際應酬的壓力；2.與屬下認知落差的壓力；（二）校內人際相處的壓力：1.被要求滿足眾人需求的壓力；2.「人很難搞」的壓力；3.不知道如何安置「不屑之人」的壓力；（三）自我實現的壓力：1.實現教育理想的壓力；2.專業進修的壓力。 三、女校長因應家庭生活壓力的策略為：（一）學習放下自己；（二）和先生溝通，尋求協助；（三）倚靠宗教信仰的力量；（四）做好親子溝通，經營親子關係；（五）動態減壓－培養運動習慣；（六）靜態減壓－音樂與書籍。 四、女校長因應學校生活壓力的策略為：（一）視輕重緩急安排工作順序；（二）定風波－八風吹不動；（三）堅持品質，不畏艱難；（四）處難處之人以耐心相待；（五）善待屬下，給予正向加強；（六）遠離是非，避免閒聊；（七）冷眼旁觀，留下緩衝空間；（八）給別人機會和空間；（九）請教跨縣市的校長。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中國人的社會文化特質對於主管回饋歷程的影響，尤其著重於探討社會文化特質中的「面子」因素，在人際互動中，對回饋接收者反應的影響。本研究嘗試在職場情境中，將主管回饋以「面子框架」－「有面子／沒面子」兩種訊息呈現方式給予員工，觀察兩岸員工之面子感受與評價反應是否出現差異。本研究包含三項研究：研究一與研究二驗證和蒐集當前之「面子內涵」與「面子事件」，以此結果作為建置「面子框架」的基礎。研究三則以兩岸之職場工作者為對象，透過問卷法進行「面子框架」影響之施測，同時對兩岸之職場工作者進行現況比較。研究結果發現，不同「面子框架」下之「面子知覺」沒有顯著差異，而不同的「面子知覺」會影響兩岸職場工作者對自我、主管、組織類的評價反應。大體而言，有面子感受狀態下之評價較沒面子時為高，高度有面子感受狀態下之評價時較低度有面子時為高，低度沒面子感受狀態下時之評價較高度沒面子時為高。本研究之價值有五：（一）探索「框架效果」在實務應用上的「新構面」－人際溝通；（二）檢驗「框架效果」作為人際溝通上「面子」特質之操弄原則的可行性；（三）檢驗「面子知覺」對部屬評價反應的影響；（四）透過對兩岸職場工作者之現況比較，提供管理者兩岸員工各自適合的管理與回饋形式；（五）提出「面子管理」的方向與參考原則，幫助人際溝通，以維護關係、凝聚團隊、提升績效。

企業中高階主管，在企業經營中擔任承上啟下之重要角色，對上，須向雇主或上級主管負責與報告，身份上與一般勞工無差異；對下，代表雇主行使勞工管理之權責，具有濃厚之雇主色彩，這樣的雙重身份，經常在角色定位與適用法令上發生渾沌不明之問題，因此也產生工作權保障上的諸多問題。 本文以文獻探討的方式，將企業中高階主管的角色加以定位，並針對目前法令對其工作權保障不足之處提出問題點與建議。總結本文之探討，企業中高階主管工作權保障之問題，有以下結論與建議： 一、工作權之意涵 工作權的意義除了「選擇工作之自由權」外，還應包括1.勞動基準法對於勞動條件之保障；2.勞動三權；3.失業時的就業安全保障等三項。 二、企業中高階主管之定位 企業中高階主管在我國有關勞工立法的定義中兼有雇主與勞工雙重身份，而以「從屬性」的角度判斷，大多屬於勞工身份，不應僅以職稱或部分職權而認定其為雇主或為委任經理人；另外，站在保護的觀點，對於公司法二十九條之規定可認定為雇主對經理人之「特別授權」，而使依公司法委任之經理人將可適用勞動基準法，並受該法上之保障。 三、企業中高階主管工作權保障之問題與結論 在勞動基準法對勞動條件之保障方面，因應各類型之調職問題，「調動五原則」有重新檢討的必要；司法部門應視個案綜合考量，而非僅以「調動五原則」作為判決依據；為徹底解決企業中高階主管定位與工作權保障問題，應訂定特別法以資規範，並將契約部分比照消保法以「定型化契約」方式規範之；另於勞基法中比照公司法增訂「關係企業專章」以解決關係企業間調動問題；勞基法第十一條應周延涵蓋新興的組織合併與企業購併之問題。 勞動三權的問題部分，因我國工會一元化制度與工會法第十一條之規定而被排除在會員資格之外者，勞動三權被剝奪，應不受「產業工會、職業工會分業標準表」之限制而組成「經理人工會」，以集體力量保障工作權。 就業安全保障之問題部分，政府行政部門應加強轉職訓練與就業服務功能；企業亦應與專業顧問公司合作，加強企業中高階主管心理輔導、轉職訓練與轉職仲介之服務。

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高階主管面對競爭環境變化的敏銳洞悉和快速反應顯得至為重要。競爭智慧可以成為企業洞悉競爭對手、增強策略調整和高階主管培養競爭分析能力，贏取競爭優勢的重要方式與工具。本研究以競爭智慧為觀點、彙集學者專家發表之學術文獻與決策支援理論建構一個企業高階主管的決策支援模型，這個模型包括企業高階主管先前知識、競爭智慧過程、競爭智慧產出和企業高階主管決策支援以及組織策略效益五項研究構面。本研究主要貢獻是探討以競爭智慧理論支援企業高階主管決策與組織策略效益的相互關係與影響，為資訊管理領域較少有的研究。本研究使用系統價值鏈為理論框架，建構以競爭智慧支援企業高階主管決策的概念性結構方程式模型，使用驗證性因素分析方法，為組織提升策略效益程度作詳細理論探討與實證研究。實證研究結果顯示，本研究所提出的結構方程式模型具有良好的可行性與合適性。研究結果發現，企業高階主管先前知識、競爭智慧過程和競爭智慧產出三項研究構面對企業高階主管決策支援有顯著影響，可以成為組織策略效益提升的關鍵重要因素。

本研究以新北市的兩個不同性別比例狀況的機關為主要研究對象，有效樣本分別為112份與128份。主要的研究主軸在於瞭解在當前組織環境中，影響員工願意為組織付出努力的重要原因不僅僅只求管理制度上的公平，更甚者，組織決策者的任何行動都必須表現出重視不同性別的存在，依此，本研究試圖在各主要變數中先證明性別差異的存在，再進一步驗證性別公平知覺才是真正未來組織管理者擬訂組織決策方向的重要考量。 研究結果發現，在個人背景變項、組織公平、主管領導方式與性別公平知覺此四個變數中，性別公平知覺對於組織承諾相較於其他變數有更為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本研究認為除了瞭解性別差異的重要性之外，無論公部門或是民間企業都應該針對不同性別員工做適當的考量，進一步對組織的資源分配重新思考並做不同的配置與改變，並且進一步依此作為主要績效考量與改革的方向，才能有效拔擢優秀人才，尤其在當前環境艱困的工作職場中，不但需要組織員工願意為組織付出努力更需要對於組織目標有高度認同感，在此種不斷地正向循環之下，最終期能達到主管、員工與組織三贏的局面。

工作壓力迄今已然成為現代人壓力的主要來源，尤以警察工作性質特殊，在執法過程中，經常面臨緊張的壓力情境，諸多研究及案例報導均已證實，長期累積的工作壓力對於警察人員負面影響至鉅，如何從生活適應層面去調節工作壓力，為值得深入探究之議題。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警察主管工作壓力與工作、家庭及休閒生活適應之情形。在方法上，採用深度訪談法，選取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2位現職男性警察主管進行訪談。 經由訪談結果分析，警察主管在工作壓力與工作、家庭、休閒生活適應等面向之情形，發現如下： （一）主管工作，壓力來源多元：績效要求、內部管理、民代關說、媒體報導及為民服務等，為警察主管感受甚深的壓力來源。 （二）工作壓力，身心負荷至鉅：睡眠品質不良、焦慮、情緒緊張及愧疚感等，顯見工作壓力對警察主管身心產生莫大的影響。 （三）工作績效，有賴團隊合作：警察主管於公幫助同仁解決工作問題，於私舉辦聚會活動，使整體士氣高昂，共創工作績效。 （四）遇有困境，調整心態適應：身處逆境之際，多數警察主管都能轉換心態，適應環境的轉變，或以退為進，蓄積實力。 （五）工作努力，也要兼顧家庭：警察主管雖戮力從公，也多能把握時間經營自己的家庭生活，以彌補平時對家庭照顧的不足。 （六）家人支持，最佳舒緩作用：家人的支持，對警察主管而言，在調節工作壓力及面對工作挑戰，提供了最佳的舒緩作用。 （七）休閒阻礙，常因公務牽絆：警察主管因工作繁重、輪班制度、掛心公事、以及意志不堅等，導致無法專心或參與休閒活動。 （八）從事休閒，達到紓壓效果：警察主管透過休閒活動參與，達到放鬆身心，紓解壓力的效果。 最後，依據本研究發現提出幾項建議：（一）與時俱進，檢討績效評比；（二）固守本業，回歸主要任務；（三）新血招募，增加心理測驗；（四）在職訓練，活絡講習內容；（五）系統規劃，講求工作效率；（六）各種活動，邀請眷屬參加；（七）薪資加給，視情酌予提升；（八）休閒參與，抒解工作壓力；（九）發揮創意，改造工作環境。 / Nowadays, work pressure has become the main pressure source for people in modern times, especially for police supervisors due to their special job nature. During the on-duty process, they are often faced with tense situation. It has been verified by many researches and case reports that long-term accumulated work pressure may make a great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police supervisors. Therefore, how to adjust work pressure from life adaptation is a subject worthy of in-depth exploration. The study is aimed at discussing the situation of police supervisors’ work pressure, work, family and leisure life adaptation. Taking in-depth interview method, it interviewed 12 male police supervisors in service in the New Taipei City Police Department. It is found from the interview result analysis that the situation of the police supervisors’ work pressure, work, family and leisure life adaptation are shown as follows: 1. For the work of supervisors, the pressure sources are diverse: performance requirement, internal management, lobbying activities, media reports and service for people are the main pressure sources of police supervisors. 2. Heavy mental and physical load caused by work pressure: poor sleep quality, anxiety, intense emotion and sense of guilt. It indicates the work pressure can make big influence on police supervisors’ mind and body. 3. Work performance depends on teamwork. Publicly, police supervisors can help colleagues deal with work problems. Privately, they hold a party to improve the whole morale and create work performance together. 4. Adjust mentality adaptation in trouble: When in trouble, most police supervisors can change their mentality and adapt to the environment changes or retreat for the sake of advancing and accumulate strength. 5. Consider family while working hard: Though police supervisors make efforts on work, they should grasp time to manage their family life and make up their insufficient concern on family. 6. Family support has the best pressure relief effect. To police supervisors, family support can provide the best pressure relief effect in adjusting work pressure and facing work challenge. 7. Leisure disrupted by work: Police supervisors cannot focus on or participate in leisure activities because of busy work, job rotation, concern about work and weak determination, etc. 8. Relieve pressure by leisure: Police supervisors participate in leisure activities to relax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and relieve pressure. Finally, the study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1. advance with the times and review performance appraisal; 2. hold fast to the work and go back to the major task; 3. recruit new blood and add psychological test; 4. in-service training and lecture content diversification; 5. systematical planning and emphasis on efficiency; 6. invite family dependants to take part in various activities; 7. proper salary raise and promotion; 8. leisure participation for work pressure relief; 9. develop creativity and change work environment.

本研究係探討企業社會責任對高階主管薪酬、及對高階主管薪酬與績效關聯性之影響。以員工、社會和環境構面及此三構面之綜合表現來衡量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結果顯示，企業社會責任綜合表現、員工和社會構面表現愈好之公司，對高階主管薪酬有正向顯著影響。然而，在環境構面表現良好之公司，對高階主管薪酬則有負向顯著影響。 對高階主管薪酬與績效關聯性而言，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良好之公司，可有效降低代理成本，亦即減少對薪酬誘因契約之依賴；然而，亦存在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良好之公司，其薪酬誘因契約之依賴程度增加之情況。本研究認為，若將企業社會責任視為提升公司競爭能力之策略，則增加薪酬誘因契約可以督促高階主管謹慎考量企業社會責任，將其與公司經營績效連結。 /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top managements’ compensation an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p managements’ compensation and firm’s performanc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measured by several dimensions, including employees、community、environment、and the combined performance of these three dimensions. The first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better the dimensions of combined performance、employees、and community are, the more the top managements’ compensation are. However, good performance in environment dimension will lead to less top managements’ compensation. The second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ensation and firm’s performance. If combined performance was better, agency cost would be decreased efficiently. That is, the dependence on the compensation contracts would be reduced. However, there still exists that better combined performance will cause the increase in the dependence on the compensation contracts. The reason might be if we considere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strategy reinforcing firm’s competitive ability, increase in the dependence on the compensation contracts could urge top management to link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irm’s performance tightly.

隨者時代的進步，資訊越來越透明，員工和其家人在衡量一家企業是否成功時，已不僅僅單看財務面，同時也會衡量企業對待員工的方式與工作帶給員工工作時間的影響。許多企業為了能夠招募優秀的人才，與留住優秀的員工，也已經開始正視職場幸福感所能為公司帶來的正面效益。 本研究將以先前學者之研究作為基礎，並將視野聚焦於人資部門所提供的措施與職場幸福感之研究。透過問卷的方式，挑選工作經驗兩年以上者作為受測者，以主管的行為做為干擾變項，衡量其對兩者間關係的影響，並透過質化的方式，找出個人角色與工作角色是如何互相影響。期望透過此篇論文，能找出員工對於挑選企業時所重視的要素，並探討主管該如何協助員工。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員工的工作環境與幸福感的關係，並由個人的工作生活平衡與主管作為來探討其如何對工作環境與幸福感的關係造成影響。本研究以員工幸福感為依變數，自變數為整體工作環境，並分析工作生活平衡與主管作為之干擾效果。 本研究針對在職兩年以上的員工進行網路問卷調查，共計收回130份有效問卷。主要使用階層迴歸驗證主要的假設。 結果顯示， 整體工作環境、工作生活平衡、主管作為均與幸福感呈現正向顯著關係，且可顯著預測幸福感。工作生活平衡對整體工作環境與幸福感的交互作用有邊際顯著；主管作為對整體工作環境與幸福感無顯著干擾作用。

近年各方對探討「知識」(knowledge)的興趣方興未艾「知識」乃為一種「流量」的概念，即知識可以在知識的擁有者與接受者之間相互交流；對知識擁有者而言，是一種選擇性「推」的過程，對知識接受者為「拉」的過程，當二者平衡時，則產生最適的流量。也就是說，知識擁有者並非完全願意將知識傳授給予知識接受者，即使接受者一味的想學習知識，但若擁有者不願將知識傳授給接受者時，也無濟於事；反之，即使擁有者願意傳授知識給接受者，但接受者沒有任何學習意願時，也無法達到知識學習的目的。學者認為日本企業的成功來自於傳播新知的共識，即將知識在企業內廣泛的分享，供參與者取用；正是這種雙重的內部與外部活動不斷刺激日本企業持續創新，而形成日本企業的競爭優勢。所以，組織宜透過一些機策來激勵員工去吸收外界的知識，並能提昇成員分享知識的意願。因此，對「知識分享意願」課題的深入探討有其相當的重要性。 本研究是在探討組織內知識擁有者個人分享的意願，因此分析單位界定在「個人」。一般而言，從事主管職位者，多半是因為具備多年經驗，並充分了解部門的專業知識，且可以將之傳承與部屬，所以，本研究假設，部門中較具備知識與經驗者為「部門主管」；因此，理論架構建立是以「主管」做為探訪對象，即以部門主管的角色（「知識擁有者」）來探討對部屬（「知識接受者」）知識分享的意願。但因各產業與各部門所涉及的知識迥異、產業特性差別甚鉅，所以在實證上為了降低上述因素的干擾，擬將以「單一產業與部門－銀行業的放款部門」為研究對象。 本研究根據相關理論的探討與實務的觀察，發現影響分享意願的因素應該可以歸整為三種層次來探討；第一層次為個人層次的影響，其次為人際層次的影響，第三層次則為組織層次的影響。依據上述三種層次建立影響知識分享意願的理論架構。 個人層次的影響是認為主管的人格特質決定主管的行為特性與思維方式的特性，因此，影響主管知識分享意願。人際層次的影響則從人際間的「信任」與「權力」的長期互動觀點來探討。若以長期觀點來探討部門主管對部屬的信任感時，發現部門主管對部屬的信任感影響該主管對部屬的知識分享意願，即當信任感越高，則對部屬的知識分享意願越高，進而影響未來知識分享的行為；而該行為則對主管的權力會造成影響，一旦此影響為正面時，即對部門主管有利，則主管對部屬下一時點信任感程度會提高；反之，影響為負面時，則主管對部屬下一時點的信任感程度會降低。而部門主管對部屬下一時點的信任感會影響下一時點的知識分享意願。因此就縱斷面的探討，本研究認為影響部門主管知識分享意願的因素可以分由兩部份來加以討論，一為當部門主管考慮是否分享知識予部屬時，該「主管對部屬的信任感」會影響主管對部屬的知識分享意願；另一方面，部門主管在考慮是否分享知識予部屬時，該主管會「預期知識分享後對主管權力的影響」；當部門主管預期知識分享對其權力的影響為正面時，則對部屬知識分享的意願會提昇，反之，當預期對其權力的影響為負面時，則為部屬知識分享的意願會降低。本研究並進一步探討「主管對部屬的信任感」與「預期知識分享後對主管權力的影響」前因變項。組織層次的影響則認為文化藉由影響我們的行為模式而影響我們的工作行為，組織的文化與其組織成員息息相關；其中「組織文化」界定在該部門成員的行為模式與該企業組織可以觀察的制度為主。 本研究以銀行放款部門主管作為研究對象的實證結果發現，雖然人格特質的差異造成個人行為的差異，但行為是由情境所決定，即有時會因為雙方的互動行為，形成行為的差異，故分享性人格特質對知識分享意願的影響效果並不顯著，而主管與部屬互動中所產生的信任感與知識分享對主管在公司地位的影響是形成主管對知識分享意願差異的主要因素，前者之影響程度甚過後者。因此，即使該主管並不具備分享的特質，但因與部屬的互動關係良好，則主管仍願意分享知識予部屬。 因此主管將知識分享予部屬，雖會危及主管在部門中之地位，但當部門主管認為部屬行為一致性越高，該部屬對主管所做所為皆是有利，使得主管越願意對部屬抒發個人情感，則部門主管認為該部屬會對其造成不利影響的機率越低，因此主管願意承擔將知識分享與該部屬後，可能產生的不利影響，所以部門主管越願意將知識分享予該部屬。而影響主管是否信任該部屬的首要條件為該部屬與主管的親近程度，其次，影響主管信任該部屬的條件是對主管絕對的服從、盡力維護主管利益，因為此類型部屬不論在任何情況下，皆會以主管的立場與利益來考量。至於工作能力與工作態度越佳的部屬，則工作績效越佳，能全力以赴完成目標，因此主管可以放心將工作交付與該部屬，所以主管對該部屬信任感高。 影響主管願不願意分享知識予部屬另一考慮因素為知識分享後是否會對主管在組織中的地位有所影響，包括能使主管被部屬認同的程度、使高層主管對部門主管重視的程度或主管被部屬取代的可能性以及是否容易找尋其他替代的部屬。其中，主管最重視的是預期知識分享後，部屬處理事務態度越積極者，則可加速問題的解決，進而越能提昇部門績效，使得該主管越會受到高層人士的重視，越能提昇主管在銀行的地位，即升遷機會增加，則主管越願意分享知識予該部屬。至於組織制度對於主管知識分享意願的影響方面，根據銀行授信部門主管為研究對象的整體影響結果顯示，組織層次的影響效果雖與理論一致，但相較於主管與部屬人際關係對知識分享意願的影響效果，其影響效果並不顯著。

臺北市勞動檢查處為配合近年來「宣導、檢查、輔導」三合一策略提升防災效能，自民國87年開始將檢查業務部分轉換為「自主管理」模式，並將臺北市的營建工地分級管理，依不同等級有不同的自主檢查頻率，並派員實施不同程度的稽查。 依相關自主管理計畫的規定，若某營造廠加入計畫獲得「優等」或「特優級」的認證標章，除非發生災害、遇專案檢查及市民檢舉等情形外，檢查員不主動前往實施勞動檢查，但仍由機關中技正層級以上人員組成機動小組，不定期以輔導方式實施督導；所以該營造廠只要依規定之檢查流程及制式表格填寫按時回報，就幾乎不受規範所拘束。 但是近年參加自主管理計畫的營造工地發生職業災害的頻率，並未如預期下降，不符機關績效目標；因此，本研究重點在探究勞動檢查運用自主管理政策工具績效不佳的原因，是否這些營造廠的工地在申請獲得「優等」或「特優級」認證後，負責職業安全衛生工作的人員或主管，其責任及權限的移轉後造成行為與態度轉趨鬆懈？ 研究結果發現在實施自主管理計畫後，在營造廠中依不同的層次有不同的結果，部分負責人確實發生了道德風險（Moral Hazard）行為，而負責職業安全衛生工作的人員，礙於利潤及工期等眾多因素，鬆懈了安全衛生工作，部份發生了道德風險行為，致未達組織預設的目標。 / Taipei Labor Inspection Office adopted a strategy that combined advocacy, inspection and counseling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occupational hazards prevention. Since 1998, it began to change the policy from “inspection strengthening” to “self-management”. With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sites in Taipei according to this strategy, construction sites of different levels have different inspection frequency and different degrees of inspe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elf-management program, if an construction site in Taipei who joined this program obtains "excellent" or "Premium Class" certification, unless occupational accident happened, or special inspection project is launched, or citizens report, or other dangerous situations occur, the inspection personnels will not do labor inspection, but will still occasionally provide unscheduled counseling by official chief. As long as the construction company fills out the report form on time according to the program of the standard inspection flow, this company is nearly unregulated. But the occupational accident rate of those sites who applied to self-management program did not fall as expected, it does not achieve the goal as set by offici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asons why those sites who obtain "excellent" or "Premium Class" certification, have shown that their behaviors and attitudes toward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workers’ health have become more lax after joining the program? This study found that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self-management program, moral hazard behaviors occur in different hierarchical levels of organizations. Construction company’s directors do show moral hazard behavior, while those in charge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work, some do have moral hazard behavior, out of profit motive and time concern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among many other factors. All together explains why this self-management program does not achieve the goal set by offici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