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作為大陸勞資關係領域最重要的一部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正式實施，這部法律將重構大陸勞資關係，影響到產業投資等實體經濟領域，並對社會關係、政治進程產生明顯影響。雖然，「勞動合同法」的意義在大陸官方被極力宣揚，但其在民間卻獲得兩種不同的聲音。普通勞動者以及他們的代言人均高度贊揚這部法律的救濟作用，將扭轉普通勞動者目前的弱勢地位；而企業主、資方代表和他們的擁護者則嚴厲批評法律的矯枉過正的做法，聲稱對勞動者的過度保護將極度損害企業投資方的利益，也有可能造成勞動者的惰性，實際上是一種不當保護，最後將會造成勞動者和企業主的雙輸局面。 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就在於通過對勞動合同的立法背景、理由、主要內容的梳理，探討新頒「勞動合同法」對企業微觀經營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實務以及宏觀的營運戰略的影響，並提出筆者的建議。構成本文的主體內容將包括四個部分，即背景、內容、影響與應對策略。在背景部分，將主要闡述新頒「勞動合同法」的立法背景及社會政治經濟環境等內容，了解「勞動合同法」的立法理由和目的。隨後，將著重分析「勞動合同法」相對於以前的「勞動法」在規範勞動關係方面的重要變化和其主要內容。在第三部分，將是為應對「勞動合同法」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實務方面進行的調整。當然這種調整會對企業的多方面造成影響，因此在詳細評估這種影響後，本文提出了企業經營管理三種策略調整模式：「改革模式」、「創新模式」和「保守模式」，並認為台資企業目前可以選擇的是改革和創新模式。

戶政實施電腦化至今已逾10年，它開啟我國政府機關資訊化的新紀元，對處理案件的迅速、工作流程的簡化，有相當助益；在提供民眾更便捷服務之時，台北市戶政同仁却未感受到工作量的減輕，尤其因資訊化造成工作量的遽增，反而覺得工作壓力更重，離職人數更多，對此現象實有研究探討的空間。 本研究採用質化研究方法，對於資訊化後對人力配置的影響，依作業方式改變、人員配置面作實務深度訪談，並以資訊化前後辦理之案件數加以比較分析，研究發現： 一、組織編制，未能隨社會變遷調整，並依等待人數及案件類別分析，致人力配置不平衡，無法配合實際需求。 二、戶政業務有其專業性，人員替代困難。 三、部份業務未回歸相關機關辦理，又增加許多非關戶籍「業外」項目。 伍、網路憑證未能有效利用。 六、資訊化不完整，人工作業仍多，前後線作業系統無法逕為連結。 七、政策推行不够周延，配套措施不足。 因此本研究建議政府在大力推動數位化之際，對各機關間戶籍資料的介面連結，加強推動自然人憑證使用，書證的減量，有其必要性；應早日通過組織法，提高基層人員職等，解決人員流動率過高問題；政府政策實施，須有完善配套措施，如此方能落實組織再造、電子化政府的政策。 / Residential Record & Administration (RR&A) business has been computerized for over 10 years now. It opens up a new era for our government office to utilize information system technology. The system simplifies the overall work procedure and increases the efficiency of processing cases. It provides quick and convenient service to the public. However, the technology does not bring any relief in terms of work load to the staff of RR&A office in Taipei. In particular, the linking of the systems of the whole nation not only increases their work load but also brings more pressure to them. As a result, more people have quit their jobs. There is indeed a need to have further discussion about this situation. This study uses a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o study the impact of the utilization of information system technology upon the allocation of manpower. An in-depth interview has been conducted according to the change of work procedure and the allocation of staff. In addition, the study also compares the number of cases processed before and after th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study discovered that: 1. The organization of RR&A office is unable to adapt quickly enough to satisfy society’s needs. The staff of RR&A is not proportioned properly according to the amount and variety of pending cases. 2. The occupation of RR&A is highly specialized,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find replacement workers. 3. Some of the tasks are unrelated to the RR&A, which increase the workload of the staff. Those additional services should be assigned to their appropriate offices. 4. Online verification of identification can not be efficiently used. 5. Counter clerks and supporting staff as well as differe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cannot communicate well with each other because the system is not comprehensive enough and a large number of work needs to be done manually. 6. Government policies are not implemented well and lack supporting resources. Therefore,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when the government implements the digitalization on a widespread scal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system interface capability among government institutes, promote the uses of Certficate Authority of MOL（MOICA） and the reduction of certification. The constitutive law should be quickly passed to elevate the level of basic workers and decrease the amount of worker resignations. Government policies should have complete supporting resources. By doing so, the policy of restructuring the current organization to achieve a true E-government can be fully implemented.

本研究主要探討行動電話客服人員人格特質、組織文化與工作績效之關係。除應用文獻分析法，建構本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並採用問卷調查研究法，內容包含五大人格特質量表、組織文化量表、工作績效量表與行動電話客服人員個人基本資料等四部分之問卷為研究工具，採隨機抽樣方式實施問卷測試，問卷總共發出750份，回收715份，回收率95.33%，有效問卷為706份。其以SPSS for Windows 12.0為處理分析資料的工具，分別以敘述性統計分析、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及多元迴歸分析等方法，敘寫結果分析及提出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果顯示： （一）在人格特質方面：屬於「開放學習性」及「勤勉正直性」人格特質略高於其他人格特質。 （二）在組織文化方面：屬於「官僚型」及「支持型」組織文化略高於創新型組織文化。 （三）在工作績效方面：以「任務績效」構面表現程度最高。另在個人基本資料與工作績效關係上，不同行動電話客服人員在年齡、職位及服務年資上有顯著差異存在。 （四）人格特質中開放學習性、勤勉正直性、外傾支配性、親和性與工作績效有顯著正相關，另外情緒敏感性與工作績效無顯著關聯性。 （五）組織文化中官僚型文化、支持型文化、創新型文化與工作績效有顯著正相關。 （六）人格特質中開放學習性、勤勉正直性、親和性、外傾支配性可以有效預測工作績效之表現，另外情緒敏感性對工作績效無預測作用。 （七）組織文化中支持型文化、官僚型文化、創新型文化可以有效預測工作績效之表現。 （八）在組織文化（支持型及創新型）的影響下，人格特質中開放學習性、勤勉正直性、親和性、外傾支配性可以有效預測工作績效之表現，另外情緒敏感性對工作績效無預測作用。 最後，則根據研究發現提出改善及建議：企業可利用五大人格特質來徵選出工作績效比較好的員工，並營造支持型的組織文化，提高工作績效。以上建議供行動電話業者作為參考，以便能改善服務品質，達到最佳的顧客滿意。

隨著二次戰後嬰兒潮的逐漸退休，公私部門都面臨到中高階主管人才短缺的問題。同時，少子化的社會趨勢使得組織中的人力斷層更為明顯。另一方面，我國對公務人力退休制度所進行的變革，也使得許多公務人力屆齡即退甚至提早退休。在這種情形下，我國之公務人力將呈現不斷老化，且後繼人員銜接不及的問題結構。因此，針對中高階主管的培養選拔制度變成了政府人力管理之首要之急。然而我國政府目前並沒有針對中高階文官進行系統性的規劃培訓、選拔的機制，所以近日我國欲成立國家文官學院以及高考一級的變革等措施，都是希望能針對政府高階文官的培育設計出一套有系統且有效果的制度。 政府高階文官的良窳可以說是決定國家競爭力的關鍵因素，由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每年公布的世界競爭力排名可以看出，新加坡能長期居於該排行榜前兩名的位置，與其政府效能有絕對的關係。從該競爭力排行的指標中可以發現新加坡政府在政府效率、政府執行力、政府彈性應對經濟變動、政府制度完整性等四項指標皆名列第一，而這就是他們能有如此優異的政府競爭力的最重要原因。從新加坡立國之初就開始採用殼牌公司的接班人制度作為其公務人力培育、拔擢機制的核心概念，同時在接受菁英主義的社會文化之下，逐漸演變出屬於新加坡的政府接班人計畫。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因此本研究以新加坡政府接班人制度作為研究分析的個案。並且透過與學者、人事行政局、考選部等單位高階文官進行深度訪談，除了探討新加坡制度在我國推行之可行性分析之外，同時亦為我國未來建構高階文官接班計畫提供參考意見。 經過深度訪談以及利用系統性接班人計畫與管理模型對新加坡制度進行理論檢視之後，新加坡的制度中的菁英文化無法在我國文化系絡中推行，然而其對於文官的潛能評估、培訓制度相當值得我國效法與參考。最後對我國未來若要推動高階文官培育機制，提供以下建議作為參考。包括建立人力資本的觀念，以及從制度、組織、法令、課程等四個面向來規劃系統性的高階文官培育機制，方能使該機制發揮出最大的效能，培育篩選出最佳的政府接班人。

近年來臺灣高齡人口比例有明顯之增長，兩性平均餘命自1906年至今不斷的往高齡延伸，伴隨著這兩種趨勢下，臺灣高齡人口結構快速的轉型和變動，使得瞭解高齡人口死亡率模式成為估算未來臺灣人口結構發展趨勢的重要依據。然而，過去許多人口研究所依賴的資料來源是以「戶籍人口統計資料」為基礎，其資料內容雖涵蓋時間範圍甚廣，但在高齡人口的死亡率資料記載則有稍嫌簡化的問題及死亡人數紀錄不準確的限制，因此本研究擬以搭配「死因資料檔」，擷取其對於死亡人口數及死亡時間詳細紀錄的優點，來結合運用以探討臺灣高齡人口死亡率模式。 本研究以「參數式模型」、「相關模型」、「外推法」及「APC模型」四種不同估算取徑的運用，並結合現有實際的臺灣高齡人口死亡率資料，說明臺灣65歲以上高齡人口死亡率的變遷模式及發展軌跡。研究結果顯示，自1975年臺灣65歲以上高齡人口的死亡率變遷趨勢，確實往更高齡方向發展，同時，其死亡率的變遷波動越大，本身除資料紀錄上可能有所偏誤外，也可能因為90歲以上人口資料逐漸增加的情況下，變異性逐漸的明顯。此外，以各死亡率模型估算配適下，大多在90歲以上高齡人口的計算，其估算不準確的情形則越形明顯，但在65歲至85間的估算死亡率模式則有相當不錯的配適。

政府機關委外執行民意調查已成為民主國家治理的趨勢之一；但民意調查的高度專業性和特殊性質，導致過程中有許多「看不見的黑手」介入的機會，故如何監督、控制民調的品質以確保信效度遂成為一項重要課題。全國各級政府機關中，以台北市在委外執行民調業務上的規定最為公開、完備，不僅訂有專法，更獨步全國成立「民意調查諮詢委員會」，協助各局處在委外執行民調過程中把關調查品質、解決問題。在這種「一個委託人（委託局處）、兩個代理人（執行廠商和民調諮詢委員）」的架構之下，本研究從交易成本理論出發，探討台北市的委託局處在這套委外與審查機制下必須付出的交易成本類型、背後的影響因素、與調查品質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深度訪談5位民調諮詢委員、5個委託局處、研考會和4家執行民調的廠商共17人次，輔以次級資料分析，發現各局處在委外執行民調過程中的作法、程序和重視程度皆不一，付出的交易成本類型眾多，其中的「事前審查成本」、「搜尋廠商成本」、「事後審查成本」、「控制成本」在邏輯關係上較能對應後續之民調品質，其多寡深受「委託局處的重視程度」、「廠商的執行能力」影響。此外，為提昇調查品質，委託局處若付出較多事前成本（包括：事前審查成本和搜尋廠商成本）後能先行把關委託局處的需求與調查規格，且規模比起事後成本（包括控制成本、事後審查成本）來說較為減少許多，對調查品質將有正面影響；若未付出事前審查成本，則需於決標後耗費更多時間、精力與資源才有辦法確保調查品質。 然而，研究結果卻顯示民調諮詢委員會不見得能達到提昇調查品質的目的，仍有執行能力不佳、圖謀不軌的廠商無法達到審查委員的要求而遭到解約。因此，本研究歸納「民調諮詢委員會」兩項主要的缺失，包括未能事前把關調查規格與執行預算之間的合理性，無法克服「逆向選擇」執行廠商的問題；加上定位不明，難以保證可以完全發揮把關之功能與職責，委託局處未必完全依照委員的意見來要求廠商修正，以致淪為無人負責的窘境。 最後，本研究提出主要的政策建議，包括研考會的角色應更加積極、強化，確立民調諮詢委員會的定位，嚴肅思考業界委員協助審查的必要性，民調諮詢委員協助審查調查案的預算編列和招標文件；委託局處需掌握整個流程和民調諮詢委員的功能，顧及調查規格和預算的合理性並不以預算為唯一考量，與民調諮詢委員、執行廠商和研考會保持密切關係。

敵人刑法的概念早在1985年由 Jakobs 教授首次提出，經過一段時間後，敵人刑法在學界廣受討論，然而批判的聲音卻大於贊同！敵人刑法並非Jakobs憑空創設出了什麼法令，而儘是Jakobs就現有的法體例觀察後，做一個描述並予以命名。 本論文第二章將Jakobs一系列對敵人刑法的文章予以仔細釐清，第三章則以「符合敵人刑法概念」的德國相關法制做介紹，另一併檢視我國相關法制，是否有符合敵人刑法的規定，並論述其正當性。第四章則以針對批評敵人刑法文章中的論點，予以論述並探究，這些批評的基礎和Jakobs提出敵人刑法的基礎是否相同，若有不同則須加以釐清。 2001年911恐怖攻擊事件後，敵人刑法開始受到刑法學界的青睞，甚有論者認為可以用敵人刑法來對抗恐怖主義的論點，本文對此加以探討以一個「概念性的敵人刑法」對抗恐怖主義究竟有無效用，並於最後提出對於敵人刑法及其相關法制的評述及一己之見。

近年來台灣人口結構發生改變，人口高齡化及少子化的現象日趨嚴重，對物業管理未來服務策略之影響及發展影響甚鉅；因此因應環境的變動、制訂企業的發展策略、以謀取企業生存和發展，已成為物業管理公司關注的焦點。本研究將以台灣人口結構的改變對台灣物業管理產業之衝擊為前提，探討物業管理業者與個案公司服務策略之變動。 本研究從企業策略管理的基本理論著手，並探討個案公司的基本狀況和發展歷程、對個案公司目前的經營管理狀況給予分析。接著利用SWOT策略管理分析個案公司的優劣勢、機會、威脅。除了採用SWOT分析之外，本研究也使用波特五力分析台灣物業管理產業，並進而參考了日本物業管理之產業現況、日本物業管理加值服務市場現況、日本物業管理未來之發展趨勢與日本高齡化人口的演變，列於附錄之中，以對台灣目前產業環境以及所面臨的人口高齡化議題做相關之印證。經過以上研究步驟，本研究確立了個案公司的市場定位，從而設計出齊家物業個案公司針對人口高齡化之服務策略以及未來展望。 本研究運用了目前企業策略管理的主流理論及分析工具，對個案公司的發展策略做了較為完整的論述，既分析了現狀，確認其發展策略，又為其策略執行提出了有效及可行的方案。本研究希冀為個案公司提供更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之中正確發展的企業策略，讓個案公司不斷地保持其競爭優勢，並具有重大的市場不可取代定位，以及對從事物業管理產業的相關企業有相當程度的參考價值。

中國大陸於1997年向全國推廣個人帳戶制和社會統籌制相結合的養老保險制度。該個人帳戶制度缺乏互濟性，運行效果不彰，又復有空帳運轉、基金挪用等問題。本文利用文獻分析法，欲探究中國大陸養老保險個人帳戶法制之形成過程。養老保險個人帳戶制的改革是國有企業改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世界銀行、新自由主義思潮和媒體宣傳、學界背書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累積式個人帳戶制度一定程度達到了減輕國有企業責任和國家財政負擔、處理通貨膨脹和累積資本的目的，卻缺乏共濟性，無法因應通貨膨脹風險，暴露國民於老年經濟風險之中。未來中國大陸養老保險之改革應回復保障老年經濟安全之主要目標，將個人帳戶制從基本養老保險層次分離，健全社會保險法制，方符合社會保險之理念，保障公民社會安全權。 / It’s in 1997 that mainland of China decides to promote the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which has been combined between the 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 and PAYG nationwide.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existing in such an IRA system such as the lacks of the mutuality, the unsatisfying operation effect, and the operation of the empty account as well as fund misappropriation. With the adoption of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mainland China IRA legal system of pension insurance. The reform of IRA system of pension insurance serves as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action of numerous factors such as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market economy system reform, World Bank and neo-liberalism and media propaganda as well as academic endorsement. To some extent, the cumulative IRA has reached the goal of alleviat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financial burden of the State, as well as dealing with inflation and accumulating capital. However, its lacks of the mutuality and inability to deal with the inflation risk will expose the citizens to the risk of the old economy. Therefore, in the future, the reform of pension insurance in mainland China should insist the main goal of guaranteeing the old-age economic security so as to not only separate IRA from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but also perfect the social insurance legal system, and in such way it will conform to the concept of social insurance and guarantee the citizen's right to social security.

近年來台灣整體人口結構老化，在1993年進入高齡化社會後，預估即將在2018年邁入高齡社會，老人相關的福利政策的制訂與規劃已是刻不容緩，立法委員作為國家的立法者，在這當中的角色不容小覷。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與期待之下，立法委員在老人福利政策上會如何參與，其參與又是受到甚麼因素的影響？這是本研究試圖回答的研究問題。由於立法委員的提案，會是較能夠代表立委自身立場，且較能讓選民看見的立法表現，因此選擇觀察立法委員的提案表現來做為其立法參與之代表。本研究透過分析第七、第八屆立委在老人福利相關政策中的提案表現，企圖透過量化統計的方式，輔以質性資料補充說明，以勾勒出台灣立法委員在老人相關福利政策中的參與情形，並試圖找出影響立法委員展現出不同參與表現的因素。 本研究發現，立法委員在老人福利相關政策上的參與表現，會受到提案類型之不同而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在救助津貼類提案中，立法委員的提案強度主要受到選區因素之影響，而在福利服務與社會保險類提案中，則是受到了立委個人專業背景與政黨因素之影響。整體而言，立法委員在老人福利相關政策之提案參與積極程度，會受到選區、政黨與立委個人專業背景的影響，呈現出多重因素影響之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