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教育学) / 甲第19253号 / 教博第180号 / 新制||教||155(附属図書館) / 32255 / 京都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教育科学専攻 / (主査)教授 杉本 均, 准教授 南部 広孝, 准教授 渡邊 洋子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Philosophy (Education)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論文博士 / 博士(農学) / 乙第13018号 / 論農博第2828号 / 新制||農||1042(附属図書館) / 学位論文||H28||N4962(農学部図書室) / 32946 / (主査)教授 荒井 修亮, 教授 山下 洋, 教授 栗山 浩一 / 学位規則第4条第2項該当 / Doctor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経済学) / 甲第19912号 / 経博第536号 / 新制||経||278(附属図書館) / 32998 / 京都大学大学院経済学研究科現代経済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劉 徳強, 教授 溝端 佐登史, 教授 IALNAZOV Dimiter Savov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Economics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關於違法確認訴訟，我國行政訴訟法規定於第六條第一項後段，德國行政法院法則規定於第一一三條第一項第四句。惟二者間無論係體系架構，抑或是條文規定內容，均有著特徵上之重大差異性。因此，雖我國行政訴訟制度基本上係繼受自德國法，但基於前述之根本差異，對於違法確認訴訟，自法律性質之爭議，乃至於可得適用之案件類型，以及應如何適用，究竟屬於直接適用或類推適用（甚至是雙重類推適用），應使用訴訟變更抑或訴訟轉換，均應有獨立於德國之本土化思考與討論。而關於本訴訟之實體判決要件，在國內學說中亦較少受到關注，且對於本訴訟法律性質之定性，無論係在德國或我國之學說與實務中，亦仍處於欠缺定論之窘境。則因本訴訟法律性質定性之爭論，更進一步地肇致其實體判決要件之不穩定性，尤其是在直接獨立提起違法確認訴訟之案件類型中，是否應先踐行訴願程序，以及是否受有起訴期間之限制，爭議最大。因此，本文欲嘗試掌握我國與德國間關於違法確認訴訟於規範上之根本性差異，逐一釐清本訴訟之法律性質、案件類型、適用方式以及其實體判決要件與有理由性要件。又德國之「（統一）行政訴訟法草案」（EVwPO）第六十七條第一項，在體系架構與內容上，即已近似於我國現行行政訴訟法第六條第一項後段。因此，德國學說以及實務關於本訴訟之發展，亦為我國確認違法訴訟本土化過程中，值得參考之重要依據。 德國學說上之所以對於違法確認訴訟之法律性質產生疑慮，乃肇因於行政法院法將本訴訟規定於第一一三條第一項之中。該條項乃關於撤銷判決之內容與方式之規定，且亦明文限於用以「接續」已不合法之撤銷訴訟。但我國行政訴訟法第六條第一項後段之規定，卻正好迴避了上述爭議之發生。且本文認為，雖違法確認訴訟之訴之聲明與訴訟標的，與撤銷訴訟或課與義務訴訟間具有重疊與包含關係，但仍不可僅單純地以此作為訴訟類型歸類之唯一依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第六條第一項後段之規定，無論自體系架構或條文內容觀察，均應認為屬於「特別形式之確認訴訟」，而為一獨立之訴訟類型。無論就「基本訴訟類型」抑或「法定訴訟類型」而言，均應可得出上述結論。 再者，就違法確認訴訟所得涵蓋之案件類型，應自德國基本法第十九條第四項之權利保護確保原則，以及我國憲法第十六條之訴訟權保障之目的性觀點出發，兩國間對於「完整且有效權利救濟」之要求應屬相同，則關於違法確認訴訟之應用可能性，亦應相去不遠。尤其是行政處分或人民之申請是否了結以及何時了結，對於原告而言，往往取決於偶然。此種偶然因素，實不應成為「訴訟可能性」之決定性關鍵。惟縱使可得適用之案件類型相同，但基於二者體系架構與規範內容間之差異性，其適用方式亦可能有所不同。例如直接獨立提起違法確認訴訟之案件類型，在德國法上必須透過類推適用之方式為之，但在我國卻屬於直接適用之範疇。又在接續已不合法或無理由之撤銷訴訟或課與義務訴訟之續行確認訴訟之案件類型中，在德國法上，原告得透過行政法院法第一七三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二六四條第二、三款，以「訴訟轉換」之方式，必然合法地變更或縮減其聲明，而使初始訴訟轉變成為續行確認訴訟。並藉由此種「非訴之變更」之訴訟轉換，迴避行政法院法第九十一條以及第一四二條第一項前段之限制。但在我國行政訴訟法與民事訴訟法中，因欠缺如同德國民事訴訟法第二六四條「非訴之變更」之明文，且聲明之縮減在我國訴訟法制中，亦屬於變更類型之一，致使續行確認訴訟之案件類型，似乎難以脫免於「變更」二字的枷鎖，而仍受行政訴訟法第二三八條第二項之羈絆。由以上說明可知，德國法上之訴訟轉換，在我國訴訟法制上如何運用，亦屬需要解決之課題。 在本訴訟之實體判決要件部分，爭議最大者，當係是否須經「續行確認訴願」或「違法確認訴願」？是否受有起訴期間之限制？期間多長、何時起算？本文認為，縱使德國行政法院法以及我國訴願法、行政訴訟法並未對此有明文規定，但學說上所討論「類推適用」之可能性，是否確有其必要，本文亦抱持懷疑的態度。而在確認利益部分，學說上一般均承認「預防重覆危險」、「恢復名譽」以及「國家賠償之準備」三種類型，惟在此之外「典型之隨即迅速了結之行政處分」以及「強烈之基本權干預」，本文認為並不得作為證立違法確認訴訟確認利益之唯一依據，至多僅屬於一種輔助標準或佐證而已。至於原告以「國家賠償之準備」為由，向行政法院請求確認行政處分或拒絕、不作為之違法性，德國學說與實務大多認為，僅有在接續初始訴訟之續行確認訴訟之案件類型中，基於「訴訟成果維持」之觀點，而承認其確認利益之存在。若為直接獨立提起違法確認訴訟之案件類型時，則應否認確認利益之存在，而由負責審理國家賠償之普通法院自行判斷處分之違法性。本文基本上贊同上述結論，且認為如此區分並未違背「第一次權利保護優先原則」之精神。 我國司法院提出之行政訴訟法修正草案，其中第六條第一後段修正為：「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第一九六條則增列第二項之規定：「撤銷訴訟進行中，原處分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或已消滅者，高等行政法院於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時，得依其聲請，確認行政處分為違法。」本文認為，第六條第一項後段之修正，至多僅為行政處分「了結」之定義性、概念性說明，並不影響違法確認訴訟之解釋與適用。至於第一九六條第二項之增訂，本文則認為第六條第一項雖屬於一種法定訴訟類型之規定，但接續初始訴訟之續行確認訴訟，亦應屬於可涵蓋之案件類型。況且，本文認為草案第一九六條第二項，未必能作為「訴訟轉換」之依據。因此，對於該條項之增訂，似仍有再商榷之餘地。德國聯邦眾議院曾一讀通過之「（統一）行政訴訟法草案」，將違法確認訴訟規定於草案第六十七條第一項，在體系架構上乃與一般確認訴訟並列，在規定內容上亦與我國現行行政訴訟法第六條第一項後段相近似。則我國司法院行政訴訟法修正草案是否真有必要模仿德國現行行政法院法第一一三條第一項第四句之規定，而於第一九六條增列第二項，更顯疑問。

水庫與山稜線所圍成之特殊地理空間稱為水庫集水區，而水庫集水區與水庫水源之狀態關係非常密切，保育水庫應從保護水庫集水區開始。水庫集水區內的自然資源以均土地為生存、活動之承載，所有活動之結果最終也都會作用於土地之上，因此土地重要性不容忽視，並應以其整合相關事務的運作。 目前主要以水利法以水保法處理水庫集水區面之問題，但事實上二法規皆未能有效觸及土地管理，遂有導入土地管理制度的必要。土地管理主要由空間計畫構成，其功能為根據空間特性、限制與未來發展目標，並綜合考量各部門的空間發展需求，進而配置與管制空間的土地使用，故協調整合其他機關的機制遂顯重要。現行區計法具備協調其他部門的機制，但因缺乏強制規範，間接強化行政機關間疏於連絡之情況，若能有效執行相關規定，或得強化行政機關間的鏈結，俾整合水庫集水區管理相關事務之進行。要言之，本研究認為現行制度並非不能處理水庫集水區之問題，應以綜合計畫為基礎，整體配置、控管空間的使用型態，進而由水利、水保各依其專業從事相關管理措施。關於這部分，得以流域區域計畫等特定區域計畫的方式完成。 再者，關於執行面，主要根據經濟部訂定之《水庫集水區治理權責暨有關事項處理原則》，但從行政管轄與權限的法理面觀察，上開處理原則關於河川野溪與水土保持的治理權責分工，並不完全符合原水利法與水土保持法的授權內容，實有檢討改進的必要。 綜言之，水庫集水區管理須符合空間特性方能對症下藥，同時亦須在符合行政組織法理基礎的前提下進行，未來應以空間計畫為基礎，強化相關部門間的橫向整合，俾共同朝向水資源保育之目標邁進。

為何台灣居於部份農業貿易政策保護之位置? 本研究之目的係為了能解釋此原因。此可以被台灣歷史之理論上所施行的肉類貿易之例子所解釋。此農業貿易保護政策可被定義為選擇性之貿易保護。 / Why does Taiwan have in place a partially protectionist agricultural trade policy？ The goal of the research is to find a causal explanation to this question by looking at the case of meat trade. It can be explained under the premises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theory. Its agricultural trade policy can be defined as selectively protectionist.

「環境保護」不僅是台灣地區熱門的問題，同時也是當今世界的潮流。所謂「我們只 有一個地球」的環保觀念更是普遍推廣。雖然我國正邁向開發國家之林，但對於面積 狹窄，人口密度高居世界第二的台灣地區而言，保護環境的工作，尤其刻不容緩。經 濟發展與生存環境孰重是今日政策討論上的重點所在。 經濟開發固然帶來高度的現代物質文明，繁榮我們的社會，提昇我們的生活水準，卻 也造成生活環境的破壞與環境品質急速的惡化，都市也日漸顯現髒亂，威脅每個國民 的生命財產。本文想藉分析台南市政府近年來推行消除髒亂工作，來了解都市環境保 護政策。民國七十三年台南市在市長蘇南成大力整頓環境衛生，提出「消除髒亂美化 大台南」的口號，如火如荼積極的推動，使得全市煥然一新，並受到全國各界的矚目 ，紛紛組團前來觀摩學習。面對台灣地區環境問題日愈嚴重的當前，台南市消除髒亂 工作的表現值得吾人省思。 全文一冊分五章十六節，共約八萬言，各章要點分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首先界定題旨、研究現狀、研究方法與分析架構。 第二章問題的形成與認定。探討當前都市髒亂問題形成的背景及問題的認定過程。 第三章消除髒亂政策的規劃與合法化。先引介政策規劃的理論，並探討中央及省有關 的法令，繼而分析台南市消除髒亂的法令之規劃與合法化。 第四章消除髒亂工作之執行。簡述政策執行的概念，再論台南市政府消除髒亂工作執 行情形。 第五章消除髒亂工作之評估與建議。就政策過程各階段加以檢討，並提出建設性意見 ，希對於都市環境保護有所助益。

中文摘要 關鍵字：勞動條件、經濟成長、勞動基準法、企業勞動運用自由度、勞動保護 一國經濟力持續高度成長的充要條件，在於各項資源的配置與利用效率不斷改善，以促進總資源生產力不斷提高。在市場經濟體系下，經濟效率持續提升的關鍵因素，在於市場機能能否靈活運作。 各國為提供自己的國家在國際上能有一個較為彈性的國際參與與轉型的選擇機會，在全球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的趨勢下，都半以整體提升本身的競爭力與區域經濟互動關係來與國際經濟發展連結，換言之，即透過加強個別國家的經濟體質與競爭力，如轉化經濟體質（Agents Transformation），建立與國際間的互動結構（Structure Change）並採取「開放性區域主義」(open regionalism)原則來與全球化接軌（Global Linkage）。 市場機能的強化，主要視經濟自由化、國際化與法制化的步伐而定。企業勞動運用的彈性大小攸關其生產資源調度的靈活支配，為因應全球化國家間的貿易互動頻繁，企業的強化重點即在市場機能的強化，即在貿易、服務、投資與勞務流動間提供更多的彈性以加強緊密的整合。 然而勞動法制對勞工與雇主的直接規範並不利於企業的彈性運用，是以世界各國與國內之企業代表有鬆綁法令的疾呼，故企業要能靈活運用勞動，必先瞭解勞動條件對企業經營間接所造成的影響性，方能有效的運用勞動力，靈活的調整生產資源的投入，以創造更多的利潤。 勞動條件對總體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物價及就業的穩定上，勞動條件的制定標準與企業能否彈性運用將是兼顧市場成長與穩定的關鍵。 本研究以21個國家為主體，選定勞動保護的二個構面（就業機會之保護、勞動基準之保護）做探討，以其主要或部分勞動條件保護內容做被解釋項，以影響總體經濟指標之失業率、經濟成長率及物價上漲年增率為解釋項，欲分析出勞動條件對總體經濟表現的影響。 再依上項研究結果所發現之九項勞動條件，依其與經濟指標之相關性給予權數配分，分二部分對各國國家做出企業運用勞動自由度的評比，用以了解勞動條件對企業運作的重要影響性。第一部分取有關工時規定之勞動條件做出企業勞動運用自由度之國際比較；第二部分則選定擁有獨立勞動法令之東南亞國家，進行企業勞動運用自由度之國際比較。 本研究發現與結論： 一、研究結果發現勞動條件對總體經濟的表現具有重要的影響性。而以對工資、工時直接影響的勞動條件對總體經濟表現最具有明顯相關。而對工資、工時間接影響的勞動條件則較不具相關。在僱用童工最低年齡與經濟表現所得之發現結果有違於國際人權發展，故作者不建議企業運用此部分之研究。 二、從各國的經濟情勢比較，在工時方面，世界各國皆已有朝向縮短工時之趨勢發展，由本文研究得到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成長並非以提高工時來增加產能。 三、就東南亞國家的經濟情勢分析，在整體的勞動標準上，企業勞動運用自由度最高的國家是台灣、菲律賓及新加坡，而企業勞動運用自由度最低的國家是印尼及泰國。 四、以企業勞動運用自由度與總體經濟指標作圖，得到企業勞動運用自由度愈大，失業率有上升的趨勢，顯示企業靈活運用勞動條件的彈性愈大，其勞動雇用量的調配彈性較佳，但會影響失業率的波動。運用的企業勞動運用自由度愈大，其經營成本的調整彈性愈大，獲利空間也愈大，其經濟成長率也愈高；且企業勞動運用自由度愈大者，並有助於降低消費者物價的上漲率。 本研究綜合，鬆綁法令、解除管制及增加管理彈性乃是吸引外資、增加企業競爭力及減少失業以促進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而勞動條件規範的良窳乃是其重要的成功關鍵。

有線電視普及化之後，隨之而來的觀眾收視權益問題與上游有線電視頻道節目供應業者（包括製作業者及代理銷售業者）及下游有線廣播電視（播送）系統業者頻道併購競爭等問題，使得有線電視市場顯得異常熱絡，而觀諸檯面上發生之種種爭議，觀眾似乎是最大的輸家。 有線電視此一蓬勃發展的產業，有許多法令上的問題，加上市場競爭激烈，各方政商勢力角逐以及電信業者爭取參與，發生嚴重的市場失序問題，引發多起糾紛。例如民國八十六年二月，由於TVBS系列頻道與系統業者雙方因續約問題發生爭執，造成長達十天的斷訊，為第一件觀眾控告系統業者的官司。從這次斷訊事件中發現，有線電視合法化之後，表面上訂戶以極低廉的價格可以收視幾達七十多個頻道，業者也因為裝機戶數的提高而收入豐碩，但事實上觀眾的收視權益經常不受重視，收視戶成為頻道供應業者與系統業者之間談判的籌碼，對於我國有線電視長遠的發展，並無助益。 除了一連串因頻道供應業者與系統業者齟齬產生的斷訊停播事件之外，系統業者任意更動頻道、超收費用、胡亂插播廣告等現象觀之，在在都與觀眾的收視權益息息相關。 目前國內有線電視業者除提供節目供民眾收看外，隨著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媒體相互整合的結果，部分業者亦透過有線電視之傳輸網路，提供寬頻上網之服務。未來有線電視數位化之後，可將大量之資訊透過壓縮傳送至客戶端，業者除提供節目及上網服務外，尚可利用頻寬提供網路影像電話、隨選視訊計次付費節目、互動電視及保全系統等加值服務，有線電視產業未來發展潛力，不容忽視。 有線電視產業處於快速變動、複雜混沌的傳播生態，如何應用新的政策與科技，掌握世界潮流與保護消費者的權益，讓此一產業的發展可以導向正途，不論對政府、業者或是閱聽人，都是相當重要的課題。 基於以上問題意識，本研究目標包括下列幾項，分別是： （一）探討我國有線電視事業發生消費爭議之成因與消費爭議之案例與類型。 （二）探討我國有線電視消費者保護之行政監督與司法救濟體系。 （三）探討消費者面臨有線電視消費爭議時，如何保障與維護自身權益。 經歷多年的兼併與整合，有線電視產業的基本結構與融合已近完成，並朝向較為穩定的產業規模發展。在有線電視台的經營方面也有重大的轉型，除了傳輸頻道節目外，業者更跨足到電信、資訊、網際網路、電子商務等嶄新事業領域，未來其所扮演的角色，將與消費者的生活面更為貼近，也正因為如此，如何保障公眾視聽之權益，是有線電視業者的首要之務。 在研究的過程中發現，行政權的主動介入，是保障消費者收視權益的最佳方式，雖然消費者可以透過消費者保護法當中規定的申訴、調解與消費訴訟的方式保障自身的權益，但往往緩不濟急，而且透過調解與消費訴訟解決爭議的案例屈指可數。勢單力薄的消費者，面對擁有龐大人力、物力、財力的有線電視經營者，雙方擁有的資源極度不對等，而循司法程序解決紛爭，往往曠日費時，無法即刻獲得救濟。 在訪問政府官員的過程中，官員們均指出，目前有線電視廣播法第五十一條是政府行政監督最有效的利器，因為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的費率委員會擁有有線電視收視費用費率的審議權，故只要消費者向政府反映收視問題，多能獲得業者的善意回應並能儘速解決。同法第三十六條之規定：如果系統經營者的評鑑結果未達營運計畫且無法改正，有線廣播電視審議委員會可以撤銷系統經營者之營運許可證。另依據同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系統經營者之營運許可，有效期間為九年。如果系統經營者罔顧消費者權益，有線廣播電視審議委員會屆時可不許其繼續營運，也是管制系統經營者的方式之一。行政機關的積極管制與介入，是保障有線電視收視戶權益的最佳良方。

台灣之土地登記制度依現行民法物權編及土地法規定觀之，係以公示及公信原則來確定人民產權以保障交易安全，惟因行政處理過程中常發生過失，倘若不正確的登記影響當事人權益，因不動產之價額高昂，依土地法第六十八條之規定將使登記機關擔負損害賠償的責任，而登記之更正能避免侵害財產權事件之發生或彌補因執行缺失對權利人造成的侵害，於損害尚未發生前，若能先行查明依法辦理更正，即可避免損害賠償責任之發生，故其深具保障財產權之功能。 依土地登記規則一百三十四條及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觀之，登記更正之原因，前者為登記之錯誤或遺漏，後者第二項則屬登記機關之疏失而錯誤之登記，皆屬不應登記而登記錯誤或遺漏，於法有違，對此不應登記而登記之結果，不管是用更正或塗銷之方式，仍得更正之，因此，故本文亦將土地登記規則一百四十四條第二項之規定納入登記更正之範圍加以討論。 上述之法令於適用時，仍諸多疑義，登記之錯誤、遺漏既可更正或塗銷，如在第三人取得之後，方才發現原先之錯誤或遺漏，此時，如欲更正，第三人可否主張公信力之保護，如因考量公信力之保護，而不得更正，真正權利人又該如何保護，是登記之更正出現真正權利人與第三人之權益交錯、競合之情形時，究應如何辦理，現行規定仍不明確，而係散見於眾多文獻中，實賴有系統的分析整理，並繼續探討。 以保障財產權的觀點看，在此爭議發生時，因相關見解只散見於眾多判決、法學論著中，實讓一般民眾無所遵循，尤有甚者，連地政從業人員對於相關規定之見解亦不ㄧ，將使得登記之更正涉及公信力時，發生爭議之可能性大增。那些登記之更正方有涉及公信力？若涉及對於公信力之保護，應如何配合？而公信力之保護是否即為信賴保護？登記更正法令規定的缺漏，是否讓爭議擴大，致侵害民眾財產權？仍有進一步探討之空間，也使得本議題仍有繼續研究之必要性。 本文首先從財產權保障之觀點出發，探討登記更正之意涵，並就財產權保障與登記更正及公信力之關係做一論述，其次，則就現行法令之規定做一分析與探討，而後探討相關實務爭議之登記更正問題，並尋求合理之解決方式，最後，則提出公信力保障範圍確定之重要性、財產權保障方式之不同，對於相關權利人影響至大、公信原則與信賴保護原則仍有區別實益、並非每項登記之更正皆涉及公信力以及登記更正範圍宜納入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二項等結論，期能促使對相關權利人之財產權保障更臻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