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論文的主要面在於探討巴代耶對於獻祭的闡釋。巴代耶以獻祭的觀點，繼續承接尼采對於「上帝之死」的闡述。再者，巴代耶在黑格爾人學的基礎上展開他對於「人」的批判﹔以及針對涂爾幹的集體決定論和神聖與世俗的二分法重新檢討，對神聖與世俗的二分法發生之前有更為根本的認識論。 巴代耶認為獻祭經驗所帶出的異質性在於：獻祭不包含任何功利性，獻祭是要將獻祭即是要將死亡與生命帶入和諧之境，給予死亡生命的湧現，給予生命瞬間性以及令人感到未知的死亡的昏眩。在此生命與死亡交融為一，但同時死亡又是生命的象徵，指向無限的道路。

本文旨在闡述十九世紀英國政治思想家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的理論中對於公民概念的看法，並且試圖透過這樣的檢視過程發現密爾公民理論對於當代民主政治所可能有的啟發作用。長期以來，密爾被視為自由主義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我們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說這是因為密爾在闡述自由此一概念上所做的巨大貢獻所致。 但是自由的巨大光芒遮蓋住了其他層面的堅持，筆者並非認為密爾忽略了諸如社群與公民責任這些面向，而是後來的解讀者讓這些面向變得不重要，事實上只要我們用心閱讀密爾對於公民品質的要求就不難發現這其中與自由原則的巨大差異。筆者以為透過將自由作為基礎的條件之一來論述密爾的終極關懷是一個好的出發點，但若將其作為終點則必將是個錯誤的詮釋。 本論文主體共分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論述密爾對於公民品質內容的要求為何，這其中包括了德性、智性與主動性三方面的要求；第二部分則論述達成公民品質所應具備的制度性條件，包括了自由的社會、代議的政府與公平的經濟體制；最後一個部分則論述內在改善對於公民品質與條件的設定所具有的衝擊性，這是密爾思想的轉折，也是我們去思索民主政治前景的重要線索----與其殫精竭慮地思索良善的制度何在，不如先思考一下我們要變成什麼樣的人吧！

台灣經濟能夠如此繁榮，絕大部分得歸功於為數眾多的創業家和其經營的中小企業，根據民國93年經濟部中小企業白皮書統計，從民國84年到民國91年為止，國內中小企業占全國企業總數，每年皆超過97%，在民國91年，中小企業家數更攀升至一百一十萬家。若以全台灣二千三百萬人口來計算，平均不到21人就有1人是創業家，由此可知台灣社會在創業風氣的興盛程度。 本研究欲深入探討在創業意圖形成時，究竟是會受到個人因素或是外在環境因素的影響，而這些因素中，何者對創業意圖影響力較大。在個人因素中，本研究選取三項與創業相關的人格特質：風險承擔度、成就需求、內外在控制程度，外在環境因素擇選取個人知覺到環境對於創業的阻礙與環境對創業的支持二種。 本研究以學生為樣本來探討個人特質與外在環境對創業態度與意圖的影響，透過LISREL軟體進行觀察變項的路徑分析後，結果如下： 1.風險承擔度愈高的人，對創業愈有正面的態度。 2.人們對創業愈有正面的態度時，創業的意圖愈高。 3.人們知覺到外在環境的阻礙愈大，創業的意圖愈低。 結論發現，個人特質中，風險承擔度愈強的人，會愈偏好自行創業，而知覺到環境對於創業有阻礙時，也會減低個人的創業意圖。由結果也可衍生出本研究的實務貢獻如下：若國家想要培養人們對創業正面的態度及意圖，可藉由教育大眾風險的基本觀念，並建立基本的風險承擔能力，除此之外，積極降低環境對於創業活動的阻礙，使大眾建立對創業正面的態度及意圖，以利於未來創業活動的進行，並進一步促進國家社會在經濟上的繁榮。

本論文的題目是「從神聖奧義到語言對話」(Vom Mysterium zum Dialog)，副標題是「奧古斯丁語詞理論與高達美哲學詮釋學」(die augustinischen Verbumlehre und Gadamers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這「語詞理論」(Verbumlehre)，又譯「聖言論」，指的是基督教哲學中最重要的奧秘：「道成肉身」(Verbum Incarnatum)。在奧古斯丁的《論三位一體》中，這奧秘是由人的心靈活動、由內言與外言的關係來解釋的；而在《真理與方法》中，高達美則轉而由道成肉身的比喻去解釋對話的普遍性。 語詞理論──這由奧古斯丁所確立的神學思想如何在哲學詮釋學中發生作用，即是本論文所進行的研究主題。本書透過四方面來展開這份研究：首先，探討高達美哲學詮釋學的對話論述；第二，說明奧古斯丁神學對詮釋學語言的影響；第三，探究路德宗神學對奧古斯丁思想的保存與發展，藉此闡明修辭學傳統如何作為詮釋學的普遍方面；最後說明奧古斯丁神學與修辭學之關聯，討論詮釋學經驗的語言性如何能表述世界。

本論文以自我敘說的方式探索生命經驗，呈現我如何在與創傷的關係中，那種無法解決痛苦的痛苦中，一步步地幫助自己從幻幕到真實。在這樣的歷程中，學習如何在信任與不信任關係中苦苦掙扎，冒險敞開自己的心，努力學習與他人「分享」脆弱與羞愧，學習向外尋求支持與幫助。同時，對內，則很努力地修復與自己疏遠的關係，學習當個我想成為的好媽媽，傾聽我內在小孩的需求。 我的歷程，並非直線性地一步步從幻幕走向真實，而是在虛幻與真實間、在遺棄與接觸內在孩童間不斷來來回回，緩慢螺旋向下的歷程。最終，成人的我，帶著害怕關係斷裂的恐懼、因照顧自己而產生的罪惡感，仍願意為了我的內在小孩，採取行動照顧她的需求，維護自己的界限，讓內在小孩在這過程中，經驗到自己的價值。進而承諾自己，不再遺棄我的內在小孩。希望我的經歷，能夠對與我有類似經歷的人有幫助、能夠讓諮商師對這類型的個案有更深的理解。 在我往內走向真實的歷程中，我同時身為實習諮商心理師，我不只接受諮商與治療，我也在諮商、治療別人，同時，我也在接受督導，督導象徵權威，我也在處理我與權威間的關係，我們彼此間的議題，都會互相碰撞影響。有時候，我的議題會影響我諮商個案，尤其當我身為新手治療師，對自己有很高的期望，當我看到自己還過不去的議題影響到諮商時，我也會對自己又氣又急可又很無奈，也曾因此懷疑過自己是否適合當個諮商師。可是慢慢地，我開始接納自己的狀態、接納自己也是個人，不是個完美的諮商師，當我對自己有愈多接納跟允許時，我也對個案有更多的涵容，希望我的經歷能對其他實務工作者能夠有所助益。 / This thesis explored life experience of the author, presented how the author overcame the trauma and marched forward to the real from illusion by self-narrative process. In the process of recovering, I learned how to make balance when struggling in the relationship of believing and unbelieving, open my mind to others, share the vulnerable and shame and ask for help. At the same time, from the inside of my heart, the cold and detached relationship to the inner child was gradually rebuilt and a good-enough-mother who was able to listen to the needs of inner child was formed. The process of the recovering was not straightly going from illusion to real but moving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he illusion and real, and the abandon and contact inner child, again, again, and again. Finally, the adult part of me overcame the fear of broken relationship and the guilty of taking care of myself to care for the needs of inner child and establish the boundary between me and others. The inner child experienced the self-value in this process. Moreover, a promise for not abandoning the inner child again was established firmly by the adult. As the process of going to real, I was both a client and an intern counselor; besides, I was supervised. The supervisor symbolized the authority; therefore, I was also dealing with the authority issue. The issue between me and the authority also influence both of us. Sometimes, my issue also influenced my clients, especially when I was a freshman who had high expectation to herself. When the issue that was not yet been overcome effected the counseling, I was mad and disappointed at myself. Step by step, in the processing of recovery, I started to accept that situation and accept that I was also a human and an imperfect counselor. With the increasing acceptance, I contained my clients more. I hope my experience may be able help the client who had the same experience and help the counselor to understand the client deeply.

本研究的目的是想要了解教師任教學校（幼稚園、國小）、教師教學年資與教師的創意生活經驗、教學內在動機、教學創新行為與幼兒特質的偏好、幼兒創造力特質之知覺、對幼兒創造力特質的偏好、幼兒創造力的信念之關係。 以便利取樣的方式選取台北縣市公私立幼稚園共26所、國小公立學校共15所學校，研究的參與者包括幼稚園教師190人，國小一二年級教師219人，共409位教師。本研究使用「理想兒童檢核表」、「幼兒創造力信念量表」、「創意生活經驗量表」、「教學內在動機量表」、「教師教學創新行為量表」等研究工具，以皮爾森積差相關、多變量變異數分析（MANOVA）考驗研究假設，獲致以下的結果： 一、幼稚園和國小教師在「幼兒創造力之知覺」方面有顯著差異 （一）在「教師對幼兒特質的偏好」的「情緒智力特質」上有顯著差異，國小教 師比幼稚園教師較偏好其中的「情緒智力特質」； （二）在「教師對幼兒創造力特質的偏好」的「情緒智力特質」上有顯著差異， 國小教師在「對幼兒創造力特質的偏好」上，較幼稚園教師符合其中的「情 緒智力特質」； （三）在教師對幼兒創造力信念的「固定信念」有顯著差異，不管是幼稚園或是 國小教師都比較不傾向固定信念，但兩者之間有差異，幼稚園教師比國小 教師更不贊成「幼兒的創造力是不能改變的」，也就是說幼稚園教師比國 小教師更同意幼兒的創造力可以經由學習或訓練改變的。 二、不同教學年資的教師，在「幼兒創造力之知覺」方面沒有顯著差異 三、「教師創意生活經驗」與「教師對幼兒創造力之知覺」的關係 （一）幼稚園教師 幼稚園教師的創意生活經驗越多，其對幼兒特質的偏好，越符合「創造力特質」及「複合特質」；其「對幼兒創造力特質的知覺」的皆符合「情緒智力特質」及「創造力特質」；其「對幼兒創造力特質的偏好」越符合「創造力特質」；其創意生活經驗越多越贊成「幼兒的創造力是與生俱有的，只要提供機會，就會自然發展」。 （二）國小教師 在國小的部份，我們發現教師的創意生活經驗與對「幼兒創造力的知覺」的相關有達顯著的並不多，在「教師對幼兒特質的偏好」部分，有越多「表演藝術創新」、「生活風格的變化」、「製造意外驚喜」的教師，越不偏好具有「情緒智力特質」的幼兒。「視覺生活的設計」經驗越多，越偏好「創造力特質」；「科學創新的問題解決」、「視覺生活的設計」經驗越多，在「對幼兒創造力特質的知覺」越符合「情緒智力特質」。「開放心胸」經驗越多，其對「幼兒的創造力是與生俱有的，只要提供機會，就會自然發展」的信念越贊同。 四、「教師教學內在動機」與「教師對幼兒創造力之知覺」的關係 （一）幼稚園教師 幼稚園教師的教學內在動機越強，其對「幼兒特質的偏好」越符合「創造力特質」；其「對幼兒創造力特質的知覺」的皆符合「情緒智力特質」及「創造力特質」；其「對幼兒創造力特質的偏好」越符合「創造力特質」；教學內在動機越強，越同意「幼兒的創造力是與生俱有的，只要提供機會，就會自然發展」。 （二）國小教師 國小教師的教學內在動機越高，越不偏好「情緒智力特質」、「複合特質」；在「教師對幼兒創造力特質的偏好」上越不符合「情緒智力特質」；在信念上，越不贊成「幼兒的創造力是不能改變的」；對於「幼兒階段是一生中最具有潛在創造力的階段」的看法越贊成。 五、「教師教學創新行為」與「教師對幼兒創造力之知覺」的關係 （一）幼稚園教師 幼稚園教師的教學創新行為越多，其對幼兒特質的偏好，越符合「創造力特質」；其「對幼兒創造力特質的知覺」也皆符合「情緒智力特質」、「創造力特質」；其「對幼兒創造力特質的偏好」越符合「創造力特質」；教師的教學創新行為越多，也越贊成「幼兒的創造力是與生俱有的，只要提供機會，就會自然發展」的看法。 （二）國小教師 國小教師的教學創新行為越多，其對幼兒特質的偏好（顯著負相關），越不符合「情緒智力特質」；其「對幼兒創造力特質的偏好」越不符合「情緒智力特質」（顯著負相關）；教師的教學創新行為越多，（顯著負相關）越不贊成幼兒的創造力是不能改變的。 本研究最後針對研究結果在教育上、未來研究上提供一些建議，做為教育機關、師資培育單位、後續研究的參考。 關鍵字：幼兒創造力知覺、創意生活經驗、教學內在動機、教學創新行為、創造力

群眾運動的本質是一種集體尋求變革的勢力, 其運動方式是藉群眾聚集展現力量, 迫 使政府改革或讓步, 以達其變革之目的。群眾的聚集具有高度的危性, 尤其當衝突涉 及政治權力分配或意識型態之爭時, 其手段特別激烈, 因此, 如無充份必要與保護, 以這種方式作為抗爭手段宜格外謹慎。 臺灣經濟的成長, 有目共睹, 唯政治的進步, 顯然不能與經濟的成長一樣, 獲得同樣 的評價與肯定。國民黨政府遷臺以來, 一向堅持中華民國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及國 民黨對臺灣社會的主導地位。因此制度結構的安排呈現「戡亂與行憲」并行的雙軌制 度, 實際實行的結果又是戡亂體制凌駕憲政制度之上, 其次, 國民黨堅持其主導地位 , 因此造成一黨獨大, 反對勢力無法與之抗爭。 臺灣社會在國際有利環境下快速發展, 但民國六十年代開始, 國際政治環境的轉變, 及國內社會結構的蛻變, 在一連串的外交挫折下, 內政改革的要求, 急需迫切。改革 固然是朝野共同的體認, 但改革的層次、輻度, 顯有歧見, 反對運動開始出現, 唯社 會上缺乏競爭的場所, 致使反對勢力運用群眾運動作為抗爭方式。「中壢事件」使部 份反對人士認識到群眾的力量, 誤以為群眾可用, 終因「美麗島事件」主要份子悉遭 逮捕, 反對運動轉往議會路線發展。 七十年代初期, 隨著政治結構的轉化, 運動成本相對降低, 群眾運動再度作為抗爭方 式, 值得注意的事, 運動目標由政治結構改革, 提升到國家認同層次, 運動頻率急速 上升, 警政署統計, 臺灣地區政治性聚眾活動, 75年406 件, 76年873 件, 77年900 件, 78年1 至10月1520件, 再者, 由於運動的「內在交替性」使得社會性運動轉變為 政治性的抗議運動。 本文試圖從社會結構及群眾行為探討臺灣政治群眾運動之發展。

自從一九七三年普遍實施浮動匯率以來，已有許多理論強調資產市場在匯率決定上所 扮演的角色，其中包括有強調資產完全替代之貨幣方法柔不完全替代之資產選擇方法 等。然而這些理論皆謂匯率係由外生變數所決定，本文之重點所在，即擬一改以往匯 率外生決定之觀念，而將之內生化。其內容大致如下： （一）對於匯率決定之各種理論稍作回顧整理，並探討其間之主要差異。 （二）鑑於匯率變異性之擴大，本文將匯率之決定內生化，利用非線性差分方程為工 具，分析匯率之變動是否有chaotic 現象。 （三）為了理論之證實，本文亦擬利用模擬試驗方式來作實證分析。

第一章 緒論，說明研究題目之涵意、研究動機及架構。 第二章 理論基礎及文獻探討，說明此一角度以往受到什麼樣的重視，學者曾提出什 麼樣的理論及其完整的程度如何，以及本研究擬補充之處。 第三章 研究方法詳述本研究實證部份進行的方式。 第四章 產業內之比較研究─非金屬礦物製造業，研究此角度之重要性。 第五章 產業內之比較研究─電子業。研究此角度及規模對績效之影響。 第六章 產業內之比較研究。比較二產業經營管理方式。 第七章 結論。綜合各項結果。

近年來，大型資料庫的建制與分析逐漸成為一種教育研究趨勢，本研究即以PISA 2003資料庫為例，目的是建立影響數學成就的結構方程式模型。在評閱相關文獻後，研究者採用內在動機、工具性動機、數學焦慮、自我概念與數學成就等變項，探討之間的影響關係模型。此外，為使本研究所建立的模型具有模型穩定之證據，因此，將有效樣本隨機分割為建模樣本與驗證樣本，進行最終模型的交叉驗證。 據此，本研究首先使用描述性統計以瞭解香港學生的整體表現傾向，其次，透過探索性因素分析確立研究問卷的信效度，最後，以結構方程式模型建立模型並交叉驗證。資料蒐集對象為香港十五歲之在學學生，有效樣本達4,389位。 依據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內在動機與工具性動機對數學成就沒有直接影響效果，但是內在動機與工具性動機透過數學焦慮及自我概念對數學成就產生間接影響，本研究歸納出七點結論茲分述如下： 1.工具性動機較內在動機更為強烈 2.數學焦慮在動機與數學成就間扮演中介變項之性質 3.自我概念在動機與數學成就間扮演中介角色 4.自我概念在數學焦慮與數學成就間扮演中介角色 5.在內在動機、工具性動機與數學焦慮中，工具性動機扮演負向壓抑變項角色 6.在內在動機、工具性動機與自我概念中，工具性動機扮演負向壓抑變項角色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各項建議，以供教學實務上及未來研究參考。 / Recently, establishing and analyzing databases becomes a trend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research. This study took PISA 2003 database as an example to create a psychometric model of factors that influence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e researcher decided to put influential factors, including intrinsic motivation, instrumental motivation, mathematics anxiety, self-concept, and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into the model. Afterwards, through cross-validation the present study had verified the model stability. In the aspect of statistic analysis, the descriptive static shows HK students’ general learning tendency. Moreover, th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confirmed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questionnaires. Lastly,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 was used to set structural model. The valid samples were 4,389 15-year-old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instrumental motivation had no direct effect on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and had indirect effect through mathematics anxiety and self-concept. The results we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Students had more instrumental motivation than intrinsic one. 2.Mathematics anxiety was a mediator variable between motivations and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3.Self-concept was a mediator variable between intrinsic motivations and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4.Self-concept was a mediator variable between mathematics anxiety and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5.Instrumental motivation was a negative suppressor variable among intrinsic motivation, instrumental motivation, and mathematics anxiety. 6.Instrumental motivation was a negative suppressor variable among intrinsic motivation, instrumental motivation, and self-concept.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implica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teaching of mathematics and future research were discu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