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爭者訴訟需具有競爭關係之存在與公行政介入此兩大要素，競爭者並據此提起行政救濟以維護自身利益。關於競爭關係之概念與競爭狀態應有所區別。競爭狀態是一種現象，是一動態過程，而競爭關係則是在個別法秩序規範下存有兩個或兩個以上之自然人或法人，其中一人對於所欲追求的目標或利益，會對另一方不利，彼此之間存在著此消彼長關係，而此種此消彼長關係是必然的。 其次，關於競爭者訴訟之類型，防禦型的競爭者訴訟可涵蓋競爭者防禦訴訟、國庫防禦訴訟、利益防禦訴訟。因為行政訴訟本來就是在保障實體與程序權利，仍然不排除未來在個別法規中設計出不同實體或程序權利，或因有不同競爭關係型態、不同結構，而發展出新的競爭者訴訟類型。 而在競爭者訴訟中，競爭者是否具備訴訟權能，而可以提起行政訴訟以維護自身權利，是最富爭議性之問題。是否具備訴訟權能需視所提之訴訟種類而定，撤銷訴訟與確認行政處分無效訴訟可援用相對人理論以取得訴訟權能。若非行政處分之相對人，且為利害關係相反之第三人，則是以保護規範理論予以判斷。在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之案件，亦是以保護規範理論予以判斷。至於一般給付訴訟一般來說應和課予義務訴訟同樣是以保護規範理論予以判斷。惟基於基本權之防禦功能，若具有公法上結果除去請求權，則提起一般給付訴訟亦符合訴訟權能之要件。 此外，在涉及到多邊利益衝突之情況，傳統之保護規範理論的分析與探討，無法明確說明問何須保護第三人與說明私人利益衝突之間之關係，而衝突調和公式之建立則是有助於此些問題的解決。

棒球是台灣人最喜愛的運動賽事，每當中華隊代表台灣參加國際賽事時，總是能引起國人的關注，與朋友或家人一起到球場上吶喊幫中華隊加油。但是中華職棒聯盟從成立以來的二十幾年，球迷人數卻無法穩定成長，即使台灣人喜愛棒球，一次又一次的簽賭及假球事件重挫聯盟及球團，也澆熄國內球迷對中華職棒的信心。球迷的多寡也直接影響到各球團的收益，賽事的門票、球隊的周邊商品都是球團主要的收入來源。近幾年因為中華隊在國際賽的好成績及聯盟制度的改進，使球迷又再度關注台灣的職業棒球。因此如何維持與球迷之間的關係，讓球迷不要再度流失是現在各球團很重要的課題。 　　本研究以中華職棒的球迷為研究對象，探討「球迷觀賽動機」、「關係利益」、「關係品質」對「球迷忠誠度」的影響，此外現在社群網路蓬勃發展，除了讓使用者之間快速的交流之外，各球團也透過社群網路上設立官方粉絲團與球迷互動，維持與球迷之間的關係。因此本研究加入「社群網路互動性」來探討社群網路對球迷忠誠度的影響。 　　本研究採用量化分析，透過網路發放問卷，有效樣本共348份，研究中以SPSS與AMOS軟體進行結構模式分析。分析結果後發現球迷觀賽動機對球迷忠誠度有正向影響，且關係利益及社群網路互動性皆對關係品質有正向影響，而關係品質對球迷忠誠度有正向影響。本研究之結果期望能提供學術界與運動產業在關係利益、關係品質、社群網路互動性及忠誠度相關研究。 / Baseball game is an important sport in Taiwan. As professional baseball teams have established one by one, the number of fans, who prefer to buy tickets to watch baseball games,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ir profit. It has been a critical issue for professional baseball teams to enhance fan loyalty. Professional baseball teams try their best to manage relationships with fans as longer as possible. Thu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relationship benefit,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fan loyalty. The subjects were fans of professional baseball teams. Due to the rapid growth of social media, professional baseball teams tend to interact with their fans by setting virtual community on social media sites, if better fan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is desired. Thus, this study adopted social media interaction as another critical factor of relationship quality. The results, based on data collected from 348 baseball fans, indicated that relationship benefit and social media interaction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fan motivation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fan loyalty.

1986年，為因應國家社會經濟經需要，通盤檢討修正「平均地權條例」，有關區段徵收之補償地價，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除可領取現金補償費外，如經土地所有權人之申請，得以徵收後可供建築之土地折算抵付（即抵價地）。準此，創造出抵價地式區段徵收，政府視為「政府與民間合作開發，同霑開發利益」。1990年，行政院核定「凡都市計畫擴大、新訂或農業區、保護區變更為建築用地時，一律採區段徵收方式開發」，此後，區段徵收成為政府取得公共設施用地之主要方式之ㄧ。 　　由於地方政府財政困窘，已無法透過一般徵收取得公共設施用地，遂透過區段徵收以進行土地開發，地方政府將剩餘之可建築用地得予出售或標售，作為挹注地方財政的萬靈丹，浮濫圈地應運而生。如大埔、機場捷運A7等。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各國莫不提高糧食自給率，日趨重視農業生產環境及生態保護；反觀臺灣，政府卻以經濟發展為由，啃蝕優良農地。 　　臺灣實施抵價地式區段徵收將近三十年，為何大埔農地區段徵收成為最經典，最主要係因劉政鴻之縣長任期將屆，急於完成各項重大縣政建設，他承認大埔案在執行前，欠缺與人民溝通及協商，才會引起農民極大的抗爭。現今的代議制度，選民對當選後的民意代表，缺乏督促究責的機制，又加上政黨的介入，主導整體的運作，無落實民意政治，致引發政治失靈；嗣有「商議式民主」的產生，鼓勵民眾與公共政策的商議，強調主動參與、公開透明及包容每個人的意見，彼此尋求共同的公共利益，以補強目前民主政治的運作。 　　目前政府辦理區段徵收欠缺公共利益、資訊公開、民眾參與及正當法律程序等，嚴重侵害基本人權，造成諸多社會問題，爰建議一一改正，以避免繼續衍生土地商品化、都市蔓延及工業用地等閒置等情形，應加強重視農民之工作權、財產權、生存權，以及農民對土地的情感等問題。

2011年初，中國大陸把“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列入《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中，許多城市紛紛制定創意產業發展戰略，並把它作為城市未來的支柱產業進行培育。在地方政府為主導體系下的發展策略，文創產業成為新的獲利支柱，許多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便如雨後春筍。從許多既有文獻上來看，中國大陸文創產業園區的發展，行動者非常多，但是主要的掌控者依舊在地方政府，本論文將透過城市企業主義的論點為基礎，分析北京、上海四個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個案，觀察文創園區形塑的參與者與地方政府之間的互動，從地方政府的視角切入，探討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與利益分配，並試著歸納中國大陸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建構過程與發展模式。

近代民法中以無償契約為中心的無償行為規範體系，起始於羅馬法，其時無償交易與有償交易同為社會典型交易型態，承擔重要社會功能。羅馬法上本於利益原則，透過誠信行為與誠信訴訟，建構起包括無因管理與無償契約在內的無償行為歸責體系。 近代民法以降以有償交易為社會典型交易型態，將無償交易歸於例外，無償行為法歸責原則從此被納入保護無償行為人的意旨，此種觀念同時影響到無償契約的成立，亦即近代法從成立與效力兩個層面，以保護無償行為人為原則，重塑了羅馬法以來的無償行為法體系。同時，由於近代民法建構起有償無償對立的兩分架構，在契約的第三人效力上亦以有償交易為中心不斷體系化，弱化無償交易的效力。 然而在現代社會之中，透過契約獲得利益以及公法給予對無償行為人的特別利益這兩種情形，使得民法中有償與無償的界限趨於模糊，另一方面無償行為人之間的特殊人際信賴關係亦逐漸淡薄。這使得一方面無法反映實際利益歸屬的有償契約與無償契約對立的兩分架構受到挑戰，更根本的問題則無償契約是否能涵蓋社會典型無償行為受到相當質疑。本文主張在維持近代民法有償無償基本架構的前提下，回歸到羅馬法上的利益原則，以法官適用誠信原則的方式，禁止實際受有利益的無償行為人主張無償契約法的特別保護。在進行無償契約的性質決定之前，則要充分考慮當事人之間是否有特殊人際信賴與交易可能，在此二者皆不存在的情況下，應當首先考慮以單方行為構成的可能。 本文的基本觀念，在於自羅馬法經近代民法至現代民法，社經關係、法理念與法技術均已經過重大改變，從法典角度而言，以有償無償對立的兩分結構建築起的近代民法既並未充實承襲羅馬法之全部，亦無法對應現代社會利益多元化之挑戰。從研究方法而言，本文首先消化社會科學對無償行為的研究，歸納出無償行為的典型社會類型，在此基礎上再進行法制史的回溯，析出法規範上的無償行為典型類型的變動，從法理念變遷的角度闡釋無償行為規範類型變動的過程，最後參考比較法上的討論成果，探討法技術上對無償行為可能的處理方式，並對兩岸民法進行立法論與解釋論上的建議。

日本為東北亞地區的主要國家，自二次大戰後受限於和平憲法規定，被迫禁止硬權力的發展；為求國力發展，日本以戰後重建、恢復經濟、繁榮富裕的和平原則，成為經濟大國。而日本海外直接投資（FDI）在對外經濟活動中所佔比例極重，不僅對日本經濟發展貢獻良多，在日本對外關係中也扮演重要角色；透過海外的大量投資、專業技術的把持，使得日本在國際關係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而80年代末東亞地區盛行的雁行模式，便是由日本海外企業投資所主導。 日本在國際關係上，向來為美國最重要也最忠實的伙伴；缺乏自衛武力的日本，在冷戰背景下，受到美國核傘的保護，並於國際事務上追隨美國的全球戰略，並以此原則確立冷戰時期日美外交事務的基軸。在吉田主義的指導原則下，日本致力於經濟復甦，而美國則扶持日本作為其戰略伙伴、大力支持日本經濟發展，並開放美國市場，協助日本產品進入美國。 隨著日本經濟日漸發展，日美貿易產生順差，而後發展為日美貿易摩擦，最後在美國的壓力下，日本於1985年簽訂廣場協議，逼迫日幣升值；受到匯率的影響，日圓不斷升值，在1985年至1996年間，日幣對美圓的比例由250：1遽升為87：1。日幣的升值固然在國際上削弱日本產品的競爭力，但美元的相對貶值，卻造成日本的資本輸出熱潮。從1986年至1991年，日本的海外投資總額達4000億美元，成為全球最大的海外直接投資輸出國。1985年後，日商公司開始大量購買美國企業，或在美國開設工廠，日商公司的瘋狂收購行動，也引起美國民眾的恐慌。而此時期的日本企業因缺乏海外投資經驗，在資訊不明、非理性決策模式下大量收購收購美國資產，導致日商在期貨、地產等行業的損失慘重。 本文將日本海外直接投資的研究範圍設定在1994年至2007年，主要是因為此時期的FDI不同於80年代末期的日本對美投資；不同於以往海外投資失敗的經驗，日本企業將國內失去比較利益的產業外移至其他工資低廉、生產成本較低的開發中國家，為貿易取向的海外投資。而日商企業至歐美等先進國家的投資，則是著眼於當地市場，為市場導向投資。隨著不同時期重大事件的發生，日商企業微調自己在全球佈局的戰略方向：NAFTA的成立，促使日本跨國公司加快前往墨西哥投資的腳步、亞洲金融風暴雖然重創該區開發中國家的經濟，但卻增強亞洲產品的競爭力，鑑於對亞洲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成長潛力與未來市場發展，日商企業依舊苦撐在此地區的生產據點、中國低廉的勞工成本則是吸引日商投資，造成熱潮、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工資相對於越南、印度提高，使得日商企業思考中國以外的投資熱點、由於印度等金磚四國的崛起，日商的投資觸角也延伸至南亞地區。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日本的海外投資已不再是單向行為，不僅影響與地主國間的經貿關係，也牽動著第三國的貿易活動：日本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佔中美貿易順差絕大比例，透過對中國直接投資，將產品出口至美國，日商企業藉著中國的低廉工資降低生產成本，也縮減日美貿易順差，將此缺口部分轉移至中美順差。產品所標示的「中國製造」標籤，只能說明產品的最後製造地為中國，但生產資本投入、中間財與獲利企業可能是來自於不同國家。 2008年自美國掀起之世界金融海嘯，較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2001年IT產業泡沫化更加嚴重，普遍造成全球國家景氣衰退、企業獲利短缺，在一片悲觀的氛圍下，仍有日商企業於海外投資活動中獲利。這些企業與眾不同的地方，正是在金融海嘯下生存的關鍵；日商企業的研發能力與不斷求新、求進步的活力，更是台灣企業值得借鏡的地方。 關鍵詞：海外直接投資（FDI）、兼併（M＆A）、跨國公司、比較利益、貿易與投資的替代效應。

本研究主要探討高階經理人之選擇權與公司績效之關聯性，研究發現，公司發給高階經理人之選擇權價值與Tobin’s Q呈正向關係。為區分誘因調整（the incentive alignment perspective）與利益榨取（the rent extraction perspective）兩觀點，本研究將選擇權預測值分為經濟因素、公司治理與殘值三部分。研究結果顯示依據經濟因素所預測出之選擇權價值與Tobin’s Q呈正向關係，其符合誘因調整觀點，即發放選擇權可減少代理問題。而依公司治理所預測出之選擇權價值，則與Tobin’s Q 呈負向關係，此亦與利益榨取觀點相符，即當公司治理較差時，發給高階經理人之選擇權往往較股東最適程度為高。此外，本研究亦發現選擇權與Tobin’s Q有一非線性關係。 /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mployee stock options (ESOs) and future firm performance (Tobin’s Q). The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value of ESOs granted to CEOs in the current and past five years a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obin’s Q. To test the incentive alignment perspective and the rent extraction perspective, this study predicts the value of ESOs granted to CEOs due to economic determinants, governance quality and residual value. I find that the predicted component of ESO grants due to economic determinants are positively related with Tobin’s Q, consistent with the incentive alignment perspective that ESOs are granted to reduce the agency problem. Further, the predicted component of ESO grants attributable to the governance factors are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Tobin’s Q, indicating that for firms with poor governance, the actual level of incentives executives receive may go well beyond the optimal level for shareholders. The negative associatio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rent extraction perspective. Moreover, this study also finds a non-linear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Tobin’s Q and the ESO grant values.

2009年中國大陸正式超越德國，成為全球最大出口國，顯示中國大陸在國際貿易市場的重要地位，而天津市以16.4%經濟成長速度成為2011 年中國大陸各省區中，經濟增長最快速的城市。同時，也為英國《經濟學人智庫》2012年公布全球最具經濟競爭力城市。中國大陸傳統產業升級，天津市經濟轉型成功，以及天津市具有沿海的外貿地緣及資源優勢，外貿帶動經濟發展前景不容小覷。 本研究針對天津市外貿及觀察各類出口產品結構變化，以SITC國際貿易標準分類，以顯著性比較利益法及波士頓矩陣分析，探討天津市各項出口產品的比較利益分析。 此外，本研究利用實證模型分析影響天津整體出口額之因素中，將各項自變數分類為要素因素、外部拉動因素以及金融因素之三大影響因素，研究方法先以進行單根檢定（unit-root test），確定變數資料成為定態(stationary)，再以迴歸分析方式，藉此檢驗各項變數與天津外貿之間因果關係為何。 / China overtaken Germany as the world's top merchandise exporter in 2009 from WTO data, demonstrates trade status of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market. Tianjin posted the fastest growth rates of 16.4 percent among the provinces in China in 2011 as well as ranked as top city in 2012 of economic strength in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by EIU. Trad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industry in China transformed the impetus of foreign trade successfully bringing economy prospects in Tianjin with superiority of geography and resources. The research utilized RCA and BCG analysis to observe significance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each kind of Tianjin’s export products classified by SITC international trade standard method. Moreover, the research selected several affects factors categorized as fundamental element、global propelling and financial factor to examine each variable would be influential and the relation on foreign trade in Tianjin by regression analysis.

隨著入臺工作的移工人數逐年增加，逃逸隱匿、逾期居留的無證移工在臺生育子女的現象屢見不鮮，這些兒童、少年的國籍與身分認定，連繫於父或母的國籍身分與婚姻狀況，或因父母其中一人行方不明導致身分確認困難，從而產生各種錯綜複雜的身分態樣。身分未定的空窗期導致在臺生活的無證兒童、少年（以下簡稱無證兒少）面臨權益空白的困境。 本研究從國籍制度、移民政策與出生通報機制開始探討，針對無證移工在臺所生子女，以「生父為國人，生母為外國籍」、「生父不詳，生母為外國籍行方不明」、「隨外國籍父母在臺隱匿者」三種態樣，分別描述無證兒少身分取得及現況處遇方式；在權益保障方面，以姓名權與身分國籍權、教育權與健康權等相關法制為出發點，評述兒少權益之取得，仍受限於身分認定與基本權益無法脫鉤的規範中。此外，在婚生推定制度的架構下，國人生父認領無證兒少的程序，須由外國籍無證移工生母提具原屬國開立且經駐外館處驗證之婚姻狀況證明方得辦理，惟提證困難導致認領流程延宕，因此，本研究亦分析婚生推定制度對於無證兒少身分取得的影響。 透過文獻分析與深度訪談的方式，深入探究無證兒少面臨的脆弱處境，他們可能遭遺棄、被販賣、或跟著父母在臺四處逃逸、躲藏，成為社會底層的黑戶。本研究嘗試以「兒童、少年」的觀點，以及兒童權利公約規範的最佳利益為前提，就無證兒少的國籍身分與權益困境，提出短期與中長期建議，更期待藉由本研究，讓這些與我們生活在同一片土地的無證兒少受到更多關懷與重視。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法学) / 甲第18027号 / 法博第160号 / 新制||法||147(附属図書館) / 30885 / 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法政理論専攻 / (主査)教授 安田 拓人, 教授 塩見 淳, 教授 髙山 佳奈子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aw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