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台灣的金融市場逐漸走向自由化和國際化，民眾開始接受使用信用卡。本研究以年費和循環信用利息為成本屬性構面，彈性刷卡額度、發卡銀行承擔冒用損失風險、旅遊平安險和累積消費回饋為利益屬性構面，來探討此六個產品個別屬性對消費者申請信用卡意願之影響。結果發現，對消費者申請信用卡意願影響程度的多寡依序為：年費＞彈性刷卡額度＞循環信用利息＞旅遊平安險＞累積消費回饋＞發卡銀行承擔冒用損失風險，且對年費此單一產品屬性的重視程度仍勝過綜合其他產品個別屬性，亦即消費者寧可沒有其他的產品個別屬性，也不願意申請需繳交年費之信用卡，可見現行信用卡之免年費趨勢確實相當顯著。由三種不同市場區隔模式中可得知，重視信用卡產品個別屬性的消費者類型皆不同，因此發卡銀行並不能對整體消費者進行單一相同的的信用卡促銷方式，必須區隔不同類型的消費者，對不同區隔集群加強其重視的產品個別屬性，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The Impact of Product Attribute in Aspects of Cost and Benefit to Consumer Behaviors --A Conjoint Approach to the Application of Credit Cards The recent trend of internationlized financial market in Taiwan has prevailed the acceptability of credit cards with general consumers. The research is based on two aspects of product attributes to define the impacts in willingness of new cardholders, namely, COST, which will focus on “annual charge”and “credit interest”, and BENEFIT, which will focus on “flexible credit allowance”, “issue bank's undertaking the risk of losing cards”, “the attached travel insurance”and“the reward policy accumulated consumption”. As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the impacts of the above factors have been showed in the rank from strong to weak as following: 1.Annual charge 2.Flexible credit allowance 3.Credit interest 4.The attached travel insurance 5.The reward policy accumulated consumption 6.Issue bank's undertaking the risk of losing cards The research has also found that consumers pay even more attention to annual charge than the combination of the other individual product attributes--consumers can accept the absence of all the other attributes but are unwilling to apply credit cards with annual charges. It has highly demonstrated the outstanding of strategic free annual charge. From the applied three different market segments, the results tells that different consumer types have different focuses of product attributes. Therefore, the issue bank has to promote according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t segments, and demonstrte on the specific individual attribut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best performance.

土地增值稅對土地變更使用產生之不勞利得，並無法立即課取，其課徵時機仍待土地移轉時。基於漲價歸公理念，本文認為短期內宜建立土地變更使用回饋制度，以輔土地增值稅之不足，而回饋制度建立，其核心在於土地變更使用時發展權價值衡量。鑑於國內土地估價制度尚未健全，本研究乃應用土地變更使用後增加之樓地板面積，估算土地變更使用後之發展潛力，並據以研擬農地變更使用增值利益評估模式，進而搜集相關資料以為實證分析。 　　最後經由本研究得到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結論 　　　（一）增值利益回饋，公私間財產權界定應明確，以減少交易成本。 　　　（二）現行土地變更使用義務負擔係基於土地開發衝擊要求付費，亦或因土地變更使用增值要求歸公共享，法令執行上混沌不清，使土地變更使用負擔義務規定紛亂，造成不公平之課題。 　　　（三）由實證案例中，發現農地變更使用，發展權增值幅度很大，在現行制度下，土地所有權人獲益匪淺，有違平均地權之理想。 　　二、建議 　　　（一）土地變更使用等待土地移轉時，方課取其增值利益，時效上可能過緩，基於地利共享原則，宜健全現行漲價歸公制度之相關措施。 　　　（二）漲價歸公與使用者付費本質上並不相同，在變更使用回饋制度設計上宜予以區分，並對現行紛亂之土地變更使用義務負擔規定，加以統合。 　　　（三）農地變更使用增值利益計算上，在短期內建議以樓地板面積為評估依據。

本文以法律之角度去探討財產保險保險金受領權人變動，所牽涉之變動目 的、構成要件與效果之問題。論文概分為兩大部份，第一部份為討論因法 律規定所致之受領權人變動情形，下分為四小部份，而分別以買賣契約關 係、抵押權關係、保留所有權買賣契約關係以及讓與擔保關係，去審視我 國保險法第十八條與民法第八八一條規定之適用情況與妥當性。第二部份 則討論因當事人意思表示所致之變動情形，下亦分為四小部份，受益人指 定、抵押權條款、保險金債權之讓與擔保以及保險金債權之質權設定， 討論其成立要件與效果。 / This thesis research the alternation of property insurance payee from law angle. Include two part. First, is alternation by law, research the Insurance Law §18 and Civil Law §881 by sale relation, mortgage relation, conditional sale relation, and lien relation. Second, is alternation by contract, include loss payee clause, mortgage clause, assign insurance proceeds for lien, and lien of insurance proceeds.

摘 要 一、釣魚臺列嶼是位於基隆東北方，琉球群島主島沖繩島的西南方，先島諸島(宮古、八重山群島)北方的一群礁岩島嶼，由釣魚嶼、黃尾嶼、赤尾嶼、以及南、北小島等五個小島，及數十礁岩所組成。地質上是臺灣島的大屯及觀音山火山邁向東西延伸入海底的突出部分，與彭佳嶼、棉花嶼、花瓶嶼，同處於中國東海(East China Sea)大陸礁層邊緣是其凸出部分，和琉球群島的宮古、八重山、沖繩各群島間，有深邃的琉球海溝相隔。1971年美國片面將其軍事占領之琉球併同釣魚臺列嶼之行政管轄權交給日本，激起世界各地華人的保釣運動，亦使得在釣魚臺列嶼主權及其水域爭端不斷，迄今仍為東亞的爭議熱點之一。 二、只要提到釣魚臺列嶼，在中華民國到就會聯想：「保釣運動」、「石油探勘」、「漁事糾紛」、「主權歸屬」、「漁權談判」，甚至「臺灣統獨問題」、「美日安保涵蓋」等爭議性的問題；日本則迄今仍強硬表示：在釣魚臺問題上「並不存在『需要解決所有權』的問題」；而美國總是一再以「對釣魚臺列嶼主權爭端各方不表立場」表現其中立的態度；若不能正本清源詳究其初始，釣魚臺問題將隨著時光荏苒，與人云亦云的偏頗見解而逐漸模糊了問題的焦點。 三、美國建國以來藉19世紀中葉的「門羅主義」在西半球發跡，並在太平洋西岸的滿清中國以「門戶開放」政策平衡各列強，分享在滿清中國豐厚的經貿利益；並在太平洋與加勒比海用武力掠取殖民屬地，其貪婪擴張與歐洲列強無分軒輊，只是規模較小；20世紀之初為了開通巴拿馬運河，用武力在哥倫比亞支持分離主義，以交換運河開鑿權利。 四、1912年主張「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同盟會建立中華民國後，美國為了防止其原在滿清中國之利益受損，遲至1913年袁世凱就任大總統方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自1910年代中期崛起的東亞強權日本，於1915年提出「21條要求」，美國視之為日本的「門羅主義」極為不滿；1922年美國以「華盛頓會議」，《四國公約》、《五國公約》、《九國公約》三個公約，要求中華民國、日本及列強，承認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並與日本及列強相互承認在中華民國之既得利益，並維持美國在太平洋的屬地與交通線的安全；但1930年代初期，日本在「門戶開放」政策的架構下，繼續拓展日本在中華民國的利益。 五、美國吸取「日俄戰爭」，俄羅斯敗於日本的教訓，不願意單獨面對的東亞強權日本；1930年代末期至1940年代初期歐戰期間，美國利用援助已經戰亂多年的中華民國，在中華民國廣袤的領土，用中華民國軍人與百姓的性命，拖住日本精銳部隊，以保護美國在太平洋的屬地及資產；直到日本1941年因法國「維琪政府」垮台，德國讓日本進入中南半島使用海空軍基地，直接威脅美國屬地菲律賓，以及荷屬東印度的美國油田，美國才認真對日經濟制裁；此前，美國與日本始終維持經貿關係，供應日本對中華民國侵略所需的戰略物資，並在交易中賺取日本外匯。 六、太平洋戰爭後，美國佔領了包括日本在內，大部分太平洋戰略要地，到簽訂《舊金山對日和約》，前後歷經七年，美國在東亞做了些什麼﹖美國摧毀日本所有工業、軍事、政治系統，使日本無力再影響美國在亞洲的利益；一方面，美國當時即已經產生，要永久佔領這些戰略要地的構想，其中包括美國遠東指揮部直轄的「琉球民政府」所管轄的區域在內；另一方面，美國為求繼續維護其在中華民國的「門戶開放」政策，阻止「共產國際」勢力擴張，在亞洲，不擇手段的干涉其他主權國家內政，培植狹隘且悲情的地方民族主義，為美國戰略利益服務；製造了分裂的兩岸，與分裂的兩韓；並且隻手籌劃變調的《舊金山對日和約》；讓已完全受美國控制的日本，成為其西太平洋軍事戰略前緣的起點，並以「保持臺灣繼續由親美政府主政」之設計關鍵，作為美國西太平洋戰略前緣的緩衝與屏障。 七、1960年代，以民主陣營領導者自居的美國，繼續致力分裂南北越，卻因力不從心，乃悄悄轉變政策，以解決越南問題作為利益交換條件，最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解，使越南在十數年戰亂後，而仍淪陷於共黨的世界；並在《舊金山對日和約》的架構下，用「歸還琉球剩餘主權」、「臺灣地位未定論」，布局危險的東亞權利平衡，使美國在東亞地區，能維持其「保護者」的形象左右逢源，繼續使用西太平洋軍事戰略要地上的基地，而日本、南/北韓、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相互牽制。1979年美國更進一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卻以《台灣關係法》戰略模糊為手段，做對美國有利之操作，落實海峽兩岸分離分治之局。 八、1990年冷戰結束，蘇聯瓦解，美國冷戰的議題不存在了，卻改利用「中國威脅論」為議題，支持美國繼續在西太平洋軍事存在的理由；中華民國在美國的影響下，1990年代初期迄2000年的10年間，政治生態發生了徹底的變化，對兩岸問題的處理，亦可以明顯看出藍(國民黨)綠(民進黨)陣營執政壁壘分明的氛圍，卻有倚靠美日安保體系的共同點；但中華民國漁民在釣魚臺列嶼問題上，卻因為藍色陣營初期倚靠美日安保體系，以及綠色陣營執政刻意討好日本支持獨立主張，反而不斷受到日本的歧視，與美國的忽視，已達幾乎無法生存，而要自力救濟的地步。 九、本文屏除過去反共宣傳的意識形態、狹隘且悲情之臺灣地方民族主義窠臼，由美國西太平洋戰略利益檢視釣魚台列嶼問題，反思中華民國之國家利益及未來，認為中華民國在既有憲法的規範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尋求兩岸的共同利益，解決釣漁臺列嶼問題；安全的確是中華民國生存的關鍵，但若能正確認知歷史，記取歷史教訓；就長遠觀之，中華民國的安全關鍵核心在於「兩岸和解」，而不在於美國設計的「美日安保體系」、「一法，三公報」(《臺灣關係法》、《上海公報》、《建交公報》、《八一七公報》)，以及「六項保證」架構，這些僅是美國長久以來，維持其西太平洋軍事戰略利益的操作的工具，對海峽兩岸和解毫無遠景可期。

本文以GATS觀光建制演進為例，驗證以新自由制度主義為基礎所建立的基本假設。本文對GATS觀光建制演進所作之考察，驗證了經濟過程面、整體權力結構、議題權力結構、國際組織面等總體政治經濟結構面因素，在不同階段，單獨或合併對GATS觀光建制立法演進產生不同面向之影響。(見圖7-1) 經濟與科技發展及變化，是GATS及觀光建制議題形成的主要動能。GATS建制之形成，最初之原動力來自於美國因經濟及科技發展，而產生將服務貿易納入多邊貿易體系之利益認知，進而透過議程設定以推動建制之形成。WTO設立後，面對全球觀光需求成長之趨勢，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都看到許多觀光商機，皆對觀光服務貿易寄以厚望，因此產生了持續進行觀光自由化談判之動能。 經濟與科技發展及變化，除了促成繼續推動模式二自由化承諾外，亦驅策已開發國家如美國所主張之模式三自由化，及開發中國家如印度所主張之模式四自由化。網路科技之進步，提高某些服務以模式一跨境提供的可行性，而產生模式一自由化之動機。但經濟與科技發展及變化，固然帶來了商機，也導致某些開發中國家所賴以維生之觀光產業，遭受跨國公司挾新科技之重大威脅。觀光附件立法之原始驅力，即來自於開發中國家面對經濟及科技變化所帶來之挑戰，期望透過立法途徑以有效減少利益漏失。 經濟及科技變化因素產生了談判動機，但仍有賴足夠的權力才能推動談判，而將所欲談判之議題推上議程，並影響談判結果。GATS建制之形成，最初得力於美國運用其於冷戰時期的強大整體權力為後盾，排除議價障礙，而將服務貿易議題推上烏拉圭回合談判議程。但隨著冷戰結束，整體權力結構未必能支配個別議題權力結構，美國較難運用其整體權力以遂行其在經貿議題領域的主張。因此，在服務貿易議題領域，烏拉圭回合後期一再出現多數意見凌駕美國利益期待的重要決定，例如美國所主張之國民待遇與市場開放二大原則列入一般義務，以及以負面表列方式作承諾，均遭到多數意見反對而大幅修改。 就權力結構面向觀察，當前WTO下的整體權力結構，係美國為首，EC協同領導，G-20具有關鍵反對地位的態勢。觀光議題權力結構，大致與WTO下的整體權力結構接近，亦是美歐主導，G-20具關鍵地位之態勢。整體權力結構因素，對於WTO建制整體推進與遲滯，例如杜哈議程的整體進展，影響較為直接。觀光特定承諾談判作為杜哈議程下服務貿易談判的一環，亦受整體進展之間接影響。美國所主張之旅館服務模式三自由化，以及「觀光談判九國立場文件」所主張之模式一及模式四自由化，皆因取得足夠的權力基礎，而較有機會進入談判議程。對觀光附件提案國言，觀光附件提案在杜哈議程展開後的政治經濟氣候下，迅速失去動能，與提案國勢單力薄，欠缺權力基礎不無關係。透過議題串連及或結盟可提高權力；觀光附件原始提案國多明尼加等，透過「觀光談判九國立場文件」提案，而與G-20主要成員議題結盟，不無強化提案之權力基礎，以提高競爭防護議題進入談判議程機會之意。 議題權力結構對於觀光談判有其影響。雖然由於整體權力結構與觀光議題權力結構的落差不大，其權力基礎究係整體權力或議題權力，不易分辨。不過，印度在杜哈議程下大幅放寬對觀光旅遊服務模式三自由化之承諾，議題權力結構可以局部解釋此一立場大轉變之原因。觀光附件提案國整體權力甚弱，但因對觀光議題之重視，傾力推動，而使其在此議題之權力得以提升，而發揮影響議程之作用。 在國際組織面因素方面，正式或非正式國際網絡、規範、制度，對權力行使所產生之約束力或助力，有時會造成與權力結構不盡一致的議價結果。昔日GATS形成之初，係在原GATT建制下進行談判，開發中國家得以利用GATT既有架構表達反對立場，而導致GATT秘書處無法於1980年代初期建立服務貿易討論的正式議程。其後，烏拉圭回合談判中，在強調「貿易體系整體需求」而不考慮個別國家利益下，限制了美國之權力運用，使其無法迫使他國接受其所擬訂的「服務貿易總協定」草案版本。國際組織面因素，對弱國的權力的行使常有頗大助力。尤其是GATS發展規範及其所衍生之規則，使權力相對弱勢之開發中國家取得更佳議價地位。開發中國家關於觀光議題之提案，無論是特定承諾談判或觀光附件相關議題之主張，發展規範及相關規則皆是重要後盾。反觀已開發國家受發展規範之拘束，卻又不能加以挑戰，只能於規則層次爭取有利之解釋。除發展規範外，WTO單一承諾談判制度及投票規則，乃至其他國際組織如世界觀光組織、UNCTAD，乃至NGOs的網絡關係或行為規範，亦對觀光建制演進有所影響。 本文之考察，亦驗證了另一項結構面之基本假設：改變GATS建制內容的新主張能否推進，前提是會員對於在「促進經濟福祉」及「維護政策自主」二方面相互利益之強弱有無之認知。GATS建制之自由化、發展、國內管制等三大主要規範，均可辨認出此二類可期待之相互利益，作為合作之基礎。惟強弱有別；例如，發展規範對已開發國家眼前之直接利益顯然不大，故政治基礎較不穩定，從而出現透過政治運作而降低牽制之嘗試。基本上，國家恒常運用其權力以追求利益，倘若某一涉及建制演進之主張，並無足夠的相互利益可資期待，則難誘發其運用權力以推進該主張之動能。推動建制改變的提案主張，必須具有與權力結構大致相稱的相互利益，但發展規範的推進無此條件。因此，相較於自由化規範，發展規範之推進，更有賴權力較大之會員，著眼於長期整體利益，包括價值理念之維護，作出較多讓步。 觀光特定承諾談判係以GATS自由化規範之相互利益為基礎，若能維持各提供模式自由化之均衡，兼顧發展規範，則其相互利益堪稱顯著，有助建制新內容之推進。例如，印度對觀光服務市場開放進一步放寬，除權力結構面因素外，顯著的「促進經濟福祉」預期相互利益之存在，亦有其解釋力。較大的挑戰是觀光附件提案；此一提案因係以發展規範為基礎，故其提案內容相互利益本即較不顯著，但不僅已開發國家無利益，連許多開發中國家所關心的政策自主利益亦遭威脅。此一提案雖一度獲得熱烈討論，卻於2002年杜哈議程展開後歸於沉寂，預期之相互利益不足乃是導致其失去動能的根本原因。在杜哈議程的政治現實下，原提案國改以「示範要求文件」，在特定承諾談判中，以實現觀光附件之目標，有其相互利益之考量。 展望未來，觀光服務貿易對不同發展階段之國家，皆具有潛在利益。對於服務貿易普遍缺少競爭力的開發中國家來說，觀光服務貿易更提供了創造外匯及就業機會而消除貧窮的契機所在。隨著全球化之推進，國際觀光服務貿易的商機愈來愈多，但跨國公司運用新科技，並進行各種形態之企業整合，導致競爭更趨白熱化，因而開發中國家所擔心的經濟利益漏失亦可能加劇。不同發展階段的WTO會員，基於各自的利益認知，皆有意運用權力以影響觀光建制之演進，使其朝著有利於已的方向發展。因此，GATS觀光服務貿易建制下，無論是特定承諾談判，或如觀光附件之類的規則談判，經濟面向的動能未來將持續存在。 但談判能否推進，重要前提是提案內容是否在「促進經濟福祉」及「維護政策自主」二方面具有相互利益。觀光附件提案在杜哈發展議程中遭到冰存，主因之一是相互利益不足。隨著全球化持續推進，國際觀光所出現的經濟漏失可能更趨嚴重，倘若觀光附件內容加以修改，而能解決開發中國家既要防止經濟利益漏失，又要避免主權旁落之兩難困境，兼具經濟福祉及政策自主之相互利益，則不無可能重新取得大部分開發中國家之支持。假如進一步在內容設計上，兼顧已開發國家之立場，則立法阻力將可減少。必須注意的是，期待相互利益是某一主張被接受的基礎，然而若日後之實際相互利益，與期待利益落差過大，則可能侵蝕原先的合作基礎，而對建制造成危機。例如，國內管制規範的實踐經驗，即出現與預期相互利益不符之情形，造成規範弱化之挑戰。 未來GATS建制演進之實際進展，主要仍受權力結構之支配。就整體權力結構觀察，美國在「一超多強」結構下，仍是軍事獨強，也是WTO下整體權力最強的會員。但EC在其會員擴增為25國且進一步整合後，或許更具與美國分庭抗禮的實力；「金磚四國」整體力量上升，除了已經在WTO內的中國、印度、巴西外，尚有俄羅斯即將加入，未來可能在農業G-20基礎上，展現其在WTO下更強的的結盟實力，但由於四國的基本利益並不一致，故其未來影響尚待觀察。就目前WTO會員之權力結構而言，美國與歐盟對建制的支持，是維繫及演進的關鍵所在。整體而言，多邊自由貿易建制合乎美國及歐盟的政治經濟利益，理當可獲其支持。 再就價值理念言，會員間除了權力與利益的理性計算外，也受到價值觀之制約，而多邊自由貿易建制，本質上係以西方式自由民主理念為價值基礎，對美國及歐盟具制約力。因此，在可見的未來，不易出現類似1970年代國際貨幣建制瓦解之情形。 在觀光議題權力結構方面，從統計數字顯示的趨勢觀之，美國、EC將繼續居於主導地位。但開發中國家的權力持續上升，中國與印度皆因觀光消費能力增加而產生議題權力；中國之成長尤其值得注意。另一方面，國際觀光對「金磚四國」外匯收益及就業機會之提供日趨重要，增加其對觀光客來源國之經濟依賴。 整體權力結構與觀光議題權力結構合併觀之，美國在可見的未來仍將是談判動能的主要來源，但美國必須獲得到EC的支持，並取得G-20之諒解，始能順利推動議程，在觀光服務模式三自由化之推動，此一權力基礎將繼續存在。從G-20在坎昆會議中面對美歐聯手所展現的對抗力量觀之，縱使推動議程的力量尚嫌不足，至少有力量阻滯議程，而迫使美國及EC重視其意見。G-20未來權力可能繼續上升，但對已開發國家的依賴將加深，且因各自與不同已開發國家間的權力關係不等距，而可能造成權力結構複雜化。 「觀光談判九國立場文件」所表達的模式四自由化，及限制觀光反競爭行為等立場，若開發中國家立場一致，則有機會獲得回應，但因權力結構日趨複雜，一切仍有變數。 就國際組織面言，發展規範及其相關規則，可望繼續牽制已開發國家，而提供開發中國家，尤其低度開發國家助力，使其向已開發國家所提出之主張更具正當性。未來，只要美國無意改變其積極參與並領導WTO建制的基本政策，當不致一味推動自由化規範，而偏廢發展規範。觀察WTO近年來的演進脈絡，美國面對國際組織面向之牽制，傾向於切割開發中國家陣營，限縮發展規範的適用對象於低度開發國家，而將發展規範對其之牽制減至最低。其次，開發中國家所一再主張的GATS第4條落實或施行問題，攸關發展規範下的權利義務內容，影響議價態勢及結果，乃是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未來無法迴避的問題。此外，WTO決策規則及實踐，包括正式程序及非正式機制如「綠室會議」之運作，未來是否改變，對議價結果也會有影響。在司法層面，WTO爭端解決之決定，例如美墨電信案對參考文件及發展規範之見解，以及網路賭博案對國內管制例外之解釋，也可能對觀光建制演進產生影響。

責任保險之責任確定因涉及第三人之請求，致責任保險的給付對於被保險人而言，具有損害填補及保護權利之雙重機能。故除卻一般損害保險中所應負擔的給付保險金義務外，尚有可能須為被保險人承擔訴訟抗辯、和解協商等義務，而透過訴訟抗辯與和解協商之程序，一方面可確定保險賠償之金額，一方面亦可降低賠償之數額。 而保險人於訴訟抗辯及和解協商等防禦程序中，參與的程度及方式有所不同：可能隱於被保險人身後，僅負擔必要費用之支出，而由被保險人自行與第三人進行防禦之消極形式；或除負擔必要費用外，另提供被保險人自行防禦時所需之協助；亦可能採取更為積極的代行防禦形式，由保險人親自或其另聘律師，以被保險人的名義與被害人進行談判協商或訴訟抗辯。 由於保險人為損害事故最終應負責任之人，利害關係最大，且具有豐富的談判及協商經驗，又有財力聘請律師代為行之，由保險人為被保險人代行防禦，不僅勝算較大，亦可免除被保險人往來協商與訴訟所需耗費之勞力與時間，對被保險人的保障最為足夠。 又美國所採行之代行防禦制度，卻可能產生利益衝突之困擾，於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利害關係不一致或意見分歧時，保險人所做出之防禦決定，非必符合被保險人之期待或利益，因而美國法院及相關法規均曾提出相關的解決方式，包括獨立律師制度、律師行為準則及和解意見分歧時之判斷標準等，對代行防禦制度之推進具重大意義，應可作為我國保險法相關規定修正時之參考。

中國自2000年以來，確立發展文化產業的國家戰略，而政策的推動是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關鍵。相較於以往中國將文化作為意識形態統治工具，中國文化產業政策具有經濟、文化和社會服務等綜合屬性。因此，本文以北京798藝術區為個案焦點，闡述中國文化產業政策的出台與落實，並以新國家主義理論中「國家能力」與「國家自主性」的概念，探討國家角色在中國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的作為與作用。 在北京798藝術區個案中，本文梳理出中國文化產業園區市場化的趨勢，及文化產業園區政府與企業集團的合作管理模式。本文認為文化產業園區的發展，除因全球文化產業風潮催生，也受到國家、企業集團與藝術家各自的意志選擇、能力展現、利益取向和三者互動所影響。 本文透過個案分析，進行對新國家主義的再詮釋，發現國家自主性在文化產業發展中，受制於國際、社會及藝術家壓力，國家能力的實現是利益權衡下的妥協。本文亦認為國家內部存在相異的利益取向，透過政府不同層次的互動，型塑著中國文化產業政策的發展。 / Since 2000, China’s national strateg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have been established, and the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in China is policy promotion. In the past, culture had been used by China as a tool for the governance with ideology. In comparison, China’s cultural industry policies reflect a comprehensive feature of economics, culture, and social services. Thus,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case of the Beijing 798 Art Zone to elaborate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policies regarding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explore the achievements and influences of the role the country has been playing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in China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tate Capacity” and “State Autonomy” in the Neo-Statism Theory. 　　This study summarized the trend of marketiz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y parks in China and the cultural industry park management model based o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groups and the of through the case of the Beijing 798 Art Zone. This study believ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parks i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ot only the wave of cultural industries around the world, but also the interactions among the individual free-will choices, performances of capability, and profit orientations of the country, enterprise groups, and artists. 　　Through the case analyses, this study re-interpreted the Neo-Statism and found tha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state autonomy is restrained by the pressure from the world, the society, and artist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state capability is a compromise of the profit trade-off. This study also believed that the different profit orientations in the country have shap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ultural industry policies through the governments’ interactions of different levels.

南海爭端近幾年區域緊張情勢不斷升高。中國已將南海列為「核心利益」，而美國則將南海視為「國家利益」。基此，這顯現中美兩國在南海議題的積極作為，雙方在其處理南海議題的戰略架構下，兩國主要舉措均在外交與軍事層面上針鋒相對。外交上中國以「睦鄰外交」，穩定周邊局勢，美國則運用「前沿部署外交」拉攏東亞各國；兩國對於東協國家的態度將更為重視，亦是雙方外交戰略的重點所在，渠等均希望藉由東協國家的支持在南海議題上更有話語權。而軍事上中國以「反介入/區域拒止」的軍事作為防止域外國家介入其主權議題，而美國研擬「空海一體戰」除運用其強大的軍事科技實力外，欲結合各盟邦的力量，與其一同牽制中國的軍事行動。 綜上，在中美兩國相互的競逐作為下，佐以米爾斯海默之攻勢現實主義觀點，檢視中美兩國在南海之未來互動關係。潛在霸權國中國擁有眾多的人口與快速成長的經濟，並在南海整軍經武，試圖強化與東協甚或是東亞諸國的經貿互賴程度，且於處理亞洲事務中將美國排除在外，以取代美國擔任亞洲關鍵角色，尤其在南海的不妥協性，顯現出中國在此區域的主導性。另外，既存霸權國美國面對中國綜合國力崛起，則扮演「離岸平衡者」，融合「推諉卸責」、「均勢」之概念，拉攏東協及日本、印度等相關國家，共同制衡南海區域的權力失衡狀態，鞏固霸權地位。中美雙方皆將南海問題的層級提高，並且均欲爭取南海區域之領導地位，因此兩國在此區域未來將趨於競爭關係。 / The tension caused by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has been rising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listed the South China Sea as her “core interest”, while the U.S. considers the South China Sea as “national interest”. This, shows that both China and the U.S. have been acting aggressively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Both sides, under their own strategic frames in dealing with the issues, square off over each other’s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acts. Diplomatically, China practices “Good Neighboring Diplomacy” to stabilize the relations with her surrounding neighbors, while the U.S. applies “Forward-Deployed Diplomacy” to bring together each country in East Asia to fight against China. The two countries value the attitude of the ASEAN members more than ever, and this is also the main focus of their diplomatic strategies; both desire to have more say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by gaining support from members of the ASEAN. In terms of military operation, China practices “Anti-Access/Area-Denial” to prevent other countries from intervening her sovereignty issues, while the U.S. crafts “Air-Sea Battle”, in which the U.S. applies her devastating military and technology power, and combines the force of each ally to rein China’s military operation. All in all, with the China-U.S. competition as the backdrop, and by referring to John Mearsheimer’s offensive realism,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future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a, as a potential hegemon, possesses a large population and a fast-growing economy; the state also conducts military opera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ith a view to consolidating the mutual economic and trade dependence of China and the ASEAN, even countries in East Asia. Moreover, China excludes the U.S. from dealing with tasks in Asia for the purpose of replacing the U.S. as the Asia’s key player. China’s intransigenc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articularly reveals her dominance in the region. Besides, in facing China’s rise in all aspects, the U.S., as the current hegemon, plays the role of “The Off-shore Balancer”. By mixing "Buck-Passing" with "Balancing", the U.S. brings together countries involved in the issue such as the members of ASEAN, Japan, and India to collectively rein the power imbalan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o as to consolidate her dominance. Both China and the U.S. have raised the level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and have scrambled to gain the dominan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refore, in the future, the two countries will become more of two competitors in this region.

在勞工進入職場工作前之面試階段，雇主為了解求職者個人背景，以判斷前來應徵者是否為企業所需之人力，而有向求職者詢問、要求填寫資料表或問卷甚至是企業照會的行為；在勞動關係中，雇主為確保受僱勞工是否依約履行勞務，則會有監視其員工工作情形之行為。上述雇主之行為應受憲法上關於營業自由以及財產權之保護。然依據司法院大法官所作出之多號解釋，隱私權在我國亦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而勞工作為權利主體，不論其係身處於求職或在職階段，亦應當享有隱私權之保護。是以雇主縱使是為了維護其營業自由與財產權，但所為之詢問與監督行為應仍受一定界線之限制，否則將構成勞工之隱私權，從而雇主之行為於何等範圍內始不至於過當該基本權衝突問題應如何處理便是核心關鍵。 　　為衡平會員國間關於資料保護水準之落差，歐盟理事會通過了個人資料處理及自由流通保護指令，依該指令所成立之資料保護小組針對就業領域雇主處理受僱人資料之問題提出意見書，強調雇主於行為時應注意終局性原則、透明性原則、合法性原則、比例原則、正確性原則、安全性原則以及專責人員專業意識原則，此外針對僱傭關係中當事人同意之問題，亦表示應作為最後手段。 　　德國近期於2009年所修正之聯邦個人資料保護法，於第32條增列針對僱傭關係中蒐集受僱人資料之專責規範。依其規定，雇主僅於受僱人之資料係成立、履行或終結僱傭關係該目的所必要者始得為蒐集、處理或利用之行為。且對於在僱傭關係中基於犯罪嫌疑之揭露所為之資料蒐集行為訂有嚴格之要件限制。實務上亦有豐富且詳細之判決在處理關於受僱人資料蒐集的問題。 　　觀察歐盟指令、德國聯邦個人資料保護法以及國內與勞工資料蒐集有關之法規範，本文認為在僱傭關係中倘雇主欲為勞工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符合以下要件：(1)基於僱傭關係成立、履行或終結之目的所必要，(2)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法定事由，(3)踐行告知義務並且(4)注意誠信原則、比例原則與不當連結禁止原則等等的上位基本原則。而在針對求職階段之實際個案操作上，具體而言應考量以下之判斷標準：1.勞動關係之特殊性。2.雇主須是基於挑選得勝任應聘職務優秀人才之正當目的。3.詢問之事項須與應聘職務有核心、重要之關聯。4.於雇主本身具有特殊性時，得詢問與該特殊性有關之事項。5.倘求職者於締約前已知悉其所具備之情狀將對於契約之履行產生重大障礙，縱使雇主未為相關之詢問，求職勞工仍應負有主動告知義務。透過上述要件及判准之檢驗，應得為雇主之合法權限劃出適當之範圍，從而落實勞工隱私權之保護。

近十年來，中共海軍力量的發展如同其經濟成長情形一樣快速起飛，很自然成為西方矚目焦點，特別是建立遠洋艦隊的企圖，更引起外界高度關注。依中共海軍規劃，希望在2050年具備並達到遂行遠洋作戰的能力和目標。 冷戰結束後，中共被視為崛起的新興區域強權。「中國威脅論」也一度甚囂塵上。雖然中共極力反駁，但是一個經濟高度發展、致力於富國強兵的中共，不可避免的為亞太地區的安全帶來極大的陰影。中共對於亞太地區的影響力，除了經濟因素外，終究還是以軍事力量最為明顯，使得對中共軍事力量備感壓力的亞太各國，對中共以國防現代化來突顯國力，更加的敏感。在經濟建設成果日盛的情況下，中共為擴大其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及符合大國身份所推動國防現代化，都將影響亞太地區的安全。 隨著綜合國力的提升，中共以更具實力與自信處理有關核心利益的爭端。面對中共政治、經濟、軍事的全面崛起，身為全球霸權的美國謀求確保東亞區域秩序的穩定。但儘管美國在2009年7月宣布重返亞洲，中共和鄰國在領土主權問題上依舊衝突不斷。 中共之擴張已使東亞國家充滿不安全感，亞太國家仍陷入一場軍備競賽之中，並進一步鼓勵同盟體之出現及刺激日本加強軍備以求自保。不管亞太地區是進入軍備競賽之權力平衡體系，或是其他國家聯合對抗中共之態勢，對亞太地區建構中之多邊安全體系都是一種打擊。 / In the past decade, the development of PRC’s navy power has grown as fast as its economical trowth. Naturally, such rapid growth attracts the attention of western countries. PRC’s attempt to build a far sea fleet is especially highly concerned by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ccording to PRC’s own plan, it hopes to achieve the previous goals in 2050. After cold war, China has been determined a newly-rising-power country, and has started trying to conquer all the power left in the Asia Pacific area after the seperation of USSR, and along with their motivation, the rumar of the “China Threaten Theory” has once spreaded out in the world. Thought China has rejected this kind of rumar, but it is still a well-known economic and army developed country and unavoidably, affects the Pan Asia area. Generaly, economics of China is the influence to the Pan Asia area, but actually, the quick army-building is the main effect; as a matter of fact, this influence (modernized China military) has become a big pressure to Pan Asia countries. In order to follow the quick progression of economics in China, it is also trying to build the coastal area and modernize its national defense. This motivation will badly affect the safty of Pan Asia countries. As Chin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rises with its rapid economic growth, it becomes more capable of protecting its core interests. As a global hegemon, the U.S. strives to wecure regional stability in East Asia. Although the U.S. proposed “the U.S. Retrun to Asia” strategy in July 2009, confront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laimants still continues.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the U.S. return to Asia on China’s South China Sea policy. East Asia counties are new feel not safe at all due to China’s military development,and the Pan Asia countries are still playing in a game of purchasing military equipments, and moreover, China even tell Janpan to purchase more gears for their own good. It doesn’t matter what kind of system that Pan Asia countries are in , either the military competition, or united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fight China, it all will become an impact to the vivid safty system that Pan Asia countries have bui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