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即擬對抗戰時期專賣事業的實施過程，及其與國家財政之關係，加以探討分析。由於專賣屬獨占事業， 國內外史學界研究此一課題的文章極少，相關史料亦多未刊行，故本文撰寫時引用之參考資料， 以檔案為主。計有：國史館典藏之國民政府檔案、財政部檔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典藏之鹽務檔案；中國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典藏之財政部檔案、火柴專賣公司檔案、菸類專賣局檔案、專賣事業管理局檔案等。 另輔以已整編刊行之史料、中外文著作等。全文除緒論和結論外，共分七章，其主要內容如下：第一章緒論：論述專賣事業在中國發展的過程 ，及目前國內外研究此一課題之成果、研究方法、問題徵結所在。第二章戰時專賣事業實施背景：以戰時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 、戰時統制政策的形成為主題 ，論述抗戰時期專賣事業實施之背景。第三章戰時專賣事業之籌辦： 論述戰時專賣事業之規畫、制訂與推行的過程。第四章火柴與菸類專賣之產製運銷： 分二節，敘述火柴及菸類專賣之實施，係採用「局部專賣制」，由民間產製後，再經由專賣機構 「統購統銷」。第五章食糖與鹽專賣之產製運銷：論述戰時食糖專賣之產銷制度 ，亦採「民產－民製－官收－民銷」之局部專賣制。 鹽專賣方面，由於實施專賣之前，政府已實施「官收－官運」制度， 為專賣奠定基礎，故各專賣品中，鹽專賣之產銷制度最健全。第六章各專賣物品之專賣價格與特徵：專賣價格合理與否 ，為專賣物品能否順利產銷關鍵， 戰時各專賣品之專賣價格由「專賣品成本＋專賣利益＋商人之合法利潤」決定，但因各專賣物品多屬民生消費品， 為顧及人民生計起見，其價格多較一般市價為低。第七章專賣與緝私：凡未依專賣法規定而擅自產製運銷者 ，即屬走私行為，應予以查緝。戰時專賣物品之走私案件 ，除不法商人圖謀私利外，專賣事業人員從中營私舞弊亦時有所聞。第八章專賣之成效與評估： 論述專賣事業之專賣利益與戰時財政關係，及其對國家社會之影響 ，從而了解戰時專賣事業實施之成效與得失。第九章結論：戰時專賣事業實施雖僅四年 ，卻充分顯現統制經濟特色，而專賣利益亦有助於財政收入。

冷戰結束後，中國大陸所處之國際環境發生很大變化，1996年中國大陸官方及領導人多次在國際場合呼籲建立新安全觀，迄2002年7月31日中國大陸在「東協區域論壇」外長會議中，提出了〈中方關於新安全觀之立場文件〉更全面闡述中國大陸在21世紀之安全觀念與政策主張。 安全觀之形成與外交政策之制定是相互關聯的，基礎皆來自於對國家利益與國際環境之認知，中國大陸從1996年提出新安全觀後，在其外交政策中，可察覺到受新安全觀思維之影響，包括「維持不結盟之獨立自主外交政策」、「推行大國外交」、「睦鄰政策」，以及積極參與區域與世界性之國際組織活動如「上海合作組織」、「六方會談」等，檢視中國大陸新安全觀由理念發展到實踐層次，是否可行，為本篇論文研究之目的。 關鍵詞：新安全觀、大國外交、國家利益、上海合作組織、六方會談

「信用壽險」（Credit Life Insurance）是以債務人死亡、殘廢為保險事故而使債權人受領保險金的人壽保險。詳言之，因為債務人死亡或殘廢，將使債務人完全或部分失去清償債務之能力，進而使債權人的債權有不受清償的危險，故債權人以要保人的身份，而以債務人為被保險人，就債務人的生命、身體與保險人訂立「人壽保險契約（死亡保險契約）」 （此即為「信用壽險」），並約定債權人為受益人，當債務人發生死亡或殘廢之保險事故時，債權人即得請求保險金的給付，藉此來使債權獲得清償的保障。 「信用壽險」之保險利益為債權人對於債務人之生命、身體所具有的利害關係，性質上應屬「積極保險」，故應有保險價額（值）的概念，而具體的保險價額（值）應即債權人對於債務人之債權總額。而且「信用壽險」應屬「不定值保險」，其理賠計算標準應該「類推適用」保險法第七十三條第三項「保險標的未經約定價值者，發生損失時，按保險事故發生時實際價值為標準，計算賠償，其賠償金額，不得超過保險金額」之規定，亦即應以保險事故發生時債權人對於債務人之實際債權總額來計算損失、確定理賠金額。 「信用壽險」為「損害保險/損失填補保險」、「積極保險」與「不定值保險」，故「信用壽險」之保險理賠並非以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保險金額為定額給付，而應以保險事故發生時債權人對於債務人之實際債權總額來計算損失（所以債權人在請求給付保險金時，應提出保險事故發生時實際債權總額之明細資料），再比較「保險價額（值）」與「保險金額」的關係，決定其為「足額保險」、「不足額保險」或「超額保險」，來確定最後之理賠金額，惟可以確定的是，理賠金額絕對不會超過「保險事故發生時債權人對於債務人之實際債權總額」與「保險契約所約定之保險金額」。 「信用壽險」性質上既屬「損害保險/損失填補保險」，而且係屬「積極保險」，並不會如「限額型/實支實付型」之醫療費用保險產生上述難解之爭議，故「信用壽險」仍應有複保險概念之適用，保險實務上仍應極力突破大法官會議解釋釋字第五七六號解釋所持顯然不夠精確之見解。 債權人若將其債權出賣並讓與他人時，雖然可以類推適用保險法第十八條之規定，而無待保險人之同意，但仍應適用保險法第一百零六條之規定，須經債務人（即被保險人）之同意，「信用壽險」之保單始會隨同移轉於他人。

規劃本身是一項政治過程，規劃理論的內涵與規範也必定隱含著政治上的意義與價值觀、權力關係的論述，而公共利益這個規劃的核心，其詮釋與認定影響規劃目標與過程甚巨；在不同的時空環境下，空間規劃理論受公共利益認知的不同而有所變遷，進而產生不同的論述，並影響規劃的政治過程本身，而規劃理論的典範亦同。而公共利益的認知，則與政治體制有密切關聯：在民主政體下，公共利益也普遍的以民主、自由為出發點。 台灣因特殊政治、歷史背景，於戰後以威權體制強力主導國內事務，延用諸多西方資本主義福利國家的治理體制，其中以技術官僚為中心的決策體制帶來了舉世聞名的經濟奇蹟。在空間規劃上亦然，1960年代，台灣引進西方的理性規劃理論為空間規劃典範，在該理論的基礎上建置了如今的規劃制度之雛型，爾後，在數十年間因各種社會變動、政治情勢之影響，也配合我國的步入民主，規劃制度中也納入了民主程序。 然而這些改變並未使民眾對規劃更加信任或改觀。於1987年，後勁反五輕事件爆發；2009年，反國光石化運動席捲全台，歷經改變的規劃體制並未能平息民眾對規劃的不滿和抗議聲浪，而是帶來正好相反的結果。 由於規劃是一種政治過程，而政治的中心即在權力，因此，本文擬以權力三面向理論為根據，就後勁五輕以及國光石化的設廠及其抗爭經過來探討台灣的空間規劃之典範，並剖析在我國的政經結構下，規劃所扮演之角色，以及規劃實踐上的內涵，並提出改善目前情況的可能之建議：透過權力的重分配改善現有之不公平的規劃，從而達到更為符合民主體制的規劃方式。

國家利益是國家追求長久生存發展的各種需求，這些需求表現於各種層面之中，其中主要表現在促進國家強盛和經濟的發展，謀求綜合國力及國際地位的提高，維護主權與領土完整和傳統文化價值等，是一種安全、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的綜合，當國家利益獲得滿足與維護時，國家安全才能獲得保障。 冷戰結束後，國際局勢雖然趨於和緩但卻不太平，由於武裝衝突和局部戰爭不斷且難以平息，因此對國家安全和地區穩定形成威脅，使得聯合國遂行國際維和任務也越來越多。 聯合國「維和行動」是根據安理會決議，派遣至爭端國或衝突地區的軍事觀察員及維和部隊，通過監督落實停火協議和斡旋、勸說衝突各方進行談判等方式，消弭衝突和戰亂，最終循政治途徑謀求爭端或衝突的解決。維和行動也是國際事務一種另類的爭端處理機制，它既不是裁判爭端的公平解決，也不是強制處理國家間的戰爭或衝突。 中共身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之一，負有協助安理會採取維護國際秩序與和平行動的責任與義務。隨著其國力提升，亦須在國際事務中承擔更多的責任，避免形成國際間的流言蜚語，因此以參與國際維和行動為名義，表面上為世界和平與地區穩定貢獻國家力量，實際上為爭取國際間發展條件、維護海外利益，改變國際社會對其的負面觀感，藉以塑造負責任大國形象，提升國家地位及國際影響力。 / National interests is a variety of requirements for a nation’s to pursuit a long-tern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which mainly manifested in promoting national prosperity and economic, seeking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nd international status, also to maintaining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safeguar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value, etc. National interests for China is a safe,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and other elements combination when it’s been satisfied and maintenance that national security can be protected. After the Cold War, although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ends to moderate but not peaceful, because of armed conflicts and local conflicts hard to calm down and threa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and regional stability that also caused United Nations have to performed more and more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missions in the global world.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 is based o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dispatched arm forces or military observers to the dispute nation or conflict area by monito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easefire agreement and through persuade the parties of conflict to negotiate and to eliminate conflicts and wars, and ultimately through political means seeking to resolve disputes or conflict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re an alternativ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it is neither fair referee disputes resolved, nor is it mandatory handling inter-state wars or conflicts. China as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certainly have a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for assisting the Council to take action to maintain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peace. With its strength increase, also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ssume more responsibility, to avoid the 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gossip, Therefore, In order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in the name of the surface to contribute to world peace and regional stability, national strength, actually striv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nditions, maintain overseas interests, change the negative percep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its view to shaping a responsible image, enhance national status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中共對冷戰後美日同盟的評估：和平崛起論的困境 中文摘要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由於冷戰時期的美日同盟關係主導東北亞安全戰略情勢的發展，但美日同盟關係在冷戰後不但沒有消失，反而藉由其之後條約的強化分別來達到美日兩國的國家利益，而面對東北亞的另一新興強權－中共，美日兩國的同盟及戰略部署帶給中共的戰略意涵是什麼？至於中共對美日安全同盟的認知，其新興的外交思維「和平崛起」又怎樣與美日關係競爭與合作，以及其後續發展情況會如何？而我們有以下的問題重點： （一）美日安保在各個階段的實施情況為何，以及它所代表的內涵及對美日兩國有何影響？ （二）冷戰前後的國際世界格局有何改變，並且對東北亞有何影響？我們可以從中歸結出什麼樣的總體性指標？並且在另經國際性的變動，如911事件、朝鮮半島核武危機及台海安全問題等等，中共對美日安保的認知有何轉變，並且在經由認知之後產生什樣的行為與政策。 （三）如果將中共如何認知美日安保的問題，納入在東北亞的區域國際關係體系中，並且加入探討影響到美日中三角關係的議題，如朝鮮半島問題、台灣問題等等，會有何不同面向的評價與觀點？ （四）如果從外交政策面向出發，探討冷戰後中共提出新型外交概念的目的，並且著重在胡溫體制下「和平崛起」的外交政策，那它與美日安保同盟體系有何關係與影響？並試圖觀察彙整出中共對外行為的原則、方法與手段。

一國之國會運作可謂民主進步的原動力，其運作之良善更有賴社會大眾有力之監督，利益團體在遊說時出現盲點，甚至抓不到遊說程序的重點，就會陷入「事倍功半」的窘境，很難期待行政官員或立法委員能夠支持，甚至願意挺身而出為政策執行或立法盡一份心力。 本研究自文獻參考中整理出一「台灣利益團體遊說」研究模型，然後自1993年-2005年十三年間，從中挑選了二十個案例，以具體交叉分析該等利益團體在遊說過程時所須注意或引用之各項因素，透過質化分析，探討利益團體其策略運作情形及優缺點；並且套用策略管理學上所常用的SWOT分析模式，試圖找出利益團體遊說之台灣經驗模式。 研究發現，遊說不管是公益性組織或私利性組織，清楚知道本身的遊說目的、遊說的方法固然重要，亦必須考慮遊說的外在環境以及遊說主體本身的性質問題，若太過偏重於遊說行動策略的單向思考，而忽視外在環境的現實問題以及操作主體實力的優劣勢分析，易於產生僵化式的遊說策略模式。 所以有心進行遊說之組織均應洞悉和操作方式，但操作之前亦必須先充分掌握遊說之外在環境和操作主體的優劣勢後，再視輕重緩急、量力而為，並適時做調整，以達到截長補短、前景預測的最佳狀態，以利遊說目的圓滿成功。 關鍵詞：利益團體、遊說、倡議、國會運作、策略、SWOT / The Congress operation functions as the driving force for a country to progress towards democracy. The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of the Congress depends upon powerful supervision by the general public. Sometimes the interest groups may fall into the “fruitlessness” dilemma in the event that they run into a blind spot, or even when they fail to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In turn, they can hardly win support from government officers or congressmen. They will come forward to defend the executive or legislative performance.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this research designs a model and applies it to analyze the performance of 20 interest groups in Taiwan selected between 1993 and 2005. In particular, this model analyzes the pros and cons of different strategies employed by these interest groups. In addition, this model also uses the SWOT analysis developed from strategic management to generalize the behavior patterns of selected interest groups. This research finds out that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the nature of issues are also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lobbying results. If an interest group focuses only on the lobbying strategies but ignores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r relative strength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others, it may generalize rigid lobbying strategies. Therefore, the success of lobbying depends on an interest group’s assessment of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relative strength before operation, as well as the lobbying strategies and adjustments during operation. Key words: Interest groups, Lobby, Advocacy, Congressional operation, strategies, SWOT

2005年爆發台灣首宗財經記者勾結金管會高層的股市禿鷹案，記者涉嫌非法以職務之便報導股市消息，從中牟利千萬元，不但震撼記者圈，也讓媒體機構驚覺從此必須要加以記者規範利益迴避；隔年又發生財經記者涉嫌勒索台灣首富事件，突顯專職報導上市櫃企業動態與企業主的財經記者，所面臨的利益衝突問題。 本研究深度訪談14名不同媒體與年資的記者，發現記者的利益衝突可區分為餽贈、兼職、買賣股票、轉職壓力、及媒體機構與大股東的商業與政治利益等五種。不同的利益衝突帶來不同對新聞報導的影響，但普遍而言，利益衝突影響新聞方向的程度，依序為媒體利益（包含置入性行銷）、買賣股票、轉職壓力、餽贈、兼職。 研究發現，台灣的新聞採訪「送禮」的陋習由來已久，利益衝突是財經記者在實務上不能避免的問題，恪遵利益迴避原則可能影響記者的新聞表現。本研究也發現，媒體機構訂定具體明確的規範，記者越不能刻意利用職務去謀取私利。 訪談發現，「企業出錢、記者請假、媒體刊登」成為企業招待記者出訪，以圖撰寫報導的固定模式；不少受訪者被迫以記者之名撰寫置入行銷稿，而感到無奈與憤怒。記者待遇不佳、成為貪圖業外收益的主因。 證交法2005年修法之後，把記者納入內線交易的規範範圍，最重可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重罪，一半以上受訪者仍然不清楚其採訪工作可能帶來觸法的風險，勾勒出台灣財經記者缺乏法制觀念的現象。

冷戰結束後，由於蘇聯的解體與俄國專注於內部政治經濟的動盪與軍力的貧乏，兩極體系崩解，所以美國是唯一的世界超強國家，世界權力結構由兩極對抗轉為以美國超強與其他區域強權相互競爭的權力結構(一超多強)，就國際體系理論角度，當2001年美國於阿富汗執行反恐戰爭、2003年二次波灣戰爭後，美國「世界超強」地位，愈形鞏固。 而隨著蘇聯集團的瓦解，中共經濟成長率近年來持續在增長，在未來的10—20年內，中共可能將成為少數具備政治、經濟以及軍事潛力，且足以威脅美國區域利益的國家。2002年美國防部發表之《中國軍力年度報告》與美國會美中安全評估委員會之《美中經濟關係對國家經濟安全影響》報告，均認為中共崛起之威脅不僅損及美國家利益，亦將威脅亞太與世界安全。中共的崛起(或稱之『再起』) ，已引起亞洲的區域緊張，甚而是世界強權的焦點。因此冷戰後，「中國威脅論」及「中國崩潰論」一直不斷的在國際間盛行。所以，中共以建構「新安全觀」為對外關係理論，期爭取相對和平之國際環境。 另外，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美國勢力介入中亞這塊新興的權力真空地帶，導致該地區周遭國家政治、軍事的緊繃，區域形勢更形複雜。中共為因應美國勢力介入中亞，及化解國際間因「中國崛起」所帶來的「中國威脅論」疑慮，與周邊國家建構多邊安全組織，期能確保中共周邊區域安全，「上海合作組織」即在此環境背景所成立的機制。為瞭解中共「和平發展」的意圖？「上海合作組織」的實踐過程與特性？並探討其與冷戰之後中國提倡的「新安全觀」之關係為何？其「上海合作組織」在實踐過程所面臨的內外現實挑戰如何？而從中共「新安全觀」理論發展及實踐的過程，冀能剖析中共外交政策的轉折過程，本文研究的動機係肇因於此。

臺灣，與其它後共國家政治發展經驗極為相似的，在後冷戰時代屬於身份認同的衝突成為每一個解脫威權桎梏的國家皆經歷過的歷史，政治轉型中「被壓抑者的重返」所激起的社會矛盾成為政治學與社會學研究的主題。而在民主化眾聲喧嘩的後解嚴階段，每一種集體身份在言論市場中都獲得出賽的機會，能夠囊括最大多數人的國族身份認同成為文化、社會與政治力量爭論的焦點，而能夠使大部分民眾接受的國族自我意象就越有可能取得執政的可能性，因此，國族自我意象內涵的填充以及管理是每一個政黨每日都在進行的工作，掌握意識型態領導權者就掌握了決定國家未來方向的權力 臺灣在國際社會的特殊處境使得被壓抑者的重返過程中不只要面對過去的威權體制，即便掌握國家權力者也直接面對不放棄武力犯台以及在國際上擠壓臺灣生存空間的北京政權。如何面對海峽對岸國力與國際影響力迅速增長的大國，成為國內政治、社會與文化力量在界定我們是誰、我們要往何處去等集體身份與目標時，都無法迴避這個無所不在的中國因素。在台灣每一種國族自我意象的生成過程都無法迴避中國因素，臺北的中國/大陸政策的制定過程即國族身份政治投射其熱情與利益的訴求的過程，過去的研究已經花費相當多的資源在探討臺灣社會面的國族身份形成與動員，而未系統性地對國族身份認同政治與政策產出之間的關係進行探究。 有鑑於每一位總統都反映與代表了在社會中流行的國族我意象，作為某特定國族自我意象的代表，他根據國族自我意象而揭示的國家政治目的以及提昇集體尊嚴感的目標制訂與執行的中國/大陸政策。因此，本研究從執政者每日的言論進行系統性的分析，主要探究的是不同的國族自我意象變成具有官方身份的國族身份之後會如何形塑對中國的認知，本研究的焦點是中國威脅的認知，當中國威脅認知升高，臺北制訂緊縮性的中國/大陸政策的可能性就提高了。國族自我意象固然有其穩定性，但也具備流動性，國族自我意象是靈活還是僵固地就「中國威脅」進行協商，成為臺北制訂中國/大陸政策的依據，從而帶來緊張還是和緩的兩岸關係。 / Taiwan’s post-cold war national identity issue is quite similar to other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Free speech made 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going public much easier as Marshall Law was lifted. The social conflict agitated by “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during democratic transition era was not only make new social cleavage possible but also giving birth to new political landscape. Every fractions of national identity has the chance to win the game but only those who supported by most of the population could arouse societal attention and get more chances to win the election. The social engineering of contents and contestations of national identities is so important to those who dedicated to their political life. As George Orwell ever mentioned 66 years ago: “Who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future, who controls the present controls the past.” The Chineseness and Beijing who acclaimed PRC is the only legitimate country that represent China become very “significant other” to Taiwanese national identity formation from 1980s to now. Many scholars have been studied the nation-formation and state-building process but a few of them linking that processes and cross-strait and diplomatic policies made by Taipei altogether. This study is trying to fill this gap. As every president of the state is the symbol and entrepreneur of distinct national identity, getting at the root of state or national interest means digging out what elites’ identified as nation’s political purposes and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the state. This thesis focused on how national identity, the broadest collectively held idea in one country, brings about Taiwan’s state interest where Taipei’s China polic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ross-strait relations li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