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社會中，政府的公共服務，必須使符合必要條件的人皆能獲得其所需，但是政府的服務對象難以釐清導致無可避免的混淆，又因為排除的成本過高，使得一些不需要的人亦因而受惠，而應該受惠的人卻被排除在外。另外，政府服務講求普遍性，但是人民因收入、宗教、種族背景、教育等的差異性，產生不同的需求，所以服務勢必無法滿足每一個人，因而造成政府失靈。 非營利組織則具有自發性，能夠滿足被服務者不同的需求。政府將責任授與非營利組織，則在相同的支出下將有更多人受惠，總成本亦可降低。而且在人員配置上，非營利組織的成本亦較政府的人事支出成本節省。 當政府部門所提供的集體性消費財受到限制，而市場供應的產品亦不能滿足需求者時，則非營利組織無疑是一劑解決的良藥。有鑑於此，本文試圖以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會個案為例，探討非營利組織參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藉由此第三部門的一平台協助，以文化創意產業為媒介，增加文創交流、展演平台及擴大行銷市場，期望能達到減輕政府公共服務及社會福利之負擔、且為第三部門提供更多服務領域、以及協助輔導社會弱勢文創團體提升競爭技能的三贏勝局。 / In democratic society, the public service of government has to fill the requirement of those people who fit the essential conditions. However, it is hard to recognize the object of public service, for those who deserves cares will be excluded from the specific area. Due to the diversity of salary, religion, races and education, government is incapable to satisfy everyone, which makes Government service doesn’t show the character of generality.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have spontaneity, which can satisfy diverse needs of consumers. The government grants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the responsibility; therefore, there will be more and more people benefited in spite of the same expenditure, and the total costs will also be reduced. Furthermor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re more cost effective than the government in the expenditures of deploying staff. When the Collective Consumer Goods which Government provides has been limited, products that Market supply unable to meet the dem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undoubtly is the best solution to deal these problems. In view of thi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rgue how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e in the culture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by viewing Sayling Wen Cultural & Educational Foundation case. Through the assistance of third sector as a platform, culture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s a medium, hope to increase the communication, expand the alleviate the burden of the public service, for the third sector to provide more services, and assisting counseling socially creative cultural vulnerable groups for living skills.

最近幾年中國大陸迅速崛起，相形之下鄰近的台灣土地狹小而且資源有限，台灣眾多的中小企業主除了選擇產業外移至成本低廉的國家外，或許還可以選擇以合作取代過去的單打獨鬥，匯集各家廠商不同的資源、技術與能力來共同發展品牌，以期在國際舞台上佔有一席之地。 本研究主要是透過與共同品牌領導者和組成成員深度訪談，再輔以次級資料蒐集的方式，從而探討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共同品牌之方法。本研究以TTG、Yii、Poodehii為研究對象，根據黃琡珺(2006)與曾子承(2009)整理有關策略聯盟形成動機之相關理論，以及選擇聯盟夥伴時考慮的要素，作為檢視共同品牌產業背景與成員選擇的理論依據；在共同品牌的管理機制方面，融合Tregear & Gorton(2009)與薛惠齡(2009)研究發現成功管理共同品牌的要素，用以檢視個案公司共同品牌之管理機制；最後，本研究根據洪順慶(2006)打造卓越品牌的五個步驟，選擇以市場區隔與目標市場選擇、品牌定位與價值提供、行銷溝通方式，作為研究共同品牌建立方式與策略的架構。本研究結果如下： 一、產業背景與成員選擇 1.在建立共同品牌之際，領導者希望結合不同的資源、技術與能力，藉此增加創意發想、提升品質並且達成規模經濟，讓合作夥伴共同面對外部環境。 2.經過合作，領導者會對於合作夥伴有深入了解，並且會選擇與掌握重要資源、想法相容性高、曾有愉快合作經驗的夥伴，發展更密切而長久的合作關係。 3.領導者必須投入許多時間精力來舉辦交流活動，透過不斷地累積社會資本與強化網絡關係，有助於合作關係的延續並且從中獲得更多的資源與協助。 4.領導者的包容性、社交能力與代人處事的風格，會直接影響成員對於組織的評價、對於共同品牌的認同以及願意投入的程度。 二、共同品牌的管理機制 5.管理機構必須要制訂書面的行為標準，讓成員們的行為有參照依循的準則。 6.杜絕成員投機行為的方法：1.慎選合作夥伴；2.在相同價值環節中培養兩個以上合作夥伴；3.領導者必須建構起完善的管理制度與訂單分配原則。 7.訂單分配與利潤分享的原則：1.在設計端，進行創意買斷或是根據銷貨收入來回饋利潤給設計師；2.在製造端，根據協力廠的品質、價格、交期等，來決定協力廠的訂單量；3.在行銷端，行銷推廣工作由領導者公司全權處理。 三、共同品牌的建立方式與策略 8.轉型發展B2C共同品牌之際，必須要清楚定義共同品牌選擇的目標市場，由合作夥伴為共同品牌所選擇的目標市場提供特殊的、不同於過去的產品。 9.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共同品牌的品牌定位：與台灣、東方或時尚緊密相關；共同品牌的價值提供：把兼具文化與現代風格的實用商品，帶入日常生活。 10.共同品牌的產品策略是：1.產品線兼具寬度與深度；2.領導者必須確保產品調性相符、品質一致；3.必須在所有品項烙印上品牌名稱。 11.共同品牌的定價策略：1.B2B的共同品牌：市價機制來決定廠商的接單價格；2.B2C的共同品牌：定價時必須考慮產品是誰設計、同類商品的價位、製造成本、營銷成本、以及希望在消費者心中塑造的品牌形象。 12.共同品牌的通路策略是積極拓展專賣店，專賣店可以增加產品銷售與獲利，並且延續參與展覽或活動建立的品牌知名度。 13.共同品牌在推廣預算受限的情況下，可以主動承辦或參與大型活動，盡可能讓共同品牌產品與當紅話題結合，甚至創造話題，藉此吸引媒體主動報導。 四、共同品牌的經營績效 14.建立共同品牌初期，領導者主要是衡量參與展覽或活動，進而吸引媒體報導所創造的品牌知名度與品牌形象，以此做為衡量品牌權益的基準。 15.共同品牌主要透過參與展覽、各類型活動或經營實體通路的方式，吸引眾多媒體記者主動進行採訪報導，藉此迅速創造品牌知名度與品牌形象。

當創新不再被視為全新的發明，而更近似於既有資源的重新組合，資源重組（recombination）便成為創新的重要來源。當企業的資源有限時，有一派學者主張運用隨創（bricolage）概念，就地取材地為既有資源賦予全新價值。不過，當組織內部的資源不多，重組之後所得到的創新也相對有限。因此，另一派學者主張從組織外部連結跨域資源，整合各方之長的仲介（brokerage）觀點，在許多知名企業紛紛採用之後，霎時之間蔚為主流。然而，過去對於仲介的研究，大多聚焦於資源重組的過程，卻忽略了企業所面臨的情境制約（constraint）。 有別一般的困難，制約根深蒂固於情境（context）之中，涵蓋的範圍極廣，單一企業往往難以獨力排除，故問題解決（problem-solving）的思維不易奏效。企業如何在制約之下發展創新，是過去的研究較少著墨之處，因此我們對於企業如何回應制約的瞭解相當有限。本研究由制約對創新者的影響切入，強調創新者如何在制約之下仲介資源，並且創意地回應制約，進而發展出「借力使力」的仲介方式，不僅化解制約的阻礙，也透過資源的重新整合，從既有的資源中創造新的價值。 本研究選擇國內某知名媒體集團A公司旗下的B集團為個案公司，B集團深耕活動事業多年，媒體背景為其建立廣博的社會網絡，使其在仲介各方資源時更加順利，因而發展出與眾不同的創意回應。本論文的研究問題為：「企業在面臨制約的情況下，如何仲介資源以回應制約？」本研究以個案公司在2009年底至2010年初所舉辦的梵谷畫展作為研究個案，深入企業以訪談法蒐集資料，採用詮釋型的質性研究方法，分析策展人如何仲介各方資源，借力使力地回應情境制約，使展覽順利舉辦。最後，本研究從策展人回應制約的仲介歷程中，歸納出三種創意回應的設計原則。本研究於學理上的貢獻有二：首先，本研究呈現創新者在制約之下的仲介歷程，補強過去研究較少著墨之處，進而豐富仲介理論的內涵；其次，本研究將創新者透過仲介作為回應制約的過程，作為一種創意回應的形式，進而豐富了創意回應的理論意涵。 / When innovation is regarded as resources combination rather than novel invention, recombination therefore becomes the origin of innovation. One school demonstrated the concept of 『Bricolage』, which transfers existed resources into new values, however, it would be limited if resources are insufficient. The other school referred to 『Brokerage』, which brokers the resources outside the organization and creates new combinations through diversified resources. Nevertheless, most of relative researches focus on the process of recombination, which led to disregarding the constraints met by enterprises. Unlike normal barriers or challenges, constraints in the context are hard to removed for enterprise with insufficient resources. Due to the pervasive effectiveness of constraints, the problem-solving concept may not work well when it is applied to this issue. That is to say, how enterprises innovate under constraints is the issue neglected by past researches. Hence, this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how innovator brokers diversified resources to respond to constraints creatively. Then we find that a type of brokerage named 『leverage through brokerage』. By this type of brokerage, innovators could respond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constraints, and create new values through the recombination of existing resources. This research chooses B group, which belongs to a leading media company in Taiwan, as our research case. Rather than ineffective problem-solving ability of enterprise, this research cuts to the point from the effects to innovators in such constraints. B group has devoted into curation industry for many years, it tends to be easier to broker resources from different stakeholders and develop unique creativity since its media background and wide social networks. This research explains: When an enterprise confronts constraints, how does it broker resources to respond such constraints? This research chose 『Van Gogh exhibition』 held from 2009 to 2010 as a case study, adopting deeper research by interviews and using interpretation a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rying to analyze how curator broker resources from different stakeholders and leverage them to respond constraints. Finally, this research generalizes three creative responses as design principles from the curator's responding process to the constraints.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demonstrate two academic contributions: (1) Different from past research, this case focuses more on the process of the brokerage when an enterprise try to innovate under constraints, therefore enriches the Brokerage theory. (2) This case concludes the process of curator's responding to constraints through brokerage as a way of creative response, hence complements the creative response theory.

全球化趨勢之發展下造成經濟趨於一體性，使得各國間之區域疆界模糊化，在全球經濟市場在變化快速而不定之現象下，更加速了訊息交流而逐漸減少了文化多樣性而趨於高同質性。因此，挖掘在地性之特殊風格並將其發揚，成為各級組織在世界經濟體全球化之中尋求差異化之要務。 其中，「風土條件」的演進發展，從中國古代的三才論、風土觀；到日本風土論的人間哲學，以及在文化/ 自然財及社區資產等諸多實踐，結合產業、旅遊成為消費經濟誘因；同時在地球另一端的歐洲，Terroir 此一概念，從最早帶鄙夷之義的「土性」，隨著葡萄的繁盛開展，成為不畏新世界葡萄酒產區大量崛起競爭的最佳籌碼，甚至成為國際葡萄酒經濟的共同準則，並轉化為眾多傳奇食材、精品不凡身 世之象徵。 以上種種脈絡顯示了風土條件不再僅作為一種農業思維或人文哲思，而是早已透過先進國家不斷挖掘論述及多方實踐，深化為擁有絕對或相對優勢的經濟利器，與全球化下之地方城鄉多元發展緊密結合。簡言之，風土條件早已變為風土資本。 因此，若政府政策或企業組織能運用在地特殊之風土資本，並在全球化促使各類產品及服務均質之現象下，反而能藉區域界限模糊、資訊快速傳遞等全球化之便，掌握當地風土特色尋求差異化以進行全球在地化之具體實踐。 由此可知，某一地區所獨有之「風土條件」即促使該地區具特殊性之關鍵要素，將造成無可取代之差異化競爭條件。本研究將先透過對「風土條件」（Terroir）一詞作詮釋，並藉由分析個案以歸納出具體條件，進一步試圖將風土條件資本化並建構創意經濟價值鏈。

媒體產業和文化產製等各類強調「創意」的工作，常標榜創新、個人天賦、開創性的意涵，提供個人彈性、自由、自我實現的機會，卻鮮少論及「創意」如何被建構。身處商業體制下的創意勞動者如何與廣告商、其他部門、工作者如業務或者主管之間互動、協調出彼此可以接受的「創意」？ 本論文的核心關懷，主要針對產製邏輯與勞動組成進行理解；實際生產場域探究勞動者的實踐經驗，行動者與既有結構之間的交互作用，以及勞動場域中存在有怎樣的動態協商、哪些應對策略、有否抵抗之可能？本研究以一家強調「創意」、「技術創新」、「趨勢」的科技資訊雜誌作為案例，以其所推行的客製化「創意專案企劃」為主軸，觀察內部企劃人員在「創意產製」與「創意執行」的勞動過程。透過民族誌與深度訪談，進一步了解勞動者如何在各方角力下，共同形構出特定場域的結構規則、遊戲邏輯，如何「創意地」再生產出所謂的「創意工作」。 本研究發現在組織管理方面，該場域藉著氣氛營造來建立自由、彈性的工作環境，利用訓練營、表揚儀式與獎金酬賞激發企劃人員生產創意提案，並從中灌輸工作所重視的創意意識型態。對於所謂「好創意」的標準取決於工作者能否對創意進行良善的管理、整合與執行，包括降低成本、達成業績目標、客戶買單、採用最省時省力的方案。在創意勞動方面，企劃人員藉由專案的企劃與執行先建立經驗值，使其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與經濟資本再累積，而場域中同時也存在極大的資源、條件與時效限制。 再者，企劃人員擁有資本的多寡與種類，影響他們對結構展現出協商、對抗與退場等三種回應方式；例如相對擁有多工(multi-skilling)能力及資本優勢者，因為具備較多「籌碼」愈能適應場域規則，有更多機會承接規模大或預算佳的企劃案，可將資源挪為已用、用於資本累積和再生產，他們常會採取協商或對抗的反應；較少資本勞動者則因缺乏豐富資源與資本能夠動員、運用，在持續累積資本的速度上確有其困境，通常會採取協商或退場的回應。 然而，行動者也會策略性的穿梭於規則縫隙中，靈活地逃避工作、進行消極抵抗，作為對結構、制度限制之回應；若是資本累積持續困難時，最後也會選擇退場作為另一種消極的抵抗方式。整體來說，這些企劃工作者在呼應結構的同時，除了服膺既有的遊戲規則，也可能透過資本的挪用後，鬆動看似穩固的結構，甚至更積極地介入、改變場域規則。 目前創意工作者普遍遭遇勞動剝削或工時長的困境，導致人員流動情況時有所聞，易形成文創產業發展的障礙。由於創意需要長期累積和培養，故本研究建議在創意勞動者的訓練應採循序漸進方式，建立一套完善工作流程，以降低進入門檻，而創意工作者所面臨的工作環境與勞動問題，未來也需要更多研究與鑽研。

在現今後工業時代，過多的功能與更便宜的價格已不再是難以跨越的門檻了。全球前十大品牌形象設計公司Desgrippes Gob’e 集團總裁馬克•高貝（Marc Gob’e）強調，面對即將來臨的感性社會，未來的贏家品牌必定是「藝術家」。因此，文化藝術與企業已不再是兩條平行線了。企業投入文化和藝術的領域，也不再只是單純的慈善捐助行為而已，而是現今企業在面對未來世界的競爭時，一種相等於研發的投資。然而，無論是企業或是文化團體主動提出尋求合作之計畫，首先都必須將自己獨特的存在背景與價值加以評估，依照企業或文化團體的特質來選擇伙伴、商討策略；唯有審慎評估雙方的目標及效益，才有可能找到相契合的合作伙伴，進而發展出獨一無二的合作模式。是故希望藉由本研究提出一個企業參與文化活動之思考架構，能協助企業.在參與文化活動時有更完善的評估與考量。此外，也可作為文化團體在與企業商討投資合作事宜時之參考依據。 企業在選擇文化活動作為其公益表現行為時之動機可分為利他性、利己性、及社會責任三大類;此外，影響企業參與文化活動行為與否及異同之因素還包括組織內部及組織外部因素。企業的決策過程會影響到企業所憑藉之資源以及與文化單位之合作形式，當企業之利己性動機愈強及其所憑藉之資源愈充裕時，其所實際投入之資源會愈加豐沛，並選擇擔任主辦者之角色，由企業內之專責單位來統籌負責文化活動之一切相關事項，如此一來便能夠確實掌控活動之運作及所帶來之效益。企業可憑藉其現有之資源來投入文化活動，以收槓桿利用之效，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即為企業的品牌商譽。根據企業實際投入之實體資產及其所舉辦之活動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影響，可將企業所擔任之機制區分為神聖化機制、推廣通路、資訊傳播、建構足量市場、或支援性機制。藉由這些機制，可使文化創意產業更加蓬勃發展。企業藉由參與文化活動，可帶來合作機會、市場優勢、員工方面的效益，讓企業更加成長茁壯，因此企業在受到上述激勵之後，便會更加增強了其參與文化活動的動機，而與文化單位間有更好的互動、合作關係。而文化發展的結果，也會使得社會整體環境更加富足，進而對企業之發展形成正向回饋，因此企業參與文化活動長期而言，企業可獲得數倍的效益。而文化創意產業單位成長茁壯後，也可善用其文化創意的本質，來為企業塑造創新的形象、提昇技術發展、增加顧客的認同與惠顧、豐富企業價值與文化等，且企業與文化單位間在形象上的相輔相成，更可以同時提升兩者的聲譽。

本研究旨在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教師，在管教行為上的差異情形，並分析教師的管教行為、學生的背景變項、對管教滿意度與其行為表現（自尊、創造力）間之關係。 　　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法，以便利取樣的方式，選取台灣地區（不含離島）北、中、南、東四區的國小六年級學生818人為研究對象，以「新編創造思考測驗」、「教師管教行為量表」、「兒童自尊量表」為研究工具。所蒐集資料以描述統計、卡方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二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等方法進行統計分析。 　　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如下： 一、國小教師目前最常採用的管教行為是軟性施壓型管教。 二、國小女教師採用創意型管教行為的比例高於男教師，採用硬性懲罰型 管教行為的比例則低於男教師。 三、任教地區不同的國小教師，採用的管教行為並無顯著差異存在。 四、接受創意型管教行為的國小學生在「整體自尊」的表現優於接受軟性 施壓型和硬性懲罰型二類型管教行為的學生。 五、接受不同類型管教行為的國小學生，其創造力表現並無顯著差異存在。 六、性別不同、接受不同類型管教行為的國小學生，其自尊與創造力表現 並無顯著差異存在。 七、接受創意型管教行為的國小學生，對管教的滿意度高於接受軟性施壓 型和硬性懲罰型二類型管教行為的學生，而接受接受軟性施壓型管教行為的學生，對管教的滿意度也高於接受硬性懲罰型管教行為的學生。 八、接受不同類型管教行為、對管教滿意度不同的國小學生，其自尊與創 造力表現並無顯著差異存在。 　　本研究最後根據研究發現與結果，對教育行政和師資培育機構、學校當局和現場實務教師及未來研究提出具體建議。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worldwide have seen an enormous increase in revenue and growth, and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these industries in Thailand presents a particularly successful case. Government policy interventions have introduced Thai creative products to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support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has bolstered Thailand’s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particularly through the multiple coups that Thailand has faced. This study therefore examined Thailand’s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tics and private society, probing into relevant policies between 1997 and 2017. Finally, because Thailand’s film industry enjoys a great global reputation, this industry was selected as a case to examine the specific measures of the Thai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facilitating its development.

台灣與韓國同在2000年前後開始發展文化創意產業，電影是其中一項重要的發展項目。電影產業包含的專業層面廣，具有帶領文創產業發展的角色。兩國的電影產業各自經歷過輝煌期，然而發展至今，台灣電影不管是在產量、數目、票房上皆不及韓國，本文企圖去探究造成今日電影發展局面差異的原因。 本文的研究觀點認為台灣與韓國在電影產業上發展的最大差異在於是否提供一個友善電影發展的環境契機，友善環境必須依靠政府、企業、社會去共同打造，而在創造電影友善環境的過程中，政府部門若能融入企業家精神，轉向領導式、追求市場導向、目標導向、滿足顧客需求的企業型政府，將有助於電影產業的振興。因此本文以文獻分析去進行台灣與韓國兩者的比較研究，從企業型政府的特色出發，去分析兩國在政府決策、政府組織、電影產業結構、電影資金、經濟環境及企業結構等方面的差異，企圖找出台灣電影產業外來的出路。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建構一套觀光工廠文創化評鑑指標。 觀光工廠屬於產業文創化實踐的一環，觀光工廠所營造的體驗服務，亦屬於創意生活產業領域的一環。觀光工廠既被歸類至文創領域，則理應在文化創意層面多加著墨。然而，現行的觀光工廠評鑑指標並未將文化與創意元素具體羅列，於文創層面涉入不足，無法有效評量觀光工廠在文化創意面的具體表現，故本研究旨在重新建構一套屬於觀光工廠的文創化指標，作為提升觀光工廠文創質化品質的具體指南，使「產業文創化」的理念在推廣過程中能有所依據，進而落實於實際執行的成果。 本研究運用修正式德菲法，先透過文獻探討歸納出觀光工廠於文創層面的檢視題項，再針對學者、業者、政府單位三批專家進行三回合的意見調查，刪除重要性不足的題項後進行因素分析，研究結果為： 1.文化內涵方面，應具備傳播性、品牌化、在地性以及核心價值。 2.創意思維方面，應具備創新性、多元性、並著重體驗行銷。 3.特色美學方面，應具備風格化、整合性、並呈現視覺識別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