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造業一直是台灣產業的強者，但隨著全球經濟發展，台灣製造業所獲毛利逐漸縮減以及服務業角色愈加重要之下，或許服務業所發展的「服務創新」，是拯救台灣低價值循環的一道解藥。過往國內外有關服務創新的研究，大都偏向於專案層次的探討，對於組織層級的著墨很少，其中有關「組織方式（Organizing）」的研究又更少。本研究認為組織方式的研究成果，可以使企業於發展服務創新的過程中，更知道如何有效地建構組織創新平台，以達到建立核心優勢與提升績效的目標。本研究以「組織設計」、「創新研發人力資源管理」、「新服務商品開發」與「外部知識取得」等四大構面為主軸，並針對國內在服務創新與服務力上表現優異的兩家企業－全家便利商店與王品集團，進行深入的個案研究。初步得到了以下的結論： (1)發展服務創新的企業，在組織設計上除了具有正式化的組織外，也會強調系統化的非正式組織，前者適合有形服務商品的開發，後者適合無形服務的發展。此外，因為服務的無形性，也會強調跨部門之間的互動與合作。 (2)發展服務創新的企業，在創新人力資源管理上，會特別著重於與接觸第一線顧客的員工之互動。在創新人力績效衡量方面，則會將顧客滿意度納入評核項目。 (3)發展服務創新的企業，在外部連結與知識取得上，會以開放式創新的概念積極向外獲取所需之技術知識與市場知識，並且讓顧客參與新服務的開發過程。 最後，本研究並提出實務上與後續研究上的建議。 / Taiwan'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always been strong, but its gained profit margin has been gradually decreasing as the globlal competitition becomes fier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service industry plays a more important role than before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ervice innovations” might become one of the key solutions to enhance the industrial added values and welfares. Most of the past researches related to service innovations are focused on the “project” level and very few studies are conducted at the “corporate” level, particulary concerning the issue of organizing. We believe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organizing for service innovations can help enterprises set up a better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platform in order to build core competence and to enhance performance. This study establishes a research framework with four major constructs: organizing, innovative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new servic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external sourcing of knowledge and selects two innovative companies: the FamilyMart and WowPrime Group, for the case study in depth. Three major preliminary conclusions obtained from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As far as organizaing for service innovation is concerned, the firm may use both formal and informal organization. The former one fits better for the tangible service products; and the latter one for intangible service products. Furthermore, the firm will emphasize the interdepartmental connection as the service itself is somewhat intangible per se. (2)As far as organizaing for service innovation is concerned, the firm will emphasize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employees who have direct contacts with customers. Furthermore, the firm will include the customer satisfaction as one of the key performance indeices (KPI). (3)As far as organizaing for service innovation is concerned, the firm will actively acquire both of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market knowledge and will invite custom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new services. Finally, this study draws some recommendations for both practititioners and follow-up researchers.

本研究旨在探討研發取得策略，情境因子，研發人力資本，與公司績效之間的關聯性。藉由理論模型的推導與實務訪談研發中心主管來發展假說，進而以混合資料模型(pooled data models)與橫斷面資料模型來進行實證分析。主要結果為：當公司的研發多樣化程度較高，專利權數目較少，公司較可能採取內外部研發並進策略(R&D hybrid strategy)，而非完全內部研發策略(make strategy)。最重要地，過度/低度的外部研發取得(under-/over-external R&D sourcing)對於公司績效有負/正向影響。相較於會計績效，此效果對市場績效的影響尤其顯著。同時，研發取得策略對於公司績效的影響，取決於公司的研發人力資本。相較於採取完全內部研發策略的公司，為了吸收外來的異質技術，採取內外部研發並進策略的公司較可能聘任不同研發種類的研發人員；而如此的研發取得策略與研發人力資本契合將進而改善會計與市場績效。本研究的發現與交易成本理論與supermodular理論一致。如同預期，相較於橫斷面資料模型，本研究的實證分析在混合資料模型較為顯著。 /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erformance and R&D sourcing strategy in relation to contextual variables and R&D human capital is determined by the analytical model coupled with field interviews with directors or managers in R&D centers. Capitalizing on a unique database of the 2001-2003 Taiwan Industry R&D Investment Survey containing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available on the R&D activities to verify this association, the researcher tests the empirical results by cross-sectional and pooled data models. The findings are that an innovating firm will prefer to implement the R&D hybrid strategy when the higher degrees of R&D diversity and fewer counts of patents are exhibited. Perhaps most importantly, this study shows compelling evidence that over-/under-external R&D sourcing affects negatively/positively a firm’s performance. This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market-based performance (Tobin’s q and average two-year Tobin’s q) than accounting-based performance (ROS and ROA). Moreover,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R&D sourcing strategy and a firm’s performance are contingent on the use of R&D human capital. Innovative firms with the R&D hybrid/make strategy are more/less prone to employee diverse types of R&D experts to absorb the coming external knowledge, and such alignment between R&D sourcing strategy and R&D human capital thus improves both accounting- and market-based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both transaction cost paradigms that discriminating alignment of transactions with strategy leads to more efficient outcomes, and the supermodularity model that a firm’s performance is a function of coherent alignment between strategy and structural elements of an organization. As predicted, these effects are noticeable and more pronounced in the pooled data model than in the cross-sectional design.

公司組織再造有助於經營者調整組織架構或進行策略聯盟，進而降低經營成本，獲取經營利潤。我國企業併購法實施之後，公司組織再造之案件持續增加，顯見國內企業已將組織再造作為企業整合、擴大版圖或是救亡圖存的武器。然而，公司組織再造之結果將導致公司人的組織與物的組織發生重大變化，且影響公司債權人、股東及員工等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尤其是身為公司外部資金供給者之債權人，在公司決策的過程中，往往承擔風險卻少有表達意見之機會。 債權人與公司間之法律關係，係基於雙方之債之關係，其成立原因與債權人身份不一而足，本文先就公司債權人之種類及特性予以歸納整理，再針對何以需要特別於公司法訂定「保護」債權人規範加以探討，並整理歸納公司法制對債權人保護的措施。接著，本文介紹各種公司組織再造的態樣，並分析各個類型對公司債權人權益變動的情形，並探討現行法上債權人保護機制及其理論缺失，重新加以檢視，如不具合理性，又應如何調整。此項有關債權人權益之保護與公司自主經營之理念，兩者如何衡平取捨，關係到整體公司法制之效率與公平。 本文基於弭平股東有限責任之負面影響，降低資訊不對稱對弱勢者的傷害，同時制定基本統一規範可減少交易成本之正面效果，認為公司法制應有合理、公平之債權人保護機制，尤其是在企業組織再造之重大變動下，更應給予未參與決策之風險承擔人適當之保護。然而，債權人保護固然重要，但保護程序的賦予對公司必付出相當成本，因此在設計制度時，應納入成本效益考量，以衡平公司經營效能與債權人權益保護。

摘要 過去進入時機的研究多落入先發與後進兩分法的比較，探討先發與後進各有怎樣的優勢來源？先發者是否較為成功？後進者應採取怎樣的策略作為？雖然進入順序有相當的重要性，但是產業中除了少數的先發者，絕大多數都是後進者，後進者之間仍有很大的時機差異；此外，僅研究先後順序的影響忽略了情境因素（contingencies），本研究試圖從環境觀點探討怎樣才是好的進入時機？時機有利程度的變化受哪些因素影響？進而探討新創事業應如何進行時機決策，期能補充過去的進入時機理論。 在以事業單位為分析對象之下，事業進入產業是一項不可逆轉的資源承諾（resource commitment），新創事業特別需要自外部取得資源，因而僅以產品上市代表進入並不貼切；且各種資源有本身環境的變化，其取得也有時機的議題，因而本研究藉由組織生態觀點所強調的環境資源豐富性與可得性、競食與共生群體等概念，從環境觀點分別探討新事業進入產業的「資源取得時機」與「市場進入時機」。 然而因為研究對象為新創事業，取得外部資源乃為能進入市場，故又必須考量在適當的時間點開始獲取資源（培養能力），以便在進入市場時必要的資源能力到位而使新事業能有效運作，因而資源取得時機與市場進入時機並非獨立而需同時考量，二者在時間上有前後配合的關係。 由於本研究主題在目前未有足夠的文獻探討，故採用探索性個案研究，先經過四個產業各一個案例做為前導個案研究，以瞭解研究之意涵是否具有理論價值？是否值得繼續進行正式的研究，同時藉以作為後續研究方法設計的參考依據。 根據Eisenhardt(1989)建議，探索性個案研究仍可帶先驗構念（ a priori constructs）進入田野，本研究第一階段即是帶著「環境有利程度」、「資源可得性」等概念以及產業知識進入田野，進行半結構化的訪談，針對草創期間資源之取得過程以及市場進入時機之回顧，從受訪者對其時機議題的說法歸納其中的道理（reasoning）。從前導個案中又發現「資源效益性」、「補救成本」與「持有成本」的概念以及時機相關理論意涵之後，確認本主題具有研究價值，於是再繼續進行第二階段多重個案的探索，將構念之面向及意涵發展得更加完整，並從個案複現所得到之研究發現推導出命題和觀念模式。 在第二階段的研究中，本研究將紮根理論方法的開放性譯碼融入Eisenhardt(1989)個案研究建立理論的步驟中，針對前導個案研究中兩個一次到位產業再進行多個案研究；資料來源以訪談為主、產業客觀資料為輔，分析過程包括個案內分析與跨個案分析。 個案內分析乃利用開放性譯碼對訪談逐字稿分析與時機有關的概念賦予標籤（Labeling）並編碼（Coding），得出該個案的時機相關意涵與概念關係圖。跨個案分析部分先確認構念意涵與效度，再歸納主要的研究發現；前者乃透過不斷反覆於資料與構念之間，逐一界定本研究所發現之重要構念的涵意，並加以精緻化，再將該構念在所有個案逐字稿之證據整合建立證據表，以確認構念的聚合效度與區別效度；後者運用複現邏輯（replication logic）將研究發現之相關證據從個案逐字稿中一一加以引用，藉以強化研究發現。整個研究是一個不斷重複於資料與理論建構的過程（an iterative process），在新增個案之構念及關係皆已重複的情況下，研究者認為已經達到理論飽和。 本研究的理論貢獻在發展時機相關構念，以及描述環境變化下「何謂時機有利」，過程中並發現資源特性對於取得時機之影響，以之建立資源取得與市場進入之有利時機以及二者如何配合等概念模式。主要的研究結論如下： 本研究首先要探討的是何謂資源取得之有利時機？由於新創事業往往需要從外部取得資源，在環境觀點下，時機有利程度的變化主要受環境因素的影響，環境變化導致資源可得性以及效益性的變化；此外，資源具有技術進步性者，亦隨著時間演進而效益越來越提升。因而在不同時間取得特定資源，其可得性與效益性不同，能在可得越高、效益性越高之時取得資源，時機越有利，錯失有利時機將發生補救成本。 另外在「市場環境有利程度」方面，除了市場需求成長性、競爭程度、環境不確定性之外，支援網絡與共生族群協力程度以及基礎設施完備程度等面向在個案證據中亦獲得確認，表示考慮市場進入時機時應依此五項構面加以評估。本研究同時發現此市場環境有利程度變化的驅動因子包括制度環境因素以及產業環境的改變。 由於研究情境是新創事業，個別資源取得時機除了考量本身資源環境的有利程度之外，尚須與市場進入時機配合，在適當的前置時間開始取得各項資源、培養能力，使進入產業所需具備的基本資源能力都建置完成（取得到位），如此才能掌握市場有利的時機。提前取得由於需等待其他資源齊備而將發生「持有成本」，不過有些資源可回復性高，因而持有成本較低；延後取得則可能延誤市場有利時機而發生「延遲成本」。 因此，對於新創事業而言，資源取得時機應如何與市場進入時機做配合？在已經預定理想的市場進入時間且延遲成本高之下，進入前必須資源能力到位，故最晚應在各資源（能力）必要之前置時間開始取得，或是提前取得，提前取得與否取決於在前置時間取得之補救成本以及提前取得之持有成本的高低；亦即若為把握有利的資源取得時機以避免較高的補救成本，就要提前取得資源而發生持有成本；反之，若為避免較高的持有成本可能錯過資源有利時機而發生補救成本。 若是資源的持有成本高且有利的取得時機在預定的取得時間之後，則需考量市場進入時間跟著延後是否錯過有利時機而發生「延遲成本」？延後取得資源與否取決於資源環境變化下取得時機的補救成本以及延後取得之延遲成本的高低；亦即若為把握有利的資源取得時機以避免較高的補救成本，就要延後進入市場而發生延遲成本；反之，若為避免較高的延遲成本可能無法把握資源有利時機而發生補救成本。 整體而言，各項資源之取得時機除需考量本身時機的補救成本外，尚應考量提前取得之持有成本以及延後取得可能錯過市場有利時機的延遲成本；特別是在市場有利的期間短、稍有延誤則延遲成本很高的情況下，則不能延後取得資源，進而須考量資源面的補救成本和持有成本，決定是否提前取得；若是市場有利的期間長、延後進入之延遲成本不高的情況下，則考量資源面的補救成本、持有成本和市場面延遲成本的高低，決定資源取得時機。如此兼顧市場面及資源面之有利時機，新事業可做出較佳之時機決策以擁有時機優勢。 從上述結論中引伸出比較重要的管理涵義如下： 環境變化導致資源取得與市場進入時機之有利程度不同，新事業應在分析市場環境的五個構面之趨勢下，預定理想的市場進入時機，並研判市場有利時機期間的長度，接著一一分析生存所需之基本資源能力應於何時開始取得（培養）；但資源環境的有利時機未必正好落在該時間，故應綜合考量資源補救成本、持有成本與市場延遲成本以決定個別資源之取得時機。因而對於新創事業而言，辨識環境狀況與資源特性，在補救成本、持有成本與市場延遲成本的權衡之下決定資源取得時機，能兼顧資源面與市場面之有利時機；雖然理想上各項資源取得時機有利，又能在有利期間進入市場是最佳狀態，然而實際上往往只能有所取捨。 在資源特性對於取得時機的影響方面，可得性低的稀少性策略資源（例如管制性資源），只要能在短暫的可得時間取得即是好時機，因為若未取得將導致無法進入產業，或是延誤市場進入時機，需付出相當高的補救成本或是延遲成本；反之，其取得往往能帶來獨佔利益。錯失時機之補救成本越高者，表示該資源的時機越重要。管制性資源的供應者往往就是政府，或是政府可扮演協助取得資源的角色，因而妥善配合政府政策取得資源，是值得新創事業重視的時機策略。可回復性高的資源，提前取得之持有成本較低，在其他條件相同之下可提前取得。技術進步性明顯的資源，越晚取得效益越高，故應必要時方取得。

根據瑞士有機農業研究所的全球有機市場報告指出，2013年全球有機農業產值為630億美金，相較於2011年增長25%，由此可見有機產業蓬勃發展。過往國內有關有機產業的研究，大多偏向探討有機農業的發展、消費者行為調查、通路行銷策略，對於有機商店創新層面著墨很少。另一方面，以往服務創新相關研究有提到組織方式與知識管理對其產生的影響，但探討的產業仍限縮在一般服務業，未曾針對有機商店作探討。基於上述的缺口，本研究以「有機認知」、「組織特性」、「知識取得」等三大構面為主軸，選擇國內三家有機零售通路商店進行深入研究，探討三大構面對服務創新的影響。 本研究得到的結論如下： (1) 有機零售通路業者共同採取的服務創新是複合式經營餐飲、不定期的講座與活動、網路平台、App互動與購物。 (2) 有機零售通路業者發展服務創新，其有機產品認知包含健康產品的定義、與農友間公平貿易。前者是說明店內產品的選擇，後者是說明其公平採購行為，兩者對於有機零售商店都是新服務概念。 (3) 有機零售通路會同時透過正式化的組織方式與非正式化的提案制度來激發創新。當公司不具備組織創業家精神，新服務發展將難以達成。 (4) 有機零售通路業者發展服務創新時，在外部連結與知識取得上，會以開放式創新的概念積極向外獲取所需之技術知識與市場知識，尤其注重一線員工與顧客的互動與顧客意見。 最後，本研究提出實務建議與後續研究之建議。 /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Research Institute of Organic Agriculture (FiBL), global output value was 15 billion dollars in 2013 and 25% growth from 2011, which shows that organic industry is a booming industry. Most of the past researches related to organic industry are focu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c farming”, “consumer behavior”, “marketing strategy” and very few studies are conducted on the organic store innovation. On the other hand, most of the former studies of service innovation,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organizing focus on general service industry. The past studies of the cases are almost general service industry. Due to the research gap, this study establishes a research framework with four major constructs: organic product awareness, organizing, external sourcing of knowledge and service innovation. I select three organic retail stores and aim to fi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m. Four major preliminary conclusions obtained from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he observation of organic retail stores jointly take these actions, such as combinative restaurant, occasional lectures/activities, network platform and App interacting with shopping. (2) As far as organic retail stores for service innovation is concerned, firm’s organic product awareness consists of the definition of health products and fair trade between farmers. Both of them are the new service concepts. (3) As far as organic retail stores for service innovation is concerned, the firm may use both formal and informal organization. If firms do not acquire entrepreneurship orientation, new service development would not be accomplished. (4) As far as organic retail stores for service innovation is concerned, the firm will actively acquire both of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market knowledge. Especially stores pay attention to the views of frontline staff and customer feedback. Finally, this study draws some recommendations for both practitioners and follow-up researchers.

京都大学 / 新制・論文博士 / 博士(工学) / 乙第13543号 / 論工博第4206号 / 新制||工||1984(附属図書館) / (主査)教授 三ケ田 均, 教授 肥後 陽介, 教授 渦岡 良介 / 学位規則第4条第2項該当 / Doctor of Philosophy (Engineering)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摘要 審判中調查證據即係發現真實過程的核心，證據調查聲請係訴訟參與人於審判期日以書面或口頭向法院請求就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證據方法為提出、調查。 為求與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1項用語一致，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4款應修訂為「得聲請調查有利之證據」。又證據調查聲請的提出必須為清楚的表示，且該聲請並不需由法院為進一步的評估衡量，即當事人聲請之主觀意思需清楚，而不需再由法院再為進一步認定判斷。依據德國學界見解，證據調查聲請需具備證據主張（Beweisbehautung）與明確指出法定證據方法（Benennung eines bestimmten Beweismittels）二項要件。證據查明聲請(Beweisermittlungsantrg)係與證據調查聲請相似概念，聲請人欲藉證據查明聲請之調查結果，而獲得聲請證據調查之要件事實，因此通常係就缺乏一定待證事實或特定證據方法所為的聲請。法院對於證據查明聲請亦不能輕易忽略、不考慮，而仍須於澄清義務範圍內做出合義務之裁量決定（nach pflichtgemäßem Ermessen），此時，有德國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3項及第4項理由存在時證據調查聲請可被駁回，證據查明聲請自亦可依此理由予以駁回；反之，如果不符合德國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3項及第4項理由時，依據德國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2項法院需依職權做出合義務裁量，如果認為無調查必要即予以駁回， 依據德國最高法院的見解，法院全面的事實澄清義務擴及至法院明知及可得而知的情形（bekannt sind order hätten bekannt sein müssen），然而澄清義務不只要求充分的調查，並且也要求符合事實及證據情況的調查，如此才是理想的查明行為，因為基於真實發現而要求不計代價的偵查及證據調查並不符合刑事訴訟的目的，因此縱然在澄清義務作為整個程序的指導原則要求下，也必須依據現實上的證據及事實情況才能判斷調查程度為何始不違反澄清義務要求。本文以為職權調查範圍內之證據應以發現可能性、調查三基準作為判斷基準，從而落入此範圍內之證據，法院負有應依職權調查義務，而不在區分是否為案內案外證據，一概皆有「蒐集」義務。職是之故，刑事訴訟法法第163條第2項本文既以「為發現真實」作為發動要件，此屬於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要件內涵，又使用「得依職權調查證據」用語，讓人混淆法院面對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竟有裁量權限實屬不當立法。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縱然使用「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而無裁量空間，然而使用「於公平正義之維護」、「對被告關係有重大關係事項」此等不確定法律概念，實在有解釋操作上困難。 德國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3項第2句各款相對駁回事由規範內涵本文亦一一加以分析：一、公眾週知事實：聲請調查的待證事實若為公眾週知之事實即屬於顯然不必要之證據取得，所謂公知事實，係指廣為一般人所知悉之事實，極具有通常知識經驗之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的程度。二、待證事實不具重要性： 不具重要性事實係指，如果在待證事實與判決事件間無法判斷辨認出有任何關聯性，或是儘管有這樣關聯性存在，但卻無法對判決產生影響，則該證據調查便是無關聯性或不必要的。三、待證事實已臻明確：聲請人所聲請調查的待證事實已被積極證明而已臻明確時，繼續其他的證明便無必要。四、完全不適當證據方法：所謂完全不適當的證據方法係指法院根據確實可靠的生活經驗預測，判斷藉由這樣的證據無法獲得證據調查聲請所希望取得的結果，而不能證明所主張的事實。 五、無法取得之證據方法：所謂無法取得的證據係指對於該證據的取得，法院盡一切有意義的努力都不會有結果，且另一方面亦無法合理期待在可預見期間內法院能夠獲取該證據。六、意圖拖延訴訟：根據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的見解，法院對於意圖拖延訴訟所提出的證據調查聲請，僅在符合下列要件而加以駁回時始謂合法：（一） 客觀要件：1. 依據法院的看法所聲請的證據調查不能為被告帶來任何一點利益，毫無調查的希望。2. 被請求的證據取得、調查本質上係會明顯拖延訴訟終結的時點。（二）. 主觀要件：被告本身明知客觀要件的情形，並且他意圖藉由聲請該證據調查僅係為了達到拖延訴訟的目的。七、假定真實：假定真實係指聲請證據調查證據之人在聲請中所提出之主張，即使沒有證據證明，亦得基於某些原因直接將之「視為」真實。 本文以為我國法之規定明顯有下列二個不足之處，第一，未對完全不適當之證據方法加以規範，造成體系上缺漏；第二，未對意圖拖延訴訟明確訂立駁回要件，對人民權利保障似嫌不週，須加以立法以確實保障人民訴訟上權利。本文以為我國法之規定明顯有下列二個不足之處，第一，未對完全不適當之證據方法加以規範，造成體系上缺漏；第二，未對意圖拖延訴訟明確訂立駁回要件，對人民權利保障似嫌不週，須加以立法以確實保障人民訴訟上權利。

於雙務、有償之營建施工契約中，承包商依約應設法實現業主所擬定之工程計畫並完成約定工作，而業主則相對地負有支付等值對價之給付義務，此種當事人間主要義務之建構，實與民法上承攬契約之典型狀態相似，然營建工程契約通常牽涉之標的金額相當龐大，且因履約期較長，工程推動期間可能面臨之風險亦與傳統承攬契約有別；此外，工程契約隨著當事人需求之變動，致使工作內容千變萬化，且工程契約之進行受到外界經濟或客觀環境影響甚鉅，具體工作項目為因應實際施作之需要而有隨時修正或補充之可能，而此亦或多或少影響當事人得否依原訂時程順利履約。是以，多數實務及學說見解固然肯認於解釋工程契約或處理相關紛爭時，可參考或援引承攬契約之概念或規範，然考量營建工程契約之特殊性，於探討工程履約爭議時，仍不可忽略當事人真意及利益狀態之評估，並應審慎兼顧經濟效率及契約目的之追求，對法律規範為最妥適之解釋與適用。 在工程契約之主給付義務外，是否當事人亦負有其他從給付義務或附隨義務，此問題向來較少被著墨，然由於承攬契約之給付內容涉及一定工作結果之提出，承攬人對工程之進行固然需具備專業技術與能力，惟工程進行中，若干工作內容之施作，常有待定作人積極配合，方能順利完成，是以，若承攬人於施作過程遭受阻礙而有賴定作人協助，此時定作人提供必要之協力並與承攬人合作履行契約給付，對於工程整體能否如期如質之推動，通常即具有舉足輕重之關鍵地位。 惟長久以來，定作人協力行為之性質及其相應適用之法律效果為何，由於現有法令規範之不完備，再加上各式不公平定型化約款之擬定及傳統保守見解之採行，以致學理及實務上對於相關議題之處理，未能進一步突破並跟隨工程實務運作上當事人實際之需求。基於此課題攸關工程實務上當事人義務及責任關係之釐清，具有探討之重要實益，是以本文乃分別以工程契約之性質與工程契約風險分配之概念為研究之出發點，嘗試推導出當事人間較為合理之風險分配原則，同時就工程契約中定作人協力行為之內容、性質及法律效果，分析比較我國與德國法制及契約實務運作中相關規範與制度之異同或優劣，藉以釐清定作人協力義務相關規定與其他法律制度間之關係，而透過此種分析與思辨之過程，應可進一步證立工程契約中當事人合作概念之重要性。 其次，本文將整合學理上相關論述，為定作人協力行為之案例類型提供一較為合適之檢驗標準，並以實務上常見之紛爭類型作為討論依據，針對案例事實予以類型化，釐清主要爭點，同時佐以本文之研究成果，逐一檢視個案中法院對於協力義務之定性是否妥適，並分析當事人間可能主張之請求權基礎或條款之約定，是否呼應本文對於工程契約風險分配及法律效果部分闡述之原則，進而引入定型化約款管制理論，對於個案中當事人間偏離之權利義務或風險分配約定予以調整，以期作為未來實務處理相關爭議之參考。最末，本文將綜合全篇之說明，嘗試對現行規範提出可行之修正建議，期能不僅有助於當事人間紛爭之解決，更希冀我國工程契約法制得以朝向更健全的方向邁進。

我國學者關於民法上抗辯權之著述，偏重於個別類型中重點問題的探討；本論文則係從總論的角度檢視抗辯權制度的共通問題。由於在抗辯權理論下，係以其法律效力—「排除請求權之實現性」，與強調效力的發生以抗辯權人之主張為必要—「主張之必要性」，作為該制度之兩大特徵；而質疑抗辯權制度之獨立性與正當性的學說，亦以撼動此兩大支柱為要務。是故，本論文即以抗辯權之「法律效力」及「主張之必要性」為兩大主軸，對民法上各個抗辯權進行分析整理，首先澄清何謂「排除請求權之實現性」，此等抗辯權效力所造成之法律狀態，與請求權消滅乃至於權利本身之消滅有何不同，是否仍不變動原有的法律關係，因而與形成權有別；其次探求強調「主張之必要性」的理由何在、能否貫徹，各該抗辯權以此特徵在訴訟法上與權利障礙抗辯及權利消滅抗辯區隔，是否均切合制度設計的意旨，並檢討目前學說實務對於訴訟上抗辯權主張之處理方式，是否能落實立法原意，或者有背道而馳的疑慮。 抗辯權制度起源於羅馬法時代程式訴訟中的exceptio，本屬訴訟法領域之概念，發展至今日卻成為實體法上權利，惟仍不脫濃厚的訴訟法色彩。因此，在抗辯權制度之研究上，諸多重要問題若未能兼顧實體法及訴訟法層面從事討論，往往失之偏廢而欠缺全面性的考量。有鑑於此，本論文整合了實體法及訴訟法之觀點，對於涉及此二領域交錯之問題，重新予以檢討，尤其，時值近期我國與德國民事訴訟法就相關規定均有重大修正之際，關於抗辯權之闡明與當事人及法院應盡之訴訟促進義務，更是著力的重心之一。 第一章緒論，提出研究動機及所欲探討的問題，並說明研究主軸、研究方法及論文架構。第二章介紹抗辯權制度之發展及其基本理論。第三章民法上個別抗辯權之學說與實務分析，針對第二章所列舉出之民法上抗辯權，以「法律效力」及「主張之必要性」為兩大主軸，個別討論其對請求權實現性之影響，以及抗辯權效力之發生，是否均以抗辯權人之主張為必要。第四章抗辯權之效力及其實現，首先整合第三章之內容，重新組織抗辯權之效力，以呈現「排除請求權之實現性」的具體內容；其次討論兩大爭議問題：已行使之抗辯權之「拋棄」，以及抗辯權排除債務人給付遲延責任之效力；最後檢討抗辯權與形成權之界線，思考抗辯權在實體法上之定位，是否能與形成權截然劃分。第五章抗辯權在訴訟上之處理，首先討論抗辯權之行使是否限於訴訟上主張，始生效力，被告在訴訟外主張抗辯權者，法院得否斟酌；又，訴訟上如何認定被告有無抗辯權之主張；其次討論法院就抗辯權之闡明權與闡明義務，指出向來通說實務關於得否闡明抗辯權之標準的問題所在，並呼應新法精神予以再檢討；最後，當事人及法院之訴訟促進義務亦屬不可忽略之一環，認為被告應於適當時期為抗辯權之主張，並在賦予當事人充分程序保障、防止發生突襲的前提下，透過爭點整理程序解決拋棄或撤回抗辯權主張之問題，同時確立兩造應受拘束之規範；而在法院善用現行民事訴訟法進行計畫性審理、集中審理下，採用一造辯論判決是否會不當剝奪被告主張抗辯權之機會的疑慮，應能降到最低。第六章結論，分為「從法制史中獲得之啟示」、「關於現行法制下之解釋及適用」、「關於立法論上之建議」三部分，總結本論文對抗辯權之過去、現在、未來的看法。

企業因為經濟自由化、貿易國際化潮流之影響，逐漸成為資本集中與技術密集之經營型態。為求擴充生產規模、增加產品種類、分散投資風險、拓展國際市場等目的，因而成立新公司或兼併其他公司，或購買其他公司之股份，或母公司與子公司交叉持股，而形成關係企業之組織型態，已成為普遍趨勢。職是，關係企業之經濟發展與經營模式，已然占有重要之地位。 關係企業具有特殊屬性，舉凡管理組織、生產規劃、人事制度、市場行銷、財務風險、獲利能力、公共事務與社會歸屬，均有相當程度之影響力。我國公司法對於關係企業專章之規範，仍有不足之處，導致受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影響所及，爆發若干關係企業之經營弊端，其中以股票流通市場之證券交易違法行為，最為嚴重。綜觀其原因，除肇始於東南亞金融危機及國際不景氣環境外，亦顯示關係企業在股票市場存有許多問題，諸如負責人欠缺誠信、掏空公司資產，造成企業發生危機，發生多起上市或上櫃公司之經營弊端，嚴重損害公司、股東權益與債權人利益，並衝擊社會投資人與整體經濟，值得探討研究。 本論文研究方向，以法制理論、比較法學及實證案例為基礎，論述關係企業證券交易之違法行為，以股票流通市場為中心，並闡述近年來若干重要之關係企業案例，分析法院裁判之論處法律邏輯。包括關係企業之市場操縱行為（違約交割、沖洗買賣、相對委託、連續交易炒作行為）、關係企業「護盤」之違法性、關係企業之內線交易行為，等重要項目。亦討論關係企業藉由無形資產之高估或低估而買賣有價證券之非常規交易行為，兼述國際會計準則公報之規範，佐以實際案例研究。此外，亦闡論關係企業財務預測制度與證券交易違法行為之牽連、證券投資人之保護。 本論文內容之參考文獻資料，包括學位論文（例如前輩先進之博碩士論文）、教授學者之著作書籍、著名期刊與國內外網站資訊。所參考資料則以我國與美國法制文獻為主，至於其他國家之部分，則略以要旨參酌。最後，再針對作者執業律師參與關係企業案例之辯護瞭解，提出若干防弊機制之建議，俾供各界參考。 / UNLAWFUL ACTS BY AFFILIATED ENTERPRISES RESPECTING SECURITIES TRANSACTIONS WITH A FOCUS ON THE STOCK EXCHANGE MARKET Abstract Due to the impact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trade internationalization, operations of enterprises have gradually become capital-intensive and technology-intensive. In order to increase production, expand product line, spread out investment risks, and develop international markets, enterprises have established new companies, merged with others, and purchased shares of other companies, or have engaged in cross-holding of shares between parent companies and subsidiaries. As a result, the formation of affiliated enterprises has become a popular tre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usiness model of affiliated enterprises have likewise become important issues. Affiliated enterprises have their unique attributes; their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production planning, personnel policy, marketing, financial risks, profitability, public affairs, and social affiliation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enterprises. Due to inadequacies in the regulations on affiliated enterprises in Taiwan’s Company Law, several affiliated enterprises were exposed to have engaged in fraudulent business operations as a result of the 1998 Asian financial crisis. Among these, most serious were cases involving unlawful securities transactions in the stock market. A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leading to such anomaly shows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South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lowdown, problems caused by of affiliated enterprises in the stock market, such as integrity and credibility issues on the part of the persons-in-charge and their swindling of company assets, resulted in corporate crises. Many incidents of business malpractices in public or OTC companies occurred, severely undermining the interests of companies, shareholders, and creditors, as well as those of the public investors and the overall economy. All these are worthy of further exploration and study. This paper uses legal theories, comparative jurisprudence, and empirical studies to discuss the unlawful activities in securities transactions by affiliated enterpris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tock market to explain the major cases involving affiliated enterprises in recent years and to analyze the legal grounds in the court’s decision on punishment. The cases covered include market manipulation by enterprises, default of securities delivery, wash sales, matched order, manipulation of series of transactions, the unlawfulness of stock market intervention by affiliated enterprises, and insider trading by affiliated enterprises. In addi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ansaction anomalies resulting from overvalue or undervalue of intangible assets by affiliated enterprises. Regulat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gazette are explained and supplemented by actual case studies. In addi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financial forecast systems in affiliated enterprises, unlawful activities in securities transaction, and investor protection. Reference literature used in this paper includes academic dissertations, publications by professors and scholars, periodicals, and information from local and foreign Web sites. Reference materials are based primarily on literature on Taiwan and U.S. laws, supplemented by summary of information from other countries. Finally, recommendations of mechanisms to prevent malpractices are put forward, drawing on the author’s experience as defense lawyer for affiliated enterpri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