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家用電器產業從民國三十八年由大同公司開始營運後，發展至今已有六十餘年歷史；家電業在台灣的發展一直受到關稅保護，直到2002 年加入WTO之後，各國進口家用電器品牌紛紛進入台灣市場，大陸及韓國等國製造的家電產品也加入戰局，對本土家電產業產生極大衝擊，使得市場競爭相當激烈。家電業者要如何在這變化的競爭環境中建立自己的競爭優勢，以及如何運用多角化策略來突破困境並創造新情勢以持續繁榮發展，是家電業經營者不斷探討及思考的課題。 本研究將以資源基礎理論(Resource-Base Theory,RBT)來探討企業多角化策略的成效，將以台灣家電業D公司為例，預計將於本論文討論的問題如下二點: (一) 瞭解家電產業的發展過程及演進。 (二) 探討家電產業於多角化策略過程之成功要素。 本論文採用個案研究方法，透過相關文獻回顧，以李吉仁&石賜亮(2000)針對多角化策略分析架構，著重在既有資源能力的延伸、新能力的建構、產品線擴充或併購；再以Grant (1991)提出的資源基礎觀點，從企業擁有的資源與能力去做探討，這些能力包括公司的財務力、採購力、生產力、行銷力以及研發力等方面； 本研究發現企業在進行多角化策略投資評估時，若能更具體分析出企業本身既有的能力是否與該多角化策略合作有更多正向影響(H)，則成功的機會越大；最後可以從營收或獲利去判斷企業經營績效。

臺灣早期曾依靠工業的發展創造出經濟奇蹟，惟在民國 77 年步入後工業化社會後，產業結構的轉型對都市內部工業用地的發展造成很大的衝擊，不僅因原有的產業喪失競爭力，而歇業或往郊區發展，造成工業用地的閒置；另一方面，三級產業的發展引起都市內部工商爭地，許多的工業用地在市場與政策的引導下，變更為商業區或住宅區，造成都市計畫工業區的畸零破碎，甚至因工業污染而引起土地使用相容性之問題。此外，許多工業區發展至今，已有30 年至40年以上的歷史，原有的廠房設備或園區內的基礎設施均已窳陋老舊，且不符現今發展之需求，也亟待辦理更新重建。惟現今因法令的不完備，以及再生誘因的不足，導致都市計畫工業區再生的執行緩慢，且在法令的誘導下，多已變更為其他土地使用分區，進一步造成工業區土地的消逝。緣此，都市計畫工業區是否應變更作其他使用分區，或應維持工業使用，並透過再生策略的執行，以促進都市內部產業的活化與復甦，本研究認為有建構一套都市計畫工業區的再生機制，以促進整體都市再發展之必要性。 為了建構都市計畫工業區再生機制，本研究透過專家學者問卷，先分析導致都市計畫工業區需要辦理再生的原因為何，並進一步分析哪些區位條件已不適宜作工業使用，以及適宜持續作工業使用之地區中，又有哪些區位應優先辦理再生？其次，分析現行的法令中，哪些對於辦理都市計畫工業區有實質上的幫助，以及未來在執行上可能遭遇哪些課題？最後，則係為了避免未來在執行都市計畫工業區再生時可能面對的課題，而進一步分析應採取哪些配套之策略。 從研究成果可知，都市計畫工業區需要再生的原因，實導因於廠房與園區基礎設施老舊等實質環境議題，以及產業喪失競爭力等經濟發展層面的課題，故在推動都市計畫工業區再生時，除了應由政府協助改善整體園區環境及鼓勵廠商自行整建或重建廠房設備外，尚應透過相關獎勵誘因，引導產業的發展能符合未來的發展趨勢，並透過與相關研究機構的合作，促進傳統產業的升級或轉型，才有助於都市計畫工業區再生的執行達到永續發展之目標。 爰此，本研究所建構之都市計畫工業區再生機制，以土地使用相容性為都市計畫工業區是否得持續作工業使用之最主要的劃分依據；而在適宜作工業使用之區位中，各項基礎設施與廠房設備老舊、土地閒置已久、產業缺乏競爭力，以及位於都市內重要交通區位等地區，應予以優先辦理工業區再生，以促進資源的有效利用與達到示範性之效果。最後，本研究所建構之再生機制分別從實質環境、經濟發展，以及法令與政策等三個層面提出應採行之再生策略，用以解決都市計畫工業區目前發展上所面對的課題，以及避免未來在執行再生過程中所可能遭遇的課題。 從此可知，本研究所建構之都市計畫工業區再生機制一方面將工業區予以劃分為適宜與不適宜作工業使用之區位，並透過通盤檢討或個案變更方式，將不適宜工業使用之區位予以變更為其他分區，以顧及營建署等土地規劃機關對土地使用效率之思維；另一方面，對於適宜作工業使用之地區，則引入相關獎勵誘因與產業發展政策之引導，促進工業區內部產業的活化與再利用，以符合工業局等產業政策主管機關對工業區再發展之思維。因此，本研究所建構之再生機制不僅可加速都市計畫工業區再生的執行，更可解決土地與經濟政策主管機關橫向整合之不足，以維護工業區再生之本意。

台灣工業用地供給體系下的編定工業區，不僅提供完整的土地、完善的公共設施、良好的生產環境、且提供各項優惠措施、並有服務中心進行工業區的管理維護，使編定工業區及廠商更具生產力及競爭力，不同於都市計畫工業區及購地自建的廠商，因此，編定工業區提供的各項服務對工業區內之廠商是具有價值或經濟效益的。然而編定工業區廠商承購或承租編定工業區土地或廠房之承購價格或承租價格，係由工業主管機關依據開發成本審定而成，屬於訂定價格而非市場交易價格，而依成本審定之價格亦未納入編定工業區提供給廠商服務的價值，使這些服務價值隱含在審定價格中無法反映出其效益，且無法從現有的審定價格及一般市場財貨的供需理論求出其價值或經濟效益，因此本研究藉由非市場評價方法推估出編定工業區公共服務的價值或經濟效益。 本研究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份為理論基礎與文獻回顧，藉此瞭解非市場評價理論的發展及選取研究方法；第二部分為編定工業區公共服務的探討，瞭解編定工業區公共服務的發展歷程及服務內容，及個別工業區特性的差異性比較，以作為編定工業區公共服務的分類及後續變數選取的基礎；第三部分為問卷調查及分析，調查結果發現，公共服務願付價格會因廠商重視程度、滿意程度及廠商基本特性的差異而不同；第四部分為實證分析，實證結果發現，編定工業區公共服務願付價格以環保服務價值最高，平均願付價格為8,637元，其次為雜項服務，平均願付價格為6,625元，再其次為生產服務價值，平均願付價格為6,148元，而研發服務價值最低，平均願付價格為5,570元，顯示四類公共服務在廠商心目中的願付價格並不相同，各類公共服務價值之間存有差異性；第五部分依據前述研究結果做成本研究之結論及建議。 依據上述，本研究獲得兩部分結論：經由問卷調查及非市場評價方法之實證分析，驗證編定工業區公共服務對廠商具有價值，且發現各類公共服務價值間存有差異性。其次，透過多元迴歸模式校估結果發現，四個模式通過的顯著性變數量分別為：線性(18項)、雙對數(16項)、逆半對數(20項)、半對數(12項)，顯著影響編定工業區公共服務之願付價格；另外，以各類公共服務之最適模式所通過的顯著性變數量，則有22項變數顯著影響編定工業區公共服務之願付價格，因此可驗證編定工業區公共服務願付價格，確實存在影響變數，且四類公共服務願付價格之影響變數存有差異性。而本研究針對未來編定工業區公共服務收費方面，根據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幾點建議：1.編定工業區公共服務收費，應考慮廠商對公共服務之評價；2.收費標準不應僅考慮單一變數，應納入其他顯著影響變數；3.針對廠商問卷調查結果，進行編定工業區公共服務的改善；4.針對廠商願意付費之項目，調整或增設公共服務項目；5.編定工業區公共服務之提供可採取不同方式，如市場化或公私合作，提高廠商對公共服務的付費意願及改善工業區公共服務的內容及服務水準。

近幾年來，台灣廠商在四大國際工業設計獎的成績逐年提升，尤其是IT硬體業者，除了製造能力之外，工業設計能力近幾年的進步與實力同時備受國際肯定。 本研究乃探討這段時間以來，我國IT硬體廠商對於工業設計的重視下，工業設計機能組織不論是在規模及隸屬上都有顯著的提升。工業設計隨著IT大廠的帶頭重視，導入工業設計為產品提昇價值儼然已成為台灣製造業的全民運動，在企業導入工業設計的過程中，勢必面對工業設計機能組織與其他部門組織的溝通互動上的溝通問題，可能會發生哪些溝通問題以及這些溝通問題隨著組織對於ID的重視以及ID部門的提升下會有哪些變化，是企業在導入ID的過程中所必須瞭解與解決的。 本研究乃依企業之營運模式、新產品設計開發流程以及工業設計部門的組織變革等三大構面來探討設計溝通問題的變化情形，得到發現如下： 1. 企業推行工業設計的發展上，對於工業設計部門的發展方向可配合中長期的策略規劃而有三種可能方向： (1) 與研發單位整合，(2)與行銷部門整合，(3)獨立發展 2. 產品專案負責人與設計部門主管於設計溝通活動中扮演設計師與其他部門的溝通橋樑，溝通協調者能力背景的多元性有助於溝通效率的提升，除了「多元」之外，更重要的是「整合」。 3. 營運模式為影響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工業設計組織型態與設計溝通的關鍵變數： (1) 影響新產品設計開發活動之「流程的選擇」、「各階段的資源分配」、「參與者」以及「溝通協調機制」。 (2) 影響工業設計單位之「組織規模」、「結構劃分」、「人員組成」以及「組織位階」。 (3) 影響設計溝通的「溝通程序」、「溝通問題的發展方向」以及「溝通障礙的類型。」 4. 我國IT硬體業者多以製造起家，於推行工業設計的發展歷程上，需明白「設計」與「製造」之間的認知差距，以降低「部門本位主義」的發生。 5. 為降低部門本位主義的發生，管理者於推行工業設計的過程中，於強調設計之餘，更應注重於建立「團隊整合概念」的組織氣候，對於團隊內各成員的貢獻都應給予相當之肯定。 6. 設計溝通問題的降低可透過組織型態、專案團隊建立方式、新產品設計開發流程、整體企業組織文化的改良來達成，可透過建立有效的非正式溝通系統，讓來自不同部門、背景之成員能認識彼此的專業以及提高對不同觀點的包容性。

自1990年代開始，因應眾多新崛起的開發中國家以低廉人力成本優勢切入代工業務及產業中更激烈的價格競爭，台灣產業開始思考如何從過去在代工業務的製造優勢轉投入更高附加價值的活動以維持競爭力，而擁有高利潤率的自有品牌模式成為最受注目的方式，使「代工轉品牌」成為熱門議題。然而自有品牌與製造代工業務是截然不同的商業模式，如何從代工成功轉型經營品牌的關鍵因素持續被關注。本研究即欲透過實證研究，了解從代工轉營品牌績效較佳的廠商當時在外部產業環境、內部組織能力和供應商-買主關係等三方面的獨到之處。 為了透過分析大量的台灣代工轉品牌案例獲得實證結果，本研究採取量化方法，並以判斷抽樣的方式進行全國性問卷調查。透過回收74份有效的台灣案例廠商樣本，分析案例廠商當時在產業及組織的內外部情形對日後發展自有品牌績效的影響。在外部環境上，探討市場異質性、產品生命週期、產業集中度與技術動態性；內部組織能力上，了解代工廠商的行銷能力與動態能力程度；供應商-買主關係方面，則討論品牌業務的差異性及在代工業務上對客戶的依賴性。 研究結果顯示，代工廠商能長期經營自有品牌績效較佳者，當初品牌選擇的產業及市場具備有低度市場異質性與高度技術動態性的特徵；然而對於科技業來說，高度的技術動態性並不利於品牌的初期發展；而代工時期組織內部的行銷能力、動態能力對於轉營品牌的績效皆沒有顯著的影響性；在供應商-買者關係方面，代工廠商的自有品牌若能與客戶的品牌創造業務差異性，以避免利益衝突，的確可能讓轉營自有品牌初期的績效較佳。本研究結果對於台灣欲從代工轉品牌的廠商具有實務參考性，也在缺乏量化研究的此學術領域提供重要的研究成果。 / Since 1990, facing the increasingly intensive price competition from newly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lower labor and land costs, Taiwan’s firms have begun to consider using advantage of manufacturing from OEM/ODM to other value-added activities in order to be more competitive. Building a brand, which is a high-margin business, becomes the most noticeable fashion, making “from contract manufacturing to own branding” a hot issue. However, brand-building and contract-manufacturing are two totally different business models. The key success factors of transformation are continually studied.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understand the key external and internal conditions of the companies who did such the transformation successfully. To meet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by analyzing numerous sample firms from of OEM/ODM to OBM, this research applies quantitative research by using questionnaire survey, with the judging sampling method. After gathering 74 effective samples of qualified companies in Taiwan, this research analyzed the effect of external environment,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supplier-buyer relationship on own-brand performance. In external environment, “market heterogeneity”, “product life cycle”,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rate” and “technological turbulence” are explored in this research, while “marketing capability” and “dynamic capability” are included as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I also include the “differentiation degree of own-brand compared to OEM/ODM buyers’ brands” and” the dependence degree on OEM/ODM buyers” as supplier-buyer relationship.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results, the company who chose the target market with lower market heterogeneity and higher technological turbulence can get better performance in OBM in a long run. However, in the high-tech industry, the higher degree of technological turbulence is not beneficial for doing OBM business. In the suppler-buyer relationship, companies are more possible to get better performance in OBM business if they can make higher differentiation of their own-brand compared to their OEM/ODM buyers’ brands.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could be the reference for future business practice as well as provide significant insight to the academic research.

每一次開發工業區後的租售策略成敗，涉及政府對每一個企業設廠機會的掌握，使決策者採取恰好的策略，但這不容易。政府為了順利出售土地而採取價格補貼策略，在台南的實踐卻落入困境也需要進一步討論。緣此，本研究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博弈理論觀點，解釋政府對工業區的治理，促進公私合作的條件是什麼？合作需要怎樣改變制度？而檢視各種制度之間的互補與替代關係是重要的。本研究目的，首先，解釋政府需要新的分工及策略，其次，運用博弈理論觀點解釋新策略的發現，再者，運用實證研究解釋企業實踐區位選址的策略，最後，提出政府可發展的新策略及引導企業的制度創新。本研究以台南科技工業區(南科工)為案例，將Hotelling模型延伸為空間博弈的情境，探討企業如何思考進駐南科工的決策？基於探討企業家的決策模式而採取質性研究方法，並且運用量化研究的AHP法，將企業家的決策因素進行權重分析及排序。 本研究的重要結論與發現，首先，政府在工業區治理的分工角色，是建立產業發展的遊戲規則，但它在挑選贏家策略是以高科技產業為目標，使得目標外的企業需求被忽略。其次，政府運用在工業區治理及租售的策略，關注在土地價格補貼策略，而忽略了非價格策略，進而使自身陷入租售困境。同時，政府策略確實會影響企業為了優化營運而選擇進駐南科工，而其中新舊顧客的成功轉換是改變區位的關鍵。再者，企業進駐南科工的選址策略，顯示企業追求規模的優化、運用制度互補來發展新機會、以及尋求產業價值鏈的垂直分工與技術進步，是重要的策略思維。在企業是否改變區位選址的策略與權重分析方面，區外企業維持原址，在於未意識到經濟動機及機會因素下的新利益，也忽略新制度可對應新市場機會。而企業選址進駐區內的策略，主要是經濟動機上十分重視潛在利益，也學會運用認證制度及結合政府資源來改造產品品質及形象。最後，受限於新機會出現的不確定性，區外企業的區位會更鄰近夥伴企業，形成地理群聚下的比較利益。而來自顧客的訂製要求、挑剔與議價，使他們發展良好的交貨承諾與執行能力，為大廠確保生產連續性而取得新訂單，這增強了他們的生存機會。本研究建議，政府可運用工業區制度結合相關認證制度，輔導區外企業成長，協助區內企業建立網際網路交易平台，新的制度安排及交易平台，為區外企業成長形成新的推力，企業更願意改變區位選擇進駐南科工與政府合作。這些新的討論與博弈理論的觀點，對於補充南科工的租售策略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工業4.0目前僅注重在生產管理層面等原因型資訊之即時取得，但僅透過原因型資訊，往往不足以構成良好之決策。原因型資訊僅是因果關係中之因，例如：品質、時間、產能等。而良好之決策應該建構於完整之資訊，也就是同時獲得原因型與結果型之資訊，便能以較為全面之觀點評估，進而做出有效之決策。此所稱之結果型資訊為原因型資訊之成本。 　　因此，本研究以管理議題作為工業4.0與作業價值管理結合之方式，並擬定各管理議題之資訊，使工業4.0下之公司能夠即時獲得原因型與結果型之整合性資訊，以利其即時作出良好之管理決策。 / Industry 4.0 only puts emphasis on acquiring real-time cause information, which is the cause of the causality, e.g., quality, time, and capacity. However, the cause information is not sufficient for the managers to make good decisions. By obtaining complete information, i.e., cause and effect information, the decision-makers would have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to evaluate the situation and then make effective decisions. Therefore, this study adopts management issues to integrate Industry 4.0 and AVM, and defines information for a variety of management issues for the Industry 4.0 companies to access the complete information to make a better management decision immediately.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論文博士 / 博士(文学) / 乙第13116号 / 論文博第633号 / 新制||文||649(附属図書館) / 大阪大学人間科学研究科社会学専攻 / (主査)教授 松田 素二, 教授 落合 恵美子, 岩井 八郎 / 学位規則第4条第2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FAM

台灣工業區因應工業發展之需要已經歷經近三十年之發展，隨著大環境及產業結構的改變，加上工業區因為年代久遠，區內設備老舊失修且區內管理服務中心無法滿足廠商需求，使區內廠商外移嚴重，產生工業區土地閒置問題，於是工業區再造議題應聲而起。觀察台灣島內對於工業區再造之措施，都僅於區內環境及設備之改善，土地閒置問題仍然嚴重。 另一方面，因為地球氣候暖化問題嚴重，國際間對於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管制隨著京都議定書的訂定產生標準及制裁行動；而油價持續上漲，如何節省能源也成為各國熱烈討論的 話題。台灣本島人口僅占全球0.4%，但二氧化碳排放量比例確高達0.96%；能源資源有限，然台灣能源皆需仰賴進口，身為地球之一份子，如何節能減碳亦成為台灣責無旁貸的目標。 在討論二氧化碳減量的方式中，增加植樹造林面積是被認為成本最低且對國家整體經濟之衝擊面影響最小，同時京都議定書對於造林減碳的方式亦予以肯定。 是否可以全面植樹來再造工業區成為本文之重點，藉由工業區以全面植樹再造之利弊分析來提供另一思維，既可解決工業區再造問題又能達到節能減碳的目標。 本文選定林口工二工業區作為個案，以其全面植樹之淨現值等資本預算方析及SWOT分析來說明其可行性，希望作為台灣工業區再造之參考。 / The industrial districts in Taiwan are facing the problem of land unused due to the movement of factories inside the district and the reason is that the old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and the service of district center being unable to meet the request of factories with the change of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How to regenerate these industrial districts becomes a critical issue. Using the measures which only focus on the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 and facilities can not solve the problem. On the other hand, to control and punish the heavy CO2 emission has been taken globally with the implement of Kyoto Protocol in order to ease the problem of climate warming on the earth. With the rapid rise of oil price, how to save the energy also becomes the hot issue. Taiwan island is with 0.4% of global population, compared with the high percent of 0.96% on the CO2 emission and the energy is imported mostly, as the member of the earth village, to save the energy and decrease the CO2 emission becomes the inevitable responsibility and important objective. Analyzing the possibility to plant the tree comprehensively to regenerate the old industrial district is the key point of this study, hoping to provide another kind of thinking on this issue, Moreover, to meet the goal of saving energy and decreasing CO2 emission.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Linko industrial district，the measure of NPV the kind of capital budget analysis and SWOT analysis are used as the reference to regenerate the old industrial district in Taiwan.

在知識經濟時代，電子工業環境趨於成熟的環境下，無形資產是企業成長的重要關鍵。台灣電子工業發展至今近四十年，建構完善電子產業生態鏈，在全球站穩關鍵性地位，佔國內GDP產值之比例也非常高。 而併購是企業獲取商譽和無形資產的重要手段，對於電子工業來說，尤為重要。而Tobins’Q利用公司市值為產出指標來衡量廠商之技術創新或品牌形象等無形資產的價值，能反映無形資產在公司未來的成長機會。因此本研究欲探討電子工業和非電子工業併購取得之商譽和無形資產佔贈購價格之比例，了解其差異，並以Tobins’Q值作為公司價值之衡量，探討電子工業和非電子工業於併購當年和併購後所取得之商譽和無形資產是否能增加公司價值。 本文實證結果顯示，電子工業相對於非電子工業因併購所取得商譽和無形資產佔併購價格比例愈高，公司價值在併購後逐年提升度愈大，而電子工業相較於非電子工業更為顯著，顯示出無形資產及商譽在知識經濟時代之重要性。 / In a knowledge-based economy,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is driven to maturity stage . Therfore , the intangible assets are the keys to enhance the coporations’ performance.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has developed nearly 40 years ,building the perfect economic chain .Now it’s the key position in the world .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also has higher propotion of GDP than before . Merge and acquisition is an important method to aquire Goodwill & Intangible assets , except for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 Tobins’Q can reflect the opportunity the future of the coporation .Therefore , this research aims to the propotion of acquisition price which is different between electronics industry and non- electronics industry . The research also adopts Tobins’Q as measuring the value of coporation , which aims to def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odwill & Intangible Assets .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as follows. The total acquired intangible assets of the propotion of acquisition price a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coporation value , and electronic industry is more positive than non-electronic industry .The electronic industry’s Tobins’Q , which means the value of coporation , will be increase year by ye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