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0年代以降，私有化成為跨國、跨區域的全球化現象。在各種國公營事業私有化中，電信私有化堪稱是其中最具政治意涵的項目之一，其遭遇的政治阻力也最大。有鑑於過去相關研究多半側重意識型態、制度或利益團體等單一途徑，本研究嘗試統合理念、制度與利益等途徑，以完整的政治分析架構來解釋影響電信私有化三面向－進展速度、成功機率與順暢性－的最重要條件，建構電信私有化的政治理論。 衡量理念的兩項指標為「電信私有歷史遺緒」與「執政者（黨）連任勝選幅度」。衡量制度的兩項指標為「政治權力融合」與「資本市場體質」。衡量利益的兩項指標為「首次釋股套利誘因」與「全民與員工釋股」。若研究個案同時具備這兩項指標或表現較優，意味該個案在該面向上的表現也可能較佳。若個案不具備這兩項指標或表現較遜，意味該個案在該面向上的表現也可能較差。若個案僅具備其中一項指標或僅一項指標較佳，意味該個案在該面向上的表現可能持平。 作者發現，從英國、俄羅斯與台灣電信私有化過程的實際表現而言，理念、制度與利益確實能解釋三國在電信私有化進展速度、成功機率與順暢性上的差異。換言之，若欲迅速、成功與順利推動電信私有化，端視該國的理念、制度與利益而定。雖然理念不易改變，但政府可先從制度與利益著手。制度對電信私有化政策發揮「制度承諾」的效果，而利益則扮演策略性誘因的角色，對電信私有化政策發揮「利益分配」的效果。尤其，利益分配愈普遍、愈讓全民與電信員工有利可圖，電信私有化愈能獲得市場與投資人認同，愈能化解阻力。本研究建議，政府應逆向思考，唯有在首次釋股時先「賤賣」電信資產給全民與員工，電信私有化方能順利推動。 / Privatization has become international and interregional phenomena since 1980s. Among the privatizations of all state-owned and public enterprises, telecom ones can be described as one of the most political implications, facing more political resistance than others. Given the fact that the past researches mostly focused on such single approaches as ideology, institutions and interest groups, this study tries to integrate idea, institutions and interests into a political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hopes to answer the key prerequisites affecting telecom privatization’s three dimensions-speed, success and smoothness, constructing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telecom privatization. Two indicators of measuring “idea” are “telecom assets historically privately-owned” and “re-elected ruler (or ruling party)’s winning margins”. Two indicators of measuring “institutions” are “fusion of political powers” and “health of capital markets”. Two indicators of measuring “interests” are “arbitrage incentives during first shares sale” and “offering shares to individual investors and employees”. If the case is simultaneously qualified for two indicators, it means the case could perform well in that dimension, and vice versa. If the case only satisfies one indicator, it means the case could perform intermediately. The author found that as far as the results of telecom privatizations in United Kingdom, Russia and Taiwan are concerned, idea, institutions and interests actually are able to explain the difference of the three cases in terms of speed, success and smoothness. In other words, a speedy, successful and smooth telecom privatization depends on idea, institutions and interests. Although it is difficult to change idea, the governments can begin with institutions and interests. Institutions play the “commitment” role, and interests show the “allocation” effect. In particular, the more broadly interests being allocated, and the more profitable individual investors and employees obtaining from telecom privatization, the less opposition the government encountering.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think of telecom privatization reversely. Telecom privatizations can be pressed ahead smoothly only with “cheaply selling” telecom assets to individual investors and employees during first shares offering. Keywords: Telecom privatization, idea, institution, interest, arbitrage.

本研究依研究目的，係以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臺北縣就讀國中之新住民子女其母親之管教方式、自我概念、學習適應的差異及關係，並了解就讀國中之新住民子女母親管教方式、新住民子女自我概念和學習適應的情形及其關係。 本研究所得結論如下： 一、國中新住民學生自我概念之現況分析 對於自我概念的構面知覺以「學校我」構面得分最高，其次依序為「家庭我」、「生理我」、「心理我」、「社會我」之構面。 二、母親管教方式之現況分析 對於母親管教方式的構面知覺以「母親回應」構面得分最高，其次為「母親要求」。新住民男學生顯著高於女學生，9年級的學生感受母親管教上的要求顯著高於7年級的學生。 三、國中新住民學生學習適應之現況分析 對於學習適應的構面知覺以「學習環境」構面得分最高，其次依序為「學習態度」、「學習習慣」、「師生關係」、「學習方法」之構面。

國家舉辦的儀式以及紀念日活動即象徵著國家本身。國家透過這些活動，呈現、宣傳國家的安定以及正統性等。除了政治權力本身的政策之外，對於這些儀式所具有的力量，則是近年以來不問地域，皆是許多研究者討論的課題。 　　反覆舉行的紀念日是對過去的回顧。紀念日連結了過去的故事性與記憶，透過將國家歷史與現在國家的努力連結，國家將國家認同明確化。果真如此，那麼儀式以及相關的紀念性活動之影響力就不能被忽略。 　　日本統治時代，作為殖民地的台灣，與母國內地一樣展開如祝祭日等官方節日，以及如天皇即位式等皇室儀式活動，甚至皇太子等皇室來台灣訪察時，也盛大舉辦儀式和慶祝、紀念活動。也就是說，即使是在殖民地也展開了種種「帝國儀式活動」。 　　然而，除此以外，尚有殖民地台灣才有的儀式活動。特別是始政紀念日此一紀念日及其相關儀式活動，是所有節日中相當被重視的，甚於某些祝祭日。自日本開始統治台灣的1895年6月17日始，到日本戰敗為止，持續舉辦紀念及慶祝活動。 　　一個是與內地同樣展開地，以天皇為中心，呼喊「天皇子民」、「一視同仁」等等，期待國民統合的祝祭日以及皇室儀式。另一個則是只有殖民地台灣才被展開地，紀念「日本統治台灣」此一充滿殖民統治意識的紀念日。就被殖民者而言，這是象徵日本統治開始的紀念日。這兩種不同意涵的官方節日在台灣怎麼展開？兩者如何互相影響？是加乘效果或是矛盾抵銷呢？本文基於上述問題意識，針對日治時期在台灣的國家節日及儀式活動進行了研究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兩位國中英語教師閱讀教學信念及其課堂教學，同時分析師生課堂互動如何影響教師的課堂閱讀教學。過去研究顯示出學生對於教師的信念及教學有很大的影響，但課堂上的師生互動如何影響教師教學卻需要進一步的研究。本研究採取質性個案研究，研究過程採取訪談教師及學生和課堂觀察兩位教師的教學為主要資料蒐集來源。結果顯示教師所聲稱的閱讀教學信念與其實際課堂教學確有差異之處，而學生因素包括: (1) 學生課堂參與 (2) 學生對教授內容的理解 (3) 學生英語程度差異 (4) 學生考試壓力均影響教師調整課堂教學的內容。然而教師信念與實際教學差異卻反映了教師信念因應個別教學情境而改變的本質，同時透過教師信念研究亦凸顯了教師於課堂中真正扮演的角色。文末進一步提出相關建議，以期能作為在職教師及未來研究參考。 / The purposes of the present study are to investigate two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beliefs and practices on reading instruction and how the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in class impacts teachers’ reading instruction behaviors.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e impacts of student issues on the teachers’ beliefs, but how exactly these issues interact with teachers’ in-class practices demands further investigation. The case study research, that i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participati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classroom observations, was adopted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re are indeed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teachers’ claimed pedagogical beliefs and their in-class actions, and students’ in-class participation, their comprehension of teachers’ instruction, their diverse English proficiency levels and their examination pressure all present challenges to shape teachers’ actions in class. Nevertheless, these discrepancies between teachers’ beliefs and practice in turn reveal the situated nature of teachers’ beliefs, which help teachers develop more contextualized adjustments to meet their individual teaching contexts. Moreover, the investigation of teachers’ pedagogical beliefs make the instruction roles they play explicit. Finally,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findings of the present study offer a new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teachers’ beliefs and practices and provide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for in-service teaching profession.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一)探討不同主修領域背景的大學生，其知識信念是否有差異。(二)探討大學生知識信念與學習策略的關係。(三)探討大學生主修領域背景與學習策略的關係。 本研究以自編「大學生知識信念與學習策略量表」為工具，抽取政治大學、清華大學、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台灣藝術學院與東海大學等五所大學 368 位大學生為對象，共分為自然科學領域大學生 116 人，社會科學領域大學生 141 人與人文學科領域大學生 111 人。探討主修領域背景對大學生知識信念與學習策略的影響。 主要研究結果如下： 一、知識信念是一個具備多個面向的信念系統。 二、知識信念並不具有跨領域特性；學習策略的使用也會受個體主修領域背景所影響。 三、個體對知識本質與認識本質的看法會影響其學習策略的使用。 四、自然科學領域的大學生比其它兩個主修領域的大學生擁有較靜態的知識信念與傾向於常使用複誦策略來學習。 本研究並對教育實務與未來的研究方向，提供以下幾點建議： 一、教育實務方面 1.實施具有反思性特質的科學教育。 2.實施反思性師範教育方案。 3.多使用具建構精神的教學法。 4.實施具備「科技整合」特質的大學教育並多開設「學習策略學習」有關的課程。 5.教學時需多種教學元素的配合，才能促動學生更有效學習。 二、未來研究方向 1.配合多種方法研究大學生的知識信念。 2.對大學生的知識信念進行長期縱貫性的研究。 3.編製信效度良好的學習策略量表。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易經為首要，是六經之首。(癸辭)亦曰: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可知易經之道廣矣、大矣。清康熙皇帝其在為(日講易經解易)御制(序)中，就這樣說道: 「惟帝王道法，載在六經，而極天人，窮性命，開物前民，通變造利，則其理莫詳於(易)。(易)之為書合四聖人立象設卦繫辭焉，而廣大悉備。自音包我、神農、黃帝、堯、舜，王天下之道，咸取諸此。蓋(詩)、(書)之文，(禮)、(樂)之具，(春秋)之行，事罔不於(易)命通焉。漢班固有言，「六藝」具五常之道，而(易)為之原。若乃越諸躬行，措諸事業，有親民設教之方，有通德類情之用。恐懼修身以治身，思患豫防以維世。因而仲之，觸類而長之，而治理備矣。 就當代管理親點亦越來越重視哲學思考能力，Robert B.Denhart認為一個好個管理者與卓越的管理者的區別不在於其專門技術了而在於對自我及其環境的見識，此一見識只能透過深思熟慮的反思，經由理論才可推導出來。因此，卓越管理者所需要的技術已超過「專門技術」(Technical skill) ，這種能力是只有透過理論的素養及哲學思考才能獲得，此即「概念的技術」。易經的哲學思想就能加強此一能力的培養。在未來的管理者所面對的是一個充斥著不定變數及瞬息萬變的複雜環境，對管理工研究生而言將無疑是項艱鉅挑戰，然吾人深信管理者是可透過易經哲學思想來達到更清楚的解析，因為易經就是以簡單的支卦來作整體把握及清楚認識這宇宙中萬事萬物，透過易經哲學可以清楚認識管理問題上所面對的複雜情境，且亦提供一套整體思維及組織中自我的修養。 本文的撰寫，著重在第三章易經人文內涵作發揮，我們提出全人及內省與自覺精神及尚中和的發揚以解決當前組織所碰到的問題，然這些論點亦是當代管理者所需具備的內在修為。全人的觀點作為組織中人修養的目標，其背後所借用的易經哲學思想中的道德修養以及整體的概念。從內在的自我，強調超越個人的自我，由自我越向大我，來論述人本身應有的自我認識，經一此認識人能不被外物所役，發揮主動性，真正發揚人文的精神，並能夠真正體會到存在的真正本質與工作意義。其次以易經中的內省與自兔精神，在管理人員內在的思想形成一種主體的自覺與內省及憂患意識，透過此一的心觀點，擺脫外在制度的束縛及對組織人員心態的壓迫而形成物化及僵化的思考。憂患意識的產生方可帶來行政人員責任感的養成。冉以尚中和的觀點，持及制度與自主的均衡、主體與客體的和諧相對於行政人員主客對立的思考等視點的探討。吾人等所討諸易經哲學的人文精神是對當前人與組織之間的所產生種種弊病具有拯治性的啟發和建議。第四章就以易經中的陰陽對待之內涵，就管理中理性與直覺的相整合，陰陽反思的辯證法，能讓管理者處理事物擺脫舊有的框架，並提供管理者不佳要看到事物問起顯性的一面，亦要能察覺出潛在的隱性面，並能有陰陽相依的整體看法。再是以易經整體觀內涵作為論述，並將此觀點與混沌理論與系統理論作一連結，並再由混沌理持及系統理論，延伸到管理上的運用，以使在處理組織事物問題上不流入偏斷的思考，能把握整體的宏觀及微觀。最後變之管理觀點，引述了易經變的觀點，從組織的受及管理者面對變所應持的觀點，文中提出所謂動態思考以茲因應。

一、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討場地獨立性、內外控信念與生活適應之關係 ，並比較性別 ( 男、女 ) ，地區 ( 山地、平地 ) 國中學生的差異情形 ，歸納本研究的結果，做成結論，並提出建議，作為實施生活教育之參考 。二、研究方法本研究主要採調查研究法，透過文獻探討、問卷調查與統 計分析等步驟歸納結論， 所使用的統計方法包含， 多變項變異數分析、 變異數分析、ｔ考驗與 Scheffe' 法事後比較。三、研究工具「藏圖測驗 」、「兒童內外控傾向量表」及「少年人格測驗」作為測量工具。四、研 究結果 (一)場地獨立性方面 1.男、女國中生在場地獨立性上無顯著差異 。 2.山地、平地國中生在場地獨立性上有顯著差異；且平地國中生比山 地國中生更傾向場地獨立。 (二)內外控信念方面 1.男、女國中生在內外 控信念上有顯著差異；且女國中生比男國中生更傾向內控。 2.山地、平 地國中生在內外控信念上有顯著差異；且平地國中生比山地國中生更傾向 內控。 (三)生活適應方面 1.男、女國中生在生活適應(個人適應、社會 適應)有顯著差異；且女國中生在生活適應( 個人適應、社會適應)比男國 中生適應較佳。 2.山地、平地國中生在生活適應(個人適應、社會適應) 有顯著差異；且平地國中生在生活適應( 個人適應、社會適應)比山地國 中生適應較佳。 (四)場地獨立性、內外控信念及生活適應的關係 1.國中 生的場地獨立性與內外控信念，在生活適應( 個人適應、社會適應 )無交 互作用。 2.場地獨立性與內外控信念無顯著相關。 3.場地獨立性與生活 適應(個人適應、社會適應)無顯著相關。 4.內外控信念與生活適應(個人 適應、社會適應)有顯著的正相關；即愈內控的人在生活適應( 個人適應 、社會適應)愈佳。 (五)「知覺--期待型式」與生活適應的關係不同「知 覺 -- 期待型式」國中生在生活適應 ( 個人適應、 社會適應) 顯著差異 ；其中以「場地獨立 -- 內控」適應最為佳，其次為「場地依賴-- 內控 」， 再次為「場地依賴 -- 外控」，最後為「場地獨立 -- 外控」。和 諧組與不和諧組在生活適應 ( 個人適應、社會適應 ) 無顯著差異。五、 建議 (一)山地方面--提供優秀人才及適當的教育資源 (二)內外控信念與 場地獨立方面--採適性輔導 (三)教育方式--多鼓勵、多關懷、提供適當 自主 (四)本研究的限制及對未來的建議 1.就樣本而言--擴大取樣範圍 2.就研究變項而言--可再加入其他自變項 3.就研究工具而言--編擬適當 工具

高等教育改革在20世紀後不斷推陳出新且成為國家發展的重要項目之一，世界先進國家無不投入大量的經費和研究在發展高等教育上。從德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來看，市場的要求成了改變高等教育的主要推動力，而各個高等學校國際化的程度也成了大眾選校和評估職業發展的標準。研究發現，德國在統一以後不但高等學校增加，大學生人數也提高，其改革的真正動機就是國際化，目的是為了維持高等教育在歐洲乃至於全球的競爭力。德國統一以後最大的高教改革特色是引入學士碩士兩階段學制以和國際接軌，同時更積極在各校推行績效責任制度和評鑑以提升教學品質和落實辦學成效，最後更藉由擴大學校的自主管理為發展學校特色的手段，用來達到競爭的目的。德國的做法其實並不異於其他國家，而波隆那進程在促進歐洲高等教育區的發展更適時地給予了德國聯邦政府這麼做的理由。德國聯邦政府為了保障其高等教育在歐洲框架下的「地位」，必須將自己放入歐洲高等教育區的系統中，讓德國高等教育的體制與歐洲其他國家的標準相互連接起來。德國聯邦政府認為歐洲高等教育區在未來會是全球化的一個縮影，而德國各邦高等學校願意妥協也是因為意識到唯有將自己放入一個競爭的系統中學校才會更具吸引力。 /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continued to emerge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and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evelopments for a country. Advance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invested a lot of their time in funding, researching and developing their higher educational programs. From an international point of view,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workplace are driving the changes in higher educational programs. Indeed, the 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also affect how a school will be judged by students wanting to develop their professional skills.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both the number of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and also the number of student enrollments in Germany have been increasing since Reunification. The motivation of the reform is to internationalize the higher educational system with the purpose of maintaining the competitive potential of German students. Germany has opened up access to a new bachelor-master-system in order to more readily connect students to international programs. The new evaluation and accreditation processes have been instituted in order to raise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schools. Germany's approach is not different from other countries. The Bologna Process, which is a guideline for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gave the German Federal Government a reason timely to modernize it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f the German Federal Government had not addressed the accords, Germany would have lost its stature and fall behind European trends and development within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The German Federal Government is aware that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will be a small microcosm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future, and local Germ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also realized that they can be attractive only when they put themselves into a competitive international system.

科學傳播領域投入大量的心思探討科學素養與媒體識讀能力對於閱聽眾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因為閱聽眾有基本的科學素養才足以理解新聞報導中的科學或科技知識，另一方面，透過媒體管道接觸訊息，閱聽人應該要有基本的媒體識讀能力，也就是對於媒體內容能有獨立思考與批判的能力，但卻忽略了媒體中偽科學內容的存在與閱聽眾本身的偽科學信念對於傳播可能的影響與阻礙，這是過去文獻中不曾考量的現象，有鑑於此，本研究綜合探討目前大學生的科學素養、媒體識讀能力與偽科學信念的程度，科學素養、媒體識讀能力與偽科學信念之間的關係，以及媒體使用對其偽科學新聞辨識能力的影響。 本研究於台灣北、中、南、東四地區抽樣調查共1190名大學生，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在科學素養與媒體識讀能力的表現普通，相信偽科學的程度也不低；而就不同的偽科學信念主題來說，大學生較無法辨識以商業為主題的偽科學。本研究也發現科學素養與媒體識讀能力呈現正相關，與偽科學信念間無顯著相關，而媒體識讀能力與偽科學信念則呈負相關。同時，媒體時間接觸越長的人，其偽科學信念越高，特別是電視的影響最深。在控制多重可能影響的基本背景變項後發現，媒體識讀能力與偽科學信念為解釋偽科學新聞辨識能力的有力變項，本研究論文最後針對這些發現作進一步的討論與建議。 / The current study explores the roles of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media literacy in how people understand or believe the pseudoscientific content in news. Scientific literacy has been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scienc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for it may explain how well people ar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knowledge in news content, while media literacy is the ability of an audience to think independently and critically of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media. Past students, however, have not yet suggested a complete picture of how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media literacy together influence audiences’ processing of science news. Past studies have also not yet widely explored pseudoscience in media or its impact on audiences. Pseudoscience subjects such as astrology and medical quackery can be easily found in media content today, even news, with exaggerated or unproved claims. It remains unknown how publics receive such media information, particularly since audiences have preexisting beliefs relevant to these pseudoscience subjects that would be influential. Thus, the present study is aimed to depict the relationship of science literacy and media literacy in reading pseudoscientific news with consideration of audiences’ pseudoscientific beliefs. A survey on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was conducted with a nation-wide stratified sample of 1190. The results first showed that college students are at mediate levels of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media literacy, and the scores of their pseudo-scientific beliefs are not low, particularly on the pseudoscientific subjects that have a marketing theme or a commercial purpose. The findings also showed that scientific literacy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media literacy and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pseudoscientific beliefs; media literacy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pseudo-scientific beliefs. In addi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media use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pseudoscientific beliefs; especially the viewing of television.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es further showed that media literacy and pseudo-scientific beliefs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how pseudoscience content in news is believed.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are discussed at the end.

論文摘要 為了瞭解母親教養信念、管教方式、子女管教滿意與國中生行為表現的關係，並探討相關影響的因素，乃以461有效樣本之國中學生以及其母親為研究對象，再採用母親教養信念量表、母親管教方式及滿意度量表以及偏差行為量表等研究工具，獲得所需資料，再以描述性統計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區別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以及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其結果發現： 一、 目前母親的「自我能力」教養信念與「經驗」教養信念皆呈現中偏高之得分。 二、 目前國中生子女知覺母親採用的管教方式中，「忽視冷漠」的管教方式讓子女感到最不滿意，而「開明權威」的管教方式讓子女感到最滿意。 三、 教育程度為研究所或以上(含碩博) 之母親，比專科或大學畢業、高中或高職畢業或國中畢業者，具有較強烈之「孩子自己有能力處理」的教養信念。 四、 在母親不同教育程度與職業下，僅教育程度為「高中或高職畢業」的母親，「母親教養信念總分」是區別其採用管教方式類型的重要變項。 五、 不同教育程度母親的教養信念與其子女的行為表現（學業成績、偏差行為）間呈顯著低度相關的關係。 六、 不同職業母親的教養信念與其子女的行為表現（學業成績、偏差行為）間呈顯著低度相關的關係。 七、 母親「自我能力」或「經驗」的教養信念、「寬鬆放任」或「開明權威」的管教方式以及子女對其採用管教方式的「滿意度」能有效預測子女的學業成績表現。 八、 母親的「經驗」教養信念、「開明權威」的管教方式及子女對其採用管教方式的「滿意度」能有效預測子女的偏差行為表現。 最後，根據研究所得結果，針對家庭、社會與未來研究提出具體建議，以供後續相關研究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