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軍事思想之形成，主要受毛澤東軍事思想、全球戰略形勢與周邊戰略形勢、及中共自身條件等因素之影響。從毛澤東時期「早打、大打、打核子戰」的人民戰爭思想與積極防禦，轉變至鄧小平時期「和平時期建軍」、與「打贏一場局部戰爭」的戰略思維，以至江澤民時期強調質量建軍、高科技建軍，打贏一場高科技條件下的局部戰爭等，突顯中共在不同形勢變化之下，軍事思想所強調之目標，對其軍事發展的過程，皆有重大的影響。 　　本論文的目的在於瞭解，對中共而言，什麼是軍事思想，其「軍事思想」的發展階段為何，其演進過程的內容及影響軍事思想發展的因素等。 / Clearly,China's military theory was largely shaped by Mao's military theory of people's war concept, perception of global and regional strategic environment, as well as China's own capabilitiy and priority. Mao Zedog has emphasized to fight "a early, large and nuclear war" under the context of people war.Deng Xiaoping changed Mao's policy,emphasizing a military construction under peaceful environment, and fight a local war. Jiang Zemin made further change, switching to emphasize fliilitary buildup based on quality and high technology,and to fight a local under high technology condit ion.These changes reflect how Chinese military theory has adapted to changing environm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what is junshi sixiang means in Chinese military vocabulary,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military theory, and factors influencing its development.

本論文探討臺灣在中日締結馬關條約被割讓予日本之際，由清廷臺灣巡撫劉銘傳時期所鋪設完成的閩臺海底電線，如何讓售日本的過程。在1895年6月馬關條約規定中日兩國應於締約後的2個月時間完成臺灣之移交，然而日方全權代表樺山資紀卻突然向中方全權代表李經方提出閩臺電線一併移交日本的要求，因此展開中日交涉閩臺電線歸屬之外交問題，使得閩臺電線問題成為甲午戰後中日之間遺留下來的臺灣問題。1898年12月7日，中日訂定閩臺電線讓售合同，解決閩臺電線之歸屬問題。從此以後，閩臺電線才正式屬於日本所有。 　　本研究之結果發現，閩臺電線之中日交涉問題與甲午戰後東亞國際情勢之發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例如當時居於弱勢的中國聯合英國大東電報公司與丹麥大北電報公司，讓日本無法將新得到的閩臺電線進一步向福建內陸延長，確保中國對外電報之自主權。最後就是1904年2月爆發日俄戰爭，臺灣總督府為了搶修受損的閩臺電線，不顧中國福州海關的意見，將閩臺電線修復，差點引發另一場中日糾紛。從日俄戰爭到1945年日本投降為止，以閩臺電線為中心，臺灣成為日本海外電信的樞紐據點。 / In 1895, the Qing Dynasty was forced to sign the Treaty of Shimonoseki(馬關條約) and cede Taiwan to Japan after los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中日甲午戰爭). According to agreement to transfer of Taiwan all question relating to the submarine cable between Fuchow and Tamsui(福州到淡水的海底電線：閩臺海底電線)are to be settled afterwards by both Government. In 12.7,1898, to signed a Convention of the submarine cable between Fuchow and Tamsui(閩臺電線讓售合同)by China and Japan, the submarine cable belonged to Japan.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of the thesis,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upon the submarine cable between Fuchow and Tamsui correspond to the situation of North-East Asia after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Finally, from the Russo-Japanese War to Surrender of Japanese in 1945, Taiwan became the hub of Japanese Overseas telecommunications with the submarine cable between Fuchow and Tamsui.

傳統以來，各國政府所面臨的最大危機與災難莫過於來自敵國所發動的戰爭，然近年來國家安全的威脅已不再侷限於傳統性的戰爭，取而代之的是各種跨國恐怖組織所從事的破壞行動。2001年9月11日，以賓拉登為首的國際恐怖份子，對美國紐約世貿大樓及國防部五角大廈發動恐怖攻擊行動，事件發生後，我政府立即啟動國安機制，採取因應措施，預防恐怖份子連鎖反應，對國內治安造成衝擊。政府為因應反恐的需要，召開「三芝會議」、制定「反恐怖行動法（草案）」、成立「反恐怖行動小組」與「反超限戰策劃與指揮小組」、實施各項反恐演習、尋求國際反恐合作…等作為，均顯示政府對此議題的重視，惟反恐作業與相關措施在國內尚屬草創，確實有很多待克服之處。 國際恐怖主義的廣義定義有100多種，比較集中的也有20多種，迄今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定義。恐怖主義有著極其複雜的背景和根源，在一個恐怖組織或一件恐怖主義事件的背後，往往混雜著政治、經濟、社會、宗教、民族等多種因素，同時又有其與眾不同的特殊性。綜觀恐怖主義的發展趨勢有：謀求利用核、生、化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電腦網路成為恐怖活動的新領域；宗教狂熱型恐怖主義出現上升趨勢，其破壞性和殺傷性不受制約；恐怖組織呈現多元化發展；恐怖襲擊以象徵性、經濟性目標為重點。 聯合國已制定了12項全球公約，亦設立反恐怖主義委員會（CTC）、特設委員會及恐怖主義政策工作組，並運用相關機構從事反恐工作。九一一事件後，國際間的相關組織亦體認反恐意識主流，紛紛將反恐合作列為組織的重要工作，主要的作為包括建立反恐合作機制、反恐情報合作、簽署反恐協定、反恐軍事演習等。這段期間，世界各國和有關國際組織加大了反恐力度，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成效包括對阿富汗和伊拉克反恐戰爭的勝利、逮捕了伊拉克前總統海珊及數千名恐怖份子、國際反恐合作、及凍結了一億多美元與恐怖主義有關的資金。但是，從全球範圍來看，恐怖活動依然猖獗，賓拉登至今仍是漏網之魚、「基地」組織不但沒有被打垮，反而擴散至世界各地，當前國際反恐行動形勢仍然嚴峻。 台灣不是國際恐怖主義攻擊的主要目標，但不能排除成為恐怖份子藏匿地點或犯罪活動之中繼站、及恐怖攻擊報復美國的目標之一（已遭基地組織點名）；國內至目前為止沒有形成恐怖組織的條件，但需注意內在可能的潛在威脅因子，政府必須提出解決方案予以消弭；中共以超限戰之恐怖主義手段對台實施攻擊的可能性亦不大，惟需嚴防其為達目的採取非實體破壞之手段打擊台灣。 現行我國危機處理法制歸納起來略可區分為重大國家安全事件、實際戰爭狀態、重大災難事件、緊急危難或財政經濟重大變故、平時的安全及治安事件等五大類型，我國目前的反恐機制亦是依其相關規範而建制。依據相關的法令規定及現況，我國反恐怖危機處理機制有：國家安全決策機制及行政院反恐怖行動小組。恐怖主義活動的攻擊方式，概可分為五大類，即傳統性恐怖攻擊（爆炸、暗殺、武裝襲擊、綁架與劫持人質、劫機與劫持車船）、核、生、化及網路恐怖攻擊等，我國在反恐的整備上亦涵蓋這些威脅，在行政院反恐怖行動小組的統籌下，各有其中央主管機關策頒應變機制，負責指揮、督導、協調各級相關行政機關及公共事業執行各項反恐、防恐及救護工作。除了這些應變危機處理機制之外，當危機發生後，尚須啟動兩個救援體系：一是災害防救體系；二是緊急醫療救護體系。並視情況啟動一個備援體系：即全民防衛動員體系。以強化災害防救功能，確保緊急傷病患之生命及健康。 我國在反恐措施方面，從法律修訂、情資整合、維護海域（岸）安全、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國軍應變整備、核生化處置能力、到資訊安全等工作，均積極的完成整備。在國際合作方面，亦與相關國家實施情報合作、洗錢防制工作、提供人道援助、簽訂「司法互助協定」、防杜高科技物資非法輸出、簽署「貨櫃保全計畫（CSI）」及配合「防止擴散安全倡議（PSI）」等反恐合作。 在我國反恐對策之建構方面，本論文分別從政策規劃、機制運作、執行措施、反恐能力、國際合作等五方面來探討，期能建構完備的反恐對策。 一、在反恐政策規劃方面：在外交戰略上，緊密與美關係而取得所需奧 援，且能與中共和平相處，另應提升與日本之安全交流；在國土安全上，將恐怖主義的威脅，由國安會納入國家安全戰略之中，作為政策指導原則，並由行政院負責全盤性反恐政策規劃。 二、在反恐機制運作方面：強化情報預警功能；加強情資整合及通報；提升情資研析能力；落實反恐機制整合；修訂重大劫持、破壞事件權責；精實反恐演習。 三、在反恐執行措施方面：儘速完成反恐怖行動法立法工作；修訂民航法設置安全人員；制定保防法；做好關鍵基礎建設弱點評估工作及強化安全維護；加強機場安檢工作；精進簽證及移民政策；嚴密空域安全管制；強化現有民防功能；化解國內統獨爭議與族群衝突；有效打擊相關金融犯罪；做好社會公共關係與媒體倫理工作；落實宣導教育工作。 四、在反恐能力整備方面：精實反恐能力；強化反恐訓練；嚴密網路安全維護；落實核能電廠安全工作；健全生化災害防救體系；加強生化防疫及醫療救護能力；做好毒物管制工作；精進生化戰劑反恐訓練；明訂國軍支援事項。 五、在國際反恐合作方面：持續與美國進行各項合作；以人道救援扮演「貢獻者」角色；以經濟實力推動反恐合作；加強洗錢防制合作；強化安全合作；全民外交首重文宣與鼓勵民間參與；發展亞太地區國家的關係；藉海軍巡防台海南疆及南海尋求與美軍合作。 最後，本論文之研究發現概述如次： 一、國際社會對恐怖主義一直沒有統一的認識，妨礙了反恐怖的國際合作。 二、恐怖主義發展走向，將使危害更加嚴重。 (一)宗教狂熱不斷上升，大量殺傷不受制約。 (二)結合運用現代科技，恐怖攻擊手法多樣。 (三)活動範圍逐漸擴大，攻擊目標趨向多元。 (四)運用資訊技術領域，組織呈現多元發展。 (五)組織串連策略聯盟，相互為用各取所需。 三、應發揮聯合國在國際反恐中的主導作用，增強國際合作效率。 四、國際反恐合作將是長期而複雜的工作。 五、我國應更重視非傳統性安全威脅。 六、我國現行反恐體系尚未完備，有賴政府積極建構。

「超限戰」一詞係解放軍空軍大校喬良、王湘穗二人自創的辭彙，意指在全球化時代弱國為自衛以求生存，於強國在實力對比極為懸殊狀況下，弱國應以「無限制手段攻擊有限目標」的戰法組合，找出「以弱擊強」的勝率痛擊對手。由於超限戰的二十四種組合戰法，運用現代知識作為包裝，較中共往昔提倡「無產階級革命以為勝優」的作戰理論，思維較為超前，早已突破解放軍慣有思格與成規，因而受到國外學術界的注意。 尤其是超限戰相當重視「非軍事」領域的恐怖攻擊、資訊威脅、擾亂金融等戰法組合，被美國評為是中共第一部討論「不對稱挑戰概論」的軍事性書籍，指定該書為國防大學研習教材，使超限戰遂為傳播媒體討論的話題。 其實超限戰理論思維完全承襲毛澤東「人民戰爭」理論，主張借助民間（人民）等一切可以動員力量與對手進行全方位較量，再經喬、王組合成二十四種戰法，強調攻勢作為的結果。能否操作落實於作戰準則內？ 「超限戰」究竟是「以弱擊強」或是「以強擊弱」？它是否真是弱國對抗強國的最佳選項？「超限戰」與「不對稱作戰」是否有關聯？源自東西方戰略思想加上高科技信息條件下，「超限戰」的思維是否能為弱國面對強國時找出最佳生存之道？ 長期以來解放軍內部的軍事思想流派，一向以「人民戰爭」理論學派居主流地位。但自1991年波斯灣戰爭後，「高技術局部戰爭」理論學派隱然崛起，後又因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軍事革命」理論學派趁勢而出，與「局部戰爭」理論學派儼然成為軍中主流勢力，兩者之間已有合流之勢，相對於「人民戰爭」理論學派，頗有被迫退出「一線」的意味。為因應時代發展、科技需求、戰爭形勢變遷，「人民戰爭」理論學派不得不為「人民戰爭」創新戰法，而唯一能找到立足點的就是「資訊」與「人民」戰法的結合與統一。 「超限戰」的理論是否能成為解放軍主流思想？超限戰既能用於美國，可否適用於台灣？本文主旨即在研究東西方戰略思想的異同、「超限戰」理論的脈絡及探討中共21世紀對美戰略的基本想定，並以此論證超限戰施之於美、台之間的可行性。

以色列是全世界有女兵的國家中，唯一對女性實行「徵兵制」的國家，1948年以色列建國即正式建置女兵部隊，以色列女兵自獨立戰爭開始歷經大小不同戰役，女兵與以色列建國有著密不可分之關聯與重要性，所以探討女兵在以色列國防軍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將是本文研究之重點。 由於高科技對戰爭影響層面的多元化，就以色列國防體系作用而言，女兵亦擔任不可或缺的角色，當然也相對提升在軍隊中的功能與定位，本文亦將探討以國女兵於以色列國防軍建置背景、過程及擴展至軍中各層面之歷程，並分析女兵在歷次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歷史定位、與貢獻及分析以色列政府對女兵未來之政策走向。 1970年代開始，由於女性主義者爭取男女平等及軍中缺乏男性人力等因素，許多國家逐漸開放女性進入軍隊，在女性軍人日益增多且從事任務範圍越來越廣之際，「女兵」在軍隊中所扮演的角色地位愈形重要，遂成為眾所關注之課題。本文亦將扼要介紹目前世界女兵之概況，並以俄羅斯、美國、中共三個國家為研究重點，藉以了解目前女兵現況。 本文選擇兩種研究方法：文獻分析法及歷史研究法。因國內外研究以色列學者並不多，關於以色列女兵之研究專書及論文更是鳳毛麟角，研究時發現以色列女兵自1948年成立後，便禁止女兵從事戰鬥性職務角色，直到1994年由最高法院對愛麗斯.米樂（Alice Miller）案作出判例後，才重新讓女兵回到第一線，期間以國政府對女兵的角色定位及戰鬥職務之認定也將是本文研究內容。 本文分別由「人道考量」、「兵役制度」、「政府政策走向」之角度探討以色列女兵制度與政策之爭辯，並將分析以色列女兵的制度、貢獻與影響。

中共「三戰」概念的形成，主要是因1991年及2003年二次波灣戰爭中，美軍靈活運用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的成功實例，促使中共在2003年12月新修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中，明確提出「三戰」為戰時政治工作之重點，開展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相關的研發與演訓工作。 中共對台「輿論戰」之用意，在於傳達北京當局處理兩岸問題之能力和決心不容動搖，目的在於營造中共保土衛國之決心不變，凸顯台灣是中國一部份的事實。而「輿論戰」既可用於戰時，亦可用於平時，沒有固定的模式、場域與戰場，不受時空限制，更不限於軍事行動相配合。 中共「輿論戰」開展已提升到國家戰略體系中，在實際操作上，透過政治、經濟、軍事、資訊等作為，對我國展開舖天蓋地的攻擊。中共這種戰略思維，確實指導著國家戰略層級與軍事戰略層級的建立、用力與造勢。因此，我國應該仿傚其做法，動員全國整體力量，進行反制、造勢與佈局，才得以竟全功。

本文探討史達林格勒戰役的再評價。透過描述史達林格勒戰役中，德國與蘇聯在戰爭過程當中的決策與關鍵因素，進一步解釋其對於此戰役的影響。全文圍繞著三個討論主題，分別為蘇聯逆轉勝的原因為何？德國戰敗的原因又有哪些？戰役的結果又產生什麼影響？ 　　以戰爭史的角度來評價史達林格勒戰役，發現德軍在起初是以經濟為發動此場戰役的考量，但在蘇聯反抗的決心、英美國家對蘇聯提供物資的援助下，使得戰況逐漸對蘇軍有利；也因為德軍在蘇聯戰略目標的不確定、德軍堅持要守住史達林格勒與希特勒錯估戰況的情形下，造成蘇軍最後的獲勝。而這場戰役也帶來許多結果，德國在二次大戰的強勢受到挫折，蘇聯則成功提高自己在同盟國的地位，也間接造成二次大戰後的冷戰局面。 / This thesis reevaluates the battle of Stalingrad.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the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of this battle, this study analyzes some of the key factors and strategic decisions made by the Germans and Soviets. Discussion focuses on three major subjects, including how the Soviets victoriously changed the course of war, why Germany lost and the subsequent impact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battle. 　　This study reevaluates the battle of Stalingr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ar history and discovers that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initially led Germany to start the battle. However, due to the Soviets determination to resist, along with the material support provided by the UK and the USA, the Soviets gradually gained the upper hand. Moreover, because of German’s uncertainty about the Soviet strategy, their insistence upon holding Stalingrad and Hitler’s mistaken battle strategy, the Soviet red army was finally victorious. This battle had a number of important consequences. For instance, Germany lost its position of advantage in the war and the Soviets increased their status within the allied nations. Furthermore, this battle indirectly led to the cold war which began after World War II.

越南戰爭是美國對外關係史上不可抹滅的一頁。本論文探討由自1973年一月「巴黎和平協定」簽署，美軍撤出越南，到1975年4月南越覆亡這段時間的美越關係。 本文試圖透過近年來美國官方所公佈之解密檔案文獻，國會記錄，越戰相關重要人物之回憶錄，以及相關著作等，重現1973-1975年間美越關係之重要事件，再以此為基礎加以分析。主要分三個面向著手：首先討論美國政策改變，簽署「巴黎和平協定」的考量；接著是在「巴黎和平協定」之下，美國對其盟邦南越的安排與承諾；最後探討北越違反「巴黎和平協定」，派軍隊入侵南越的同時，美國的態度以及立場。

日本在1894年藉由朝鮮「東學黨事件」發動中日甲午戰爭，並於1895年與中國簽訂「馬關條約」，迫使中國割地賠款。本文即在從「國際談判」之角度探討馬關條約談判。 本文以哈比等五位學者對於國際談判之相關論點為基礎，經由歷史研究途徑，採用文獻分析研究方法，分由馬關條約談判之談判背景、談判結構、談判過程等方面分析此兩國間之戰爭媾和談判。 在談判背景上，中國在軍事上節節敗退之下，希望列強出面調停，但日本為確保在談判中達到其最大目的，故遲至1895年3月，在中國願意派遣有割讓土地畫押之全權大臣後，才在美國居間協調下，接受中國的談判要求。在談判結構上，中國在談判前的靜態資源中，可藉以在馬關條約談判中增加談判權力的就是廣土眾民的商業利益與第三國干預，但仍須依靠有效的戰術運用，方能於談判中增加談判權力。 在談判過程中，中國放棄堅持之議題選項，故極力爭取第三國之幫助，而日本也努力於排除第三國干預介入談判中，雖然有三國干涉還遼事件，日本仍成功地將其與馬關條約談判切割處理，不使其產生議題聯繫，而列強在各自利益考量下，最終無法及時提供中國談判權力，迫使中國不得不接受日本之談判條件。 中國在馬關條約談判中最在意之割讓領土次議題，實乃十九世紀中外戰爭媾和之慣例，然中國政府決策人士昧於國際知識，一再於此次議題上討論爭辯，喪失較佳之談判時機。而中國於1900年之辛丑條約談判中仍重蹈覆轍，接受各國談判條件。日本則於1905年與俄國之樸茲茅斯條約談判中，面對不同於中國的戰敗國，俄國採用堅持選項之戰術，迫使日本於談判中只能達到分文未取之「絕對必要條件」。 本文運用哈比等學者之談判論點，綜合為本文之研究架構，可供研究國際上戰爭媾和之不對稱權力談判之分析架構。

隨著人類社會走向多極化和全球化，國際格局嚴重失衡，霸權主義繼續推行擴張政策，世界政治經濟秩序持續不公正，南北差距拉大，文明衝突加劇，社會發展與自然環境失諧，導致恐怖主義猖獗、生態環境惡化、自然災害頻發、武器擴散加劇和跨國犯罪增多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油然而生，而軍隊作為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資源，不僅要以戰爭及其準備的方式維護傳統安全利益，也要以非戰爭軍事行動的方式加以應對。對此，各國紛紛提出非戰爭軍事行動的方案和規劃，處理國內各類突發事件和危機，另根據各國的情況加強非戰爭軍事行動的實踐，且廣泛運用非戰爭軍事行動開展國際合作。 美國是率先將戰爭軍事行動寫入軍隊作戰任務的國家，其認為冷戰結束世界發生大規模戰爭的機率只剩50％，而小規模的常規戰爭和「非戰爭」形態行動的可能性為100％，因此人道救援、救災搶險、撤僑、反恐、緝私、鎮壓暴亂等「非戰爭軍事行動」，成為軍隊新職能、軍事競爭新領域和大國角逐新平臺，諸如2004年的雅典奧運會和2006年的世界盃足球賽，希臘和德國均動用近萬名的軍人參與安保，北約還派出軍艦和預警機協助。近年在國內外多次舉行的非傳統安全理論研討會上亦產生非戰爭軍事行動地位作用明顯上升之共識，其理論發展及其實踐創新，深刻反映了當代軍事力量建設運用的重要趨勢。 非戰爭軍事行動任務因各國國情與地域而有所差異。如非洲較關切難民與種族屠殺等問題；東、南亞地區則著重恐怖主義、海盜、天災與傳染病等問題；北美則偏重恐怖主義與非法軍火、毒品走私等問題；日本則重視天然災害中震災與水災等問題；惟就中共而言，其腹地廣、人口眾、國際地位亦日益提升，鑑此，衍生出多種安全威脅，故其非戰爭軍事行動任務則涵蓋搶險救災、國際維和、反恐維穩、奧運安保、國慶閱兵、緊急撤僑、聯外軍演及人道救援等，如何強化並有效執行業已成為中共當局值需關注之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