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對外使用武力是一個很複雜、龐大的研究議題。自中共建政以來，不僅和意識形態對立的美國發生嚴重的軍事衝突，亦和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越南爆發軍事衝突；除了涉及統一問題而爆發多次台海危機外，亦與第三世界大國印度爆發大規模邊境衝突。早期的研究通常從冷戰的角度出發，帶有明顯的工具性質，但囿於資料保密，使得研究成果難以突破，臆測性大於實證性，此窘境直至冷戰結束後始有轉變。 有利於學術研究氛圍的主要因素有四點：一是前蘇聯、美國檔案的解密、部分中共檔案的開放、及少數智庫提供部分解密檔案，使得研究者可以取得重要的一手資料；二是關鍵人物之訪談與回憶錄的出版，可以補充檔案文獻的不足；三是中國崛起與中國威脅論成為國際關注焦點後，連帶地使得軍事議題浮上檯面，西方學界主要從權力結構及歷史的角度關注中國權力增長的意義，透過中共使用武力的分析，藉以預測未來是否出現權力轉移與中國在軍事上的應對方式；四是1995-96年台海危機的爆發，以及近期中共與越南、菲律賓及日本，因南海島礁與釣魚臺主權爭議問題而引發的衝突，使得有關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研究再度引起學界的關注。 目前有關中共使用武力的研究範疇相當廣泛，少數研究採取多重案例研究，嘗試歸納出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模式、步驟、原則或特徵；多數的研究則針對單一案例研究，並聚焦於分析中共發動戰爭的原因。此外，學界開始從歷史文獻分析轉而採取理論分析與建構。凡此種種，皆提供了一個重新詮釋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視野。然而，現有的研究成果雖然相當豐碩，卻無法建立一個一般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論性模式，並且忽略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預防性動機與其政策選擇之間的動態關係，因此無法完整地解釋中共對外使用武力行為。 本文的研究目的並不是建立一個宏大的普遍理論，而是在一定的時空範疇內針對某一類現象建立一個合理、具有經驗性與理論性意涵的模式。換言之，即是借鑒相關國際關係、心理學及經濟學等相關理論的核心概念，並透過將中共對外使用武力的原因概念化過程，以預防性動機為主軸，提出一個「中共對外使用武力之動態衝突抉擇模式」，以解釋：中共較容易與何者發生軍事衝突、領導人在戰爭（衝突）前的認知、為何會使用武力、以及使用武力的決策選擇如何確立？並透過六個正例（1950年韓戰、1953-54年第一次台海危機、1962年中印邊境衝突、1969年珍寶島衝突、1979年懲越戰爭、1995-96年第三次台海危機）及一個反例（1999年「特殊國與國關係」）的多重案例檢驗，以回答上述的問題。 本文的研究發現： 一、中共的確比較容易與實力或意圖上具有潛在挑戰其周邊權力地位的國家發生軍事衝突。 二、中共領導人在戰爭（衝突）前，的確有產生錯誤認知。 三、中共是出於防止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的預防性動機而對外使用武力。 四、中共對外使用武力中，領導人對周邊權力地位衰退的程度與衰退的必然性之認知強弱，會影響其決策選擇。

本論文以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總力戰」時期臺灣文學者創作的小說作為研究文本。而綜觀日據時期臺灣文學的發展，1930年代中期，作家寫作技巧已更臻成熟、寫作題材也愈加豐富，然而臺灣總督府在1937年4月1日發布禁止使用中文的命令，接著又勒令所有文學雜誌廢刊。緊接而來的盧溝橋事變，時局的影響下，作家是不能發聲，文壇也轉趨寂寥。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為配合戰爭形勢，日本政府積極在其所統轄下的地方實行皇民化運動，臺灣當然無可倖免。皇民化運動所牽涉的層面不僅在政治、經濟、軍事，也包括了文化，文學是為政治而服務，這時期的作品必須符合殖民當局的政策，作家的思想受到箝制。透過文學者對戰爭的協力，本論文將從總力戰的時空背景下，考察臺灣在物力、人力、心力三方面的動員，對當時臺灣小說的影響。身為殖民地的臺灣作家在作品表達不違背政策，但又保有自身創作空間，是這時期文學者創作時所面臨的難題。 在戰爭時期小說創作活躍的作家有楊逵、張文環、呂赫若、龍瑛宗，及新生代作家周金波、王昶雄、陳火泉，他們創作出的作品在文學寫作技巧比上一代作家更為成熟，在他們純熟技巧下，所蘊藏的多元意含，提供了多義的解讀空間，也是這些小說最耐人尋味之處。在物力動員上，文學家的增產文學因應而生。小說中除了協力國策外，文學者們也反映出後方人民的艱苦生活，在殖民環境下，所遭遇到生活的困境、族群的不平等待遇，反映出殖民的不正當性。人力動員上，中日戰爭爆發後，臺灣志願兵年年以倍數增加，總力戰時期的臺灣小說也呼應了這股「志願兵」熱潮。在總督府「南進化」、「工業化」、「皇民化」的號召下，不論臺灣人民自願或被迫，都須為戰爭服務。面對日益強化的戰事動員，臺灣人民的好戰思想、青年鍛鍊，滲入日常生活中，也滲入了小說創作。透過文化動員，藉由作品宣傳，讓殖民政府所推行的政策能散布至島上的角落。在心力動員上，為配合殖民政府的皇民化運動，作家們必須在作品中表態自己的國族與文化認同，隨著作家不同的成長背景、人生經歷，自然也造就不同的立場、不同的表達方式，這些小說在戰後受到嚴厲的討論與批判，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對待。唯有在多重的考察下，才能更全面的探究總力戰時期下的文藝空間。

在李鴻章的外交生涯中，聯俄政策為最主要部分，也最為後人所詬病。因此 本文以 李鴻章的聯俄外交為研究主題，藉以說明李氏對清季外交問題的體認，以及中俄同盟 的成立及影響。全文包括導論及結論共計五章。正文大要如下： 第二章討論甲午戰前李鴻章對以夷制夷策略的運用，以及和戎的外交主張，藉此探討 李氏早期的外交治術。至於甲午戰前對俄國態度，本章亦專節論述，以說明在确立聯 俄方針前對俄國的認識。 在甲午戰爭爆發，李鴻章一直有引俄介入的想法，直到俄國干涉還遼，朝野形成了一 股聯俄熱，終而有中俄密約簽訂，這是清季聯俄外交的一個關鍵時期，李鴻章一直扮 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第三章中將討論這些問題。 從德國佔據膠州灣以後，俄國對華的陰謀已經暴露無遺，但直到庚子事變俄國藉機佔 據東北，李鴻章仍深信俄國的「友誼」，終因俄國藉撤兵多方要挾，聯俄政策乃告徹 底失敗。從此清廷也未再有聯俄之議。第四章主要在探討中俄密約所造成的影響，以 及俄國毀約後中國朝野的態度。 本文在資料運用方面，除了一般所較熟悉的中、英、日文資料外，並儘量顧及俄文史 料，以深入了解俄國在某些問題的立場。另大陸方面陸續整理出版的《李鴻章全集》 ，收集了一部分李氏未曾公開的史料，對本文的撰寫提供了不少意見。

第一次中日戰爭戰敗的刺激，使中國知識份子深深覺醒亡國減種的危機迫在眉睫，他 們意識到中國人民的「愚昧無識」才是中國能否生存下去的根本問題，而每個人都有 強國的責任，因此開民智實為當務之急！本論文即在探討開民智運動在湖南的發展， 共分六章，約十萬字： 第一章：「湖南開民智運動的背景」。從第一次中日戰爭(一八九五)以前湖南傳統教 育狀況，得知湖南的民智欠普及，亟須開啟。再從湖南的特殊歷史背景及知識份子的 救國言論，探討湖南開民智運動興起的動力。 第二章：「湖南開民智運動的展開」。就湖南第一次中日戰後至戊戌政變期間 (一八 九五--一八九八) ，湖南知識份子成立新式學堂、改革書院；組織學會，創辦學報刊 物三方面探討湖南如何展開開民智運動及其特質. 第三章：「湖南開民智運動的繼起」(上)。義和團事變後，由於溥清廷的改革，加以 改革與立憲思潮的推動，湖南開民智運動乃能繼起。本章先就湖南官紳開辦各式學堂 以開民智方面論述之。 第四章：「湖南開民智運動的繼起」(下)。以庚子至辛亥年 (一九0二--一九一一)間 ，湖南學會、學報刊物兩方面為主題探討湖南開民智狀況。 第五章：「湖南開民智運動的影響」。就其對湖南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的影響探討之 。 第六章：結論。對湖南兩個時期的開民智運動作一比較及總評估。

論文名稱：後冷戰中共國防現代化之研究　　　　　　頁數：160 校系(所)組別：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外交學系國際安全與戰略組 畢業時間及提要別：92學年度第1學期碩士論文提要 研究生：吳子敬　　　　　　指導教授：朱新民　博士 論文提要內容: 　　90年代初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國際情勢進入後冷戰時期，由於蘇聯全球性的軍事威脅消失，西方國家普遍要求削減國防經費，希望享受和平紅利之際。在正常思維下，中共起始於80年代初之國防現代化受到外部軍事威脅減輕、內部經濟全面開放格局的影響，應該延遲或趨緩。令人質疑的是，中共國防經費自1989年起卻持續每年呈百分比兩位數字大幅成長，凸顯中共有加速國防現代化之現象。鑑於冷戰時期中共威脅亞太安全及我國國防安全之歷史經驗，因此中共違反國際普遍的趨勢，持續國防現代化究竟有那些意圖、作為及變化，為本論文之研究動機。 　 　　本論文之研究重點，主要透過1985年中共建構之國防發展戰略體系架構，藉由上而下之層次分析法，瞭解中共持續國防現代化真正的意圖、國防戰略構想、常規軍事武力整建的過程與成效。並試圖對其整體軍力及未來發展趨勢作一評估與預判，以及對亞太地區、台海安全可能潛在的威脅。 　　通過本論文的分析，我們可以明顯看出，中共90年代國防現代化的建設佈局，投入的重心不再是放在大規模傳統戰爭的準備上，而是放在高技術局部戰爭和小型軍事衝突快速反應能力的建構上。後冷戰中共軍力整建最具特色的部份：一是陸航兵力、海空軍境外投射兵力的整建，讓中共已經具有局部取戰略攻勢之能力；二是二砲M族地對地戰術導彈的成軍與部署，加大中共的威懾戰力。初步達成中共國防所應具備保衛國家利益、適應戰爭需要等兩項基基本任務之軍力結構轉型，同時也在綜合國力的提升上作出一定的貢獻。就實力的對比角度言，中共的軍力優勢未來與亞太地區周邊國家的軍力比較，如果差距越來越大，相對安全威脅之程度也愈來愈大。

國軍政戰制度自一九二四年「黃埔建軍」以來，即與國軍戰力之強弱息息相關，亦與國脈民命之興衰密不可分。蔣中正在「剿匪成敗與國家存亡」一書中指出：要剿滅赤匪必須用「三分軍事，七分政治」，足見政治作戰在戰爭領域中所佔的份量。 國軍政戰制度與共軍政工制度，雖均源自蘇聯的紅軍制度，然走的却是不同的路線。由於兩岸的長期隔離，復以中共始終未放棄以武力犯台的企圖，致使兩岸仍處於軍事對峙的態勢。基於政治作戰與軍事作戰所處地位的不可替代性，而政治教育又為政治作戰中思想戰最關鍵的議題，故對兩岸軍隊之政治教育從事比較研究，確有其學術與實用價值。 孫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共軍在面對改革 開放及高技術戰爭的同時，軍隊仍不斷強化政治工作，精進思想政治教育，以達其武力犯台，統一「中國」的意志。故本論文係以文獻分析法及比較法，運用兩岸現有的官方文獻 ，學者專家著作，及兩岸軍隊面對內外社會環境的因應，以分析、比較兩岸軍隊政治教育制度的演變，進而比較雙方政治教育目標、內容及其特點與弱點，期師敵之長，去己之短，達到克敵制勝之目的。 以史為鏡，可知興替。兩岸軍隊政戰（工）制度，雖同根同源，惟事實證明，誰強化政戰（工）制度，誰就能落實政治教育；誰能落實政治教育，誰就能厚植精神戰力，獲致戰爭最後勝利。蓋「人」乃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而主導人類行為者乃思想意念，故軍人能否效忠國家，戰勝敵人，端賴平日的政治教育。 五十多年來，中華民國之所以能屹立於世界，與中國大陸相抗衡、匹敵，主要的是靠政治教育所累積的無形力量。經訪談國軍政治教育主事者，及各階層負責政治教育之主管結果，均一致肯定政治教育對國軍、對國家的貢獻，而一般基層政戰幹部咸認莒光日政治教育有不被重視的感覺。因此 ，面對積極加強政治教育的共軍，國軍尤應持續強化政戰制度功能，精進政治教育效果，以為因應；切莫僅重視軍事訓練，而忽視政治教育；僅專注於武器裝備的更新，而忽略了精神戰力的蓄養。 本論文研究範圍，係以兩岸軍隊面臨重大內外社會環境變遷的挑戰為指標，即以兩岸在國內或國際上所發生的重大事件，做為論述的重點，其餘演變過程，僅做概略性背景說明。另筆者因受個人身份限制，暫時無法前往中國大陸蒐集資料，及實施訪談，故對共軍政治教育部分，僅止於國內外文獻資料的分析，猶待爾後繼續研究，深入探討。

以色列自一九四八年建國以來，僅五十餘年歷史，國土面積小，人口與敵對的阿拉伯國家相較不成比例。三軍常備部隊始終維持在十餘萬人；惟軍事力量強大，足以稱的上是世界的強國之一，更是中東地區一流的軍事強國。自建軍以來，軍事成就不但令人刮目相看，政治上，更成功扮演維護國家生存的重要資產角色。其建軍如何影響陸軍之發展、在全般戰略與戰爭中的地位、作戰思想及軍事準則之形成與實踐等成就之內涵，均具深入研究價值。 以色列近兩千年歷史中，不曾擁有國家及軍隊，在短短數十年內，能將複雜的軍事藝術發揮的淋漓盡致，究其核心價值，是猶太人的「生存」問題。而軍隊是龐大而複雜的戰鬥組織，其發展及改革長囿於現況或傳統思路，當面對新的戰場時，往往失去其適應能力。然而，以色列陸軍在戰爭中所表現的，是始終引領著戰爭的發展。 以色列因戰爭而全國皆兵，並進行軍隊的建立及脫胎換骨，其成就是從摸索與錯誤、實驗與辯論中將所得實際經驗，從最基本的技能，到錯綜複雜的大軍作戰訓練自己，並在戰爭中通過檢驗。戰爭中，以色列陸軍始終主宰戰場形勢，其成功不僅是作戰準則、戰術及組織進步而有效率，甚至是與他人不同，但全部都是以色列人自己創造出來。而永遠準備打下一場戰爭是其不變的信條，從質與量的提升、作戰指揮及戰略、戰術運用、逐次發展到聯合作戰型態及新式武器裝備發展與運用等，均為下一場戰爭做準備。最寶貴的經驗教訓，是以色列決心自行發展遂行長期作戰所需武器，不再完全依賴外來的武器供應。 以色列軍事準則的形成、制定，有其歷史、地理及心理的複雜因素，這也是它比對手擁有更勝一籌軍事技巧的原因。其攻勢及守勢準則根源是建立在以色列一貫的安全概念上，戰略是守勢的，陸軍的運用向以攻勢為主。關鍵因素為政治孤立、戰略縱深不足及缺乏作戰持續力、強敵環伺及超強干預的脆弱性等考量。作為一個小國，以色列陸軍只有較少的選擇與較小的自由發展適合於自己的軍事準則，即先尋求可用武器，再擬訂其準則。所以其準則主要是可用武器功能之發揮。他充份瞭解大國的準則，僅能有限度地運用於解決小國的問題。因此，以色列在發展自己的準則上，是成功的典範，它經常不斷變化、修正與革新，因為，下一場戰爭必定不同於上一次。所以必須注意戰爭的積極經驗及教訓；且對消極的教訓也相當注意。準則的彈性與不受拘束，使他在研究每一次戰爭教訓時，係假定以軍戰敗，而不是以戰勝者的態度自許。這方面以色列充分掌握小國不似大國，小國通常只需發展適合於地區情況的戰略及軍事準則，因此，機動性與適應性相對提高。 戰略環境改變，因應潛在威脅方面。大多數阿拉伯國家已逐漸傾向接受以色列存在的事實。然而，潛在威脅並不因此而消除。陸軍為因應新情勢變化，主在加強指揮及作戰運用更具彈性，提升三軍聯合作戰能力及相應的軍事準則之革新。在因應恐怖攻擊方面，長期以來，對於阿拉伯人恐怖活動做出的反應都是使用軍事手段，非但未使巴勒斯坦人屈服，反而擴大恐怖攻擊規模，致以色列陸軍傷亡持續增加，反制恐怖主義投資也相對增加，更投入龐大經費構築安全隔離牆。面對與巴勒斯坦衝突持續發生「質」的改變同時，以色列陸軍所擔負對付恐怖攻擊活動的難度將會更高。 以色列陸軍未來仍將強調以實力為原則，始終保持對敵國的絕對優勢：保證「質」的優勢，藉以抵消阿拉伯國家「量」的優勢；保持對阿拉伯國家的嚇阻態勢，準備與阿拉伯國家進行全面戰爭。但是以色列對敵人的軍事嚇阻，卻也有限制：(一)嚇阻態勢是一種不得已的暫時解決當前問題的辦法。長期衝突的事實說明，如果雙方缺乏邁向政治妥協的行動，嚇阻終必失敗。(二)倚賴軍事力量對付侵略的嚇阻戰略，在敵人不顧一切、估計錯誤或以克勞塞維茲戰爭思維(除非軍事結果對政治的後果有極不利的影響，否則政治後果才是至關重要的，而不是立即的軍事結果)的方法下從事，嚇阻也終究會失敗。

九一一事件把人類從「後冷戰時代」帶入「反恐時代」，讓原先樂觀預見冷戰終結以後，人類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將建構「經濟安全」為主題的時代特性，很快又落入到以「複合安全」為思考主軸；而對整體人類最大的威脅也從「兩極對抗」過渡到「恐怖主義」。而恐怖主義的危險性不在於它的太強，是它的不對稱性及因為不對稱性而無所不在。 反恐是一場「敵暗我明」的戰爭，特別是恐怖主義與一般犯罪行為已無明顯之界線，因此現階段以美國主導的國際反恐行動，大致都不脫離「民事防堵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式。鑒於反恐措施屬於低政治的範疇，卻需要高政治的嚇阻手段，因此一些以往不受重視或與恐怖主義沒有直接關聯的社會治安問題，逐漸被刻意凸顯並被提升至影響國家安全的位階；換言之，社會安全已和國家安全密不可分。 國際體系的轉變大致來說是大國之間的事。盱衡冷戰後亞太局勢演變，其中「美日同盟」經歷一段不穩定的發展，美中關係也因人權、民主價值觀衝突，以及中共企圖填補蘇聯瓦解後所留下的權力真空，經常出現磨擦。然九一一事件，改變了全球的安全型態；在國際社會的互動中，美國仍以世界超強的姿態居於領導地位，一面進行構建國際反恐聯盟，重新部署全球反恐行動兵力；另一方面調整外交策略，試圖重建世界新秩序。 九一一事件對兩岸關係最重要的影響，應該是促使美國更積極維護台海和平，避免世界其他區域爆發衝突，影響美國的全球戰略部署。總括而言，正因為美中雙邊之間仍存有許多的矛盾，台灣只要不誤判形勢或是操之過急，面對反恐戰爭後的台海安全形勢演變，縱然整體戰略環境未向台灣傾斜，仍應是機遇大過於挑戰。 台灣目前的威脅主要來自中共的外交孤立與軍事威脅，台灣應主動穩定兩岸關係，避免製造爭議性問題，降低台海軍事緊張；擴大台灣的柔性力量，這些力量包括經濟競爭力、科技創新力、民主號召力和資訊的普及力，以利融入國際社會。並隨國際反恐趨勢，從非政府組織切入，從敏感性較低議題著手，參加跨國性反恐行動，以爭取國際友誼。如此台灣應與全球化結合在一起，台灣更容易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

以戰爭法規的發展為主軸，探討武裝衝突法與國際人道法二法系的沿革與關係，逐一檢視各相關公約訂定的源由，規範之目的，改進的部分及難以進行執行的部分原因。 從使用武力方法，即作戰行為的規範、手段與限制，更深入探討對平民的保護，對人類文化歷史的保障，對戰爭受難者的尊重，及違反武裝衝突法與國際人道法後之可能犯罪懲治，自1919年《凡爾賽和約》始，依序簡介紐倫堡審判、東京審判、南斯拉夫及盧安達特別法庭的特徵與國際實踐，以至於國際刑事法庭的設立，以明戰爭罪責的國際審判機構。 另一方面，新形式的戰爭武器研發，也造成例如，資訊戰在武裝衝突法的許多規則提出了新的問題，表現了資訊戰將對武裝衝突法產生衝擊的一面。另關於暗殺是否符合國際公約的議題，其餘如影響環境的武器、小型核武器、新生化武器均殊值討論。 國際法院關於以核武器相威脅或使用核武器是否合法的諮詢意見中，列出了「構成人道法制度的核心原則」，即「區分原則」，「禁止使用不區分武器」，「禁止對戰鬥員造成不必要的痛苦」，以及「國家在使用武器方面並非具有無限制的選擇手段」。都在本論文中次第探討。

在本篇論文中，筆者試圖從「戰爭」的角度來描繪現代性的樣貌。戰爭如何刻劃著現代性呢？如何從戰爭與現代性的相互理解中來認識我們的時代、我們的生活呢？從西方歷史的發展軸線來看，在過去三百多年來有三件標誌著時代變化的重大事件：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伴隨著十九世紀初的拿破崙戰爭）、1906年與1917年的俄國革命（伴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年）、2001年美國紐約世貿大樓所經歷的911恐怖攻擊。這些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為我們揭示了現代性的深層變動。所以，在本篇論文中，筆者嘗試依循著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從社會學的知識發展傳統來提出整理和說明，並且，也希望從戰爭與現代性的切入角度來對未來的發展提出一些可能的思考方向。 在導論中，筆者從兩個小節來分別切入主題。首先，在「研究動機」這一節所提出的問題是：「社會學為何缺乏戰爭的研究？」我們試圖從十八世紀後半葉以來社會學知識發展的脈絡來加以回答。基本上，我們會發現到，以資本主義生活為基底所形成的「社會」這個概念，抑制了戰爭在社會學中的發展。其次，在第二節「問題意識」中，主要是從「社會學要如何研究戰爭？」這樣的提問，來檢討「民族國家與戰爭」這個命題。在其中我們可以發現到，社會學往往從「民族國家」出發來觸及戰爭現象的研究；但是，這容易落入只是對國家軍事「制度」和「組織」的研究，對於戰爭的思考可以引發的知識作用，以及戰爭理論和概念的建構就顯得相對匱乏。所以，我們試圖從政治社會學中「國家－社會」之間關係的討論，以及克勞塞維茲所提出的「政治－戰爭」之命題，從兩者的結合中進一步提出整體論文的分析架構（三個思考戰爭的典範）。 從第二章到第四章的討論中，筆者依序整理出三個具代表性的思考戰爭議題的社會學典範：「民族國家－總體戰」、「階級鬥爭－游擊戰」、「生命政治－社會內戰」。三種「政治－戰爭」的類型也正分別代表三種不同的政治社會學立場與分析的延伸（韋伯的「民族國家就是社會」、馬克思主義者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對抗」、傅柯的「從權力分析國家與社會」）。我們最終希望能在三個類型彼此之間形成一個對話與思考的空間，從而呈顯出一種現代性的戰爭考察。 基本上，在三個類型的建構上，是沿著與克勞塞維茲的對話來前進的。首先，「民族國家－總體戰」這個類型是具有原型的意義，因為，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戰爭正是現代性的根本特點之一。民族國家的戰爭標示出有限戰爭（封建）與絕對戰爭（現代）的差異，而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歷史也早已告訴我們集合全民意志的「總體戰」所帶來的驚人效果。此外，從韋伯的分析中，我們也企圖賦予克勞塞維茲的戰爭理論更多的社會學內涵。不同於克勞塞維茲將民族國家等同於社會這樣的整體觀，列寧依循著馬克思的思考傳統，強調社會內部階級差異的重要性，並且，配合著對於當時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性質之理解，而提出以「階級戰爭」來面對總體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略想法，這也就導致了民族國家與階級鬥爭兩者政治思考的融合。此後，在二次大戰與冷戰時代的第三世界革命中，游擊戰成為了最重要的戰鬥形式，這樣的形式也挑戰了以民族國家為戰爭主體的正規性框架。正規戰（總體戰）╱非正規戰（游擊戰）所帶來的差異為現代性的戰爭研究帶來了深刻的思想衝擊。傅柯則更進一步地拆解了整體同質社會的看法，不僅存在於階級這組權力關係，權力會在各個微觀的層面上不斷地運作。他翻轉了克勞塞維茲的戰爭命題，以戰爭（略）的權力模式批判了霍布斯的主權－法律模式。戰爭不僅是存在於國界邊境上的實際戰鬥，而是會瀰漫在整體社會的權力關係中。由權力關係形塑的個體（主體）如何整合進社會整體之中，正是現代民族國家生存與強化實力的重大任務，治安的政治技術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傅柯延續著治安的想法，而以「生命政治」來作為描述當代政治理性的核心概念，替代過去國家理性的想法。有別於傳統的戰略思想，從生命政治的角度，傅柯對後現代與全球化的戰爭思考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最後，筆者也希望去凸顯出，在戰爭的歷史發展軸線中，「人民」形象的變化，並且，當「戰爭」的議題置入政治社會學三種「國家－社會」關係的思考模式時，不同的知識典範之間所形成的一種知識上的緊張性與相互撞擊，進而能夠使我們對於民族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有更深度的思考。 在第五章中，我們嘗試從戰爭的角度來切進全球化的議題。從「全球化與戰爭」這樣的面向，來提出兩個主要的思考脈絡：「全球化與民族國家」以及「民主與戰爭」。儘管諸多全球性的危機和發展都使得民族國家的權力顯得軟弱無力，但是，從戰爭的角度來切入思考，全球化是否真的或如何改變了長期以民族國家為戰爭主體的現代性。此外，在全球政治秩序的形成過程中，民主作為當前的普世價值卻弔詭地成為發動戰爭的語意，其中的成因也是我們探究的焦點。為了釐清上述的問題，我們整理出兩個主要的理論思考模式：哈伯瑪斯的「後民族格局」以及Hardt和Negri的「帝國」模式。基本上，我們並不試圖採取上述任何一種立場，而是提出以戰爭的角度，來重新思考民族國家此一現代戰爭主體在全球化進程中的變化。 在結論中，筆者指出當前相關的理論發展糾結在下面三種可能的思考取徑之中：馬基維利的國家理性、康德的永久和平、傅柯的戰爭與秩序（社會內戰、生命政治）。並且，還進一步地從國內外當前的學術潮流與發展情形，來評估本論文的意義與未來可能性。同時希望「戰爭」作為新的理論元素，能為政治社會學的發展開拓出更多的思考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