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分析台灣各縣市的所得分配，同時檢驗1994年至2004年的社會福利支出決算審定數及低收入戶生活扶助金額如何影響所得不均度。本研究利用行政院主計處的家庭收支調查，來計算各地區特定年度的吉尼係數，並進一步估計區域的所得不均度迴歸模型。本研究的主要發現為，社會福利支出及低收入戶生活扶助皆確實改善台灣的所得不均度。然而，低收入戶生活扶助的達成效率卻更優於整體社會福利支出。故本研究建議低收入戶生活扶助的增加可能為降低台灣所得不均度的有效方法。最後，由實證分析亦可看出其他可供參考的改善所得分配政策制訂方向。例如：鼓勵並輔導傳統農業轉型，往精緻農業，甚至是工業及服務業轉型，以減少農業人口比例過高帶來的所得分配不均。再者，應提供人民更完善，更普及的教育，讓人口間的教育程度差異，不再持續擴大。並可對婦女提供完善的職前訓練及對其工作的補助或配套措施，使其能更快速且無後顧之憂的進入職場，縮小社會因其產生的所得惡化現象。而促進北、中、南、東區域間經濟發展的平衡，不使因地理區域造成的所得分配差距持續擴大，亦是政府在制定經濟政策時，需加以考量的。

為順利解決金融體系不良債權、擴大金融機構經濟規模及營運範疇，並提升經營效率，以維護適當競爭環境，政府自民國89年12月13日制定「金融機構合併法」以來，已陸續制定、修正並頒布諸多法令，在金融體系之各業務單位配合遵循及戮力執行下，確已達到降低逾期放款之政策目標。 惟在政府要求快速打消呆帳之政策指引下，現行租稅法令之適用性、合理性、公平性及可行性，與實務運作相異，甚或有矛盾、不明確之處，致納稅義務人無所適從，錯估交易事實所產生之租稅負擔，進而衍生不必要之爭議與訟源。 經由文獻探討及個案討論之分析，本研究擬就政策制定面、租稅法令面及實務運作面，研擬改進建議，供金融機構主管機關及賦稅主管機關作為修法之參考。 一、政策制定面 （一）目前資產管理公司採開放登記之方式，建議比照國際作法，改採由金融主管機關特許設立，並予以高門檻管理為宜。 （二）建議政府應善用其公權力，以勸導、獎勵、糾正或採行強制命令等措施，促使金融機構加速釋出不良債權。 （三）建議政府應詳實分析檢討現行課稅規定，適當地給予必要之租稅優惠，以增加資產管理公司處分不良債權之誘因。 二、租稅法令面 （一）專案立法或在特別法中專章規範資產管理公司不良債權之處理原則。 （二）建請賦稅單位修法並增修解釋函令，明確規範，俾利徵納雙方遵循。 1.專營不良債權買賣之資產管理公司有關交際費限額之計算，建議其因購買不良債權所支付之成本與出售不良債權所回收之收入，分別按進貨淨額與銷貨淨額計算交際費限額。 2.資產管理公司就不良債權之轉售差價或收回與買價差額計徵營業稅，其個別債權成本或售價之認定，建議依序按買賣合約書所議訂之個別債權實際交易成本或價格、按公正第三人對個別債權出具之評定價值或按該不良債權之帳面價值作為分攤基礎，予以分攤計算個別債權成本或債權售價。 （三）建請賦稅單位積極檢討並修正現行不合時宜及與實務不符之法令。 1.被投資公司因經營發生虧損，日後為彌補累積虧損所產生之減資損失，建議列為不計入所得額項目之調整。 2.資產管理公司專營及兼營之認定標準，建議當經營不良債權買賣業務所產生之收入，遠大於經營非屬不良債權買賣業務所產生之收入時，仍屬營業稅法所規範之專營營業人。 3.資產管理公司取自金融機構之不良債權，建議仍有提列備抵呆帳之適用。 三、實務運作面 資產管理公司應積極地向社會民眾宣達其使命、任務及所提供之專業服務內容，善盡快速去化不良債權之社會責任與使命，避免採行低價策略而引發社會道德危機，降低因處分不良債權所帶來之社會無謂損失，並針對特定或可能之買主及其所需之不良債權，建置完整之買方資料庫，藉此提高承受抵押品前先找到買主之成交機率，善用現行租稅優惠，減輕租稅負擔。

認購(售)權證課稅之問題在券商與財政部間已進行將近八年的時間，卻一直達不到共識。本論文就此問題做一深入之探討，究竟目前認購(售)權證之課稅規定是否妥當？若否，應如何課稅才算合理，以促進認購(售)權證市場的發展？ 本研究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係整理認購(售)權證課稅問題之各方論點，並對其提出評析；第二部分則主要利用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探討目前市場投資人對認購(售)權證課稅方式之反應。 在認購(售)權證課稅問題之制度面，本研究有以下結論：認購(售)權證之收入屬預估性所得，因認購(售)權證之收入在收現時係屬預收收入，需待履約時才能確定成本費用。預估性所得在整各交易流程的實現上充滿了不確定性，因此，對其成本費用之認定應較寬鬆；在履約日當日收入與成本費用即可確定，且須和其他部門分開列帳，認購(售)權證之收入與成本費用可單獨確定，且因果關係亦相當明確；認購(售)權證之風險可合理預估，並進行理性之避險行為，而避險對股票之買賣行為與一般投資思維有異，可以確定該買賣標的股票之動作係為減少履行認購(售)權證義務而可能產生之損失，故就本質而言，和認購(售)權證為同一交易。 本研究之實證共舉八個事件日進行討論，但是僅有券商敗訴之事件日結果較顯著，本研究推論可能的原因包括因為發行權證公司之業務有太多種類，因此受影響的因素較多，事件日發生之影響可能被其他和發行權證公司相關之議題抵消；此外，因課稅問題未解決，權證市場之環境尚未成形，投資人對此金融商品之興趣相對低落，因此對此議題之敏感度也較低；最後，因這八個事件日當中，對課稅權證相關之爭議結果其實都是紙上數字，對投資人來講，感受較不深刻，僅有在第一次取得敗訴時，真有費用產生之可能性，投資人才較有反應。 / The controversy of Tax Regulation of warrant between stockbroker and Ministry of Finance has been stalemate for almost 8 years. This study tries to discuss that whether the tax regulation of warrant are adequate? If not, how should it be to liven up the market? This study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o collect viewpoints of every aspect, then analyze and bring up new ideas. The second part will use event study research to discuss how the market responds to the tax regulation of warrant. As to the system of the regulation, this study concluded as follows. Since the income is classified to unearned revenue when cash was received, and not until exercise day can the cost and expense be ascertained, the income of warrant belongs to predicted income. The process of completing the trade of predicted income is filled with uncertainties; therefore, the related cost and expense should be identified more flexibly. On the exercise day, the income, cost and expense of warrant are assured, and should be accounted separately from other segments; thus,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is definite. The risk of warrant can be reasonably evaluated, and proceed rational hedge. Furthermore, the considerations of buying and selling target stocks are different from regular investment. Accordingly, it can be assured that the buying and selling are for minimizing the lost to meet the obligation of issuing warrant. Therefore, as to the essence, they are in the same trade process as issuing warrant. This study takes 8 event days to discuss how the market responds to the issue of tax regulation of warrant. Only the date that stockbroker lost the lawsuit that the result are significant. This study infers that the probable reasons include that: there are too many businesses for the warrant issuer. Too many related issues may influence the market price of the issuer, thus offset the effect of tax event. Besides, the tax problem remains unsolved. The macro environment is immature, and diminishing the interest of investors, then consequently insensitive to the related event. At last, as to these 8 events, the results are all figures on the paper. Only when the stockbroker lost the lawsuit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ill be real cash outflow that investors realize that there are losses. Hence, the respond are more significant.

本文透過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分析1979年至2013年之間我國不同世代間家庭戶長的特性、家庭的總收入與支出的變化狀況，以討論我國世代不公平的狀況是否日益嚴重。本研究利用35年間的資料，將資料依據經濟戶長的年齡分組，作為各世代的代表以討論所得收入之金額及所得種類變化，並計算出世代內的吉尼係數、十等分位倍數以討論所得分配不均情形；支出部分則呈現支出總計金額及消費性、非消費性支出變化，並且另外分析租稅負擔的變化情形。 本研究發現在家庭特性的變化來看，整體平均的經濟戶長年齡提高、經濟戶長的女性比例增加、戶長平均教育年數也有增加的趨勢。在收入的部分則是有實質所得收入成長停滯的現象，收入中佔有最高比例部分為受雇人員報酬，財產所得則是在較高年紀世代所得中佔有較多比例。透過吉尼係數的分析，發現臺灣的貧富差距問題確實存在，同一世代內所得不均情況隨時間而更加嚴重。支出總計有先增後減的趨勢，但在近幾年的支出總計沒有太大的變化；消費支出佔了家庭支出總計的八成以上，比例亦有逐年下滑的傾向。租稅支出佔可支配所得比例有偏低的情況，整理而言40歲世代會負擔較高的租稅支出；所得稅繳稅金額最高，但繳稅比例卻最低，其他稅負繳稅比例高，金額卻低。 政府必須在所得稅的稅制上有所修正，才能發揮所得重分配的功能，在高齡化的社會狀況之下，在制定社會福利政策時應該更加的謹慎注意；最後在面臨世代不公惡化的情況下，政府應提出作為，以避免所得分配不均所可能導致的社會問題

本文透過Palazzo (2012) 之模型，檢視台灣上市上櫃公司之現金持有率變動程度是否與風險溢酬存在正向關係。當我們使用剩餘所得模型所估計出隱含資金成本作為風險溢酬時，符合Palazzo (2012) 預防性動機之預期，公司在面臨高風險時，傾向增加其現金持有，以備面臨流動性危機。而使用已實現報酬模型作為風險溢酬之估計時，則無法解釋正向且顯著地解釋，與Black (1993), Elton (1999) 及 Fama and French (1997) 之論點一致，已實現報酬並非預期報酬良好之估計；而採用現金持有波動度作為風險之代理變數時，亦無法正向地解釋當期現金持有變動情況。此外，並發現公司之現金持有率變動受風險影響程度與公司之未來投資機會有關，未來投資機會較多的廠商其預期報酬與現金持有政策有較大的正向關係。

近年來台灣地區房價水準持續攀升，民眾開始產生無力購置自有住宅的問題。在此情形下，政府採行何種住宅政策最能改善家戶單位的購屋能力，便成為社會關注的議題。為了比較各種住宅政策對各分位家戶單位購屋負擔能力的影響，本研究以Gan和Hill (2008) 的負擔風險法 (Affordability at Risk，AaR) 為衡量家戶單位購屋負擔能力的基本架構，並融合賸餘所得法 (Residual Income Approach)的衡量概念對Gan和Hill (2008) 的衡量方式進行部分修正，而後以台北市的數據模擬分析各住宅政策對台北市各分位家戶單位購屋負擔能力的影響效果，並指出在改善低所得家庭購屋負擔能力的目標上，以「放寬貸款年限」的政策效果最為顯著，其次為「利息抵繳所得稅」。而採取「利息補貼」或「提供優惠房貸」的住宅政策，僅在房屋貸款利率較高的年度具有較好的政策效果，在房貸利率較低的年度，其政策影響不大。此外，本研究的模擬分析結果也指出當家戶單位的自備款低於100萬元時，無論政府採取何種住宅政策對家戶單位而言皆無法增加其購買負擔能力，此時政府僅能藉由提供租屋補貼等方式，降低家戶單位的租屋負擔進而增加其住宅負擔能力。

本文探討我國失業保險實施之後，對不同教育程度勞工所得分配之改善程度。利用我國行政院家計收支調查報告、勞工保險統計年報，計算失業者因為失業保險所提供的保障之下，於民國八十八年至九十二年間，其所得的變化，以及整體就業者所得分配改善的效果。 本文依據Moene and Wallerstein (2001)，提出衡量所得重分配概念之指標，利用薪資中位數除以薪資平均數之值來衡量。本文將指標調整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除以可支配所得平均數之值，計算失業保險實施對不同教育程度勞工所得分配改善幅度。 研究結果顯示，未考量失業保險時，所得分配的效果，較平均的為「國中及以下」，其次為「大專及以上」，最後為「高中職」。而失業保險之淨給付，最高者為「國中及以下」、次高者為「高中職」、最後為「大專及以上」這個教育程度的就業人口。「國中及以下」這個教育程度的就業人口，拿到的淨給付是最多的，這呼應了失業保險原先設計的目的即為達成所得分配改善的功能。失業保險實施後的所得分配狀態，「國中及以下」之可支配所得中位數除以可支配所得平均數是最高的，其次為「大專及以上」，最低為「高中職」。所以，失業保險實施，使得「國中及以下」這個較低的教育程度的就業人口，所得重分配的狀況是最好的。這呼應了失業保險原先設計的目的即為達成所得分配改善的功能。 在這三種教育程度下，各年度之所得分配改善的情況。未考量失業保險時，社會所得分配狀態以八十九年較平均，九十一年、九十二年較不平均。淨給付，以九十二年、九十一年較大、八十八年較小。考量失業保險實施後所得分配狀況，以八十八年、八十九年較平均，九十年、九十一年較不平均。所得分配改善的程度而言，皆以九十一年、九十二年改善程度較大，八十八年改善程度較小。

本研究依據美國P. R. McDaniel與Stanley. S. Surrey所提出之所得稅稅式支出規範準則重新評估檢討；其次，分析國際上稅式支出編製的經驗；再者，將稅式支出項目分類編製；最後，進行稅式支出政策評估。 主要研究發現如下： 一、所得稅稅式支出準則的判斷可以區分為：經濟理論觀點、個別國家觀點、個別稅式支出項目點加以判斷。 二、澳洲、加拿大、美國稅式支出報告比較：1、估計方法：主要均採稅收損失估計法，但美國兼採用收入效果、等量支出與現值的觀念。2、涵蓋範圍：（1）澳洲：所得稅及貨物稅；（2）加拿大：所得稅及財貨勞務稅；（3）美國：聯邦所得稅。3、分類方式：三個國家均就租稅類別進行分類，並以不同的經濟功能項目進行細項目的區分。 三、稅式支出報告及與中央政府總預算關係編製結果： 1、按稅式支出型態區分： （1）個人綜合所得稅：92年度稅收損失估計為：扣除額：68,424百萬元；免稅所得：61,350百萬元；70歲以上的年長者免稅額增加50﹪部分：4,499百萬元，投資抵減：4,144百萬元。 （2）營利事業所得稅：92年度稅收損失估計為：投資抵減：38,791百萬元；五年免稅：29,924百萬元；免稅所得：17,543百萬元。 2、按機關別區分： （1）個人綜合所得稅：92年度稅收損失估計為：財政部主管：132,249百萬元；經濟部工業局主管：3,886百萬元；交通部主管：2,560百萬元。 （2）營利事業所得稅：92年度稅收損失估計為：財政部主管：18,725百萬元；經濟部工業局主管：54,239百萬元；交通部主管：5,525.3百萬元；金融監理委員會主管：3,144百萬元。 3、按政事別區分：92年度稅式支出金額調整前的決算數總計為1,618,130百萬元，而所得稅稅式支出調整數為221,234.6百萬元，約為92年度調整前決算數的13.67﹪，故調整後之總計金額為1,839,364.6百萬元。 四、稅式支出政策評估及改進方向： （1）個人綜合所得稅：我國各項扣除額稅式支出，使得高所得者的租稅利益遠高於低所得者，而加深了不公平的現象。因此，建議採行線性所得稅的概念，以減少其不公平性。並增進效率面的效果。 （2）營利事業所得稅：政府的稅式支出政策或獎勵措施，應僅就具有「外部性利益」的現象給予獎勵，使其內在利益透過此些措施，而增加其供給量，並使社會生產量達到最適。 / An income tax system is composed of two different elements. One is the normative tax structure necessary to implement a normal tax and the other is the special preferences that departure from the normative tax structure. The term “tax expenditure” refers to departures from the normal tax structure designed to provide benefits to specific industry, group or activity by relieving their tax obligations. Tax expenditures are always excluded form traditional budget and not known in advance by the public, so these tax concessions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n “off budget” expenditure or indirect spending. In contrast, the standard government budget process is open and completed by monitoring and controlling in the government’s comprehensive annual budget report. Under the former, the purpose of tax expenditure report is to provide a useful tool in managing and controlling the governmental budget as direct spending to the administrative and legislative department.

本研究以實證檢驗了「營業虧損扣抵遞延所得稅資產」之評價，以及其對股價之價值攸關性。本研究除了發現「營業虧損扣抵遞延所得稅資產」與股價顯著正相關，具有「資產」的性質外，另外觀察在加入「營業虧損扣抵遞延所得稅資產」相關變數後，即「當期營業虧損扣抵變動數」（增加數），或「當期發生營業虧損扣抵虛擬變數」，發現當期發生的「營業虧損扣抵」與股價呈現顯著的負相關，可以推論當期發生的「營業虧損扣抵」對股價係負面消息，且本身使得帳上原有的「營業虧損扣抵遞延所得稅資產」及「所得稅抵減遞延所得稅資產」因本期所得額為負而價值降低；另一個虛擬變數「營業虧損扣抵有效年數虛擬變數」對股價為反向但結果不顯著，可能的原因係樣本公司帳上平均只有一年左右的「營業虧損扣抵遞延所得稅資產」，另外也暗示了「營業虧損扣抵遞延所得稅資產」和「所得稅抵減遞延所得稅資產」未來可實現性，有足夠的課稅所得可供抵減。 / The paper uses the empirical method to examine the value relevance of a company’s deferred tax assets from tax loss carryforwards which respond to the stock price. In addition to the positive effect of deferred tax assets from cumulative tax loss carryforwards, representing the “asset” valuation to save the future tax, the paper finds the negative effect of deferred tax assets from the contemporary tax loss carryforward, which respond to the stock price. The paper uses the incremental value of deferred tax assets from the contemporary tax loss carryforward as a specific variable and two dummy variables, whether the operating loss happens this year and the number of effective periods of unused tax loss carryforwards,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deferred tax assets from the contemporary tax loss carryforward. The empirical result finds that the variable, the incremental value of deferred tax assets from the contemporary tax loss carryforward, and the dummy variable, whether the operating loss happens this year, a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stock price in statistics, but the negative effect of the dummy variable, the number of effective periods of unused tax loss carryforwards, is not attested in statistics, with a possible reason of more or less than one effective period of unused tax loss carryforwards.

自全球金融風暴發生迄今，國內經濟受到國際內、外部經濟環境的影響，致使經濟成長呈現大幅下滑之情事，同時也造成國內失業率大幅成長之現象。然在面臨經濟萎縮的情境下，國內企業發展也出現些微的變化，已由投資階段轉向知識階段，在此同時人力資源也成為企業競爭的最佳利器，而且若國內企業發展呈現成長時，相對會提昇國內經濟的成長現狀。因此，本研究考量在整體產業人力需求的變化下，對於社會整體人力資源的有效運用與經濟發展的關係進行探究， 其研究結果顯示： (1)服務業之受僱員工人數占大多數； (2)各行業之受僱員工平均薪資間相互呈現正向相關； (3)服務業之受僱人數對國內經濟呈現正向影響； (4)製造業之平均薪資對國內經濟呈現正向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