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導論，包括研究的動機、方法、資料的搜集及運用，研究的經過和遭遇的困 難等。 第二章：趙紫陽的政治經歷，包括河南時期、廣東時期和文革時期的主要政治活動， 並兼論各時期的政治環境與主要政策，以期了解趙紫陽的政治態度與行為。 第三章：趙紫陽的四川經濟改革，包括改革的背景，改革構想的形成和改革的具體內 容等。 第四章：趙紫陽崛起分析：包括華、鄧權力門爭，鄧小平的權力部署及四川改革的全 國推廣等。 第五章：結論，包括趙紫陽的施政得失，現階段中共經濟政策，及未來的可能發展。

我國政府審計制度建制迄今已有五十餘年，歷經軍政、訓政害憲政三時期，其間不惟 民主政治的推行已有相當進展，即審計思潮亦有重大變遷，而現行審計制度無論在觀 念上或建構上卻大多仍因襲固有，殊少革新。加以國人對政府審計的功能普遍缺乏認 識與瞭解，未能予以應有的重視，因此現行審計制度是否適合現代民主國家之需要， 令人不能無疑？著者從事政府審計工作多年，根據個人親身體驗及觀察，印證學術理 論，以檢討審計制度之現況，並提出改革研議，期能恢宏審計功能，而有助於匡正政 府財政收支，提高政府施政效能，健全民主政治體制，及維護人民合法權益。全文共 分七章二十五節，約六萬餘字。第一章 現代政府審計理論之探討。第二章 我國審 計制度之沿革。第三章 審計機關的職掌與業務。第四章 審計機關的隸屬與組織。 第五章 審計人員的進用與保障。第六章 審計專題研究。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摘 要 本研究探討證交所實施盤中撮合取消兩檔限制、盤中瞬間價格穩定措施、收盤改採五分鐘集合競價、揭露未成交五檔的買賣委託價量等措施後，是否對期貨市場的績效指標，包括流動性、波動度與市場效率等產生變化，亦即考量台灣交易制度與市場結構與國外的差異性後，市場間是否存有外溢現象(spillovers)；此外，本研究亦檢視期貨對現貨的領先關係是否隨著現貨市場的交易限制減少及市場透明度增加而出現變化，本研究劃分研究期間為五個區段，分別是91年4月1日 ~ 91年6月30日、91年7月1日 ~ 91年7月26日、91年7月29日 ~ 91年9月30日、91年7月1日 ~ 91年9月30日與92年1月1日 ~ 92年4月09日，以探討這些新措施本研究的主要發現與研究結論如下： 1. 市場成交量與波動度均出現先增後減的現象，在假設總體經濟情勢無重大變化的前提下，現貨市場制度改革會對期貨市場造成影響，適度的透明度有助於提高市場一般流動性交易者的交易動機，但當市場的透明度提高到某一種程度時，反而會降低資訊內部人在公開市場的交易意願。 2. 傳統流動比率(ALR)與變異數比率在研究期間不存有顯著差異，顯示現貨市場的制度改革，並未對期貨市場的整體市場效率帶來改變。 3. 在領先落後關係上，期貨市場受現貨市場的影響力逐期減小，主要有以下可能解釋，分別是衝擊市場訊息屬於全面性(market wide)，台灣現貨市場有平盤以下不得放空的規定限制現貨市場對壞消息的反應能力、期貨市場自從開市以來就已有揭露最佳未成交五檔買賣價量資訊的措施、以及現貨市場後期由於缺乏這些資訊內部人的參與而使其對新資訊的反應仍然不如期貨市場快速。 4. 現貨市場受期貨市場的影響呈現先增後減，表示投資人在制度實施初期對新制度尚不熟悉，導致現貨市場出現短暫無效率的現象，但在2003年1月的揭示未成交最佳五檔買賣價量制度實施後，現貨市場變的更加透明化，使其對期貨市場前期新資訊的依賴程度已大幅減少。 5. 期交所於2002 / 07 / 29更改盤中之撮合方式，將由原本每十秒集合競價撮合一次之方式改為逐筆撮合，對期貨的市場市場並未造成顯著特殊的影響。 關鍵字：外溢效果、領先落後、交易制度改革、市場績效指標、VECM-GARCH、衝擊反應函數、Granger因果關係檢定、Johansen共整合 / Abstract The Taiwan Stock Exchange adopted four main trading mechanisms. (elimination of the two up/down tick, intra-day volatility interruption, 5-min closing call auction, and disclosure of the best five bid/ask price and volum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pillover effects on TAIFEX after considering the special market microstructure and trading systems in Taiwan. The major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rading volume and return volatility increase first and then decrease, under the assumption that ‘ no significant macroeconomic changes ’, spillover effects exists.

本研究側重於探索性和描述性的研究，討論英國自一九七九年至二○○二年期間的文官制度改革，藉由對於英國文官制度改革的相關文獻的蒐集、整理及分析，能夠讓所研究的主題輪廓更為清晰，並且系統化地呈現出英國文官制度發展的脈絡與內容。 本研究之範圍，就研究的時間而言，係自一九七九年至二○○二年期間，涵蓋英國二十餘年來歷經柴契爾、梅傑及布萊爾等三位首相所推動及施行的各項文官制度改革活動為主；就研究的對象而言，係以英國文官為研究對象；就研究的主題而言，則以英國文官制度的主要內容為主，包括文官的考選、任用、陞遷、薪給、福利、考績、保障、培訓、退養及撫卹，乃至文官政策、人事機關等相關活動。 本論文之研究目的，在瞭解英國文官改革的背景與內涵、深入瞭解英國文官改革的重大政策變遷以及英國文官制度發展對我國人事制度興革的啟示。本論文第三章及第四章分別先就英國人事管理體制的轉變及中央人事機關的變革，依發展時間序列進行分析，經由對制度的演進及人事決策機制轉變的瞭解，探索英國一九七九年以來文官改革的啟動、發展及轉折的制度系絡及推動機制。 第五章到第八章中，則體察「組織變革」、「強化領導」、「績效課責」及「服務傳送」等英國文官管理重要改革課題，分別就政署的創制、高級文官職位的發展、課責制度的變革及新公共服務改革之發展及其對文官管理的影響進行分析，詳細敘述其政策內涵，同時注重各項人事管理政策與公共治理相關理論間的連結，評估各項政策結果，以及未來可能發展。 最後，則於第九章中，分別就我國近年來所推動相關之人事興革措施，包括核心價值及核心能力、行政法人化、績效管理制度（考績改革及績效獎金制度）、高階文官甄補等，與英國的文官改革經驗進行比較性的對話，並提出未來我國相關制度的改革方向建議。

本論文係以政治經濟學取徑進行1978年之後的中國報業分析。研究主旨為探討當代中國報業是在哪些條件下實現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又是怎樣的力量作用其中，使中國報業呈現利益格局偏向少數人的轉軌面貌？視其為’’成功’’的改革將對中國報業未來發展有何影響？文章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份說明國家對報業發展起主導作用。報紙作為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一部份，深受政權掌握者所控制。同時，亦受1978年之後的開放改革政策所影響。發展出調和「國家控制」與「利潤導向」的國家與市場共生結構。第二部分係從經濟體制的層面進行分析。中國報業作為體制的一環，儘管改革幅度較緩時間較慢，但隨著市場經濟在政策上的引入、擴大，無法自外的受到劇烈的衝擊。衝擊最先表現在與整體市場環境緊密結合的上游生產要素以及下游的發行流通。體制的變動決定了報社無法以自身意志為轉移，從而被捲入日漸升高的市場波動中。第三部份則在說明報業之所以向少數人利益傾斜，在於報社領導成為市場經濟下的報社經理人，同時掌握改革方案的制定與施行。因而推行以「雇傭勞動制」為核心的勞動制度改革以及以拉大差距為目的的分配改革方案。最後結論指出，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名義下，目前報業運行模式將可能進一步深化。然而基層民眾及媒介基層從業者所開始萌生的不滿、抵抗將是另一股拉拒的力量。

人民公社制度解體後，村民自治組織成為基層管理的替代組織。村民自治對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產生了積極而又深遠的影響，但是村民自治組織在實際運作過程中，鄉鎮政府的管理和基層黨支部的直接領導機制依然在發揮重要作用，甚至在有些方面居於主導地位，不可避免引起權力間的衝突，影響基層選舉的品質。本文探討九○年代以來鄉鎮企業產權改革與九○年代末逐漸成熟的農村基層民主之間的互動關係，提出對中國農村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之間的看法。 / Villagers' self-governing organizations, which are substitutes for the people's communes that were disintegrated, constitute the important means for governing rural areas in contemporary China. But in the operation of villagers self-governing organizations, the administration of village and town government and direct leadership mechanism of party branche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are still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or even a leading role in some aspects, which causes unavoidable power conflict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hanges in the property rights of village enterprises in the late 1990’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democracy-villager self government and elections.

中國大陸於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大」由趙紫陽首次提出以「轉變政府職能」為原則的機構改革新思路，並分別於一九八八年、一九九三年及一九九八年進行以「職能轉變」為主的機構改革，然而在一九九三年前後機構改革過程中，政府企業管理部門進行「職能轉變」實踐「政全分開」政策時卻出現政策扭曲的「翻牌公司」現象。由於極權／意識型態研究模式強調由上往下的領導運作，較無法完全解釋此一現象，本研究乃嘗試以理性選擇研究途徑來分析及解釋，期望能使得既定事實的呈現更加完整，並使理論風貌更加多元。 本研究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緒論旨在說明本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與限制、研究範圍與架構作一完整說明，並檢閱有關中共機構改革之研究文獻及說明其研究成果與限制。第二章理性選擇研究途徑的探討旨在說明理性選擇途徑的基本內涵與思辯、與極權／意識型態研究途徑之比較及為何運用理性選擇途徑來分析「翻牌公司」現象。第三章中共國務院機構改革的背景旨在說明國務院機構改革的法律基礎、機構改革的概念與特點。第四章機構改革過程中的「翻牌公司」現象旨在應用理性選擇理論中有關個人自利、效用極大化及期望值利益團體的概念，來說明自一九九三年以後大量出現之「翻牌公司」現象的各個分析單佳，並說明「翻牌公司」現象中各分析單住約互動過程。第五章結論部分則說研究發現加以說明，並提出後續研究之建議及前瞻未來展望。 經由本研究整理論述，由理性選擇研究途徑所建構出來的架構，似乎可以更真實地解釋一九九三年前後機構改革過程中所出現的「翻牌公司」現象，及各分析單位的效用偏好與行動策略，跳脫既定的解釋模式並得出更真切的觀察，對於長期以來多以極權／意識型態模式解釋及研究中國大陸的方法提供了另一個分析架構。「翻牌公司」的現象顯然與機構改革方案、政府職能轉變、實現政企分開、減少政府對企業的干預等構想相違背，根本不符合市場經濟體制所要求的企業角色定位，也根本扭曲了中國大陸機構改革的初衷。解決「翻牌公司」的根本途徑，除機構改革外，還有賴整個經濟體制的配套改革、建立完備的產權制度，形成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機制、競爭性市場機制和體制，以及完備民主與法制，才能有效地結束利益主體的行為。 關鍵字：國務院、機構改革、職能轉變、政企分開、翻牌公司、理性選擇研究途徑、極權／意識型態研究途徑

機動車輛已成為空氣污染的首要污染來源之一，其所排放大量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對地方乃至於全球環境皆造成不利的影響。為了因應環境污染與溫室效應，各國除了採取行政管制措施外，亦引進經濟誘因工具來落實污染者付費的原則。本研究的目的即是探討，台灣地區目前所實施的政策工具對於減少來自移動污染源的污染排放量的有效性。 本文利用台灣地區二十三個縣市 1998 年至 2006 年共九年的追蹤資料，以兩種模型進行實證：第一個模型採用的是一階差分後的普通最小平方法迴歸模型，可避免假性迴歸的問題發生；第二個模型為似不相關迴歸模型，藉由誤差項間的關聯性來結合北部、中部、東部、南部四個地區的迴歸式，觀察政策工具在不同區域間對污染減量的效果。 實證結果顯示，管制與稅費這兩種政策工具確實會對移動污染源產生的空氣污染有相當的抑制效果；但是相較之下，管制措施的影響力相對於稅費的徵收來得明顯。因此，已知管制工具具有環境保護的政策有效性外，若欲使得稅費政策對空氣污染減量也有更明顯的成效，便應實施綠色租稅改革，以期能夠對生活環境產生良好的改善。 / Due to its high share in total air pollutant emissions, mobile pollution source is an issue of particular consideration. Vehicles produce large volumes of emissions such as CO, CO2, and so on. These gases can be detrimental to local, regional and global environment. With the increasing concern over rising pollution levels and greenhouse effe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 which are used to reduce mobile source air pollution. 　　For this paper, a case study of Taiwan is demonstrated for the estimation. Using the first-differenced panel data collected from 1998 to 2006, we use two models, namely “Ordinary least square model” and “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model”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command and control policy or the economic-incentive tax strategy is better for emission abatement. The first-differenced ordinary least square model can be used to avoid spurious regression, and the 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system integrates four sub-equations by assuming their disturbances are correlated, explaining some phenomenon in different areas. 　　The result shows that both control and tax strategies are worthwhile to be adopted. However, regulation policy results in cutting down much more CO and CO2 than using the excise taxes and fuel fees as an environmental instrument. Therefore, we conclude that it is required to implement the green tax system reform in order to create beneficial changes in our life.

2005年陳水扁總統，針對軍公教退休人員之退休金及公保養老給付，得以18％利率辦理優惠存款、降低所得替代率等，要求相關單位提出改革方案。銓敘部經與教育部、國防部及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等相關主管機關組成專案小組，在公務人員方面擬具「公務人員退休所得合理化改革方案」報請考試院於同年11月10日確定方案內容；至部分執行內涵則於2006年1月5日決議由銓敘部依權責自行負責處理。案經銓敘部邀集相關主管機關開會研商後，決定軍公教人員改革方案於同年2月16日同步實施。 值此，軍公教退休人員多數表達無法接受，組織退休聯盟進行各項訴求與抗爭行動；同時立法院中國國民黨黨團及親民黨黨團多數委員支持退休聯盟之主張，運用預算審查權為手段，燃起本項改革方案再度討論的關鍵力量。 本文採文獻探討法針對公務人員退休所得合理化改革方案進行研究，筆者從相關文獻及媒體的報導中發現，本項改革方案的政策制訂過程乃是以菁英決策的方式出現，主要涉及行政官員、考試委員、立法委員及軍公教退休聯盟之間的互動過程。 爰此，筆者藉由菁英理論的觀點透過David Easton 所提出的政治系統理論為基礎，將「公務人員退休所得合理化改革方案」相關影響政策制訂過程之參與者納入，提出一整合性的研究架構進行論述，並依參與人員為標準，分為行政菁英、立法菁英、知識菁英及標的團體四類，試圖經由本項改革個案的探討，進一步對菁英理論相應於政策制訂過程有較為深入之瞭解。 本文以2005年9月陳總統對外界作出「政策」宣示，迄至2008年1月立法院第六屆立法委員任期屆滿止，為研究時間範圍。首先對政策制訂過程與菁英理論進行探討，並將四類菁英就其角色與影響政策制訂的方式與策略加以論述；其次對本項改革方案制訂過程及主要爭議作詳細闡述；接續對四類菁英運用之策略進行分析；最後作出結論，整合歸納前述之研究內容，提出研究發現與後續研究之建議。

本文要旨在回答中國大陸的能源戰略是如何形成，並探討此一戰略如何影響中國大陸的石油安全。本文主從歷史制度主義的觀點主張中國能源體制是決定中國的石油戰略最重要的因素。解釋中國的能源部門在經濟改革與國際化的內、外部環境下，產生制度變遷，進而形成不同時期的石油戰略。在回答中國大陸日益龐大的石油需求與進口石油依賴，使得政府制訂出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節約能源、能源多元化與確保海外石油供應 但由於中國為保護國有石油企業的壟斷角色，對於「迎進來」的市場進入條件設下許多條件限制，對外又採取積極的石油外交，使得國際社會對中國產生重商主義與保護主義的疑慮。 中國的能源部門自1980年以來已經歷幾個階段的改革，第一階段是從1982年至1987年，強調要計畫經濟為主、市場力量為輔的能源制度改革；第二階段是從1988至1992年，重點在於國有企業的改革，鼓勵國有企業集團化；第三階段是從1993至1997年，重點在政企分離，並把配置資源的基礎性職能轉移給市場；第四階段是從1998至2002年，重點在加強國有資產的監管與國有企業經營，並初步建立宏觀能源調控體系；第五階段則是自2003年以降，主要的改革目標在建立跨部門的能源協調機制與對外的競爭力。 本文但由於「漸進主義」式的制度變遷使得能源部門體制改革仍存在許多問題，諸如能源部門分散、能源監管部門眾多、國家安全思維與既得利益等，使得政府部門考量其能源安全時，政府干預仍多於市場思維，即便自改革開放以來國家能力已不斷衰退。但在能源辦與發改委能源局的人力有限以及能源部門缺乏效率的情形下，擁有龐大資源的三大國有石油企業（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無疑「挾持」政府的決策，例如理論上中央政府可完全控制與審核國有企業的海外投資，但實際國有企業通常是在海外投案案定局後才通知發改委與國務院。中國的能源決策中的缺乏效率常來自於既得利益者的把持，而不願在整體的政治與經濟政策上肩負起更多的政策責任，例如中央政府與國企對於戰備儲油到底由誰出資的內部爭論。 未來中國的能源戰略會持續採取「迎進來、走出去」的方向；近年來政府試圖改革其能源決策程序，透過建立跨部會的決策協調機制試圖重奪能源決策的主導性，因此於2005年5月正式成立「能源領導小組」，並積極透入政府能源白皮書與能源相關法案的草擬，政府的舉動等於是將能源政策的制訂再度「中央化」。未來中國能源戰略的最大挑戰仍來自於能源體制能否深化改革，並且制訂出對外、對內策略一致的能源戰略，以因應中國未來的石油需求以及消減國際社會的疑慮。 / The new facet of global oil politics and China’s surging oil demand have forc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secure foreign oil supplies and to implement energy efficiency. However, systemic level or state-centered theories have provided limited theoretic orientation to explain China’s state behaviors and foreign behavior. It is essential to explore China’s energy institution and energy strategy behind its quest for oil security. That is, China’s foreign strategy should be put into broader context of China’s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and domestic/foreign energy policy-making process. This research applie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to look at history evolution of China’s energy institution and energy strategy (especially oil strategy). Chinese energy institution has experienced four main stages of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since 1980s. The main themes of four stages have emphasized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al, and energy goals. Meanwhile, institutional critical junctures and feedbacks (formation and reproduction) also have existed in every stage. The first phrase (1980-1992) emphasized how to integrate market forces into China’s bureaucratic institution with socialist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market oriented reforms faced several institutional challenges due to necessity of central planning; the second phrase (1993-1997) was characterized by slight and limited institutional restructuring within the energy sector because market force did not gain political support from the leadership.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stablished both the State Energy Commission (SEC) (1980-82) and the Ministry of Energy (MOE) (1988-93) in the wake of acute energy shortages to re-centralize authority over the energy sector. However, neither institution could effectively coordinate and implement energy policy, partly because they could not overcome the vested interests in sectional industries. The third phrase (1998-2002) was characterized by radical institutional reforms on conglomerating SOEs and delimiting administrative power.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NDRC) along with the Energy Bureau within it have taken over full governmental regulatory and public sector responsibility from SOEs. However, NDRC functions not as powerful as SOEs do. Therefore, the fourth phrase (2003 until now) then put attent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uper-ministerial interagency, revivification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and emphasis of foreign competitiveness. The establishment of State Energy Leading Group (SELG) aims at regaining strong central authority and to correcting turbulent oil strategies made on a base of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bove all, China’s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is characteristic of state-regulated marketization, limited property right reforms, strategic preference, and departmentalism in China’s energy sector since 1980s. The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has constrained China’s energy institution from planning a long-term national energy strategy. China’s energy sector continuously confirms institutional formation by the support of highest leadership and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confirms institutional reproduction between the directive and liberal force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market forces. Meanwhile, international responses to China’s hunting behaviors are to play either a conductive role in impelling China’s institutional reforms and in adjusting its foreign behaviors. To prevent serious energy competition and to enhanc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hina has shown its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 nations on oil issues. However, China also needs to show its determination to implement domestic demand-side measures and a market approach instead of implementing protectionist “welcome-in” and aggressive “going out” policies. Ongoing institutional reforms still determines whether the China’s energy institution will ensure the country’s energy security. In the short ter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entral authority in the energy sector will improve 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and policy persistance. However, in the long term, China’s ongoing institional reforms need to integrate more market forces, proceed property right reforms, and reshap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market. Without deeper institutional reforms, energy bureaucrats and SOEs would be dragged into institutional process of formation and reproduction but gain limited results in meeting China’s oil secu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