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主要探討的是三大法人是否對公司能夠發揮監督的效果，並加入股東會的因子觀察三大法人是否為了在股東會行使表決權、發揮監督公司效果以達到改善其經營績效的目的而增加其持股比率。研究樣本來自2006年到2014年所有上市上櫃(但不含F股)公司的市場資料及財務資料，並使用普通最小平方法則和固定效果模型對三大法人持股的影響進行分析。 實證結果顯示，三大法人持股比率越高的公司確實會有較好的經營績效，與許多國內外認為機構投資人可以有效監督公司營運的研究結果符合，但在加入股東會因素後，本研究發現只有外資可能藉由其持股在股東會時發揮影響力，以達監督公司之目的；為了更進一步檢驗外資是否真能藉由股東會加強標的公司之公司治理，本研究使用資訊透明度及財報重編次數作為代理變數，模型結果也顯示外資在股東會最後過戶日前有增加持股的公司會有較好的公司治理表現，因此認為外資可能透過股東會以發揮其影響力，但投信及自營商則沒有此行為。

公共政策需要經由政府間的行動來達成，特別是許多情況下，中央政府的政策並非由 本身去執行，而是透過各層級的政府來完成。我國的政治制度採均權利度，在此制度 下地方政府具有雙重資格：一方面以公法人資格，基於地方特殊需要處理地方公共事 務；一方面以國家官署的資格，執行中央或上級政府的法令，處理國家性質的事務。 因此，地方政府在政策執行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地方政策執行良窳，影響國家整體 政策一致性。地方政府與其他參與者在地方執行環境下的互動，實為研究整個執行過 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對地方政治的忽略，主要是因為對於地方的政治參與者（包括地方官員、政治人 物、派系、利益團體等等）、政治制度以及政治衝突缺乏了解。本文試圖以高屏溪違 法魚塭拆除事件的做為個案，探討地方政治運作與公共政策執行間的關係。 本文共計六章：第一章為結論，說明本文之研究動機、範圍和目的，以及研究方法和 限制；第二章為理論架構，檢視目前有關政策執行的研究途徑以建構適合本國案的分 析架構；第三章為高屏溪違法魚塭拆除過程的詳細描述，以為理論印證的前引；第四 、五兩章為理論對個案的解釋；第六章為結論，摘要本研究的發現，並提出建議。

面對二十一世紀科技競爭戰，各財團法人如何搶得先機並掌握致勝關鍵，組織的核心決策-董事會扮演著重要角色，而在致力於傳統產業轉型之趨使下所輔導成立之財團法人，其董事會中之官派董事當負有一定政策任務。爰為探究及健全經濟事務財團法人官派董事功能，本研究從文獻探討、深度訪談、參與觀察及個案分析等研究方法，自法制及管理面就財團法人捐助章程、董事會議紀錄及政府與法院主管法規等資料予以分析，實務面則將影響官派董事功能因素歸類為十二大項，以官派董事、非官派董事、主管機關、負責董事會業務同仁等四個面向的觀點作深度訪談，並輔以研究者在經濟事務財團法人長達十三年之業務監督經驗，最後提出檢證及分析組織內外在環境及董事會成員之SWOT。 本研究個案研究結果，對官派董事職責如同一般董事，惟官派董事負有政策使命，其角色功能並不如一般民間法人單純，就訪談議題與官派董事在實際執行其職責有關資料分析，歸納官派董事對非營利組織應具有以下功能： 一、政策制定與政策規劃之參與，並引導執行政策。 二、透過專業服務可以彌補政府職能不足。 三、監督並落實政府法令的執行。 四、擔任政府與產業溝通、協調之橋樑。 五、提供組織間互相學習與經驗分享。 六、透過資源整合，建立服務平台，提升公共服務管道，使組織達成綜效 目的。 七、開拓前瞻性與創新性業務領域，服務邁向多元與多樣化。 八、組織結構較少層級節制，可增進效率，提升競爭力。 整體而言，本研究對財團法人官派董事功能持正面看法，惟制度下尚有若干缺失值得檢討改進者。茲將本研究所衍生有關之問題分為研究發現、建議及後續研究方向等三個部分，摘述如下： 壹、研究發現 一、從整體政策運作層面研析 （一）法人組織定位與運作功能，因時勢變遷已與設立目的相悖。 （二）業務舊瓶新裝，難脫組織文化包袱，政府淪為財團法人保護傘。 （三）董事席次仍受捐助人掌控，與財團法人制度立法意旨不符。 （四）官派董事對政策任務推動不遺餘力，但法人整體運作仍受捐助人相 當程度掌控。 （五）法人自律不足、影響自主性。 二、從法制規範運作層面研析 （一）未建立官派董事統一監管機制，造成法人會務負擔。 （二）捐助章程淪為形式規範，未能發揮實質功效。 （三）政府閉門造車，各部會各自為政，規範過多。 三、從董事會實務運作層面研析 （一）董事人數多寡與組織規模大小無關。 （二）會議召開次數有限，董事功能難發揮。 （三）董事年齡較長者，對法人實質運作助益較大。 （四）官派董事淪為法人凝聚政治實力工具。 （五）政策任務之達成首重使命感之培養。 （六）公權力過度介入，阻礙法人自治與治理。 （七）人治色彩影響官派董事功能。 貳、研究建議 一、體制面： （一）由政府統一制定財團法人專法。 （二）由政府統一訂定接受政府委辦（或補助）經費之處理原則。 二、執行面： （一）由法人制訂「董事會職責及服務指導作業手冊」。 （二）建立法人會務運作實務指南。 三、策略面： （一）與政府及企業間應為夥伴關係並應建構對話機制 （二）政府應對官派董事建立「志工服務資源平台」 參、後續研究方向 一、政府賦予官派董事所背負之政策任務形成過程之研究。 二、政府政策任務動力與延續性之探討。 三、政府政策使命與社會需求期望差異之研究。 四、階段性任務與永續經營策略之研究。 五、主管機關與官派董事信任關係之研究。 六、捐助人與財團法人關係影響會務運作之研究。 七、董事間信任與合作關係之研究。 八、官派董事與董事會權力分配型態關係之研究。 綜上，為澈底探討官派董事產生弊端之源頭，以落實官派董事功能與修正並建立官派機制，除了制定統一規範避免各自為政外，政府機關應解開以往管理枷鎖，以正面、積極與彈性的服務與行動方式，健全法人發展，才能契合社會與人民之需。 關鍵詞：非營利組織、經濟事務財團法人、官派董事

退撫基金成立之目的主要為解決經費來源以減輕政府財政負擔，而退撫基金運作迄今已逾十年，退撫基金管理運用機構因受組織屬性、功能及人力之限，經營績效無法大幅提昇，因基金規模不斷成長，參加基金人數及支領定期給與之退休人數亦快速增加，面對日增之業務量，似有必要針對基金管理機構組織屬性、功能及人力配置等重新審視檢討。 鑑於基金運作之良窳，對於退撫基金支付能力具有關鍵性的影響，且涉及全國軍公教人員及各級政府退撫經費之負擔，因此，基金管理機構是否有適當之組織結構，能否採行企業化經營以靈活妥善運用基金，以及如何因應現有制度與管理上之缺失，創造高收益率以穩固退撫財源，均為本研究之重點。時值政府為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積極推動更具彈性與企業精神之「行政法人」，本研究乃分別就德國、英國、日本公法人制度，以及世界主要國家退休基金管理現況進行文獻探討，再針對我國退撫基金管理及運用現況進行檢視分析，復對基金管理會現職員工以問卷調查其對機關改制為行政法人之態度，並輔以深度訪談及SWOT分析等方法，以探究我國退撫基金管理機構行政法人化之可行性。 茲據研究結果發現，基金管理機構因受組織屬性、功能及人力之限，退撫基金管理無法獨立運作，致影響經營績效之提昇，其業務性質確具專業性，應頗適合行政法人化，惟因尚有潛藏負債、最後支付責任、行政法人法草案尚未建置完成以及現實上之政治生態等諸多考量，故建議其如擬行政法人化，應先明確區分政府及行政法人之潛藏負債及最後支付責任，並宜配合退休制度一同考量。 / The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Public Service Pension Fund （PSPF）mainly focuses on reducing the financial burden of the government. However, after more than ten years of operati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ension fund still cannot significantly improve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attributes, functions and human resources of organization. This, together with the adjustment of contribution rates to reflect the normal costs, has received universal condemnation and worries about how to improve the operation of the fund in order to relieve the pressure of raising contribution rates. Due to the gradual increase of workloads caused by the continued growth of fund scale, fund participants and the number of retirees receiving regularly payments, it seems to be necessary to inspect and review the attributes, functions and human resources of the fund management agency. As the quality of the fund operation has crucial effects to the payment ability of the PSPF, and the expenditure burden of all fund participants and different levels of local governments, whether the fund management agency has proper organization structure, whether it is suitable to adopt the craft industry, and how to cope with the drawbacks of present system and management are the main points of this research. While the government is actively boosting “administrative corporation”, which is more flexible and possesses business spirit,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integral competitiveness of the government, this research first literarily discusses public corporation system of Germany, Britain and Japan, and the current management state of main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is is followed by an analysis of current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state of the PSPF, and questionnaires filled by the employees of the Management Board of PSPF to understand their opinions on changing to administrative corporation. The analysis is reinforced by a deep interview, SWOT analysis and so on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of administrative corporation system for the management agency of PSPF.. This research finds out that being unable to operate independently,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organization attributes, functions and human resources, the PSPF’s management performance has been negatively influenced. Judging from agency functions, “administrative corporation” can be a suitable system for the organization. However, with considerations like inclined liabilities, final disbursement duty, and the Administrative Corporation Act still pending for legislative approval, it is suggested that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inclined liabilities and final disbursement duty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administrative corporation has to be made, together with a consideration of the retirement system, before the “administrative corporation” system is put into real practice.

近年來，審議民主在台灣日漸蓬勃發展。自2002年的審議民主公民會議開始以來，台灣以有過許多辦理審議民主之參與機制的經驗。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審議民主「理性溝通」的理論，在實際執行過程中所落實的情況為何，以探究理性溝通的實際樣貌。 從文獻中發現，為了達成共識，「理性溝通」與「互惠」乃是審議民主的核心理念。所謂「理性溝通」，就是論證。最終共識應是由「較佳論證的力量」所促成的，而非其他內在或外在限制所造成。另一方面，「互惠」則是指：當討論過程中產生衝突或價值差異時，討論者會試著擺脫價值層次的爭議，尋求彼此皆可接受的協議。過去文獻對於這兩個概念主要聚焦於抽象層次的規範性探討。為了探究理論在實際的落實情況為何。本研究以William Dunn (2004)所發展出來的政策論證架構，並以內容分析法分析二代健保法人論壇參與者的發言內容，以及共識結論報告，探索參與者在審議過程中的說理過程。 本研究發現：在「理性溝通」的部分，從發言特質之中可以看見，不論有無共識的討論，皆是以「分析」與「說明」類型居多。具邏輯推演形式的「分析」論證較為常用，顯示法人論壇的參與者，慣以「邏輯推理」來進行理性討論。而在有共識結論的討論中，其使用頻率高於無共識的討論。顯示具邏輯推演形式的「分析」論證，較能引起在場的其他成員認同，因而成為討論的慣用形式，且其易使討論能出現共識。至於在「互惠」發言的部分，有共識結論的討論，慣用類型仍是「分析」類型為最多。此外在相異型互惠變化，是以擴張轉換為多。表示在對話中，發言者會以更進一步的推理方式予以支持。顯示支持者並非感覺式的認同，乃是能瞭解對方所說的話，並且明白其所支持的理由為何。另外在正反雙方交詰過程中，不同立場的成員也會依循對方的發言類型而轉換，形成一種理性溝通的循環，企圖尋求支持。 綜觀研究結果，在實際討論過程中，邏輯論述是審議民主所稱的理性對話中，相當主要且具說服力的溝通方式。另一方面，審議民主重視參與者在公共審議的過程裡，彼此相互尊重和同理，允許合理的歧見，並且最終達成共識。對於審議民主而言，這正是表現了互惠的實現。從有共識的討論中可以看出，不同立場者不但將自己的理由內涵予以充實外，透過對話與兼容建議的提出，使參與者願意改變，接受新的提議，進而達成共識。此正為互惠性的表現。由此可見，審議民主確實展現有別於代議民主「算數目」的一種實質民主型態。對於民主政治的發展而言，深具前瞻性與盼望。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我國上市(櫃)公司強制性財務預測正向更新與外資決策(買賣超)之間的關係。我國股市引進外資專業法人的主要目的與外資的專業知識有關。由於國內股市對外資的重視，所以公司派大股東或市場派可能會利用外資作為工具，逐行自利行為，故本論文結果有助於瞭解利用財務預測更新與外資行為之間的關係，是否外資的行為具備某種程度的內部資訊，或全然為外資專業研究的結果。本研究首先要瞭解的是強制性財務預測正向更新與外資決策(買賣超)之關係，其次探討外資法人對於稅前盈餘更新幅度與每股盈餘達成率不同時，是否決策行為會有顯著差異。以上問題均以Wilcoxon Test及Mann-Whitney Test來說明。 本研究是以民國八十六年一月一日至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樣本期間，結論如下： 1.就財務預測強制性正向更新日前之窗期而言，外資法人會有顯著買超行為；且會隨著稅前盈餘更新幅度、每股盈餘達成率的大小有顯著之差異。 2.就財務預測強制性正向更新日後之窗期而言，外資法人便無較為顯著之賣超行為，雖然仍有多數天數呈現賣超(方向與假說一致)，然呈顯著天數太少，無法強烈支持假說。

財團法人醫院在台灣醫療服務市場是相當重要的醫療提供者，占國內醫療服務重大比例。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實施後，由於健保制度免除民眾部分必要負擔費用，誘使醫療服務需求的快速成長，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健保局為了控制醫療費用的成長，推行了一系列供給面成本分擔支付制度的醫療改革，醫院在有限的醫療資源下，競爭壓力不斷升高，「效率」變成醫院經營管理的目標。 醫院間有非價格競爭的行為，醫武競賽造成醫院成本上升，若醫院選擇以負債融通資金，會增加醫院的財務風險，提高發生財務危機的可能性，但傳統財務理論指出公司增加負債額度可提高經營績效。 本研究採財務比率當作財團法人醫院的效率指標，主要目的在於分析財團法人醫院債務融資與效率間的關聯是否適用傳統財務理論，也就是財團法人醫院負債比率與效率是否為正向關係。利用民國91、92、93年財團法人醫院財務報表與醫療機構現況及醫療服務量統計資料，採用30家財團法人醫院的綜合年度資料為樣本，共82個觀察值，進行實證迴歸分析。 實證迴歸結果顯示：（1）財團法人醫院負債比率與營運效率、資本投資效率皆顯著負相關，財團法人醫院選擇以負債融通資金無法提升醫院績效，但財團法人醫院負債比率與員工效率顯著正相關。（2）財團法人醫院社區公益活動支出變數與營運效率顯著負相關，財團法人醫院實踐公益目標的同時勢必面臨效率降低的情況。

本研究探討醫療財團法人財務指標與醫療社會服務支出及捐贈收入之間的關聯性。醫療財團法人彌補政府失靈的功能，以從事慈善公益活動為主要目標，協助政府醫療供給的不足。行政院衛生署在醫療財團法人慈善公益活動上，規範需提撥年度醫療收入結餘百分之十，辦理醫療社會服務與教育研究發展事項，並成立醫策會進行全國醫院評鑑工作。 本研究採用隸屬於行政院衛生署醫事處的醫療財團法人為樣本，探討民國95年至97年經會計師簽證查核的財務報表。財務指標以財務報表所附之財務比率為選擇，採用負債比率、流動比率、應收帳款收款期間、總資產週轉率、醫療社會服務支出占醫療收入結餘比率、醫務利益率及槓桿度衡量；非財務指標部分以醫療財團法人是否為醫學中心層級及不同創辦者型態，探討對醫療財團法人社服支出及捐贈收入面的影響。 實證結果顯示，財務比率對醫療社會服務及捐贈收入影響之變動方向相似；醫院為醫學中心層級與醫療社會服務支出及捐贈收入皆為顯著正向關係；宗教型態創辦醫院的財務績效較其他創辦型態為佳，且醫務利益率與捐贈收入呈顯著正相關。本研究發現醫院的評鑑制度對於醫療財團法人的慈善公益活動與捐贈影響，成效顯著；此外，相較於非宗教型態醫院，捐贈者較願意捐款予宗教型態且為醫學中心層級之醫院。

臺灣在郊出現以前縱使農商業經濟已經開展，卻並無商業團體存在。18世紀中葉以後，進入臺灣開墾貿易的商民倍增，如何協調生意上的糾紛、應付官府攤派的地方公務，成為商人亟需面對的課題，郊就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形成於臺灣。 因此本文聚焦於臺灣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商業團體—臺南三郊，探討臺南三郊在各個時期與地方政府及地域社會之間的互動。嘉慶元年（1795），臺南三郊正式出現後，三郊並透過各種公共事務的參與，例如驅逐海盜、運榖平糴、調解華洋糾紛、修築軍工廠港道、辦理團練，換來清政府賞賜公戳記、匾額、花紅以及免納租息的土地業權。 清代與日治政權交替之際，許多商人紛紛停業內渡清國，臺南三郊一時大為衰退，直到明治32年（1899）才重興。本文指出殖民政府對於臺南三郊重興，扮演了關鍵決策者的角色，並且在日後引導臺南三郊建立臺南商工會。日治初期臺南三郊重建以後，商人透過傳統的商業團體，進行現代性的投資，建立了臺南信用組合與維新製糖會社。 大正時期以後，三郊的商業團體機能轉移到臺南商工會。轉型後的臺南三郊積極參與社會活動，卻也遇到了市區改正拆毀三郊街屋，而三郊被定位為祭祀公業無法領取賠償金的問題，因此規劃申請將組織社團法人化，然而社團法人化的議題，卻因為三郊內部的派系鬥爭遭到擱置。昭和13年（1938）舊派控告新派虧空郊產、收取回扣，經過纏訟後，雙方在昭和15年（1940）經州廳指示，將臺南三郊解散，而其產業納入臺南商工經濟會名下，戰後由臺南市商會接收。 / Even though the agricultural and business activities in Taiwan had developed at certain extent, however there was not any associations of merchants until Jiao（郊） appeared. After the middle of the 18th century,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Chinese merchants entering Taiwan for land development and trading, the mechanism of resolving the dispute in business, handling the public affairs assigned from the local government had become an urgency. In this context, Jiao came into being in Taiwan as a result. This article will be focusing on the biggest associations of merchants that ever appeared in Taiwan—Tainan-San-Jiao（臺南三郊）, and investigating its interaction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with the regional society in each period. After its formal appearance in Jia-Qing（嘉慶） 1st year （1795）,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various public affairs such as driving out the pirates, transporting and purchasing grains at fair price, dealing with disputes between local and foreign merchants, building canals that connected military factories to sea, organizing and training militia（Tuanlian團練）, Tainan-San-Jiao obtained the official seal, plaques, reward and land property rights without paying land tax. Upon the change of regime from Qing Dynasty to Japanese government, many merchants chose to suspend their business and returned to mainland China, the function of Tainan-San-Jiao had declined for a period of time. It was not until Meiji（明治） 32nd year（1899） did it revive. This article will point out that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has played a key role in policy making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revival of Tainan-San-Jiao, and later led Tainan-San-Jiao to establish the Shoukoukai（商工會）. After the revival of Tainan-San-Jiao, the merchants made modern investments through this traditional merchant organization, and built up Tainan Credit Cooperative(Shinyoukumiai信用組合) and Ishin Sugar Company(Ishin seitoukaishixya維新製糖會社) . In Taishou（大正） period, the function of merchant organization of Tainan-San-Jiao has been transferred to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After transformation, Tainan-San-Jiao which was no longer merchant organization,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social activities, in the meanwhile the house property belonged to Tainan-San-Jiao was tore down due to the Urban Renewal in progress. However, Tainan-San-Jiao failed to receive compensation since Tainan-San-Jiao was then seen as a property-owning ancestral worship association(祭祀公業). Tainan-San-Jiao therefore planed to apply for transforming to Corporation Aggregate, yet the issue was postponed owing to the conflicts among factions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In Shouwa（昭和） period, the old faction accused the new faction of the embezzling property and receiving sales commission. After a period of litigation, the two factions eventually decided to dismiss Tainan-San-Jiao under the order of the government, and its property was shifted to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later was taken over by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Tainan City aftermath of World War 2.

本研究經過分析台灣股市中三大法人的持股率與買賣超對於公司財務變數與市場變數的的關係，藉由法人的持股選擇觀點，進而組成具有法人選股特性的投資組合，並驗證其是否具有較佳的績效表現與是否具有擊敗大盤的能力。實證結果發現，外資偏向投資於較大報酬波動率與規模的公司，以及較低負債比率與股利殖利率的公司；投信具有偏好較高的股利殖利率、股東權益報酬率、移動平均報酬率之標準差與規模的公司，以及淨價市值比較低的公司；自營商喜歡較高的負債比率、淨值市價比、移動平均報酬率與規模的公司，以及報酬波動率較低的公司。在驗證經由法人的投資特性組成之投資組合表現中，發現投信之投資組合雖具有較高的平均報酬率，但是考量風險因子後，自營商的績效表現較佳，而且都具有擊敗大盤的績效表現。 / The study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ese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shareholding ratio or net buy-and-sell and the company's financial variables and market variables. Using the result of regression to compose a portfolio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verification whether it has a better performance than the stock market index.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foreign investors tend to invest in the company with larger volatility and size, and also lower debt ratio and dividend yield; Investment trust investors with a preference for high dividend yields, return on equity, the long-term volatility and size of the company, and tend to invest in lower book-to-market ratio of the company; Dealers like high debt ratio, book-to-market ratio, size and momentum, and also preference for the company of lower volatility.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ortfolio with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characteristics, we found that the investment trust's portfolio had highest average rate of return, but after consideration of risk factors, dealers had better performance. Both of the portfolio beat the stock market index’s perform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