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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employs event study to show that, on average, exchange switching in Taiwan stock market from 1997 to 2000 is a negative event for stockholders. Stocks involved in exchange switching experience negative abcdrmal returns before and after switching. And, in general, liquidity deteriorates after exchange switching. Therefore, TSEC is not absolutely better than OTC from the view of liquidity-providing. Several conclusions are derived in this paper: 1. On average, exchange switching in Taiwan does not create value for stockholders. 2. In general, liquidity deteriorates after switching according to the evidences found in this study with multiple liquidity measures. 3. Liquidity indeed has multiple facets. 4. TSEC is not exactly better than OTC for raising in terms of function of liquidity providing.

全民健康保險實施後，政府保險費的補貼對勞動市場產生的影響，以及該影響所產生之勞工流動的現象，皆為本研究所探討之主題。 　　研究結果發現，在各種不同之勞動供給及勞動需求彈性下，政府保險費補貼對工資率的影響即有所不同。一般而言，政府對被保險人的補貼會使勞動市場之均衡工資率下降，但當勞動供給無彈性及勞動需求彈性無限大時，此影響即不存在，意即市場均衡工資率將不因該補貼政策而有所變動；至於政府對雇主保險費之補貼方面，除勞動需求完全無彈性的情況外，此種補貼的施行通常會使工資率上升，而就我國情況來看，由於各產業的勞動需求有彈性，而台北市大、小家庭已婚男性的勞動市場之勞動供給曲線已達後彎階段，故政府保險費補貼會使工資率上升，而在其他勞動市場的情況下，由於勞動供給曲線為正斜率，故政府對被保險人的補貼會促使工資率下降。 　　在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後，若勞動市場之勞動需求彈性無限大，則其工資率將會因此而降低，但當該市場之勞動供給曲線為正斜率且勞動需求完全無彈性時，全民健康保險的施行反而會使其工資率上升，然多數的情況是：全民健康保險實施後，工資率的變動會呈現不明確的狀態，其將隨當時條件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變動方向。 　　由於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將促使勞動市場之工資率產生改變，但由於政府對各類被保險人補貼比例上的不同，造成各產業及各類被保險人工資變化上的差異，進而產生勞工流動的現象。在同一產業不同類被保險人的流動上，由於經實際工資計算的結果得知：就同一產業而言，以「自營作業」之身份投保者將獲得最低之實際工資，「公民營事業、機構有一定雇主之受雇者」次之，而「職業工人」最高，因此推論勞動者將較喜愛受雇於人的就業型態，同時有一定雇主之勞動者亦會傾向加入職業工會，設法以「職業工人」的身份投保。如此即造成各類被保險人相互流動的現象。 　　而政府實行該補貼政策時，在無法縮減其他公共支出的前提下，必會以課徵其他租稅的方法來籌措財源，若此財源來自於綜合所得稅，除勞動供給無彈性、勞動需求彈性無限大，及勞動供給曲線為負斜率且勞動需求有彈性的情況下，一般而言，此租稅的課徵會使工資率進一步上升。而我國之勞動市場多數屬於勞動供給為正斜率，而勞動需求為負斜率的型態，故若財源來自於綜合所得稅，則將會使工資進一步上升。至於以其他租稅做為補貼財源時，就一般分析而言，某些租稅的課徵會造成工資率的上升，但有些租稅反而會進一步降低工資率。然就實務上而言，由於我國加值營業稅有稅基廣、稅收穩定及課徵阻力小等優點，故本文認為，若我國一定要施行此保險費之補貼政策時，其最適之財源籌措方式應以課徵加值營業稅為宜。 　　然本研究發現，政府保險費之補貼將造成工資率的改變，進而扭曲被保險人就業型態及投保單位的選擇，並且產生勞工流動的現象，如此將造成社會的福利損失，再者，若該補貼之財源來自於各種扭曲性租稅的課徵，則政府保險受的補貼將更進一步產生社會成本。

台灣證券交易所每季會挑選並公告可為權證標的的股票，證券商再從中選取想要發行的股票標的，這些被選為標的的股票被發行權證的次數存在明顯的差異。證券商在發行時掌握了許多優勢，除了可以挑選標的之外，權證契約的內容大多也都由證券商決定，這些權證的契約內容勢必會依據標的股票特性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在本文中我們將找出會影響證券商選擇標的的因素。另外，我們也試圖找出權證契約與標的股票的特性的關聯性並且討論避險成本課稅問題解決後，對證券商發行權證的影響。 我們發現證券商偏好以近期受到較多市場關注、具有投資人市場偏好、有較高波動度以及有較好流動性的股票作為權證的標的。我們也發現不同標的特性的股票權證契約特性也會不同，受到市場較多關注、流動性較高的標的股票以及重設型、歐式的權證的溢價比例會較高，也發現標的股票的波動性越高，權證的存續期間會較低、標的股票的市值比例越高，權證的行使比例會越低、標的股票的波動性越高，證券商則傾向以重設型以及美式的形式發行權證。近幾年權證檔數的激增與避險成本課稅問題的解決也存在著緊密的關係。 最後，以避險成本課稅問題的時間點來觀察權證市場前後期的改變，則發現下列幾種現象的差異。第一、單一股票於一季之內被發行的次數增加，第二、權證的溢價比例上升，第三、權證的行使比例與存續期間下降，第四、單一權證的發行量降低。這些現象則顯示證券商發行權證模式的改變，在避險成本課稅問題解決後，證券商發行權證的模式類似於石油輸出國家組織控制石油供給量，透過降低每檔權證的發行量來增加議價的籌碼。 / Taiwan Stock Exchange (TWSE) selects and announces the stocks for issuing warrants quarterly. Brokers can pick up suitable underlying assets for issue warrants. We observed, however, that the frequency for underlying stocks for issuing warrants were different. We know that the broker has many advantages on issuing warrants likes selecting underlying stocks and setting covenants as well. The covenants will be set base on the stock’s characters. We tried to find key factors for brokers for issuing warrants. Besides, after the deregulation on hedge cost, we elabo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rrants and underlying assets. We found brokers prefer to issue the warrant whose underlying asset with good liquidity, market frenzy and high volatility. Besides, we also noticed that the warrant’s characters will be different base on their underlying assets. The premium is higher for stocks with market frenzy, high liquidity and European warrant. Underlying assets with high volatility will attribute low duration. Stock with high market capitalization will make exercise ratio lower. Brokers intend to issue Reset and American warrants for underlying asset with high volatility. The surge of warrant issuing attributed to relax on hedging tax. Last, we showed the warrant market different after the relaxing restrictions of hedge cost as follows. First, the frequency of issuing warrant with same underlying asset increases. Secondly, the premium for issuing warrant rises. Thirdly, exercise ratio and duration declines. Fourthly, the volume for single issue is lower. These phenomenon shows that brokers try to increase their bargain power by controlling the warrant volume. This model likes 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 to control the petrol price by depressing the supply.

本篇論文研究股票市場流動性以及權證到期後在不同的投資人情緒程度時之間的關係。我們使用臺灣期貨交易所的VIX指數作為投資人情緒的指標，研究在深度價內的權證到期後對股票市場造成的交易集中效果。整體而言，當投資人情緒相對較低時，權證到期後對股票市場流動性的增強效果較為明顯。另一方面，當投資人情緒相對較高時，交易集中對股票市場流動性的改善效果較不明顯。在價格方面，股票流動性的增加對價格帶來的正面影響，其效果在投資人情緒較低時較為明顯。當投資人情緒愈來愈高時，其效果愈不顯著。此現象可歸因於投資人在套利與避險等操作上的行為有所改變所致。 /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tock liquidity and warrants expiration in different extent of investor sentiment which is represented by VIX in Taiwan. We study the effect of trading consolidation by examining the response of liquidity and stock prices to the exercise of deep in-the-money call warrants. In general,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tock liquidity is improved apparently by market consolidation since warrants expired when investor sentiment is relatively low. On the other hand, the effect is insignificant when VIX is relatively high. Further, the price increase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post-exercise improvement in the stock liquidity when VIX is relatively low. While VIX rises, the relation gets feeble gradually. This phenomenon might be due to investors’ buying behavior such as arbitrage or hedge trading varying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market situation.

本文主要從國際貿易、資本流動與貨幣政策三個因素，分析中國貨幣當局對人民幣匯率政策的選擇行為。在國際貿易因素方面，人民幣匯率政策的選擇受到出口競爭力、產業結構調整與貿易夥伴壓力的影響；在資本流動因素方面，人民幣匯率政策的選擇受到資本開放程度的影響，而資本開放程度又與金融體制的市場化程度有關；在貨幣政策因素方面，人民幣匯率政策的選擇受到貨幣政策自主性，以及宏觀調控有效性的影響。 本文研究發現，中國貨幣當局對人民幣匯率政策的選擇，是在制度轉型與結構調整的限制條件下，與出口貿易競爭力、資本自由流動和貨幣政策自主性三者之間相對重要性的權衡結果。在1994年至1997年期間，人民幣匯率政策選擇實質目標法，意即匯率政策服從於貿易政策，目的在增加出口競爭力與創造外匯收入。1997年至2005年前間，人民幣匯率政策選擇名目錨方法，意即匯率政策服從於穩定政策，目的在防範金融危機與總體經濟失衡，人民幣緊釘美元出現了「超穩定現象」。2005年以來，由於釘住美元的弊端與成本日益上升，包括人民幣低估造成出口高速成長所帶來的貿易夥伴促升壓力，資本管制效力下降造成熱錢流入所帶來的升值壓力，以及貨幣政策自主性下降造成宏觀調控效果不佳所帶來的升值壓力，中國貨幣當局調整了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選擇了較具彈性的參考通貨籃的管理浮動匯率政策。不過，由於調整幅度不大，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幅度在匯改初期相當有限，但從2006年5月以來升值幅度有稍微擴大的趨勢。展望未來，中國貨幣當局對於人民幣匯率將採取「緩中趨升」的政策，在此過程中，國際貿易、資本流動與貨幣政策三個因素仍將深深地影響人民幣匯率政策的選擇。

本研究想探討新上市股票到底吸引哪些投資人，是依據財務理論為達到分散風險而多角化，還是純粹因為投資人對於某些產業類別的資訊比較熟悉，因此只偏好集中投資某些產業股票，導致產生同時交易的”互補效果”。 隨著市場發展到某個階段投資人必然要尋找替代品，即價格更低的類似股票，這種“替代效果”使市場更趨於理性。台灣股市是否有新股對舊股的替代效果，導致投資人產生明顯的“喜新厭舊”情結。由於常發生新股上市後漲幅較大，是否因此增強投資人對新上市股票的興趣，使投資人資金配置跟著往新上市股票傾斜。 本文資料期間為1990年到2004年，由於聯電上市日期較早，又聯電與台積電同屬晶圓代工最常被比較，另外選了上市日期與台積電接近的公司作為對照，分別為電子股的精英與營建股的大陸工程為樣本。 以拓展整體市場的投資人數為目的，台積電吸引比較多新股上市前已經存在市場交易過的投資人；另外在這三家新上市公司的總投資人數中，台積電的新加入市場投資人比重最大。以三家新上市股票與聯電關係之比較，對本文所定義之互補性與替代性有顯著一致皆為正向影響之變數為Size與Turnover；當納入產業作為熟悉度的代理變數時也同為顯著正向影響。若再先以是否持續交易聯電投資人是否交易三家新上市股票投資人，兩群追蹤比對發現，仍然是台積電有較高的互補性與替代性。

在知識經濟時代與顧客服務導向的競爭環境中，企業的成功已不再僅靠自然資源、龐大資金與不變的服務內容，知識亦稱為智慧資本，已經成為企業最重要的資產，而創新的服務內容更是企業獲利的致勝關鍵，因此對於智慧資本的管理與客戶服務的創新，也成為企業經營上最重要的課題。 在新興的市場需求中，新產品開發的過程關係著企業未來的成功與否，也成為企業在智慧資本管理與應用效能上的試煉，更是考驗企業如何將客戶服務理念落實的執行，因此在新產品開發的過程中，企業應該審視本身智慧資本的運作，並提出創新服務的新思維，才能達到企業永續的成長，以及確保獨特的產業競爭力。 本研究以晶圓代工產業的新產品開發為例，針對開發活動與其中知識流動的情形，來探討智慧資本與服務創新的建構過程，以及分析兩者之間的關係，並從中歸納出重要的影響因素。研究問題如下： (1) 晶圓代工產業中，新產品開發是否有階段性的里程碑，應以那些時間截點來分析。 (2) 新產品開發時的智慧資本與服務創新構面及其內涵為何，以及智慧資本三構面與服務創新四構面之間的相關性。 (3) 發展服務創新在實務上的關鍵影響因素為何，其中與客戶端有那一項影響較大。 (4) 智慧資本與服務創新各構面的建構過程中，是經由那些開發活動所進行，個別構面成長與變化的情形是如何。 (5) 新產品開發過程中知識流動的情形為何，與智慧資本以及服務創新個別構面的相關性為何，不同的知識流動對於不同構面間是否有影響。 最後本研究得到下列結論： (1) 晶圓代工新產品開發過程中，以專案啟動、進入試產與進入量產三個階段作為新產品開發的里程碑，文中並作為智慧資本與服務創新構面累積過程的時間截點（文中定義為 、 與 ），所達到的服務分別為特殊產業知識、差異化的服務以及創新產品的服務。 (2) 新產品開發時，服務創新以新服務構面、新客戶介面、新服務傳送系統與技術選擇四個構面來分析。智慧資本以人力資本、關係資本與結構資本三個構面來做分析。 (3) 服務創新第一構面「新服務構面」與智慧資本的結構、人力資本相關；第二構面「新客戶介面」與智慧資本的關係資本相關；第三構面「新服務傳送系統」與智慧資本的人力資本相關；第四構面「技術選擇」與智慧資本的結構資本相關等特性。 (4) 發展服務創新的關鍵因素有，新服務概念仰賴組織的調整；新客戶介面發展仰賴專案成員的素質；新服務傳送系統仰賴資訊技術；技術選擇構面仰賴資訊儲存能力與專案人員經驗。 (5) 服務創新中客戶端導入的技術，可以將原有技術能力提升，再以產生的新技術來服務顧客，而形成「良性循環」。 (6) 不同知識流動中，有形、契約化與詳盡說明式的知識流動相關性高，無形、非契約化與潛移默化式的知識流動相關性高。 (7) 有形的知識流動可增加結構資本與人力資本，無形的知識流動則以增加關係資本為主；直接溝通式的知識流動以新服務傳送系統為主，非直接溝通式的知識流動以新服務構面以及新客戶介面為主；詳盡說明式與契約式的知識流動，都以人力資本和結構資本的增加為主，集中於新服務傳送系統與技術選擇構面；潛移默化式與非契約式的知識流動則以關係資本的增加為主，集中於新客戶介面的構面。 關鍵字：智慧資本、服務創新、知識流動、產品開發、晶圓代工

在全世界競爭的經濟環境下，各國莫不致力於降低公司租稅成本以增加資金的注入及吸引海外投資。為降低企業稅負，透過租稅天堂進行轉投資儼然成為跨國企業的趨勢。然而，租稅天堂子公司設立的密集度是否會影響公司盈餘管理行為是本文的重點。本文使用台灣經濟新報2005年－2012年財報資料，以台灣上市電子工業公司為研究對象，使用不平衡追蹤資料之固定模型進行估計。本文模型有二盈餘管理模型及有效稅率模型，並且因租稅天堂種類的不同區分成租稅天堂及基地天堂兩情況。 　　模型一盈餘管理模型實證結果發現，租稅天堂及基地天堂子公司密集度向下影響母公司裁決性流動應計數不明顯；然而，在公司有關係人交易情況下，租稅天堂及基地天堂子公司密集度會影響母公司操縱流動應計數的行為，母公司有降低盈餘的租稅動機。模型二有效稅率模型實證結果顯示，母公司當期有效稅率會受租稅天堂或基地天堂密集度影響而下降。最後，同時觀察兩個實證模型的情況一及二可以推論租稅天堂或基地天堂密集度較高的公司，有降低盈餘及租稅成本的租稅動機。

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席捲全球，重創各國股市經濟，許多歷史悠久的大型金融機構紛紛倒閉或被迫接管，如英國北岩銀行(Northern Rock)、美國雷曼兄弟公司、IndyMac、美林證券、AIG等。雖然各國政府為了挽救投資者的信心，舒緩金融危機與經濟衝擊，不斷提出各種救市方案並向市場挹注資金，卻還是無法解決市場流動性危機，因而這次的金融海嘯被堪稱為史上最大的流動性危機。本研究採用二元Logistic迴歸方法，以台灣本土銀行為樣本，樣本期間為2003年至2010年，利用CAMEL指標並加入Basel III所提出的流動性指標：淨穩定資金比率(Net Stable Funding ratio)，檢測淨穩定資金比率是否能夠提高解釋銀行違約倒閉機率以及增加模型預測能力，進一步能夠有效地監管銀行之風險。本研究結果顯示除了CAMEL指標可以解釋台灣本土銀行風險機率，同時顯示使用淨穩定資金比率可以解釋銀行風險，增加模型預測能力，進而能夠更有效地監管銀行之風險。最後，本研究利用隨機抽樣法與時間序列法檢驗本模型的預測能力，並且透過設立不同的門檻比率進行穩健性測試，測試不同情況下各種指標因子對銀行風險的顯著性與影響力，再次說明了流動性指標對銀行監理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