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即試圖探討中共外交政策演進遞嬗的過程，到底是經由怎樣的背景、怎樣的歷史經驗使得中共在1982年確立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形成一項政策並非短時間一蹴可幾，中共的外交政策亦然。中共自建國以來的外交主要受到冷戰框架下來自美蘇兩強的影響，國際的形勢占了絕大部分的政策取向。期間經歷了所謂向蘇聯「一邊倒」、反帝反修的「兩條線」、中美「一條線」聯美制蘇等結盟政策，一直到1980年代才跳脫帶有結盟意涵的意識型態外交，真正的獨立自主。本文試圖由「三個世界」理論之分類及中共國內層面兩方面來分析探討形成1980年代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因素。 在第一世界兩大國－美國及蘇聯，對於中共形成獨立自主外交可謂有直接且密不可分的關係，中共夾在美蘇之間是如何由「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結盟手段轉至不結盟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筆者將逐一探究；此外除了美蘇兩大國之外，還有介於美蘇之間的第二世界級第三世界國家，筆者將在本文中一一闡明，中共的「三個世界理論」可說是跨越整個1970至1980年代的對外政策主要指導原則，直到1980年代之後才逐漸減少提及；而在國內層面，中國當時的國際地位以及國家利益如何受到時代的改變而有不同，因而促使領導當局制定不同的政策來因應，此外從建國以來便不斷主導中國政治的社會主義意識型態框架，是否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改變調整，筆者也將一一闡明。最後，中共的外交政策通常也和領導人的特質息息相關，在1982年以前，中國先後領導人分別是毛澤東與鄧小平，雖然國內外也有許多以領導人作為劃分中共外交政策時期的標準，但筆者以為影響中共外交政策主要的因素仍為國際環境及美蘇兩強，因此單以領導人或是年代劃分中共外交時期較為不妥，應顧全以上所述三個層面。 本文的研究目的乃是希望藉由了解中共獨立自主外交的形成因素，來綜觀中國是如何由結盟外交轉為不結盟的外交；探究中國與美蘇之間複雜交錯的三角關係，以及這樣的關係及因素如何影響了中國的外交政策；除了國際幾個主要大國的影響之外，中國亦有自身的國內政經因素以及領導人特質和意識型態，在在都影響著中國的外交政策，筆者欲一一加以研究分析。

對於蘇聯外交政策的研究，基本上可以透過意識型態與國際關係理論兩種方式去解釋其行為。以二次世界大戰做分水嶺，筆者透過西班牙內戰（1936-1939）與國共內戰（1945-1949）兩場戰爭分析：一、兩場內戰前時代背景的差異及當時蘇聯國內領導者的思維。二、蘇聯援助中國共產黨和西班牙共和政府的目的。三、蘇聯對雙方提供的援助內容。四、歐美列強的態度對蘇聯援助政策的影響。五、蘇聯援助行動所獲致的成效及影響。六、綜合比較兩場戰爭蘇聯的行為模式。七、兩場戰爭後各自對國際情勢發展的影響。 　　筆者認為，藉由兩場內戰，可得出米爾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攻勢現實主義，最足以解釋蘇聯的國家行為。意識型態對於蘇聯的領導者而言只是包裝，其影響程度要讓步給蘇聯自身的國家利益。 / To study Soviet Union’s foreign policy, we can mainly use ide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to explain its behavior. World War II as a watershed, the author through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36-1939)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5-1949) analyze: (1) Two different backgrounds of the wars and the thinking of the leader of the Soviet Union. (2) Why Soviet Union wanted to ai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Spanish Republican government. (3) The aid provided by Soviet Union in two wars. (4) The attitude of other European powers towards Soviet Union’s policy. (5) Effectiveness and impact Soviet Union gained via the aid. (6)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Soviet Union’s patterns of behavior in these two wars. (7)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fter two war.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by two civil wars, offensive realism which was maintained by John Mearsheimer, was the most adequate to explain the behavior of Soviet Union. For the leader of Soviet Union, ideology was package. It is the national interests that decides Soviet Union’s behavior.

本論文主要選擇文革結束後，以「文革」此一歷史階段作為主要寫作題材的小說為研究對象。「小說」是中國當代文學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學形式之一，更是新時期文學的主潮，因此本論文選擇從「小說」這種文體作為觀照文革的視角。文本的時間跨度設定在1976-1985年間，橫跨新時期文學從傷痕、反思、改革到尋根的幾個重要文學階段。 第一章導論。在「文革」與「文革小說」相關論述的背景資料分析下，說明主要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第二章則梳理毛澤東思想與其文藝大眾化的成果——毛文體的建構過程以及毛文體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引起的相關問題。第三章透過新時期初期主要文藝思潮及論爭資料的彙整，重新建構1976-1985年間的文學現場，並指出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在新時期的發展脈絡，以便與第四章、第五章的文本分析互為對照。 第四章開始，側重在實際上的小說文本分析。首先討論文學對「文革」苦難的控訴，小說透過愛情、家庭倫理悲劇的指控，召喚大寫的人與「人道主義」。此外，文革作為長達十年的政治苦難，如何在新時期的「時間觀」中被排除於革命時間之外，並以此歷史敘述修復黨國的政治傷痕，並塑造「四化」新人，是此章重點。第五章則討論疾病隱喻與主體修復，分析知識份子、改革新人與紅衛兵／知青一代人在新時期的「新型社會關係」中，如何療癒自身，並在新時期社會中再造主體。然而個人主體並未在黨國的拯救中獲得療癒，文革創傷在一代新人身心留下難以抹除的罪責感。本章並試圖從紅衛兵小說的文本分析中，探討何以紅衛兵一代人拒絕懺悔，以及懺悔失效的原因，以此說明政治力對文學的規範作用，其結果是造成小說成為一種「不可靠敘述」。 第六章為結論，總結全文，並指出並未痊癒的文革創傷在日後的「家常化」以及創傷延宕與固著（fixed）的現象，以此聯繫到1985年以後未竟的文革敘事。

上海合作組織前身是從中、蘇邊界談判開始，逐漸轉為定期會晤機制的「上海五國」，於2001年是由中共、俄羅斯、哈薩克、烏茲別克、塔吉克以及吉爾吉斯等六國組成，是中亞地區新興的多邊機制之一，成立之初以打擊「三股勢力」作為組織的重點項目，並規劃逐步將合作擴散到其他領域之上。中共、俄羅斯作為上海合作組織成立以及運作的重要推手，兩國的上海合作組織政策受到各自的利益考量，並深深影響了上海合作組織各方面的發展。 本研究以「結構現實主義」以及「地緣政治理論」作為出發點，從分析中、俄兩國的國家利益出發，探討兩國在上海合作組織各領域合作中的利益以及扮演的角色，了解兩國在該領域中的政策，並對本研究欲回答的問題，論證中、俄在中亞的國家利益與對上海合作組織的政策偏好，是否為上海合作組織發展的關鍵因素提出明確解釋。以此，本研究內容主要分成幾個部分，首先了解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背景，其次將重點放在中、俄在地緣政治、能源安全以及經貿合作的利益，與對上海合作組織的相關政策發展，最後將研究結果加以整理，回答本研究的問題意識。

緒論說明撰寫的目的及研究方法。第一章闡述現代學派相互依存發展緣由，其中包括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政經體系變遷，現實主義解釋能力不足、及相互依存學說發展 經過、第二章相互依存基本概念，包含 學科性質、定義、及形式。第三章相 互依存理論架構，包括相互依存理論模式，以及相互依存 體制改變，與 政策應對的各種關 係。第四章相互依存理論批判，評述當前學界對相互依存理 性﹖相互依存狹隘性﹖及相互依存理論可靠性﹖最後第五 章結論，將相互 關係可能發展。

南亞係指印度半島和其鄰近之島嶼而言，位於印度洋北岸，為亞洲大陸的南方門戶，有次大陸之稱。區域內國家計有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蘭卡、尼泊爾、不丹及馬爾地夫等七個國家。自古以來，南亞地區就是扼控歐、亞、非三大洲的海上通道，也是連接阿拉伯地區、非洲地區、歐洲地區與亞洲地區各國的一個海上樞紐。 印度、巴基斯坦兩國的恩怨情仇，可說是歷史所遺留下來的問題。她的癥結始於16世紀歐洲殖民主義開始入侵印度，1813年英國擊敗法國獨自使印度逐步變為英國的殖民地，並採行分而治之政策所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印度人民民族獨立運動高漲，1947年6月英國公布了「蒙巴頓方案」，同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實施分治獨立，使得印巴兩國間的仇視和對立的立場，更加尖銳和具體化。 印巴兩國自1947年脫離英國獨立建國後，於1947年雙方於喀什米爾爆發第一次衝突，經由聯合國安理會居中調停下，雙方同意在喀什米爾地區劃定一條停火線（Cease-fire Line），其後復於1965、1971年於此地發生兩次戰爭，並造成雙方的大量損失。雖然雙方在1972年達成西姆拉協定，將原先的停火線轉化為雙方實際控制的界線，不過彼此間的衝突卻未因此而獲得解決。此後雙方雖不再發生如前次大規模的衝突，但低強度的區域衝突仍然不斷，尤其是雙方在80年代中期於錫亞琴冰川的爭端，90年代的卡吉爾衝突，更造成雙方人員與資源的損傷及兩國關係的低迷。 1991年蘇聯解體後，印巴兩國間的對抗並沒有因冷戰的結束而獲得平息，反之於1998年5月後更演變為核武競賽的局勢。歸咎其根本的原因，除了喀什米爾爭端的問題外，尚包括有區域外強權的介入因素、印巴政治因素及核武軍備發展等影響，使得南亞地區一夕之間躍升為世界火藥庫之一。 2001年911事件後，南亞地區雖然不是大國爭霸的重點，但自美國小布希總統對恐怖主義宣戰後，一夕之間南亞地區遂成為國際矚目的焦點。2004年1月4日，第12屆南亞區域合作聯盟領袖高峰會議後，印巴兩國基於國內宗教極端主義的緩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和國際強權的干預等因素，雙方同意在2004年2月開始展開兩國間的全面對話，以進一步的推動兩國間的關係正常化。同時，印度從中國厚植綜合國力、經濟發展支持國防建軍中得到啟示；唯有消弭印巴兩國的爭端，維持南亞地區的和平，才能創造印巴兩國雙贏的局勢，並加速達到印度成為世界大國地位的目標。

論文摘要 本文最主要討論的核心在於研究國際體系中，國家在何種情形下會偏向抗衡，何種情形下又會偏向於推卸責任？由此本文從攻勢現實主義出發，列出主要三大要素：極性、相對地理位置、有無潛在霸權，針對戰國時期各主要大國的互動行為觀察。本文利用個案分析法，透過控制類比與個案內比較的方式進行研究，總共整理戰國時期的兩百次戰爭紀錄，並且區分為四個主要時期：BC419-360、BC359-318、BC317-260、BC 259-221。藉由衡量潛在霸權國，並且分析各時期的聯盟、戰爭參與國家，證明：一)戰國時期的主要大國如理論所預期，傾向於選擇推卸責任；二)戰國時期的主要大國在多極體系下，其戰略選擇會受潛在霸權國、相對地理位置的影響，在有潛在霸權國、地理位置接近時，大國會選擇抗衡，其餘則傾向於推卸責任。本文同時發現，潛在霸權國的存在不影響戰爭發生的頻率。 關鍵詞：攻勢現實主義、推卸責任、戰國、相對地理位置、聯盟

美國在2008年經歷金融風暴，面臨嚴重衰退，似乎打破了西方資本主義的神話，反觀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大幅成長，隨著國力的提升，中國政府在國際外交的態度與立場漸趨強硬，中國對於核心利益的重視程度可謂與日俱增。與此同時，美國在結束中東戰事後，開始將其注意力轉向亞洲，冀能強化其在亞洲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存在，因而美國總統歐巴馬在2009年提出重返亞洲「再平衡」戰略。南海由於位居航運要道，居豐富天然資源，戰略地位十分重要。近年來南海由於主權領土問題，各方爭議不斷，中美雙方亦在此議題上多次交手。 本研究擬採用米氏對於霸權與國際體系的論述，以觀察中美關係與兩國在南海的戰略走向。根據攻勢現實主義的觀點，本研究預期美國身為既有霸權，為保有其主導優勢地位，將會以離岸平衡者的姿態，採取推諉卸責以及制衡政策，避免亞太地區新興區域霸權的生成，因而在面對潛在霸權(中國)崛起時，美國身為區域霸主，符合米氏設定將採取「維持其全球主導地位的現狀」之戰略，而中國身為崛起中的大國，則將把握機會，提升自身權力，並渴望「改變現狀」，以求取代美國在亞洲地區的主導地位，成為亞太的區域霸主。 整體而論，中美兩國雖然在東亞體系處於競逐關係，但短期內仍會維持鬥而不破的往來模式。美國以離岸平衡姿態觀望，期望不與中國產生直接衝突；中國則把握戰略機遇期，提升實力，避免其崛起之路受到阻礙，兩國在經貿交流方面則最有可能因為共同利益攜手合作。

本文主要通過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層次分析法對2012至2013年間中國在釣魚臺爭端中的重要外交決策進行分析。希望以此探討中國外交決策形成中的幾個主要影響因素。首先，本文以中國通過「過度反應」策略將日本對釣魚臺的單方面控制成功轉變為中日交叉控制為例，探討了國際體系層次上的結構變化對中國外交決策的影響。接著，本文以中國組建新的國家海洋局為例，探討了國內政治層次上的部門分工對中國外交決策的影響。最後，本文以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為例，探討了個人層次上的領導人特質對中國外交決策的影響。 國際體系、國內政治、領導人三個因素都在中國外交的決策過程中發揮著重要影響。首先，國際體系因素作為自變量，同時影響著國內政治因素和領導人因素。其次，國內政治因素和領導人因素作為幹預變量同時受到國際體系因素的影響，並且這兩者之間也存在相互影響。最後，最終的外交決策作為因變量同時受到上述三個因素的影響。

二十一世紀全球人口穩定成長，社會型態又快速變遷，氣候極端化、資源稀有化造成原物料價格大幅波動，上個世紀綠色革命所賺取的「糧食紅利」已不敷使用。地緣政治及經濟版圖勢力藉此重新洗牌，糧食安全成為世界各國國家安全及國際戰略博奕的焦點，糧食安全保障與糧食價格穩定就一國而言，是國家政權穩定、政治安全、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的重要條件，糧食安全已和能源安全金融安全併稱當今世界三大經濟安全。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隨著工業化與城鎮化的進展，使得農糧土地資源不斷減少，如何制定其農業政策，做到「手中有糧，心中不慌」的維穩目標，確保糧食安全，為本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論文的研究架構以現實主義解釋其戰略選擇，中國糧食策略發展為主題。全文分五章，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為文獻回顧，範圍包括現實主義、全球糧食危機、國家安全和糧食安全。第三、四章為實質討論，首先了解中國糧食的需求面與供應面，分析中國國內糧食政策制定時空背景，藉此歸納中國糧食政策在生產、貿易、儲備及科技生產的現況，再討論中國的糧食貿易是如何調控國內供需。最後一章為結論，除了綜整研究發現外，也淺談後續研究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