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94年底，證券交易法修正通過後，正式引進獨立董事制度。近年來，只要談到公司治理，一定會提到獨立董事制度，其實在證券交易法修正通過前，台灣證券交易所與櫃檯買賣中心於民國91年起，就已經透過上市、上櫃契約之方式，要求新申請上市、上櫃之公開發行公司須設置二名獨立董事與一名獨立監察人。因此，雖然證券交易法有關獨立董事相關條文之施行日期為民國96年1月1日，然目前實務上已有獨立董事之存在。從目前政策走向可知，主管機關因我國監察人成效不彰，故欲引進由獨立董事所組成之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然而，獨立董事制度係起源於美國，美國之公司內部組織與我國不同，若欲採用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並非增加幾個條文即可達到預期之效果。本文著眼於此，第二章從美國獨立董事緣起之背景、運作方式、公司內部結構談起。第三章進一步探討我國股份有限公司內部監察機制所存在之問題。第四章係以美日獨立董事制度為基礎，擬從制度面之大方向來檢討證券交易法新修正條文是否完善，而能發揮預期監督機能。然後再個別針對證券交易法新修正條文，提出其可能未盡理想、或滯礙難行之處。第五章分析證券交易法修正通過後，我國現行之公司內部監察制度之態樣，並分別就公司法與證券交易法，提出本文認為適宜之改造方向。

論文提要內容：我國公司法自立法公布以來，對股份有限公司即設有監察人制度，以 司監察公司之業務及財務狀況。然而，在監察人功能不彰之情形下，監察人制度是否 有存在之必要，則應如何令其發揮實效性？此二點是本文之重心。本文凡六章，玆摘 述各章內容如下： 第一章 緒言：說明本文之研究動機、目的、方法以及撰寫方式與研究範圍。 第二章 監察制度：論述股份有限公司之機關構造及權限分配；其次從比較法的觀點 ，研究各國股份有限公司之監察制度，來論證我國監宗人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第三章 監察人之監察：現代企業不僅龐大，而且越趨專門化、複雜化，故必須另設 其他監察制度，以補監察人之不足。本章從監察人之監察與其他監察制度之關係及如 何調整之觀點，加以說明。 第四章 監察人之地位：闡明監察人具有獨立地位之重要性，並探討如何建立、維護 監察人之獨立地位。 第五章 監察人之責任及義務；敘明監察人之責任及義務，以促使監察人能克盡職守 ，發揮其功能。 第六章 結論：最後本文提出幾點充實監察人制度之建議，作為本文之結論。期使我 國監察人制度，不要淪為形式。

本文的研究範圍，主要是民國三十六年行憲後第一屆監察院（包括資深監察委員、增額監察委員）與憲政改革後第二屆監察院（至民國八十四年底的運作為止）的比較研究。探討的主要項目包括如下： 　　（一）監察院改制之探討：監察院之改制在憲政改革之過程中，是變化最大、爭議最多的課題之一。首先，討論的重點在於探討監察權在政治制度中的重要性及功能，並剖析行憲後監察院在組織上及職權運作上所產生的缺失，最後則就各界對監察院改制之各種方案加以分析。 　　（二）監察院的性質、定位之演變與分析：一般外界皆認為監察院之改制，使監察院之性質與地位產生重大的改變。因此，為求正本清源之目的，首先將我國古代監察制度之性質，做一歷史性的略述。其次，探討中山先生之監察權主張與設計，以窺探中山先生之原意。最後，就行憲後之監察院性質與監察院改制後之定位，予以比較探討，以對改制後之監察院的性質與定位，進一步的加以釐清，以正本清源，解決不必要的爭議。 　　（三）監察委員產生方式之演變：監察院乃以監察委員為主要的組成分子，監察委員的優勝劣敗將對整個監察愈產生重大的影響，其關乎整個監察制度的成功與否。在憲改過程中，監察委員應如何產生，一直是大眾所關注的焦點。因此，對於整個的監察委員產生方式的歷史眼進，實有探究之必要。 　　（四）監察權靜態設計分析與動態運作檢視：首先，對監察權之靜態設計予以概述，其次就監察院改制前後監察權行使之成效，進行比較分析，以對監察院改制後之動態運作加以檢視。 　　（五）監察院改制後之檢討：檢討重點包括監察委員產生方式改變後，所產生的問題，進而就現行監察權運作上優缺點，加以檢討並提出建議。

吾國御史行部之制，其淵源雖其早，然以「巡按監察御史」之名行部，則始於明代。 嬗遞維新，明人於檢討其得失利弊之餘，有謂其體貌尊崇，為唐宋以來，皆所不及者 (1) ；顧炎武「日知錄」亦盛譽其「察吏安民之效，已見於（明代）二三百年」(2) 。 一代之成法，往往即當時政治社會要求之反映；且往往亦已深植於當時之政治社會之 中，因之，該等成法任一環節之變動，皆不免牽動全局，而迫使其他環節作必要之調 整或適應。於調整適應之過程中，甚或不免有難以調整適應之苦，而＊謂「宜復舊制 」。 清代政制雖多沿襲明代者，然清聖祖時即停差御史巡按。光緒二十四年，監察御史蔡 鎮藩奏請審官定職，以成新政，所建議多為光緒嘉納，而復設巡按一事則不予考慮(3 ) 。 蔡氏之議雖不果行，然洪憲帝制時，各省所設之「巡按使」，則顯然脫胎於明代之「 巡按監察御史」。國民政府成立以後，亦沿襲往制，而於監察院之體制下，設置各該 省區「監察委員行署」。因之，針對該源遠流長之巡按御史行部之制，作一通盤之研 究，並而試圖作若干解說，似不無意義。 今先考論明代巡按御史制度，清代巡按御史制度之考論，則俟諸異日。 /

中、韓二國友誼深厚，不論在歷史之演進、政制之改革皆有密不可分之關係。近代的 民主潮流推翻了二國的專制政體，建立了民主憲政。然由於中、韓二國皆為開發中國 家，行政權之運作往往逾越法制而有賴適當的行政控制，因此監察權有中、韓二國益 顯重要，本文乃就二國之監察機關作一比較分析。 本文在進行研究時，主要係以文獻研究法為主，搜集之資料主要關於中、韓二國監察 制度的書籍、論文、雜誌，以及兩國監察機關中所出版之資料、研究報告、統計資料 等，然後從法律制度及管理實況等方面比較分析兩國監察制度的異同，共分五章十四 章，約十三萬餘言。 第一章：敘述本文研究動機、目的、範圍與方法。 第二章：行政控制的一般理論與各國制度，介紹近代法治國家與行政控制、行政國家 的發展與行政控制、行政控制的概念與方法、各國的制度與類型。 第三章：中、韓兩國歷代監察制度之發展比較。說明中國歷代監察制度之發展、韓國 歷代監察制度之發展，最後並就前面所述作一小結。 第四章：現行中、韓監察制度之比較。分析說明現行中國監察制度、現行韓國監察制 度，最後並就前面所述作一比較。 第五章：結論。就本研究作一結語，並提出改進之建議。 語云：「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綜合比較了中、韓二國的監察制度，發現中國監察 制度中頗有值得韓國借鏡之優點。然無可諱言，二國之監察制度仍有值得努力之值。

通訊監察區分為「犯罪通訊監察」及「情報通訊監察」二大種類，犯罪通訊監察須針對特定犯罪活動而為之偵查行為，而情報通訊監察則係針對外國勢力及其工作人員危害國家安全之行為而為國家預警情報作為。世界各民主先進國家在將通訊監察法治化及透過實際案例之修正後，逐步建立起類似之通訊監察立法通則，如比例原則、令狀原則監察、透明化、保護隱私權益、重罪原則、特定性、補充性原則等，幾已成為犯罪通訊監察法治不可違逆之普世價值； 然在情報通訊監察部分，各國則因歷史背景之不同，其情報通訊監察法治發展是不一而足，其法律保留、授權密度、證據能力、救濟及監督方式皆大相逕庭。 我國情報通訊監察規範於民國88年與犯罪通訊監察一併規範於「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中，條文規範略嫌簡略，依據民國100年修正之國家情報工作法，立法政策將朝向情報通訊監察單獨立法邁進。 為探討我國情報通訊監察制度之現存問題，本文研究分析美國「外國情報通訊監察法（The 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 of 1978,FISA）」及德國「G10法（Gesetz zur Beschränkung des Brief-, Post- und Fernmeldegeheimnisses,Gesetz zu Artikel 10 Grundgesetz – G10）」之情報通訊監察法治，與我國現行規範加以比較，並對未來設立專法提出建議。 /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can be divided into criminal surveillance and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Different from the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riminal surveillance should be solely engaged in for specific criminal law enforcement purposes.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is directed at the acquisition of the contents of communications transmitted by means of communications used between or among foreign powers for the purpose of national security. Through the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leg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advanced democracy countries, we can summarize a few principles such as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warrant, privacy, felony, particularity and complementarity which have became the universal value of the criminal surveillance. Nevertheles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in each country is by no means an isolated case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background.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law reservation, the intensity of judicial review, admissibility and judicial remedy, etc. In 1999, the rules of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were regulated in Communication Protection and Monitoring Law with criminal surveillance, and the regulations of the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re sort of incomplete. According to the amendment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s Law of 2011, the independent legislation of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is imperative in future.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in Taiwan, the thesis introduced and compared the “The 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FISA)” in the U.S.A, and the “Gesetz zur Beschränkung des Brief-, Post- und Fernmeldegeheimnisses,Gesetz zu Artikel 10 Grundgesetz (G10)”in Germany with the Communication Protection and Monitoring Law in Taiwan. Hopefully the thesis could provide the directions of the independent legislation of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in future.

財務報表重編雖不若財務報表詐欺舞弊，但對於財務報表使用者而言，仍代表財務報表資訊品質不佳。因此公司應建立有效的監督治理機制，以防止財務報表重編情形發生，提高財務報表資訊品質。 本研究針對35家財務報表重編公司及35家財務報表未重編公司之董事會、監察人之獨立性、專業性進行研究，獲得以下結論： 一、發生財務報表重編的公司董事會中外部董事比率低於未發生財務報表 重編公司董事會外部董事比率 二、發生財務報表重編的公司董事會中獨立董事比率低於未發生財務報表 重編公司董事會獨立董事比率。 三、發生財務報表重編的公司董事會中法人董事席次比率高於未發生財務 報表重編公司法人董事席次比率。 四、發生財務報表重編的公司法人監察人席次比率高於未發生財務報表重 編公司法人監察人席次比率。 五、發生財務報表重編的公司董事會中關聯性法人董事比率高於未發生財 務報表重編公司關聯性法人董事比率。 / The restatement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does not equal to a financial statement fraud. However, it can reflect inferior quality of information disclosed in financial statements. Consequently, companies should establish an effective mechanism for supervision and governance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restatements an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disclosed in financial statement.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proposed five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t also required that the board of directors should function effectively. Independent and professional outside directors should be engaged to protect the interest of all shareholders.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independence and professionalism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The sample included 35 companies which restated their financial statements at the time. Another 35 companies of comparative sizes were selected as the comparison group. The following results were conducted. 1.Firms that rest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percentages of outside directors on the board than those which did not restate their financial statements. 2.Firms that rest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percentages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on the board than those which did not restate their financial statements. 3.Firms that rest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percentages of institutional directors on the board than those which did not restate their financial statements. 4.Firms that rest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percentages of institutional supervisors than those which did not restate their financial statements. 5.Firms that rest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percentages of affiliated institutional directors on the board than those which did not restate their financial statements.

本文架構共分五章： 第一章為緒論，旨在說明本論文之研究動機、問題意識、研究範圍、研究方法及架構說明，其中並說明網際網路發展之簡介、網際網路對資訊隱私權與犯罪偵查之影響。 第二章所欲討論者，乃資訊隱私權之發展與內涵。在本章中，首先就隱私權發展最早的美國，說明該國最高法院司法實務對於憲法層次隱私權概念建立與保障上，所做出的幾個重要性判決。之後再針對資訊隱私權的意義說明，並討論資訊隱私權的憲法爭議範圍，其中尤以憲法第四修正案的適用最為重要，故獨立討論該條之規範對象，並就該條中搜索的意義、實施搜索的實質原因與程序要件，及違反第四修正案之所產生的證據排除效果介紹之。次就資訊隱私權於我國憲法之依據及內涵，討論我國有關憲法層次的隱私權，在權利形成方法上，是否有全盤移植美國法制之必要，亦或針對我國憲法，提供資訊隱私權更明確的依據。第三部分則就侵害資訊隱私權之違憲審查，討論我國憲法有關侵害資訊隱私權，在抽象法律層次的違憲審查標準，及在具體案件中，是否有引進美國證據排除法則之必要？做為本此論文之後檢視成文法及具體案例之準則。 第三章則進一步討論我國網路犯罪之偵查實務，說明我國實務常見網路犯罪之類型，並舉出實際案例以供參考。第二部分則就目前網路犯罪偵查實務，試著從較為技術面的方向，簡略說明有關網路犯罪資訊的取得、犯罪者的追縱、證據的調查，其中有關證據的調查，則著重於通訊監察部分，至於常見有關搜索、扣押的討論，因與本文主題較不具關聯性，故省略不論。本章之目的，乃嘗試讓理論與實務有聯繫之機會，並說明我國在網路犯罪偵查方法上，有何困境之處。 第四章為本論文之主軸，在了解到我國網路犯罪偵查實務所面臨的困境後，本章首先就美國有關網路通訊監察法制，介紹該國憲法與司法實務在做出若干重要裁判後，立法者為提供更充分的保障，所特別制定的《電子通訊隱私權法》等法律，希望透過不同層次的資訊隱私權侵害，提供不同層次的程序保障，來平衡國家安全、犯罪偵防與隱私權保障。然而由於網路通訊監察的特殊性，使得FBI於2000年3月所發展出的新型網路監聽工具：Carnivore，引發大眾甚多疑慮，該國就Carnivore系統之運作依據及合法性，有著激烈的辯論，本文嘗試整理歸納正反意見，並提供本文觀點。在還來不及檢討Carnivore系統之合法性時，九一一事件促使《愛國者法》通過，賦予政府機關實施網路通訊監察時更大的權力。科技的進步，無疑使得網路使用者資訊隱私權受到更大的限制，本文也嘗議建議未來最高法院應改以結果取向的解釋方法來處理新型監聽工具所引發的憲法爭議，如此才能兼顧科技發展與人權保障。 在了解到美國有關網路通訊監察法制後，第五章則針對從資訊隱私權保障面向，重新檢討現行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之妥適性，並就我國未來針對網路發展新型監聽工具時，所應採行之建制原則，及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針對網際網路時代，所應做的修正，提出若干建議，並以之代結論。

由於股東會、董事會決議對於公司之意思和公司業務之執行有莫大的影響，且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會對於股東大會有提案權、召集權，故要明瞭股份有限公司之運作，需要經股東會之召集程序、決議方法、決議之效力及股東會之權限加以探討，進而討論其決議事項（亦即股東會之職權），如此方能探討其決議之瑕疵及其法律效果，故而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試圖達到下列目的： 一、經由股東會於不同情形下之召集，以探討股東會決議之瑕疵。 二、經由股東會之決議方法以探討股份總數、表決權、絕對無表決權及相對無表決權之意義，進而探討普通決議、假決議及特別決議之效力。 三、經由股東會決議瑕疵之討論，以了解股東會決議之效力。 四、探討股東會之權限與功能，並由公司機關之權力分立，以探討股東會及董事會之權限，及章程得變更之權限。 五、針對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之組織、董事會之利益迴避、及一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決議之效力，加以探討。 六、最後嘗試提出解決之道，並引進外國立法例作為參考，同時由此問題透視我國現行公司法制度若干缺失，提出個人淺見，作為今後修法之參考，以導公司經營於正軌。

摘要 近來公司治理議題廣受注目。而所謂的公司治理泛指公司的管理與監控機制，其目標在於健全公司營運，追求公司最大的利益並使公司股東、員工、債權人等利益關係人，能得到合理、公平的對待。本研究以敘述性統計分析、迴歸分析，選取民國九十年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的500家樣本公司，探討在我國公司治理機制下，董事、監察人特性與公司績效之關聯。 研究結果顯示 （一）董事會規模與公司績效有顯著的負向關係，而監察人規模與公司績效則大 致呈顯著的正向關係。 （二）獨立董事的比例除了與公司績效變數的每股經常利益外，其餘皆達到10%的正向顯著水準。而獨立監察人與公司績效雖呈現正向關係，卻未達顯著水準。不過，若將獨立監察人和獨立董事合併來看，實證結果是與公司績效的四個變數都呈現5%的顯著正相關。 （三）法人董事比例與公司績效各變數分別呈現5%與10%的顯著負相關，此結果可能和我國企業偏好的交叉持股有關，。法人監察人比例亦與公司績效呈現負向關係，然而卻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但是如果將法人董事與法人監察人比例合併觀之，則其與公司績效的四個變數皆達1%的負相關。 （四）董、監持股比率與公司績效的四個變數至少皆達5%的顯著正向關係，證實 董、監持股比率越高，因其自身財富與公司財務牽連越深，監督管理者的動機越強進而使公司績效表現較佳。此外，本研究亦發現，董事長是否兼任高階經理人，與公司績效之間並無顯著的關係。 / Abstract Corporate governance, which includes the management and monitoring of a firm, is one of an important issue in recent years. The goal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ttempt to achieve the maximum profit of a company, and to treat shareholders, employees, and debtors, etc. fairly and reasonably. This thesis tries to find if there ar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oard, supervisors and firm performance under the related corporate governance practices of Taiwan. The 500 samples are selected from the public companies listed on the Taiwan Stock Exchange Corporation in 2001. Here are the main findings: 1. The scale of the board h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relation with the firm’s performance. However, the number of supervisors seems to have a positive relation with it. 2. The ratio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may probably have a positive relation with the firm’s performance. The ratio of independent supervisors has a positive relation with the firm’s performance, but is not significantly. 3. There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atio of institute directors and the firm’s performance, but the ratio of institute supervisors and the firm’s value do not have so strongly negative relationship. 4. The ratio of the stock held by the board and supervisors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firm’s value. Besides, whether the president serves as the general manager at the same time has no connection with the firm’s perform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