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之臨時管理人制度係為因應董事會無法行使職權，將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考量股東權益之保障以及交易秩序之維護，由司法機關介入，為公司選任臨時管理人，以暫時代行董事會及董事長職權。然在實務運作面上，臨時管理人除了作為董事缺位、公司內部因股權結構或董事派別因素所致無法決定事務等困境之解決手段外，尚有藉由選任臨時管理人以遂行法律或訴訟程序，或在公司經營權爭奪之時作為穩定局勢之用，亦有將之視為拯救董事會嚴重瀆職之方式。另一方面，在構成要件之解釋上，則多以該規定之立法說明為依歸。惟細究臨時管理人制度，其本質為司法介入公司自治領域，故在適用前提上應更為審慎。 本文以美國模式作為我國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實質要件與權限責任的參考對象，將股東自治可能性視為現行法下是否適用臨時管理人制度之重要前提。具體類型則包括股東僵局、董事僵局以及董事遭禁止行使職權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等「董事會不能行使職權」之事由；至於「董事會不為行使職權」之事由，則需考量我國臨時管理人之制度功能有無包括債務清理、重建功能，以及選任臨時管理人之同時是否將與現任董事間造成權限重疊問題。此外，就「致公司有受損害之虞」之要件，本文嘗試提出幾項判準茲以適用。至於臨時管理人之權限，基於其暫時性代行職權之性質，應作目的性限縮解釋，相對地，就其義務及責任內容亦應有所調整。 末以，我國公司法臨時管理人制度之規範不足，相關之修正聲浪未曾停歇。本文建議加入股東自治可能之選任要件，並賦予法院裁定准許臨時管理人採取打破公司僵局或防止公司受損等必要行為之權限，同時將臨時管理人之地位明文化，並規範其對公司、第三人所應負之責任程度。此外，尚將其報酬請求權之基礎及決定方式一併明定，最後，關於解任臨時管理人之程序及效力，則依董事會是否得以行使職權分別提出立法建議。

關於違法確認訴訟，我國行政訴訟法規定於第六條第一項後段，德國行政法院法則規定於第一一三條第一項第四句。惟二者間無論係體系架構，抑或是條文規定內容，均有著特徵上之重大差異性。因此，雖我國行政訴訟制度基本上係繼受自德國法，但基於前述之根本差異，對於違法確認訴訟，自法律性質之爭議，乃至於可得適用之案件類型，以及應如何適用，究竟屬於直接適用或類推適用（甚至是雙重類推適用），應使用訴訟變更抑或訴訟轉換，均應有獨立於德國之本土化思考與討論。而關於本訴訟之實體判決要件，在國內學說中亦較少受到關注，且對於本訴訟法律性質之定性，無論係在德國或我國之學說與實務中，亦仍處於欠缺定論之窘境。則因本訴訟法律性質定性之爭論，更進一步地肇致其實體判決要件之不穩定性，尤其是在直接獨立提起違法確認訴訟之案件類型中，是否應先踐行訴願程序，以及是否受有起訴期間之限制，爭議最大。因此，本文欲嘗試掌握我國與德國間關於違法確認訴訟於規範上之根本性差異，逐一釐清本訴訟之法律性質、案件類型、適用方式以及其實體判決要件與有理由性要件。又德國之「（統一）行政訴訟法草案」（EVwPO）第六十七條第一項，在體系架構與內容上，即已近似於我國現行行政訴訟法第六條第一項後段。因此，德國學說以及實務關於本訴訟之發展，亦為我國確認違法訴訟本土化過程中，值得參考之重要依據。 德國學說上之所以對於違法確認訴訟之法律性質產生疑慮，乃肇因於行政法院法將本訴訟規定於第一一三條第一項之中。該條項乃關於撤銷判決之內容與方式之規定，且亦明文限於用以「接續」已不合法之撤銷訴訟。但我國行政訴訟法第六條第一項後段之規定，卻正好迴避了上述爭議之發生。且本文認為，雖違法確認訴訟之訴之聲明與訴訟標的，與撤銷訴訟或課與義務訴訟間具有重疊與包含關係，但仍不可僅單純地以此作為訴訟類型歸類之唯一依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第六條第一項後段之規定，無論自體系架構或條文內容觀察，均應認為屬於「特別形式之確認訴訟」，而為一獨立之訴訟類型。無論就「基本訴訟類型」抑或「法定訴訟類型」而言，均應可得出上述結論。 再者，就違法確認訴訟所得涵蓋之案件類型，應自德國基本法第十九條第四項之權利保護確保原則，以及我國憲法第十六條之訴訟權保障之目的性觀點出發，兩國間對於「完整且有效權利救濟」之要求應屬相同，則關於違法確認訴訟之應用可能性，亦應相去不遠。尤其是行政處分或人民之申請是否了結以及何時了結，對於原告而言，往往取決於偶然。此種偶然因素，實不應成為「訴訟可能性」之決定性關鍵。惟縱使可得適用之案件類型相同，但基於二者體系架構與規範內容間之差異性，其適用方式亦可能有所不同。例如直接獨立提起違法確認訴訟之案件類型，在德國法上必須透過類推適用之方式為之，但在我國卻屬於直接適用之範疇。又在接續已不合法或無理由之撤銷訴訟或課與義務訴訟之續行確認訴訟之案件類型中，在德國法上，原告得透過行政法院法第一七三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二六四條第二、三款，以「訴訟轉換」之方式，必然合法地變更或縮減其聲明，而使初始訴訟轉變成為續行確認訴訟。並藉由此種「非訴之變更」之訴訟轉換，迴避行政法院法第九十一條以及第一四二條第一項前段之限制。但在我國行政訴訟法與民事訴訟法中，因欠缺如同德國民事訴訟法第二六四條「非訴之變更」之明文，且聲明之縮減在我國訴訟法制中，亦屬於變更類型之一，致使續行確認訴訟之案件類型，似乎難以脫免於「變更」二字的枷鎖，而仍受行政訴訟法第二三八條第二項之羈絆。由以上說明可知，德國法上之訴訟轉換，在我國訴訟法制上如何運用，亦屬需要解決之課題。 在本訴訟之實體判決要件部分，爭議最大者，當係是否須經「續行確認訴願」或「違法確認訴願」？是否受有起訴期間之限制？期間多長、何時起算？本文認為，縱使德國行政法院法以及我國訴願法、行政訴訟法並未對此有明文規定，但學說上所討論「類推適用」之可能性，是否確有其必要，本文亦抱持懷疑的態度。而在確認利益部分，學說上一般均承認「預防重覆危險」、「恢復名譽」以及「國家賠償之準備」三種類型，惟在此之外「典型之隨即迅速了結之行政處分」以及「強烈之基本權干預」，本文認為並不得作為證立違法確認訴訟確認利益之唯一依據，至多僅屬於一種輔助標準或佐證而已。至於原告以「國家賠償之準備」為由，向行政法院請求確認行政處分或拒絕、不作為之違法性，德國學說與實務大多認為，僅有在接續初始訴訟之續行確認訴訟之案件類型中，基於「訴訟成果維持」之觀點，而承認其確認利益之存在。若為直接獨立提起違法確認訴訟之案件類型時，則應否認確認利益之存在，而由負責審理國家賠償之普通法院自行判斷處分之違法性。本文基本上贊同上述結論，且認為如此區分並未違背「第一次權利保護優先原則」之精神。 我國司法院提出之行政訴訟法修正草案，其中第六條第一後段修正為：「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第一九六條則增列第二項之規定：「撤銷訴訟進行中，原處分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或已消滅者，高等行政法院於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時，得依其聲請，確認行政處分為違法。」本文認為，第六條第一項後段之修正，至多僅為行政處分「了結」之定義性、概念性說明，並不影響違法確認訴訟之解釋與適用。至於第一九六條第二項之增訂，本文則認為第六條第一項雖屬於一種法定訴訟類型之規定，但接續初始訴訟之續行確認訴訟，亦應屬於可涵蓋之案件類型。況且，本文認為草案第一九六條第二項，未必能作為「訴訟轉換」之依據。因此，對於該條項之增訂，似仍有再商榷之餘地。德國聯邦眾議院曾一讀通過之「（統一）行政訴訟法草案」，將違法確認訴訟規定於草案第六十七條第一項，在體系架構上乃與一般確認訴訟並列，在規定內容上亦與我國現行行政訴訟法第六條第一項後段相近似。則我國司法院行政訴訟法修正草案是否真有必要模仿德國現行行政法院法第一一三條第一項第四句之規定，而於第一九六條增列第二項，更顯疑問。

在我國仍採行房地得為分離並得為分別交易之基本規制下，尋求我國民法中所有與控管房地分離有關之條文規範，加以統整並藉此歸納出該等規範之共同核心與立法意旨，乃勢在必行，如此始能覷見立法者現今之改革方向與立法理念，對於實務既有問題爭議之處理上方有一棲身之地，俾利吾人提出合理之解決模式。 條文規範中大體包括有事前手段與事後手段兩種規制，所稱事前手段，乃土地與其上建築物之一體化處分規範，以事先禁止土地與其上建築物分別為交易來防止後續產生房地分離之結果；所稱事後手段，乃指一旦土地與其上建築物為分別交易後，透過一些權利賦予之方式，例如優先購買權或土地利用權，來達到建築物仍得繼續存續於土地上，不致令建築物之附著於土地失其權源。而此二種規制，究其目的不外乎「房屋所有權與基地利用權一體化之體現」，惟此理念是否全然反映在我國之立法上，又是否有再加強之空間，即為本文所欲著墨之處，亦期能對我國關於房地之立法提供若干貢獻。 其次，我國實務上發生眾多「基地借貸」之案件，關於此一議題我國學說與實務難得聚焦而同為討論，相關文獻資料繁多，為解決此類案件提供相當多元之思考面向，本文亦參酌各家學說，於細細比較分析之後亦有若干研究心得之提出，希冀能提供我國法院於處理此類案件時有更多之觀點。

壹 研究動機與問題提出 隨著近幾年來修法的大風，以及學者們的奮力投身與呼聲吶喊，與昔日相較之下，刑事訴訟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視。然而實踐國家刑罰權的刑事訴訟法，就其本身而言，即是一部充滿緊張關係的法律。其不僅動輒涉及人民人身自由等各項權利，嚴重者乃甚至掌控人民的生殺大權；在此同時，這部法律又肩負者維持國家法治安定、實踐國家的刑罰權等重責大任。於是調和國家追訴義務與人民權利保障這二者間的緊張關係，便是刑事訴訟上的首要課題。在定位方面，不論是刑事訴訟的研究或是修法、實務動態，也日益跳脫了傳統單一性、同一性、訴訟行為等研究與思維，進一步地將刑事訴訟與人民權利、憲法規範作一連結。因此這對於刑事訴訟的衝擊，除了在調和國家追訴與人民保障時對於人權不再輕易忽略之外，在刑事訴訟本身的法制上，不論是立法或法律解釋方面，也因為憲法對此的影響與衝擊，而有了不少的調整 。德國大儒Roxin之名家名言「刑事訴訟乃憲法的測震儀」，實為此下了一個極佳的註腳 。 強制處分在刑事訴訟法上的重要性，實與證據法則不相上下。強制處分的發動，輕如傳喚，重則為羈押，在在均對於人民的基本權利有所干預；從憲法保障人民權利的觀點看來，強制處分在刑事訴訟領域上應有其獨特之處。而在現實面向上，近幾次的修法，屢屢涉及院、檢雙方間的關係，強制處分的權限分配問題，每每更成了眾所注目的焦點所在，其重要性也就更不在話下 。 二○○一年的刑事訴訟修法，在一片呼喊著「令狀主義」的當時，除了在搜索發動權限上的修改外，新法亦一併規範了無令狀搜索的情形。無令狀搜索有附帶搜索（新法第一三○條）、逕行搜索與緊急搜索（新法第一三一條）與同意搜索（新法第一三一條之一）四種情形。有別於逕行搜索與緊急搜索範圍大小之爭議，在修法過程當中，同意搜索的條文，並無太多爭議，在立法理由上，亦僅謂「經被搜索人同意之搜索，原為各國刑事訴訟法所允許，我國實務亦行之有年。為杜絕有關爭議，有明文規定之必要。又為免受搜索人是否出自願性之同意發生爭執，援明文規定將其同意意旨記明筆錄，以明責任。 同意搜索的新法明文規範，固然為本文研究的一個契機；然而，同意的問題絕非僅出現在搜索部分，除同意搜索外，同意更可能遍布於刑事訴訟上林林總總的強制處分之中。抽象的探討，諸如在無法律授權、無法官令狀的情形下，能不能經同意而對於被告或證人為抽血或相關的身體檢查？無羈押令狀下，能不能經嫌疑人同意而予以羈押？至於具體事例，諸如實務上一般所謂的「帶同起贓」是否能解釋為經同意、其行為是否合法？抑或於警局約談後，將嫌疑人帶至地檢署的過程中，其法律基礎為何？基於法律保留的規範下，有任何授權規範乎？可否解釋為同意？又此是否為自願性的同意？以上總總均是同意問題所欲探討、釐清者，不僅在學理上饒富生趣，亦有助於對實務操作流程的解釋。 且由近次修法對於強制處分發動權限的變動中，我們可以看出現今發動強制處分所須經的程序與耗費，較諸從前日益顯得困難；於此情形下，無令狀的發動強制處分勢必是未來的另一項可能與趨勢。衡諸各種無令狀強制處分的發動，又以同意發動的類態最為常見與容易，因此，到底在何種範圍內，可經由同意而免除法律授權規範與令狀形式而發動強制處分？以及應如何監控而讓同意不致淪為國家機關規避法律保留、令狀制度的手段？此即具實益。國家追訴機關可能為了免去繁瑣的程序，對於同意的運作勢必採取樂見其成的態度；但相對於擁有高權的國家，市井小民的同意是否真心真意，就是令人擔憂之處了。人民可能會因為避免時間的浪費或是免除自己的犯罪嫌疑而同意國家的某些作為；但是也可能是出於被迫而去忍受本不該忍受的事務。又非具法律專業知識的一般民眾，如何期待其有能力拒絕警方所要求的「同意配合」呢？因此，強制處分的同意，到底在何種情形下，國家可以藉由同意省卻繁瑣的程序，而人民卻又是心甘情願而無害的呢？如何發揮同意的優點，在緊張的刑事訴訟關係中，緩和國家與人民的益衝突，締造「雙贏」的局面，這即是本文所關切的。故本文以同意搜索的新法規範作為研究契機，將同意的問題放大到整個強制處分部分，希冀能對何種強制處分是可以僅經由人民的同意發動之、而哪些同意的存在則是與法治程序相悖而行的；經由同意而免除相關程序規範時所應具備要件，以及如何免去國家機關披上合法同意的外衣而濫為違法行為；同意自願性的確保、與同意無效、違法的處理；甚而是幾種特殊同意的介紹等等，作一全貌性的整理與處理。 貳 研究範圍 體系的安排上，基於把問題說清楚的最佳方式無非是從其根本著手，所以本文擬從強制處分的根本性質著手，著眼其為公法上的基本權干預行為，從基本權的干預角度切入。並在基本權干預的體系中，嘗試探尋同意的定位與角色，進而處理同意的界限問題。在性質上釐清定位後，再將同意於現行強制處分的運作，諸如其所應具備的要件與法律效果等等，作一整理與論述。最後復再以幾種特殊之強制處分的同意類型，作為特殊類型的介紹與具體適用個案探討，進而提出結論。 本文既欲從基本權干預方面著手，即免不了須先定義與釐清強制處分的性質，故以下即於緒論中先行概括交代強制處分與同意的用語、定位與性質（本編第三章）。其次再從基本權的捨棄、基本權行使等方面著手，由憲法、公法的角度，嘗試找尋同意的定位；隨即，在保障法治國家的價值秩序下，同意的容許應有其極限，是以即就同意是否應被容許、以及其容許的界限範圍作所整理與論述；最後在於整體的介紹基本權干預的審查過程，並於其中探尋同意的地位（第二編第一章）。其次將同意具體套用在現行的強制處分運作中（第二編第二章），以下則於強制處分的種類中，運用前所提及的同意界限，先行約略區分何種強制處分可將受干預者的同意視為其發動的正當權源，何種強制處分則於排除同意之外（第一節）。復再依次論述同意的要件（第二節），分別由同意能力、同意的自願性等實體要件著手，再予細究受拘禁者有無同意能力、自願性，以及自願性的內涵與解釋；相對於實體要件的程序要件，則係告知義務的踐行，亦即確立於同意行使時，應在程序上課予相對人（國家機關）一定的告知義務，以確保其同意的真意。附帶於此論述的另一重心，則係關於同意行使的時點、範圍，以及其可否隨時撤回；因同意的撤回與同意的範圍，皆涉及同意的合法性與該強制處分發動的範圍與基礎，故併於此處理。當同意涉及多數人時，往往出現共同權限與表見同意的問題；亦即多數人皆為同意權人時，其同意應如何行使？又或同樣涉及多數人時，可能存在具有外觀權限但卻無實權的表見同意，其同意的行使是否有效？是否為合法的同意，則亦為此處所處理者（第三節）。以同意為依據而發動的強制處分，其法律效果為何？是否為合法發動的強制處分？倘若為不具備同意要件而發動的強制處分，其又應該如何評價？法律效果又為何？此則是在同意總論的最後所將處理的（第四節）。 整體概括論述強制處分的同意後，接下來要處理的是同意的特殊問題（第三編）。在議題選擇上，基於涉及多數人的同意問題，本係強制處分同意中的重頭大戲，是以，在各論議題的選擇，本文即將談論皆將涉及多數人權利的共同住居的同意、通訊監察處分的一方同意問題，以及測謊同意等三部分。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所選擇的三個同意各論議題，雖可能皆涉及多數人權利，但處理的方法卻未必全然等同；而這樣的差異，也正是本文在各論部分選擇同時處理這三個議題的出發點之一。 首先，在共同住居的同意方面，本文首先關注新法同意搜索的條文通過後，其運作情形為何；又再進一步來看多數人共同住居時，其同意權限的行使問題，諸如其中一人同意即可，抑或需要全體同意始能搜索？再者，該多數人的住居同意與刑法侵入住宅犯罪的關聯為何，是否應與刑法上的侵入住宅同意作相同的判斷？此類問題日後無論在學說或是實務上勢必成為爭議之點，故亦為本文所關切者（第三編第一章）。其次則為通訊監察的同意問題；通訊監察與搜索扣押等有形的強制處分不同，該處分的實行常為相對人所無從得知的，其所干預人民權利的程度，著實不可小覷。然而通訊監察是否有同意問題？得通訊雙方同意的監察，在一般認識上，極少對於偵查效用有其助益；以通訊之一方的同意而發動通 訊監察處分時，這樣的處分行為雖對於偵查進度屢有助益，但是否得以被評價為合乎法治程序、合於刑事程序規範的偵查取證行為？又這樣行為在刑事程序合法與否的討論外，是否另將面臨相關的刑罰問題？以上這些處理與前述的共同住居同意，又有何相同或相異之處？則為本文第三編第二章所處理者。末者，科技與偵查技術日益精進的現代，刑事程序中可否使用測謊儀器？測謊所取得的證據又應如何被評價？犯罪嫌疑人基於自清，主動同意要求的測謊行為能否被容許？若容許同意測謊後，其又應如何運作？這些都是特殊同意議題的最後，本文所將處理的（第三編第三章）。 文末（第四編），則是結論的處理。希冀由從對強制處分與同意於基本干預體系的本質出發，以同意之總論作為介紹、論述的對象，進而提出面對強制處分同意時之相關必備的要件，與判定有效、合法同意的基準；再針對特殊同意的情形，介紹與論述三種特殊同意之強制處分的處理模式，盼能對整個強制處分之同意問題，提出簡扼且清晰的描繪，進而能提供同意實際操作上的參考。

隨知識經濟發展，有關智慧財產權之管理與對因智慧財產權所衍生之訴訟紛爭因應之道，對企業越來越重要。因大企業多利用我國民事訴訟保全程序中假處分程序較提起本案訴訟所需支出之程序費用較低，取得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時間較本案訴訟耗費冗長之審理時間迅速，加上我國法律准許原告得提供擔保金代替聲請假處分需提出之事實與理由，導致大企業可挾雄厚財力於提請侵權訴訟之前，提供高額擔保金向法院聲請對競爭對手核發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裁定，故我國現行智財訴訟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制度遭批評成為大企業用來對付新興中小企業競爭對手之手段。 有鑒於智慧財產案件與一般訴訟案件性質不同，著重承審法官須具備法律以外專門知識與技術知識，且因我國司法採取公私法二元化審判權區分，始同一智慧財產權紛爭案件可提起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程序，產生訴訟程序遲滯、裁判矛盾等問題，加上現行假處分制度有上述缺失。我國研擬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並決定明年3月成立智慧財產專責法院，統一審理智慧財產案件，因此新制實行後能否徹底解決現行諸多缺失，亦係企業十分關心之議題。 隨台灣企業於國際間代工獲利增長、面板產業、資訊科技產業快速成長發展，外國擁有相關技術智慧財產權之大廠，紛紛對台灣企業於美國涉嫌侵權行為提起訴訟，獲取洽談授權金或和解金、賠償金之利益。因國外大廠於提起智慧財產侵權訴訟之際，均會依假處分規定，聲請法院下裁定禁止涉嫌侵權之企業繼續為生產、銷售及進口等行為，使台灣企業無法繼續生產商品銷售至美國，受有商機、商譽等重大損失。且台灣企業於美國侵權訴訟程序需耗費巨額訴訟費用及冗長之訴訟程序進行，台灣現行並無訴訟保險制度，無法將面臨智慧財產侵權訴訟須支出之費用藉由保險制度分散風險，故台灣企業面臨智慧財產權利人提起假處分或侵權訴訟時，應採取何種因應措施與訴訟策略，平時對其所有之智慧財產權應為如何管理，均係相當重要之議題。 ＊關鍵字：定暫時狀態假處分、擔保金、智慧財產法院、訴訟保險、智慧財產權管理、訴訟策略 / In today's knowledge-based economy,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s more important and litigation arising out of disputes abou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s more than ever among transnational companies. In light of the lengthy procedure of litigation, companies often take advantage of the preliminary injunction system in Taiwan before filing a lawsuit, especially in cases of disputes abou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 applicant of a preliminary injunction is allowed to provide a security bond in lieu of explaining in detail the merit of its lawsuit and can obtain a preliminary injunction issued by the court within a relatively short period of time before the final judgment has been rendered. Consequently, the preliminary-injunction system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its shortage in protecting the counterparty's legitimate interest. Because the current preliminary-injunction system has the above-mentioned disadvantages, and the litigation in connection with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differs from the ordinary litigation, i.e. the judges must have certain engineering or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addition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legal system. Furthermore, our country adopts the "dual system" in terms of jurisdiction, i.e. there might be criminal, administrative, and civil litigations simultaneously arising out of the same intellectual-property disputes, which results in delay and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judgments in relation to the same disputes. In view of the above, the Judicial Yuan drafts the "The Act for Establishing the Specializ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rt" and "The Code for Hearing Procedures Concern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s", and plans to launch the Specializ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rt by March 2007 to be in sole charge of the hearing of intellectual-property cases. Therefore, whether the new system adopted by the Judicial Yuan can resolve the aforementioned shortcoming is the major source of concern for the industries. Owing to the increase in the profits sustained by Taiwan companies when performing their OEM services, and the rapid growth of Taiwan's TFT-LCD and IT industries, foreign companies owning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relevant technologies in droves file lawsuits against Taiwan compan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order to gain advantages when negotiating royalties or compensation with Taiwan companies. When foreign companies file lawsuits, it is a trend to also apply for preliminary injunction with the court to forbid the infringing companies continuing manufacturing, selling, or importing the products. Thus Taiwan companies cannot proceed to sell the products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cur huge losses in commercial opportunities and reputation. In addition, litig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st Taiwan companies notable expenditure, and make Taiwan companies endure lengthy procedures. Nonetheless, as currently there is no litigation insurance in Taiwan, Taiwan companies cannot shift the risks in disbursing the litigation expenditure by means of insurance. Accordingly, the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peacetime", and the measures and litigation strategy for the lawsuits or preliminary injunction filed/applied by the owner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re crucial to Taiwan companies. ＊Keywords：Preliminary injunction、Security Bond、The Specializ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rt、Litigation insurance、the mana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the strategy of litigation

基於租稅法定主義及租稅事務具國家行使高權及大量行政之特性，依稽徵行政之本質，原以單方之行政處分為常態之行為方式，但亦有徵納雙方作成協議之情形。為解決複雜且為數衆多的租稅問題，稅捐機關必須面對與納稅義務人間之各項爭議，尤須加強溝通管道之暢通，經由租稅和解與稅務協談等協議行為來解決紛爭的方法，在稅捐稽徵實務上已益顯重要。惟以稅務協議方式解決紛爭是否違背租稅法律主義與課稅平等原則？又行政機關有依職權調查事實、探求真實之義務，為依法行政之重要原則，以稅務協談或和解等協議行為方式減輕稅捐機關職權調查之義務，兩者間界限如何劃分？均有探討之必要。 稅務協談在稽徵實務上行之多年，有其積極之作用，協談因無法律授權依據而不具法律拘束力，其性質雖僅為陳述意見或行政指導，但在稽徵實務運作上，對徵納雙方間就課稅事實認定歧見之排除，仍具有實質之功效。稅務協談在稽徵實務之運作狀況及今後應如何發展，方能使徵納雙方間建立公平的法律關係，為本文研究重點之一。另在訴訟實務上，行政法院針對特定狀況之稅務事件，會對徵納兩造試行和解，以終結訴訟程序，惟訴訟和解以當事人對爭訟標的有處分權為要件，本文即須探究稽徵機關對訴訟和解之爭訟標的有無處分權。 稅務協談或行政上之和解為課稅事實認定程序之協議行為，依據該協談或行政和解之結果，發生確定課稅事實之效力，稅捐稽徵機關再依據協議所確定之課稅事實作成課稅處分或復查決定，行政程序並不因協談或行政和解而終結。訴訟和解則係徵納雙方就已核定之稅捐發生爭執，行政法院試行和解成立則發生終結訴訟程序之效果。訴訟和解兼具確認實體法上法律關係之和解契約行為與終結訴訟程序之訴訟行為等雙重性質，且其適用標的範圍上與稅務行政上和解或協談有相似及融貫之處，本文爰予比較說明。 針對目前我國租稅訴訟和解之實務運作情形、其與現行稽徵實務上之稅務協談及稅務行政上和解契約間之關係如何？學說見解與稽徵實務上應如何調和方能使稅務協談符合法制並運作得宜？往後稽徵機關與納稅義務人間有關租稅爭議之協議行為又將如何發展？本文將逐一探討並研提可行性建議。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nvestor trading behavio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vestor sentiment and stock returns. First we explore whether individual investors behave as the Disposition Effect stated — hold their losers too long while realize their winners too soon. Second, we apply four sentiment indicators — number of recommended stocks, margin purchase value, net fund redemption and odd-lot trade value — to examin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vestor sentiment and stock returns. We would like to see if past returns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current sentiment, and if sentiment provides predictive power to future returns. First of all, from our analysis to over eight hundreds cash accounts trading records in two research periods, January to March and September to December in 2000, we found the Disposition Effect holds in average but not statistically. Second, the number of recommended stocks, weighted number of recommended stocks, margin purchase value, change in margin purchase value, net fund redemption and odd-lot trade value as proxies of investor sentiment are good at measuring the effect of past 4-week and 26-week returns on sentiment. Third, the margin purchase value, net fund redemption and odd-lot trade value provide predictive power to future 26-week returns in our study, which also implies there is likely underlying mean-reversion within half year during the research period. 　Finally, exploiting the change in margin purchase value as proxy of investor sentiment, we found the past 4-week returns volatility is inversely related with the indicator. That is, investors are scared on facing with high returns volatility.

「訴訟條件（Prozesvoraussetzung）」，乃德國民事訴訟法學者Oskar Bulow於一八六八年，在所謂「訴訟法律關係說」之相關論題下所提倡之訴訟法概念，嗣經德國Von Kries於一八八五年將其引入刑事訴訟法理論中，如今已然被廣泛地承認為民、刑事訴訟法學之共通財產。 自從Bulow於一八六八年創立「訴訟條件」後，訴訟條件在德國刑事法學界，隨著對「訴訟」本身性質之論爭，先後有「訴訟法律關係成立條件說」、「實體裁判條件說」、「實體審判條件說」、「全訴訟的許容性條件說」之出現，其發展可認為針對訴訟條件之「訴訟」要素，作了精密之考察與界定。該等理論先後引入日本後，與日本實定法上原先沿襲自法國之形式裁判立法發展（即有關公訴權消滅、免訴事由、公訴駁回事由以及管轄錯誤之立法，該等條文與事由之沿革與修訂，可認為在是訴訟條件之「條件」因素上進行類型化之工作）產生了一連串的交會、碰撞，進而導致密切之結合。表現此結合，最具代表性的是團藤博士之「公訴權理論否認論」、免訴裁判之「實體關係的形式裁判說」以及「形式訴訟條件與實體訴訟條件」之區分，「公訴權理論否認論」解釋了「公訴權消滅」相關條文之刪除，並使公訴權理論成為訴訟條件理論之一個面向；後二者，則使「免訴」與「不受理」判決之區別獲得理論基礎，並將法定形式裁判之事由，內化為訴訟條件之事由。在這樣的訴訟條件蓬勃氣象下，日本因戰敗，刑事訴訟法在承繼前開法、德大陸法之下，又強迫性地繼受了美國之當事人進行主義。在當事人進行主義之下，「當事人」凸顯為訴訟法之焦點，影響之下，檢察官之公訴權重獲重視（但重點在於抑制公訴而非強化公訴），被告之保障成為首要之考量，訴訟條件乃朝向「『起訴』條件說」發展，其表現則有「公訴權理論之復活」（引發「公訴權濫用論」之出現）、「訴訟條件之實質化與擴大化」（包括將訴訟條件之「訴訟」概念擴及「起訴」，「條件」概念則擴大成「超法規」）。我國由於刑事訴訟法主要繼受日本之大正刑事訴訟法，目前又有朝向當事人進行主義修法之種種提議與動向，有關訴訟條件之相關見解可認為是站在日本舊法發展之高點上（此所以學者多採團藤教授之見解），觀望日本新法之新動向（此所以平野、高田、青柳、松尾、田宮等教授之見解，日漸受到重視）。 本篇論文主要係以刑事訴訟上「訴訟條件」之相關課題作為研究對象與範圍。因此，方法上在確定相關問題點之後，即先嘗試回顧「訴訟條件」之理論構成與沿革，藉以重現訴訟條件之原始意涵與變革脈絡，期能有效掌握訴訟條件之理論基礎，以作為訴訟條件概念之思考基準；隨後則分析學者對訴訟條件之定義、分類以及類似概念之比較，並就訴訟條件之本質、機能及範圍加以檢討，以便界定訴訟條件之概念與地位，俾供往後相關課題討論之所本。此即【第二章 訴訟條件理論之歷史沿革】與【第三章 訴訟條件概念之掌握與界定】。至於【第四章 法定的訴訟條件】、【第五章 超法規的訴訟條件】，則透過分析訴訟條件與「判決」、「起訴」之關係，藉以釐清實定法上免訴、不受理、管轄錯誤以及絕對不起訴處分之事由與訴訟條件之關連，並進而明瞭超法規的訴訟條件事由之生成、內涵及發展動向。【第六章 訴訟條件在訴訟上之處理】則依據第二章、第三章之基準與前提，針對訴訟條件事由在刑事訴訟適用上所面臨之種種問題作個別之討論；至於【第七章 結論】，則為本論文報告之研究所得整理。

我國刑事訴訟實務經常運用類推適用，解決法律所未明文規範之案型，也因此，刑事訴訟法是否容許類推適用？實務上運用類推適用是否合理妥適？會否誤用類推適用之概念？或是與其他的法學方法產生混淆？甚至是濫用類推適用導致侵害立法權之核心領域？等等，都是本文所欲深入研究探討的議題。 　　開始進入本文討論核心之前，首應處理的便係刑事訴訟法是否容許類推適用，此一先決問題，惟基於文章結構安排的流暢性，筆者將其列於第四章加以探討。透過刑事訴訟法與刑法之比較、刑事訴訟法本質之探究、比較法之借鑑等等，肯認刑事訴訟法上類推適用之容許性。 接著，本文嘗試以法學方法為基礎，分別就應然面向與實然面向，探討刑事訴訟法上之類推適用。就應然面相而言，筆者先於第二、三章，釐清法學方法中法律漏洞與類推適用之基礎概念，復於第四章納入刑事訴訟法特有之目的與價值考量，建構了一個刑事訴訟法上之類推適用，理想中應有的三階段操作模式：開放性法律漏洞之確認、類推適用中類似性之探求，以及刑事訴訟法上妥適性之權衡。復將觀察焦點轉向實然面向，筆者於第五章將關於刑事訴訟上類推適用之實務見解分為六大類型：大法官解釋與判例之類推適用、強制處分之類推適用、證據能力之類推適用、傳聞例外之類推適用、技術性規範之類推適用，以及實務否定之類推適用。於探討各類規範類推適用之容許性後，實際運用筆者於應然面向所建立之理想操作模型，對於二十多則的實務見解，一一檢驗與評析。 惟我國實務對於法學方法尚未能精確掌握，屢屢誤用類推適用，致與其他法學方法互相混淆，對於類推適用之操作與論述亦過於簡略，未能為個案司法造法之類推適用提供充足的理由與論證。故而，本文強調於刑事訴訟法之類推適用中，應納入法學方法之思考方式，尤須特別著重妥適性之權衡，將刑事訴訟法三大目的與其他原理原則納入權衡與考量。期能以本文所建構之操作模型，作為刑事訴訟法實務上運用類推適用時之參考，並引發學界與實務對於法學方法在刑事訴訟法上運用之關注。

本論文係以清代軍政規範做為研究主軸，而所探討之主題依序分別為武職「仕進」、「俸餉」、「養廉銀」、「議敘及賞卹」、及「軍律」等五項。所依據之史料主要為《欽定武場條例》、《欽定戶部則例》、《欽定兵部處分則例》、《清朝文獻通考》、以及《大清律例》等。 對於仕進部分，本研究依據《欽定武場條例》發現清代武鄉試之錄取率不到4%，而為籌措財源而增廣學額與中額後，除江西、浙江、順天三個省域不升反降外，其餘各省域之錄取率多數皆增加，這應是清政府經過細算過的結果，但對踴躍捐輸之江西實有規範上的不公。此外，從管轄幅度而言，綠營武職之管轄幅度較八旗軍為高，因此其所承受之管理壓力自然也就較大，然而綠營之戰力並不因此而相對有所提升！至於武職之品級制度，雖已依乾隆之要求，照文職而改為九品十八階，但綠營仍有部分品級未見職銜。 有關武職之薪俸部分，因軍種區分為八旗與綠營兩類，透過解析《欽定戶部則例》之內容，可以發現此兩類軍種，其將弁兵丁之所得項目有所不同，致使無法直接進行比較，而須經過仔細換算方能瞭解兩者之差異。此外，就多數之地域而言，八旗兵丁之所得高於綠營兵丁，這也應是清政府刻意之做法，以模糊獨厚旗人的事實。而武職養廉，起源於親丁名糧制度，幾經調整後至乾隆四十六年底方定名為武職養廉，但此一舉措雖使武職職官有了合法且固定性之額外收入，但也使清政府之軍需費用因乾隆挑補實兵而大幅增加，進而致使日後不得不予以裁減以節約開支。武職養廉定案後，曾以「議罰養廉」以做為官員之行政懲處，以及以「停廉充餉」之行政做為，縮減開支以挹注困窘之國家財政。 就議敘及賞卹而言，清政府對於立有戰功之將士，給予不同軍功及功牌之肯定，並對兵丁賞予一定之經濟性鼓勵，而其規範俱載於《欽定兵部處則例》之內。武職將兵若因公而致傷殘亡時，清政府亦訂有撫卹制度，以使將弁兵丁勇於報效國家而無後顧之憂。其中戰功議敘主要係針對前進、水戰、執纛、攻城四類而設，而賞卹則隨身體之傷、殘、亡情況，給予不同之撫卹，甚至直接於《大清律例》中明訂「優卹軍屬」之律文。 最後就清代之軍律而言，主要規範於《大清律例》以及《欽定兵部處分則例》之內。《大清律例》軍政門共計二十一條律文及四十二條條例，其律文因仍自《大明律》，小註則於順治三年為有效解讀《大明律》而進行增註，其後軍政門各條例續有添加，至同治九年方不再修正。前述《大清律例》、《欽定兵部處分則例》可視為法典式之軍律規範，而其他口語式或是條列式之軍令，如雍正之《上諭軍令條約》及乾隆之《行軍簡明紀律》，則可視為非法典式之軍律規範。因《大清律例》與《兵部處分則例》之條文呈現大量互補之型態，因此兩者需於互相參看後，方能確定實際之懲處規定。 要言之，本研究所探討之五項與武職相關之軍政議題，每一項議題清政府都有相應之法規範進行處理。而清政府之主要法規範即為《大清律例》，以及各部會所刊行之則例，其中各則例應時而修，而《大清律例》則於乾隆五年後僅修條例。隨環境之變遷，除與刑律相關者外，在有例不用律之原則下，主要之依據均宜以具備功能性之則例為主。 / This study tries to explore the following five military legal norms: enrollment, earnings, merits, awards and military act in Qing Dynasty. The major references are Regulations of Military Testing (Wǔchǎng tiáolì), Regulations of Population (Hù bù zé lì), Regulations of Ministry of Military Affairs (Bīngbù chǔfèn zé lì),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General History in Qing Dynasty (Wénxiàn tōng kǎo), and Legal Codes of Qing Dynasty (Dà qīng lǜ lì). After reviewing the military county test as coded in Regulations of Military Testing, the admission rate is less than 4% and there are three proviences (i.e., Jiangxi, Zhèjiāng. Shùntiān) that donate huge amount of money to gain more headcounts allowed for being admitted. Among them, the Jiangxi provience donates most but the overall admission rate goes downwards instead of upwards; hence, it is obviously unfair to the Jiangxi provience even the whole system is articulated planned. In addition, the controlling span for military officers of Green Banners (Lùyíng) is much larger than the Eight Banners (Bāqí); therefore, the management pressure for Green Banners’ officers is also higher. Nevertheless, the military capability for Green Banners’ officers is not enhanced even they have more soliders under their supervision. As for the military ranking system, Qing government follows Qiánlóng’s direction and makes it identical to the administrative ranking system with nine grades and eighteen layers. Examining in details, some grades and layers for Green Banners are not actually filled with military positions. For the compensation packages of military personnel, there are certain discripencies between Lùyíng and Bāqí 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recorded in the Regulations of Populations. As it is difficult to directly compare the compensation pacakages by items between Lùyíng and Bāqí; consequently, it is necessary to convert the data into uniform standards before the comparision of two kinds of military units can be made and it is believed that such difficulties are intentionally created by the Qing Dynasty. As the data shows, for most of the areas located with military forces, soliders of Bāqí get higher compenstation than the Lùyíng. For the nourishing honesty silver (Yanglianyin) offered to the military officers, its name was firstly coined as compensation for accompany soliders of military officers and finally fixed by Qianlong after a long period of evolution . After Yanglianyin is institutionalized, the military officers are entitled to a fixed amount of compensation but such offer also raises the military expenses for the Qing Dynasty and plants the seed for military headcounts cut in the later years. In the meantime, the government is wised enough to cut the Yanglianyin when the officers fail to perform their duties or to cut a certain percentage of the Yanglianyin in order that Qing Dynasty can fight against with the rebels with saved expenses. Either way has helped the Qing Dynasty to better manage its difficult financial situation. For the merits and awards issues, Qing government sets up rules to give credits, honor and even financial bonus to those military personnel in recognition of their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The rules are coded in the Regulations of Ministry of Military Affairs. In case the military personnel is wounded, crippled, or deceased, the Qing government also has well planned consolation payment system to support those soldiers in order to encourage them to move forward in the battle field without fear of losing their lives. The merit system is majorly focused on the advance merit, water battle merit, carrying flag merit, and charging wall merit. The consolation payment system will also take place when the military personnel is injured, crippled or even deceased. The Legal Codes of Qing Dynasty also has article aims at giving better support to those who lost their family members in the military units. The military act is primarily coded in the Legal Codes of Qing Dynasty and Regulations of Ministry of Military Affairs. The military governance section of the Legal Codes of Qing Dynasty has twenty-one articles and forty-two ordinances. As the law is transplanted from the Ming Dynasty, all the small notes added by the Shùnzhì, in his 3rd year, is to help the Qing officers to better understand and execute the Legal Codes of Qing Dynasty. Further enhancement was made still to the Legal Codes of Qing Dynastry till the 9th year of Tóngzhì . The Legal Codes of Qing Dynasty and Regulations of Ministry of Military Affairs in this study are regarded as the Codified Code and other oral disciplines or military orders given before the battle are regarded as the non- Codified Code. As the the Legal Codes of Qing Dynasty and Regulations of Ministry of Military Affairs are mutually complementary,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cross reference of these two rules before making the final judgement. Overall speaking, this study explores five themes of the military legal norms related to military officers. All of them are equipped with proper legal regulations to deal with concerned issues. The major legal codes are the Legal Codes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Regulatons of each ministries. However, the Regulation will be revised on regularly basis but the Legal Codes of Qing Dynasty can only be attached with additional ordinances. As the Regulatins have gain more prestigious position over the the Legal Codes of Qing Dynasty, it is better to make judgements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ons unless the cases are more related to the criminal penalties.